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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9)01—0051—05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也是反体系运动的发展。在广泛的反体系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具有重要的地位。社会民主主义一方面反对金融寡头，另一方面又促进和掩护着金融寡头的统治。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双重性质是由其所代表的中间阶层的两面性决定的。在世界体系的不同地带，金融寡头的性质和特点不同，中间阶层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和特点也就不同。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本文将顺次考察3个不同地区即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边缘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一、中心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
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跨国公司等垄断组织统治着巨大的生产部门，支配着各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一方面使生息资本和职能资本相分离，另一方面使大量货币资本从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并向银行集中。银行通过为某些资本家办理往来账、贴现票据等，就能够充分地了解其经济状况，进而对各资本家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以至最后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银行的集中更加强了其对产业资本的统治。极少数银行垄断了各种信用和投资业务。银行通过发行证券，大量地掠夺小投资者，获得惊人的创业利润。大银行和大垄断企业融合，形成了全新的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金融资本使经济具有了一定的组织性，但这种组织性只是被用作对大众进行掠夺的工具。在金融资本时代，获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善于开发潜在需求的工商业者，而是那些与寡头有联系的投机天才。金融寡头还参与地租投机。例如，金融寡头通过收买行政当局，获得土地证和建筑许可证，根据自己地块的位置随便改变交通运输业的布局，这样就能投机大量的级差地租。国家财政也始终是金融寡头的投机对象。超额垄断利润、创业利润、利息和股息、级差地租、财政转移等，这些投机性垄断机制就是金融资本的积累机制。通过这些机制，金融资本就惊人地膨胀起来。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是理解中间阶层的参照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少数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业资本，才能与银行资本融合起来，发展为投机性、寄生性、垄断性特别强的金融寡头，而大部分中小产业资本家则受金融寡头的控制。剥夺原料和劳动力、控制运输条件、切断销路和信贷、施行价格垄断、经营抵制、收买股票等，是金融寡头制服中小企业的常用手段。结果，数量众多的中小业主或者被金融寡头直接吞并，或者受金融寡头间接奴役。这些中小产业资本家构成中间阶级的上层。中间阶层的第2个组成部分是白领阶层，其中包括一部分职业经理人以及信息、教育、医疗、科研、法律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这些人构成社会中间势力的稳定成员。中间阶层的第3个组成部分是工人贵族。关于工人贵族的地位和阶级意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桑巴特都有过特别的关注和论述。此外，中间阶层还包含传统的小资产阶级。这些成分复杂的中间阶层，既不相同也有一致性，而社会民主党就是这种一致性的体现。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原则和中间阶层的某个部分发生了矛盾，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会对其理论原则加以进一步的折中和抽象化，以便模糊这种矛盾。社会民主党曾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它是在后来的发展中才愈益鲜明地变成整个中间阶层的代表的。可以说，布莱尔扭转工党颓势，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把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改造成了一个建立在整个中产阶级——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及其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技术高超的医生和教师——基础上的党。
由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中间阶层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必定对金融寡头的统治进行批判和限制。社会民主党所实施的国有化、累进税和福利政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限制了金融寡头的力量。《共产党宣言》就把累进税看作是进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初步骤之一。国有化和累进税使西欧各国政府长期把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集中在自己手中。在此基础上，西欧国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下，公民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医药与生产福利的权利，年老、残疾与失业者的保障权利，适当住房的权利，受教育和提高科学艺术的权利，妇女与儿童的权利等，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护。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社会民主党的福利政策遇到一定的困难，但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弃而是在改进福利政策。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政策一方面削弱了金融寡头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维护了金融寡头的统治，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对金融寡头的适应中推行自己的政策的。社会民主主义对金融寡头的适应性，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了加强。布莱尔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这种适应性的表现。
