抵达与回归之间——评哈金的新作《移民作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作论文,移民论文,作家论文,评哈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移民作家》是美籍华人作家哈金的又一新作，自1990年起，哈金出版过三本诗集、三部短篇小说集及五部长篇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多产作家，其作品多次获得美国文学界大奖，《移民作家》与作者此前创作的其它作品不同，是作者的第一部非虚构类作品，也是他的首部批评文集。
《移民作家》包括既相对独立但又密切相关的三篇论文，它们分别是：“部落代言人”(“Spokesman and the Tribe”)；“背叛的语言”(“Language of Betrayal”)以及“个人的家园”(“An Individual’s Homeland”)。移民作家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同原因造成的移民、流放以及难民处境从根本上讲都是一种流离失所(displacement)，不管是自我放逐，强迫流放抑或政治避难，流落在异国土地上的作家都可以称之为“移民作家”，这是哈金在《移民作家》中营造的想象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包括林语堂、索尔仁尼琴、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以及昆德拉等著名移民作家在内的“想象的共同体”，作者身居其中，与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作家展开对话，探讨移民作家特有的身份、语言以及家园等问题，旨在揭示“移民作家的生存状况”(x)①。
“部落代言人”主要围绕移民作家的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纠葛展开。早在1990年，作者在其处女作《于无声处》的“前言”中曾经写道：“我要为那些不幸的、苦难的、或者被削亡的，处于生活底层的人代言”，然而，十几年过后，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他坦言“(那时)我没有意识到采取这一立场的复杂性和非现实性”(4)，作者对自己早期声称作为“底层代言人”的志向产生了怀疑。的确，在公众看来，移民作家应该成为“部落代言人”，他们肩负着社会的责任，但是究竟能否成为“部落代言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充当这一角色，在社会责任与艺术诉求之间如何选择，不仅关乎忠诚问题，更关系到移民作家的“生存”问题，作者通过索尔仁尼琴和林语堂两位移民作家的经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索尔仁尼琴和林语堂作为移民作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均旅居美国多年，都拒绝加入美国国籍，并且都把自己看作“部落代言人”。索尔仁尼琴1976年流亡美国，一生坚持只为自己的祖国写作，而华人作家林语堂则担当了“文化大使”的角色；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索尔仁尼琴坚持使用母语——俄语创作，而林语堂后期却选择了使用英语创作。索尔仁尼琴在美国孤独地生活了近20年之后，最后回到俄国，实现了奥德修斯式的伟大“回归”，而林语堂在美国生活了30年，虽然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但他凭借自己的艺术创作——《京华烟云》的翻译本抵达中国读者这一事实，跨越了时空，实现了精神上的“回归”。在哈金看来：“一个具有创作力的作家应有志于成为文化的创作者，而不是介绍人，同样一部伟大的小说不仅要呈现文化，还要创造文化，这样一部作品不仅要让世界了解信息还要激发读者的情感，让读者了解自身的生存状态”(17)。他认为，在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作家必须忠于自己的艺术，因为“只有文学能够穿越历史、政治、和语言的屏障抵达读者中间，包括作家母国的人民在内”(22)。移民作家对于艺术的坚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对立。
“背叛的语言”与第一篇论文的主题密切相关，因为移民作家选择母语还是居住国的语言进行创作，往往代表着“忠诚”还是“背叛”，在作者看来，移民作家最大的背叛莫过于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写作，然而，移民作家为何要坚持使用居住国的语言进行创作呢？对于这一问题，约瑟夫·布罗茨基曾做过如下评论：“一个作家使用另一种语言而不是母语写作，他这样做要么是出于需要，如康拉德，要么是因为志向远大，如纳博科夫，或者是为了更加疏离之目的，如贝克特”(33)。哈金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作家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十分复杂的，需要、志向和疏离等因素往往同时交织在一起，在哈金看来，纳博科夫之所以选择英语还在于他认为俄语是一种濒临死亡的语言，同样是出于需要；而对于康拉德的选择，人们常常归结于需要，他本人也曾经说过，如果他不用英语写作，就必定什么都写不出来。然而，哈金认为康拉德之所以使用英语创作，另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作者。的确，移民作家选择使用居住国的语言进行创作，不仅要背负沉重的社会压力，更要面临创作过程中的种种挑战——生存问题。但“生存”的意义并非仅指形而下的物质温饱，“生存”在于“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生存还意味着充分发挥生命价值，追求梦想”(32)。在创作中，纳博科夫与康拉德等移民作家将非母语创作的弊端转变为有利因素，开创了移民文学传统，成为其他移民作家效仿的榜样。
在以往的访谈中，哈金曾多次谈到自己选择英语进行创作是为了“生存”，这与康拉德的回答十分相似，让人们不禁联想到作者之所以选择英语创作的另一原因在于“追求梦想”，也许正是由于作者本人亲历了同样的移民创作体验，才有如此深刻的体会。
