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人口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人口论文,结构论文,关系论文,储蓄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近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均近10%的高速度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是，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几乎都在30%以上，而且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在很低的收入水平上完成的，这在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中非常特殊。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经历了从1949年到60年代中期前的年轻型转变为从60年代中期八十年代末的成年型转变；到199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逐步向老年型转变。劳动力供给开始由无限供给变成供求比较均衡，甚至在中国某些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人口结构因素如何影响储蓄率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直接的政策涵义。因此，有必要利用中国的有关数据，对储蓄率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2 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高度的关注一个问题。Leff(1969)利用1964年74个国家截面资料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对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Ram(1982)利用1977年128个国家截面数据进一步研究，也得出基本相似的结论。Modigliani(1986)认为，在人口稳态增长条件下，一个国家储蓄率与其人均收入完全无关，而取决于人均收入增长率和人口年龄结构。Kelly和Schmid(1996)通过对20世纪60至80年代89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储蓄率与幼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在80年代负相关，在60年代和70年代没有显著关系。Higgins和Williamson(1996)对1952-1992年16个亚洲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分析了储蓄率与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当期储蓄与年龄构成之间存在依赖关系。Bloom和Williamson(1998)认为，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将导致该时期的储蓄率大幅度上升。而Schultz(2005)则用相同的数据重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当期储蓄与年龄构成之间没有重大的依赖关系。
近十年来，已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储蓄率的问题展开了研究。Johnson(1999)指出，生育率下降是否提高了中国的储蓄率还不清楚。Wakabayashi和Mackelar(1999)分别估计中国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储蓄函数，并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的影响，他们结果也证实，中国的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以及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存在反向变动的现象，但是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的负相关性更强。Kraay(2000)发现，中国过高的储蓄率部分可以由经济高速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可以由人口因素的变化来解释。Harbaugh(2003)逐一分析了可能导致中国高储蓄现象的诸多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历史体验、转型因素、人口因素、资本短缺国家的高储蓄回报、生存性消费、习惯性坚持、相对消费等。Modigliani和Cao(2004)把中国的家庭高储蓄归因于经济的增长和人口格局的变化。国内学者对中国储蓄率问题的关注主要有以下研究。刘金全和郭整风(2002)运用1990年1季度到2001年1季度数据，对我国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发现，我国现阶段的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影响，但实际水平对储蓄增量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影响。因此他们认为，高经济增长可能是中国目前高储蓄的原因。袁志刚和宋铮(2000)研究证明，人口老龄化一般都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因此，中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很可能是造成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德文、蔡昉和张学辉(2004)的实证研究也说明，我国人口转变对目前的储蓄率有着显著性的正向影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王弟海和龚六堂(2007)认为导致中国目前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高经济增长率、高资本产出弹性、高主观贴现率高资本回报率以及短视性预期存在。
人口红利的理论研究表明，人口指标中的生育率指标快速下降时，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对储蓄率增长将具有一个促进作用。对人口出生率分析表明，中国人口结构中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始于60年代中期，但有关中国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人口结构的关系问题研究却没有选择从这一时期开始考察。明显地，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期对正确分析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储蓄率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要。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计量分析模型的自相问题通常被忽略，因此，本文在考虑这些问题的基础对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进行研究。
3 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对文献关于储蓄率影响因素的梳理并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计量分析模型中包括以下几类变量：(1)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为代表的经济变量；(2)人口结构变量，包括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等变量；(3)政策变量，考虑到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范围严格执行的对人口结构有重要影响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文在模型中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计划生育政策。考虑到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之间存在完全线性相关关系，因此，建立以下两个模型分别进行考察。
3.2 数据说明及实证分析
从中国人口的统计资料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在60年代中前期开始同步快速下降，因此，选择的样本期间为1963年到2006年共44年的全国（台湾、香港和澳门除外）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为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所涉及到的指标有：储蓄率、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增长率、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是否实行了计划生育等等。其中，个别年份没有的数据，本文利用统计学中的线性插值法进行了估算。根据上述时间序列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明显地，比较表1中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考虑残差与上一期储蓄率有关的模型比不考虑的模型要好，为了更好分析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将抚养比分解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模型比合并为总抚养比的模型要好。因此，本文的计量分析结果主要以模型(3)的结果出发来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在经济变量中，快速增长的人均国民收入对储蓄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高积累政策，而且中国的储蓄率是在低收入水平的基础上的高储蓄率，快速的生育率下降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减轻从而引起人均消费永久性提高等原因。此外，长期以较高速度增长的经济对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该结论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2)人口结构变量中，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方向的显著影响。通常0到14岁的少年和儿童都处于消费时期，随着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那么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因此，少儿人口对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这一结果与Higgins和Williamson(1996)的观点相同而与Schultz(2005)的观点相反。此外，老年抚养比虽然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为反方向，但其影响并不显著。(3)在政策变量中，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有显著负的影响，也就是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相比于不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会使储蓄率下降，这一结果说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的观点并不可信。此外，滞后一期的储蓄率对当期的储蓄率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这表明中国储蓄具有惯性，这种惯性主要由东方民族的储蓄习性所决定。
进一步，根据模型(3)所得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1963年到2006年各个解释变量对储蓄率的平均绝对贡献和平均贡献率。
从表2可得如下基本结论：(1)在所有显著影响因素中，前一期的储蓄率对当期的储蓄率的影响比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从1963到2006年，前一期的储蓄率其对储蓄率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57.4859%。这表明中国储蓄率增长主要由其自身决定。(2)经济增长率是决定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从1963到2006年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储蓄率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9.2081%。这表明中国经济的以一定的速度发展，对中国储蓄率的增长有促进作用。(3)在人口结构因素中，少儿抚养比对当期的储蓄率的影响比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小。从1963到2006年，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中国的储蓄率的平均贡献率为14.2879%，这表明中国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中国储蓄率的增长有较大促进作用。此外，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见，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有显著影响，但无法从数值上刻画该政策对储蓄率增长的贡献。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引入滞后项消除计量模型的自相关性，分析了经济变量、人口结构变量与储蓄率的关系。对中国1963年到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除了受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外，还受到上一期的储蓄率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对当期储蓄率具有决定意义。从影响的方向看，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政策变量和储蓄习性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与建议：(1)从前一期储蓄率对当期储蓄率的决定性影响看，由于我国的储蓄率可能受到文化、心理、对未来工资短视性预期和高风险规避性的影响而具有刚性，短期内很难得到调整，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增长表现为更多地依赖于通过储蓄形成资本并最终转化为投资来实现，而通过扩大内需来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为此，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个人生活的不确定性，将有利于引导居民消费，改变经济增长模式。(2)从人口结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初开始严格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促使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于推动储蓄率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快速，这证实了中国人口政策取得成功的一面。另一方面，与少儿抚养比相应的是，随着中国社会逐步步入老龄化阶段，人口负担将越来越重，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将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