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比较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斯基论文,耶夫论文,陀思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顾圣皓译 河南教育学院
（一）
从广义上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上属于同一个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著作发表于1846年，托尔斯泰的第一本小说《童年》是过了六年之后，即1852年发表的。而且尼·阿·涅克拉索夫同为他们两位的文学接受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较长的小说都于六十至七十年代发表在同一本杂志《俄罗斯公报》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问世(1879-1880)，正是托尔斯泰生活发生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时刻。这时，托尔斯泰告别了以前的文学艺术活动，开始了《忏悔录》的创作。书写成于1882年，发表于1884年，当然已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之后的事情了。
从此，托尔斯泰的生活进入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了解的新的时期。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活着并且工作着的话，他一定会对托尔斯泰的这种生活产生浓厚的兴趣，尽管这种生活很可能暴露出他们思想的共同点，还可能出现比过去年代激烈得多的思想分歧。
从历史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准备进行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时代。从此以后，俄国最终在经济上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保留了过去的专制政治制度和很多农奴制的残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那是俄国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是人民普遍不满并且准备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时代。农奴制改革之后，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国内社会政治问题，尽管沙皇千方百计地阻止革命运动，阻止农民走上同地主和专制制度进行自发斗争的道路，但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六十年代的改良没有解决俄国生活中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变得越来越尖锐，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已经初步看到了。
在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和十九世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逐渐死亡的时代，同时又是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大军崛起的时代。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正在广泛传播。虽然这种学说当时还不出名，其基本思想只能通过资产阶级的报刊向外宣传，但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同大多数有教养的西方的和俄国的作家一样，对此已有所了解。那时的一切不可能不这样，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还没有被人们明确地认识到，甚至在俄国象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革命先哲对此都不甚了解。
在众多的才华横溢的俄国作家和思想家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两人比其他俄国作家和思想家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接触到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和道德心理上的矛盾。为了寻求解决上述矛盾的办法，他们与其他俄国革命思想家截然不同，他们求助于道德，而不是政治，这在当时使他们二人志同道合。在那个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具体而尖锐地感觉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的和心理的矛盾，尽管他们在社会历史和个人经历上存在差异，但他们文艺的和社会哲学思想的伦理学倾向成为两位伟大俄罗斯作家创作和思想相一致的因素之一。而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人民性成为他们作品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鲜明地反映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他们认为，人类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旧的文明的框架，这种框架已经成了人类的十分之九争取文明和富裕的桎梏。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的十分之九处于屈辱和无权的地位，还因为离开认识自我的“自由人”与人民的结合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尽管这两位俄国作家在其他个别问题上的分歧那么明显，尽管他们关于消除那个时代占少数的知识阶层与“人类的十分之九”相脱离的办法如何不同，但这是他们的创作观和世界观的共同特点。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曾涉及到了《安娜·卡列尼娜》，他敏锐地指出了客观上存在着的两位伟大的俄国同时代作家的创作以及他们在社会和哲学问题上的许多相近之处。
