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启动经济 应着眼于提高最终消费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经济形势及相关对策的不同见解
199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洪涝灾害，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中央所采取的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增长率达到7.8%。但投资的扩大，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的行为，而社会投资和民间消费则均无明显地跟进。1999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性、指导性调控目标为7%左右。目前，学术界对如何进一步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展开了活跃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的见解：
1.“继续下滑有益”说
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这一轮波动，在1992年达到波峰后，从1993年起到1998年，已连续下滑六年。有学者认为，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下滑态势还应继续下去，这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和转变增长方式，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结构调整和化解金融风险。
2.“有效供给不足”说
这是从供给结构提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从供求关系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结构方面存在问题。这里所说的“结构问题”是指，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产品不适销对路，包括产品的质量差，款式过时，以及一些产品如小轿车等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和缺乏规模效应而导致的价格水平过高。过去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产品结构难以升级。
3.“消费结构断层”说
这是从消费结构提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回落，主要原因还是我国经济内部存在着某种特定类型的结构性矛盾。这里所说的“结构性矛盾”是指，老的消费热点已风光不再，而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城市的消费结构正处于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的阶段，由百元消费、千元消费向数万元以上消费的升级阶段。而现在，消费结构的升级遇到了困难。其困难不在于“技术性约束”，而主要是受到现有的住房、社会保障、金融等方面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制约。积极推动以住宅等为重点的一系列新消费热点的形成，是当务之急。
4.“有效需求不足”说
这是从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提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已转入需求约束时期，有效需求不足成了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刺激有效需求将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和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
5.“消费需求不足”说
这是从消费需求提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乏力是当前的主要问题，而我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偏低是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基本原因。归根到底，是低收入限制了消费。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属于高收入层的人，为数并不多；最大量的低收入者，实则还处于不足以温饱或仅够温饱的水平；而处于以上二者之间的中等收入者（大多为工薪收入者和小本经营者），还不能称为中产阶层，他们温饱虽有余，但收入仍不足以购买住房、小轿车等消费品。只有当真正的中产阶层形成了，而且在人口中占多数，形成纺锤形的分布时，我国的消费和市场才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城市中住宅需求不旺，说到底还是收入不高决定的。
6.“社会投资不足”说
这是从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提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国内体制性信贷萎缩和由此导致的社会投资不足是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20年来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发展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非国有经济部门。但是，多年来，我们却一直没能发展起一个与非国有产业部门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
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症结
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失调
以上各种不同观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寻了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各种观点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各自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所提政策建议的着力点或切入点不同。看来，针对各项问题，需要综合“治理”。但将各种问题按其相互关系和内在逻辑进行梳理排队，我们认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症结应归结为：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调。
在这里，“社会总产品”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最终消费，二是资本形成，三是净出口。前两个部分占绝大多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主要是指，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比例关系。这在过去原有的核算体系下，称之为国民收入最终使用中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这一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能否顺畅运行的最基本、最综合的比例关系，是比其他的结构问题（如供给面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需求面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等）更具基础性的结构问题。我们说这一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失调是指，在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中，伴随最终消费绝对额的不断增长，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GDP生产额的比重却在显著下降，近几年来已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形象地说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这块蛋糕在不断地做大，所切下来的最终消费这部分也在不断增长，但所切下来的这部分的比例却在不断地缩小。在长期的高速增长中，这一问题逐渐累积，终于成为阻碍社会再生产正常循环的严重障碍。
图表给出了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额占GDP生产额的比重）、净出口和误差率（净出口额和统计误差占GDP生产额的比重）的曲线。每种比率均以三种价格给出：一是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现有数据为1952-1996年），二是按当年价计算（现有数据为1952-1997年），三是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现有数据为1978-1996年）。按不变价的计算，反映的是实物量的变化情况；按当年价的计算，反映的是货币价值量的变化情况。从图表看到，1981年以来，按三种价格计算的最终消费率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最终消费率曲线，到其尾端，即1994、1995、1996年，已降低到51%左右的历史最低水平。按当年价计算的最终消费率曲线，到1994年下降为58.2%，这是除1959年的57.1%之外的历史最低水平。1996年与1981年相比，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最终消费率下降了9.8个百分点；按当年价的计算，下降了7.6个百分点；按1978年不变价的计算，下降了10.6个百分点。
消费与积累比例的历史回顾