在政治上，社会民主党是维护普选制、多党制、议会制的基本力量。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是动员中间阶级、把利益有别的几个阶层组织起来的有效手段。在中间阶层的支持下，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执政地位。20世纪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下，社会民主党陷入困境。但在1999年，在欧盟15国当中，有11国的左翼政党又取得了执政权。在国际上，社会民主党奉行中立政策，支持国际经济合作和不结盟运动。在反霸权主义、解决拉美债务问题、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问题上，社会党国际都给拉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以很大的支持。社会党国际二十一大把新自由主义确定为批判对象。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主张多极化的、多边主义的和多层次的全球民主治理，把矛头直指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为了使联合国摆脱美国控制，社会党国际建议开征6项国际税来维持联合国的有效运转。这些政治趋向都表明社会民主党具有不同于大资产阶级政党的相对进步性。当然，社会民主党所坚持的议会民主制并不能阻挡金融寡头对政治的收买和操纵。社会党国际对拉美的支援，也是和其与美苏(俄)争夺战略空间相联的。社会民主党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评，并不能掩盖它们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联盟的霸权主义行径，也不能掩盖它们在冷战时期对发展中国家所推行的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政策。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曾经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出现，也曾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旗帜出现过。在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第二国际中的统一性破裂了。二战之后，社会民主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认为基督教关于人性的说教及其伦理要求、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人权、康德的伦理和哲学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舒马赫的自由社会主义，布洛克、阿登纳、科拉科夫斯基、拉斯基等人提出的最新理论等，和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一起，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的国有化主张也基本放弃了。可见，历史演化的最终结果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支独立力量，它有自己的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纲领和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的独立性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是和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积极争取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当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居于同一个党内时、当涉及到领导权的争夺时，二者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当面对金融寡头的统治时、当涉及到统一战线时，社会民主党则是共产党要尽力联合的对象。为了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列宁对第二国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但十月革命后，当涉及到反对西欧更反动的寡头资产阶级、造成与帝国主义的战略均势时，列宁是明确主张和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半国际重新联合的。可见，处理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时，争夺领导权和反对金融寡头是两个不同的尺度。
二、边缘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
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金融寡头和社会中间阶层的对立程度比中心国家还要大。金融寡头势力是最容易和土地贵族等旧社会势力结合起来的。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这些旧势力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拉美，随着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土地改革的催化作用，许多封建、半封建的大庄园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大农牧场。这些大农牧场主不断转移到工商业和金融业，而城市中的大资产阶级为了资本保值而进行土地投机，也在农村购置大量土地，这就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融合，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占有约一半的农业用地，还拥有巨额的资本，控制着不少大型企业和金融部门，对国营部门也有广泛的参与。在政治上，他们虽已不能垄断政权，但在政府、政党和军队中仍有其代理人或盟友，同时他们也能通过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和行业组织施加其政治影响。拉美国家的金融寡头还存在着对中心国家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更强化了这种依附性。在拉丁美洲，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边缘地带接受中心地带强迫分工的结果。一旦中心国家不需要，或者找到其他替代生产区，这些获得片面发展的农业资本主义就会萎缩下去。在金融买办资本的主导下，拉美国家常常呈现出一种低度发展的状态。在经济被控制的同时，边缘国家的政治也被中心国家操控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的扶植下，拉美多个国家出现由军人掌控的独裁政府。
在内外金融寡头势力的双重盘剥下，拉美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大限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拉美国家纷纷放弃进口替代政策，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中，拉美民族资产阶级承受着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的盘剥，负荷着中心国家转嫁来的危机，彼此之间在低端产业展开恶性竞争。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这些中小产业资本只能尽量压低工人工资。因而，边缘地带的工人是世界体系的受害者，这和中心地带的工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边缘地带的劳动者不仅被重度盘剥，更重要的还有被世界体系游离的问题。沃勒斯坦曾专门分析过边缘地带的半无产阶级化，即为数众多的劳动者不能为世界体系所吸收的问题。这些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劳动者大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拉美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特殊性。首先，在边缘国家，中间阶层很难像中心国家那样人数众多，因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不像中心国家那样普遍。在中心国家，革命激进主义的政党没有广泛活动的社会基础，而在拉美等边缘地带则恰恰相反，这里不乏列宁所说的那种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例如，由左翼政党和进步力量发起并参加的圣保罗论坛就提出了拉美国家应该进行“人民的革命”、“进步的革命”和“民主的革命”等主张。