不论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把分析俄国改革前和改革中典型人物及其意识的艰难而又充满矛盾的发展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中心任务。这个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47年至1849年的创作生活中占据了主要位置。他抛开了已塑造的具有四十年代自然主义流派传统的“穷官吏”形象，这个形象鲜明地反映了社会的压迫和剥削，这种压迫和剥削使他在精神上失去了战胜压迫者的勇气。之后，他又塑造了一个空想家的形象。这个题目也成了托尔斯泰五十年代开始创作的《童年》和《少年》的基本主题，只不过它是建立在另一种生活素材基础上，以另一种形式表现的。
果戈理以及在他之后的他的第一批学生，是一批自然主义作家。他们所塑造的主要人物不是具有复杂内心世界的人，而是“人群”中普通的一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紧跟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他们的注意力主要不在对那些因受社会欺凌而有了或多或少思想觉悟的人物的塑造上，而是在具有广阔的道德和知识的眼界、有复杂精神追求的人物的塑造上。早在四十年代，几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批著作问世的同时，赫尔岑、屠格涅夫，年轻的萨尔蒂科夫都准备把塑造这种新型的、与果戈理式人物不同的形象的任务放在文学创作的重要位置上。但是，这种倾向只是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才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莱蒙托夫就已经懂得，关于具有那个时代最大潜力的人类个体的道德精神发展道路问题，不仅对那时的俄国，就是对那时的全人类都是一个时代的中心问题。由客观生活条件决定的，与单个人的意志和愿望相联系的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强意志的个人发展的方向如何？他与“人群”中的许多普通人如何凭借这种力量建立关系？这些都是莱蒙托夫生前最后几年创作《当代英雄》和其他作品时的中心问题（关于这一点，是德·叶·马克西莫夫指出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早年的不十分成功的荒诞小说《女房东》(1847)中，试图粗略地选择自己文艺思想的方向；后来，在作家发展的以后阶段，这个方向却成了他的晚期作品的基调。在“浪荡公子”和哲学“幻想家”奥尔登诺夫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一种年轻人，他们面对生活和群众，无法生活在“干净的”、纯理论的世界中。“人民心灵”的象征——美人卡捷琳娜被一个凶狠的恶魔——从前是强盗，后来是宗教分裂主义者、商人穆林——掌握着（此人使我们想起果戈里《可怕的报复》中的巫师），她成了人们不能不了解而又企盼着的精神美和小说主人公精神追求的反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回到了关于具有复杂内心世界的俄国知识阶层同人民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上来。而且在他的所有小说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思路始终不变，尽管这些著作反映的社会和心理的具体问题各具特色。在这些著作的每一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力图证明，在现实生活秩序中，人类个体的发展要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异常复杂和困难的过程。不管他的意向如何，他最终都要陷入无休无止的矛盾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有思想的个人，前进的每一步对他来说都将成为新而又新的复杂化的台阶，这一步并没有使他接近终点，反而越来越远。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摆脱上述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抛弃传统的价值观点，寻求同人民相结合的道路。这种“社会”与“人民”统一的理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他的根基主义社会乌托邦在形式上是反动的，但是，正如俄国学术界所指出的那样，从其另外一些更加广阔和重要的民主内容来看则完全不是如此。
从这里不难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在回答上述问题时的共同点。
正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早期作品中已经把那些出类拔萃的，对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能够进行审慎思考的个人当作自己观察的客体。青年时代托尔斯泰作品的主人公——从《童年》、《少年》开始，就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一样内心纯洁。他不想在世界上为自己占据一块地方，不为升官发财或其他外在的目标，就象法国小说家司汤达或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那样。这位俄国小说家的人物最感兴趣的是真理，是通向社会正义、信仰与生活的和谐之路，是与其他人相处时的道德，而不是狭隘的局部的利益得失。