建国以来，关于消费与积累这一社会再生产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曾经有过两次大失调，相应地引发了学术界的两次大讨论。第一次大讨论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在大跃进中，高积累高投资造成了最终消费率的大幅度下降。从图表看到，最终消费率出现了一个大深谷，由“一五”时期平均的75.8%（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下同），猛降到1958年的62.3%和1959年的54.2%。由此造成的社会再生产的严重梗阻，使我们第一次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一最基本的比例关系的“厉害”。第二次大讨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60年代初的大调整后，最终消费率重新上升，1961至1969年间，平均为70%（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下同）。但从1970年开始，最终消费率再次大幅度下跌，经过1970至1977年的低位徘徊，到1978年直下降到56.7%。由此造成的社会再生产的严重梗阻，使我们第二次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一最基本的比例关系的“厉害”。经过改革开放之初的大调整，最终消费率又重新有所上升，1981年回升到61.2%（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下同）。但此后，最终消费率又开始下降，在波动中，直下降到1994年的51.9%，1995年的51.2%和1996年的51.4%，降为历史最低水平。
这次最终消费率下降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最终消费率的这一次大幅度下降与前两次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就是：
其一，改革开放以前，最终消费率的两次大幅度下降，第一次是伴随着最终消费额的绝对下降，第二次是伴随着最终消费增长速度的明显下降。总的看，1952-1978年的26年中，最终消费额仅扩大了2.3倍，年均增长仅4.7%。而改革开放之后，最终消费率的这一次大幅度下降，则是在最终消费额的绝对量不断迅速扩大、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明显提高的基础上发生的。1978-1996年的17年中，最终消费额扩大了3.9倍，年均增长达9.8%。最终消费额的迅速扩大和显著增长，掩盖了最终消费率的下降趋势。
其二，改革开放以前，最终消费率两次大幅度下降的年份（1958-1959;1970-1978年），对应着资本形成率的上升、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上升。而近几年来最终消费率的大幅度下降，虽然仍对应着资本形成率的上升，但却同时对应着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下降。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下降，掩盖了资本形成率的上升，从而掩盖了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中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这一最基本的比例关系的失调。
其三，从最近几年来的动态看（1995-1996年），按不变价计算时，即按实物量考察时，最终消费率是下降的，资本形成率是上升的；而按当年价计算时，情况正相反，最终消费率是上升的、资本形成率是下降的。价格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中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这一比例关系的失调。
最终消费率的这一次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者，资本形成率高。近20年来，资本形成率一直处于高位水平，且近年来位势又有上升。高积累高投资维持着经济的高增长。
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资本形成率：1953-1969年平均为30.1%；1970-1977年平均为39.3%；1978-1996年平均上升为41.3%，其中，1993-1996年平均高达43.7%。按当年价计算的资本形成率：1953-1969年平均为26.9%；1970-1977年平均为33.6%；1978-1996年平均上升为36.8%，其中，1993-1996年平均高达41.2%。
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资本形成率：1978-1996年平均为35.8%，其中，1993-1996年平均高达38%。
二者，居民收支因素的变化。近年来最终消费率的进一步下降，与居民现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增长减缓、而现期支出和预期支出又大幅度增加密切相关，由此，使一部分现期消费转化为强制储蓄和投资积累。
进一步启动经济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症结在于，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调，突出表现为最终消费率已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为此，我们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可概括为八句话：控制国家投资、直接启动消费、减轻居民负担、增加居民收入、改革分配体制、理顺分配关系、带动社会投资、形成良性循环。
控制国家投资、直接启动消费是指，在各层次的结构调整中，首先调整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降低资本形成率，提高最终消费率；在投资与消费双轮启动中，在保持投资一定增长的同时，适度控制国家财政与准财政（政策性贷款）的投资规模，直接加大启动消费的力度。
直接启动消费，在我国目前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尚低的情况下，主要不能指望降息和消费信贷，也不能指望没有收入提高为基础的、单纯观念上的“引导”和“鼓励”，而应实实在在地减轻居民支出负担，增加居民收入。这要靠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理顺分配关系来实现。
理顺分配关系，既是减轻居民支出负担、提高居民收入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改革至今，可以说，在国有单位内，分配体制方面的改革一直尚未根本触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现有工资结构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吃、穿、用”等基本生活消费的需要，而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是福利性的。现在，若将这些福利性消费转化为商业性消费，则必须重新设计和调整工资结构。另一方面，“脑体倒挂”、“高薪养廉”、“企业家激励机制”等重大分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显然，分配体制的改革已严重滞后。应该借这次启动经济的大好时机，积极推进分配体制改革。多年来，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很为不满。其实，人们是对收入差距的非合理拉大不满，包括对依靠高额商业利润“轻巧致富”甚至“非法致富”的现象不满，对以权谋私、挥霍公款的现象不满，对国有体制内与国有体制外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满。实际上，人们完全能够理解并期望的是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开。就企业的情况来说，我国产业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年年强调，而进展迟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在主要是外无市场、内无动力。外无市场是指，最终消费率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有现实购买力的消费市场的萎缩使产品结构调整失去了空间，使投资失去了方向。内无动力是指，无论是企业家还是银行家，都没有正常的分配机制以激励。所以，改革分配体制、理顺分配关系，既是扩大需求面的需要，也是改善供给面的需要。
减轻居民支出负担，既包括城镇居民也包括农村居民。在城镇，在工资结构没有改变之前，要减轻居民在现有收入结构下为购买住房、支付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负担。在农村，要减轻农民为各种收费而承受的支出负担。减轻城乡居民的支出负担，也就等于增加了他们的收入，盘活了他们的储蓄，提高了购买力。
通过分配体制的改革来启动消费，通过消费市场的活跃来带动投资，这就为整个社会投资，包括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集体和个人的投资提供了应有的空间和市场导向，这也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亦有利于减少银行呆账坏账。由消费到投资、到生产都活跃起来，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增加财政收入，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进入良性循环。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
第一，控制和压缩国家财政投资，可为分配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资金；而一定的财政投资资金，可从适量地发行国债特别是适量增加建设性专项国债的途径来解决。但需注意，无论是进行分配体制改革，还是进行财政投资，都要量“国力”而行。就工资结构的调整与消费结构的升级而言，从我国目前的国力出发，总体上说，还只能处在由低档次的“吃、穿、用”向高档次的“吃、穿、用”升级的阶段和逐步向“住、行”升级的阶段，而不能指望“住、行”的一步到位和大面积到位。与此相对应，在当前的经济启动中，主要依靠的产业对象应是与“吃、穿、用”本身升级相关的产业和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相关的第三产业。而与向“住、行”升级相关的产业，仍需一个过程才能成为支柱产业。
第二，分配体制的改革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目前，我国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二者间有一个“负缺口”，表现为轻度的通货紧缩。这正为分配体制改革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如果分配体制改革的力度把握得当，短期内并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当消费和投资均启动与活跃起来之后，则应注意适时地抑制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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