创办于1990年的圣保罗论坛，目前已发展为拉美地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左派组织的论坛，而以圣保罗论坛为主的拉美左派所发起的世界社会论坛，也已成为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性组织。其次，在边缘国家，中间阶级不像中心国家那样稳定，因而拉美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不像中心国家那样成型。在拉美，卓有成效的左派组织非常多。例如，委内瑞拉退役军人查维斯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同共产党等左派政党合作，取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2002年巴西劳工党候选人卢拉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出身劳工阶层的总统。同年，厄瓜多尔左翼政党“一·二一爱国社团”领导人古铁雷斯登上总统宝座。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哥伦比亚等国的左翼政治势力也都在迅速发展。这些左派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或远或近，关系复杂，这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几乎垄断左翼运动的图景是很不一样的。可见，拉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只能在和其他激进左派的共存和竞争中发展。最后，拉美特殊的政治斗争环境，不能不影响社会民主党自身的活动方式。因为社会矛盾的尖锐、改良主义的受挫、激进左翼斗争的鼓舞等，拉美社会民主党虽总体上仍倾向于改良主义，但是也显然比欧洲社会民主党要激进。70年代以来，拉美有些社会民主党改变了对暴力革命完全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还支持武装斗争。在与共产党的合作上，拉美社会民主党也比欧洲社会民主党更积极。为配合拉美政党同共产党合作的主张，社会党国际也不得不解除不允许其成员党与共产党合作的禁令。在国际上，拉丁美洲的社会民主党明确表示了反帝、反殖和支持拉美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好评。
在打击内外金融寡头势力的斗争中，拉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左派组织一起，在石油、天然气、铁路、电力等基础产业的国有化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拉美左派所推动的石油产业所有权的国有化，是民主运动的重大胜利，是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寡头资本主义的胜利。这种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如列宁所说，如果资本主义的大垄断组织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那它就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列宁看来，国家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则会是3/4的社会主义”[1](P237)。所谓苏维埃，也就是社会中下阶层的联合专政，也就是彻底民主主义的政权。可见，国有化的性质取决于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取决于国有化为哪些人的利益服务。俾斯麦的国有化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工人阶级国家的国有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拉美的国有化则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既然是半社会主义性质，那就还具有半资本主义性质。而且这半资本主义性质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大资本主义性质。一般的中小资本家是无法操纵国有经济的，只有那些金融寡头才有可能、才有机会做到这一点。例如，墨西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受本国私人垄断资本控制，对国际垄断资本有很强的依赖性，对中小资本具有很大的排斥性。可见拉美左派的民主主义运动，并不能排除金融寡头的实际统治；反过来，金融寡头也并不能排斥拉美左派上台执政的趋势，因为拉美左派的社会基础正是这些金融寡头的统治造成的。拉美左派和金融寡头的这种胶着状态，最后只能以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结束。这也是自然历史进程。
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
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固然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某些要求，但是其自身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些缺陷恰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和基础。
斯大林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脱离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斯大林背离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基本思路。早在革命胜利前，列宁就一直认为俄国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有西欧社会主义的援助。十月革命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退潮了，列宁认为应该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支持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来巩固资本主义阵营和苏俄之间已经形成的战略均势，并在此均势下依靠全国电气化计划，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在列宁看来，苏俄电气化离不开对国际生产资料和技术的利用。但是，既然对西方发达生产力的利用无法借助无产阶级国际援助的形式，那就只能通过贸易、租让制等形式来进行[2](P584)。而对外经济关系又需要相应的对外政治关系。列宁认为应该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包括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结成一定的同盟，因为这时苏俄不是以布尔什维克的身份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和西方打交道的。可见，列宁所谈的一国社会主义，是必然包含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进行间接利用的社会主义。斯大林中断了列宁的这些思路，他的一国社会主义，更多涉及的是抵御资本主义的武装威胁，而很少涉及对其积极利用的内容。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之所以比较巩固，还和他对整个国际形式的判断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大战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结果。而实际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性危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全球化经历了新一轮的高涨。在全球化的压力和诱惑下，苏联的社会民主主义成长了起来。