在寻找这条道路时，托尔斯泰的主人公——按其出身与生活经历来说是贵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具有“城市的”精神气质的典型人物有很多相同之处。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得到拉斯尔柯科夫或伊凡·卡拉马佐夫那样的结局，他们之中谁也没有犯罪（也不教唆别人犯罪）。但托尔斯泰文艺思想的基本方向，正如他评价主人公的道德意识的基本方向一样，在很多方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在构思小说《成长的四个时期》（即《童年》部分草稿）时，托尔斯泰给自己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课题：成长的每一时期都要突破个人经历的局限，打开他认识的视野，使他产生对自己和自己生活环境的“新观点”，在他面前提出更新更复杂的问题。同时，主人公成长和认识深化的每一时期都使他对自身与周围生活的矛盾产生更强烈的感受。随着尼古林卡·伊尔切恩也夫年龄的增长，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正因为如此，他对道德完美的追求就越来越强烈。有时，这种要求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有时又对其让步，并以越来越新的力量迸发着。这种追求的发展是尼古拉·伊尔切恩也夫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发展的每一时期都沉陷到新的该年龄段人所特有的矛盾中去，沉陷到使其离开正道和必然导致严重的堕落的“诱惑”中去。
这样，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就象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他的中心人物向上的道路又是向下的道路——走向道德的危机和因此而产生的对价值的过高估计。尼古林卡的年龄越大，他与周围人的关系越复杂，他的视野就越宽，他的发展产生的矛盾就越多，危机就越深重。托尔斯泰第一个主人公在发展的第一时期具有的那种相对的单纯，完美和和谐，与“幸福的长不大的童年”一起永远成为过去。年龄的每一增长都使主人公更加富有，但同时也增加了他的烦恼和忧愁，增强了他走投无路的感觉和净化道德、重新开始生活的愿望。而且，这不仅是尼古林卡·伊尔切恩也夫这个人的特点，托尔斯泰以后的大型小说在本质上都是首次在《童年》、《少年》里提炼的主题的新的更复杂、更深刻的变体。《阿尔伯特》和《琉森》中的聂赫留道夫，《哥萨克》中的奥列宁，以及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彼尔·别祖霍夫，安娜·卡列尼娜，列文，《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费佳·普洛塔索夫（托尔斯泰剧本《活尸》中的男主角）——托尔斯泰作品中的这些人物都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发展道路：这个螺旋的每一圈都使他们精神充实，同时使他们走向危机，使他们和现代文明一样走进了道德的绝路。
如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使高贵的、有思想的和饱尝生活辛酸的人们从导致他们个人心理发展陷入危机的倾向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道路，是寻求与人民的道德的（在作家最后几年是直接接触社会的）重新结合。
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不否定人民生活的内在矛盾，不否定人民生活具有各种各样的道德和心理的倾向，托尔斯泰在自己塑造的人物和整个文化阶层参与人民生活的过程中，看到了他们实现道德的恢复和再生的唯一途径。人民比统治阶级具有道德优势，他们很有必要接受人民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基本观点，这是把他们从绝路上带领出来的唯一出路。阶级的——贵族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文明的发展把人类引入绝路，在这些问题上，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是一致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发展了黑格尔和与他同时代自然科学家的预想，他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单个人在自己发展过程中重复着人类的历史进化过程的各个阶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0卷第495，521页——原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这个观点。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超越群众的、在思想上摆脱了传统的宗法权力束缚的“文明人”作为描写的主要对象，这是他们两人的著作互相联系的特点之一。他们两人通过不同途径证明，同人民割裂的个人意识和发展必然会导致内心的不协调，导致个人幸福的丧失，导致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坚实的道德准则的破坏。根据这两位俄国作家的意见，在这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痛苦的过渡阶段，人们克服矛盾，寻找建立具有较高觉悟的人与人民协调关系的办法，在两位伟大的作家的著作中充满了对这种关系的向往。按照他们的说法，没有这种协调关系，便无法冲破旧的阶级文明的狭隘眼界。
（三）