移民作家使用英语创作，并非要一味地坚持英语固有的传统，在作者看来，移民作家需要使用合成语言(a language of synthesis)，以确保作品更有意义、更加真实。这种语言更多的建立在相似而不是差异基础上的，是一种超越了能指的语言(59)。作者的合成语言观在本论文集中也得到了体现，他在创作中融入了汉语成语和谚语直译，如作者使用“Gold nests and silver nests,none is as nice as your own straw nest”(“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65)取代英语已有的表达：“East,west,home is the best”；而汉语成语“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英文翻译“Return home robed in silk and brocade and glorify your ancestors”，与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表述“Everyman has a lurking wish to appear considerable in his native place”并置(65)，给读者带来一种特殊的“陌生化”效果，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语的传统，形成了作者独有的语言风格。然而，语言的杂糅需要保持在一定的尺度之内，这就是作者坚持的“翻译性”(translatability)原则，亦即当作品翻译成其它语言时，作品及作品所描写的人物的语言仍然具有意义，由此可见，移民作家的创作不仅以居住国的读者为导向，作者同时还要兼顾作品翻译文本读者的期待视野，为此，移民作家使用英语创作，在英语文学中寻找自身位置的同时，还要努力超越语言的屏障，惟有如此，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世界。
移民作家远离故国，在异国他乡追寻艺术梦想，在“抵达”的同时，“回归”的问题也会接踵而至。在“个人的家园”中，作者借希腊诗人卡瓦菲的诗作“伊萨卡”(“Ithaka”)与荷马史诗中“伊萨卡”寓意的不同，对“家园”概念做了重新阐释。在荷马史诗中，“伊萨卡”作为奥德修斯的家园，是英雄命中注定要回归的地方，重返“伊萨卡”象征着“回归”；而在卡瓦菲的诗中，对于即将踏上旅程的人而言，“伊萨卡”则成为人们理想中的目的地，意味着“抵达”。由此可见，“家园”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语境的变迁、主体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家园由此带有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变得漂浮不定，难以企及。
“移居”现象自古有之，在过去“移居”更多的与“放逐”、“流放”联系在一起，带有一定的政治和宗教色彩，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移居”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便利的通讯设施促进了人员的流动，而“家园”概念的游弋、模糊却造成了“回归”的困难，在此，“回归”不再指称身体层面的重返家园，而是“如何看待过去以及是否把过去看作自我组成部分的问题”(72)。这样，“家园”更多的与“过去”联系在了一起，作者通过米兰·昆德拉的《无知》与奈保尔的《河湾》两部作品的主题，重新阐释了“家园”的概念，表明了自己对待“过去”的态度。在作者看来，“‘家园’更多地意味着‘抵达’而不是‘回归’”(84)。然而作者也承认：“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无法彻底忘记过去——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过去使旅程更加顺利”(86)。由此可见，作者对待“过去”的矛盾态度，为了艺术创作，要忘记过去，然而为了“抵达”艺术理想，又不得不利用过去。
在作者看来，创作犹如没有终点的旅行，移民作家游走在两种文化的边界，在社会责任与艺术诉求之间、忠诚与背叛之间、抵达与回归之间的矛盾徘徊中，孤独地探索其“生存”之道，不管是故国的记忆抑或居住国的生存经历，与作家的艺术诉求相比，都已变得不再重要，“作家的‘艺术’是他‘真正的护照’”(ix)，因为其不朽的艺术作品可以穿越国界，抵达故国读者，实现精神意义上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讲，“抵达”亦是“回归”——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回归。
哈金于上个世纪80年代移民美国，现已成为新移民作家的代表人物，然而国内学界对于他的创作颇有争议，有研究者认为哈金获奖主要是由于作品中的政治色彩，其作品对于中国的东方主义描述迎合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还有学者认为哈金描写的中国故事，毫无新意，缺乏研究价值，②其作品在国内外接受上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这一现象很值得关注，《移民作家》为研究者了解作者的创作观提供了管窥之见，对作者及其作品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解：
①引文皆选自：The Writer as Migrant，译文由本文作者翻译。
②参见刘意青：“拿诚实作交易——哈金和他的小说《等待》”《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14日；应雁：“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论哈金作品”，《外国文学评论》1(2004)31-37；郜元宝：“谈哈金并致海外中国作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6(2005)7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