斯大林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高度的行政性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总的原则是计划经济，但是什么范围内的计划、多大程度上的计划、什么形式的计划，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却具有重大的差别。根据前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应首先打击金融寡头势力，而中小产业资本因为其自身没有投机性垄断的能力，因为其自身的灵活性等，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其次，在对金融寡头势力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对金融寡头势力中的生息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也要做一定的区分。生息资本家是纯粹的投机性垄断的代表，而职能资本家则是社会大生产在管理集中和管理现代化上的体现。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是否要利用职能资本家，是否要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帮助组织社会主义经济，这也是一个关涉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问题。关于对中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专家的态度问题，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做了有开创意义的探索。而斯大林终止了列宁的探索思路，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该体制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它在质量上的自我更新能力却相对较弱。针对这个体制，赫鲁晓夫推行了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柯西金也推行过放松计划控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都没有解决苏联经济在质量上自我更新能力的问题。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困难，是人们转而寻求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斯大林模式的第三个特点，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缺失。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追溯到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列宁是处理得比较好的。斯大林曾推动过党内民主，但是当这种民主威胁到他的个人权威时，他就退却了。除党内民主外，群众民主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是，苏联党政高层对群众民主并不感兴趣。群众民主的缺失，必然导致官僚主义的滋生。社会主义中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实际控制着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处于与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上。此外，社会主义民主还包括各民族关系上的民主。列宁在世时，就批评过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列宁逝世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苏联政治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民族不平等关系，是后来苏联内部民族主义兴起、联盟解体的重要原因。对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缺失的批判，一直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反对东方社会主义的理由之一，为此，它们还特地把社会民主主义改成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呼唤民主，是苏联内部社会民主主义成长的基本背景。
苏东等前社会主义体制的上述3个特点，促进了社会主义内部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成长。此外，西欧、南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在前苏东地区西侧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影响圈，这也催化了苏东国家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赫鲁晓夫就曾受这种影响，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戈尔巴乔夫更是全面接受了这种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的全部内容，归结起来就是“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戈尔巴乔夫奉行“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论，结果换来的是西方“超越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在国内，戈尔巴乔夫以社会民主主义的尺度，对“官僚社会主义”进行了猛烈的讨伐，试图以此排除改革的障碍。但实际上，官僚特权分子比戈尔巴乔夫更主张社会民主主义，因为社会民主主义不但不能阻碍寡头的统治，反而会转移群众的视线。戈尔巴乔夫无法把握住现实的矛盾，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受这些矛盾关系的支配。他想超越这些矛盾，结果只是在不自觉之中受这些矛盾关系的愚弄。戈尔巴乔夫试图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抽象民主解决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官僚主义问题，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抽象理论和无政府状态的实践只是为官僚主义向势力庞大的金融寡头集团过渡创造了条件。苏联的改革不是创造了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是造就了迅速膨胀起来的金融寡头集团。
四、小结
综上所述，社会民主主义是反对金融寡头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从自身的本性出发又必然会屈从金融寡头的统治：中心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无意结束金融寡头的统治，边缘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无力结束金融寡头的统治，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也没能堵住金融寡头的统治。从反对内外金融寡头、建设社会主义出发，既要注意吸收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政策措施，又要避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抽象崇拜。在经济上，要鼓励中小产业资本的发展，同时又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遏制内外金融寡头势力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这样一种政策对劳动群众、对中小产业资本、对民族复兴都是必须和必要的。在政治上，既要认识到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又要警惕潜在的、由腐败滋生的金融寡头利用社会民主主义来打掩护的可能性，要通过党内民主和群众民主的结合遏制腐败势力和金融寡头势力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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