托尔斯泰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从来也不把自己归属于“来自”果戈理《外套》的作家群。果戈理在他的《彼得堡故事》中所描绘的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贫穷的小官吏波普里希钦或者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为了自己的尊严，为反对消除人的个性并使人归于毁灭的“人的生存条件”，进行着内心的但又是如此虚妄的斗争——从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人与作家的观点看来，长时间地停留在表层上（尽管按照托尔斯泰的自认，在他的青年时代，《外套》给了他“很深的印象”。见《托尔斯泰作品全集》第66，67页——原注）。因此，这种情况就并非偶然：我们不仅从青年，而且从晚年的托尔斯泰那里都不能找到他对《穷人》或者《两重人格》关注和感兴趣的证据；虽然我们非常清楚，《穷人》曾怎样激动了自己的第一批读者——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格里戈罗维奇，曾长久地在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群作家的心里保持着美好的回忆。托尔斯泰认为，与《穷人》、《两重人格》、《普罗哈尔钦先生》相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四十年AI写作的关于“幻想家”的中篇小说《白夜》、《涅朵奇卡·涅兹瓦诸娃》或者在要塞中写完而于185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小英雄》则是无与伦比的作品。但是，虽然将它们同《童年》、《少年》和托尔斯泰其他早期小说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在心理动因上的一系列相似之处，然而这种心理分析方法自身的相同或接近，却未必是青年托尔斯泰所意识到的，这一点与其说对于《童年》或者《小英雄》的第一批读者，倒不如说对于我们更加显而易见（关于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早年的托尔斯泰在心理分析艺术上的相似特点，可见：拉·斯·斯皮瓦克《早年托尔斯泰在“心灵辩证法”分析中的个性特点》。收入评论集《列·尼·托尔斯泰的创作——风格问题》，第51--57页。——原注）。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批作品，在托尔斯泰那里引起深刻有力的印象的是《死屋手记》，亦非偶然。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作品的评论不同，——托尔斯泰在不同时期对于这些作品的见解与评论也各不相同，称颂与赞同时而被各种各样的保留所代替，时而被直接了当的否定与斥责所代替，——他关于《死屋手记》的评论，在他整个一生中却始终保持着永久不变的赞颂。他在1862年2月22日给阿·安·托尔斯泰娅（列·尼·托尔斯泰的远房姑姑，宫廷女官，与托尔斯泰的感情很好）的信中请她找一本《死屋手记》以便读它，同时说明了自己请求的理由：读这本书，“这是必须”。（见《托尔斯泰作品全集》，第60卷，第419页）在几乎过了二十年之后（原文为“过了三十年之后”，有误，下面引用的信写于1880年9月26日），托尔斯泰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这样谈《死屋手记》：“这些天我不大舒服，一直在读《死屋》，不忍释手。反复读后，我不知道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全部新文学中还有比这更优秀的书。不是它的基调，而是它的绝妙的观点，真诚的，自然的和基督教的精神。这是一本优秀的、有效益的书。昨天我陶醉了一整天，很久没有这样陶醉过。”（同上，第63卷，第24页。斯特拉霍夫把托尔斯泰的这封信交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很高兴”并因托尔斯泰的称赞而自豪。关于此，可见尼·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活与创作编年》，第1卷，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第528页——原注）
《死屋手记》中对人的热情的信念当然使托尔斯泰感动万分，——《死屋手记》中的人，按其生平与心理气质来说，与他是异样的；但托尔斯泰本人却热烈地确信，这些人与他并没有什么两样，这表现在这些普通俄国人心灵深处的美和他们固有的道德价值的优越性超越了少数有教养的贵族的道德价值上。对于聂赫留朵夫、奥列宁和青年托尔斯泰的其他主人公来说，《死屋手记》中最主要的主人公通向人民的道路是困难的：他希望寻求与他周围狱中的农民与士兵、与来自人民的下层人们的相互理解，却遇到了这些人自发的怀疑与抵抗。在他们被唤醒的意识中，他——是“异样的”，是“贵族”，按其出身、教养、社会习惯而言，戈梁奇科夫属于用“铁嘴”“啄死”人民的统治者阶级。但是，虽然与托尔斯泰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将有教养的贵族同人民分离开来的生活宿命的结局看得很清楚；可是他与《哥萨克》的作者一样，并未作出这一结局是不可逾越的结论。以一种深爱与称颂，同时不带任何偏见地以一种为托尔斯泰所不喜欢的多情善感的温柔和醇化，《手记》作者描绘了栩栩如生、形形色色的大众性格，从“温顺的”阿列依或者苏斯洛夫，敏捷的愉快的从不气馁的巴科拉诺夫到严厉的、“残酷的”彼得罗夫或奥尔洛夫（在这些人物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出了与普加乔夫和民间传说的已经过去了的狂风暴雨时代其他人民“领导者”们相近似的特点）。他热情地满怀信心地指出，人民的俄罗斯心灵中埋藏着“巨大的力量”，它决定着人民的俄罗斯的现在与未来。《死屋手记》讲述者以自己与阿列依、苏斯洛夫，乃至奥尔洛夫的关系为例，表明——虽然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精神气质不同——在他和他周围的来自人民的人们之间，在发生了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交往的时候，不止一次地产生了相互理解。这时，将他们分离开来的习惯障碍，就会由于更加浓厚的愉快的感觉，由于他们联合起来的同志关系而消失。
按照托尔斯泰的信念——与四十至五十年代产生自人民生活的中长篇小说的其他作者们不同——农民对于有教养的贵族读者来说，不是“弟弟”，而是“兄长”。他在《哥萨克》和六十年代的教育学论文中确信，并非贵族应该教育农民如何生活，而是他本人需要向农民学习生活的艺术。因此，托尔斯泰应该注意到《死屋手记》中特别令人感动的一些情节。在这些情节中，在“上层”与“下层”相互关系上，显现出与托尔斯泰上述观点相接近的观点。在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中，已表现出萨维尔伊奇十分尊敬彼得鲁沙（彼得鲁沙是《上尉的女儿》中青年军官格里涅夫的爱称，而萨维尔伊奇则是对少年彼得鲁沙施加教育的马伕），虽然是把他作为“贵族”那样尊敬，但在他心里，后者是一个小孩子，他需要他的机智的保护与袒护（普希金小说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在《澡堂》那一章中，彼得洛夫以那种温柔的宽容态度对待主人公，如同成人对待孩子。《手记》的主人公亦即《手记》的叙述者，在教阿列依写字时，从他那里、也从自己的其他狱中难友那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更为珍贵和更为重要的东西，——他在任何时候即便是在获得自由之后，也不会忘记这一点。
作者对人民的俄罗斯的同情，他对它的命运的担心，他在俄罗斯的“上层”与“下层”的关系上深情的沉思，使得他不仅不相信官方法律，也不相信最新式的西方资产阶级法权理论。他鲜明而关切地描绘出人民的性格——动人的和可厌的，强大的和软弱的——的画廊；这些正是引起托尔斯泰对《死屋手记》特殊兴趣与赞赏的原因，并且托尔斯泰在《手记》本身形式中找到了与他自己当时的艺术探索的某些相似之处。
1868年，托尔斯泰在论文《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中写道：“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开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之前，新时期的俄国文学没有一部艺术性散文体作品，能稍微超出中等水平，完全可以列入长篇小说、史诗或中篇小说的体裁范围（《托尔斯泰作品全集》，第16卷，第7—8页。托尔斯泰的此种思想在多年以后与阿·勃·格里金维捷尔的谈话中又重述过。——见阿·勒·格里金维捷尔的《在托尔斯泰身旁》，第1卷，第93页——原注）。
托尔斯泰在摆脱西欧通常的恋爱和家庭小说模式的同时，力求创造出更广阔的、更自由的、更“自然的”叙述方式。他在《死屋手记》中发觉了与他的创造——与在西方居统治地位的小说体式相对立——不相同的，“不合”作品体裁“法典”的形式相近似的意向。
从《童年》和《少年》开始，托尔斯泰自己的几乎全部作品都建立在自叙传的基础上。在读者的意识中，在伊尔切恩也夫、聂赫留朵夫、奥列宁（分别为托尔斯泰前期作品《童年·少年·青年》、《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的主人公）的身后经常出现作者自身的形象，不单单《童年》和《少年》的读者将其理解为特殊样式的“回忆录”，并且《袭击》和《伐林》在读者的意识中也与作者在高加索的直接体验相关联；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则被理解为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困时的观察与体验的反映。
托尔斯泰早期作品所特有的自叙传性质，对于它们来说远非什么第二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和表层的东西。它对于作者来说乃是一种深刻的原则性特点。青年托尔斯泰不希望他的作品被读者理解为语意平庸的普通小说——仅仅是一种艺术“作品”，此外什么也不是。托尔斯泰从开始自己文学活动的第一步起，就清楚地看出他的时代在俄国和西方的文学面前存在着一种危险：失去自己的严肃意义，变成了单纯的“杜撰”，变成了“嬉笑与眼泪的艺术”。托尔斯泰所希望的是，他的作品能被读者作为活生生的和真正的“真理”去理解，——这一真理与生活的最严肃的和最日常的课题有关，与当代人最为深重关切的事物有关。
不仅如此，托尔斯泰总是使自己所写的东西不脱离观察和深刻的体验，——他希望读者经常感觉到他的作品并非某种“虚构的”，“杜撰的”，因而也是随意的东西，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人所体验到的真正的活生生的真理。读者对作者参与的直感，作家本人厚重的叙述语调，对假定的、臆造的情节的排斥，围绕着作者——叙述者或者与他心理近似、“面貌极为相似”的主人公的决定性生活要素来安排事件，这对于托尔斯泰都是必须的，其目的是为了使他的作品作为原则上的比通常的小说更可信、更重要、更需要的东西而被理解。
我们在《死屋手记》中发现了这种意向。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小说”，而是“手记”；不是臆想的“杜撰的”故事，而是取自作者“活生生的生活”的片段。故事从虚构的戈梁奇柯夫的外貌开始，将此提供给读者并讲述他的生平，很快作者就将此中断，并表明以后是他自己讲述自己。这种自叙传性质，同在托尔斯泰早期作品中的一样，使得故事的进行具有非常真实的特点，使得每一个写出的字都特别有分量。因为作者的述说，不只是述说，而且是他的体验。如果他本人没有在尼古拉耶夫斯基监狱度过四年，那么，《手记》叙述者的话就不能这样可信，更不能如此深入人心。
与《手记》自叙传性质相关联，这部作品另有一个与托尔斯泰相接近的特点，波·波·什克洛夫斯基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见伏·勃克洛夫斯基《赞成与反对——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备忘录》，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85-125页。——原注）：故事的自叙传形式，是以样式独特的材料“剪辑”，以各种各样的彼此之间互不关联的人物与情节题材材料的“联结”（借用托尔斯泰的表述），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务的，如同在青年托尔斯泰那里一样。《手记》中数量众多的人物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个别的特殊的“历史”核心，——所有这些个别的“历史”在叙述者兼主人公的意识中编织成统一的完整的作品，在他的面前并且也在读者的面前呼唤出努力探寻人民俄罗斯道路的复杂而多面的艺术形象。
（本文节译自格·弗里德连杰尔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第五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莫斯科文艺书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作者系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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