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入与输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书写方式*
戈士国
内容提要 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首个总体性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首次遭遇政治经济学所碰撞出的丰硕成果。通过视域拓展与融合，马克思既确立了探讨异化劳动条件下人的生存境遇及其超越的多重场景和视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出场方式，从而克服了思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因支离破碎所导致的有“原则缺陷”的理论状态。全面呈现《手稿》精神生产实验中的“摄入—输出”之书写方式，传达浸润文本内外的整体感、逻辑感、历史感和境界感，构成了《手稿》文本阐释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摄入—输出 原则缺陷
作为青年马克思的标识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既以新世界观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彰显自身，又以视域拓展与融合展开“经济观点”的运思探索并在精神生产方法即“历史观点”上给人巨大启迪。据此而言，《手稿》的文本生产与阐释必然牵涉至关重要的精神生产环节：马克思如何“摄入”既有思想资源用以《手稿》思想新大陆的建构，继而如何将其“输出”到语言里从而在内涵和韵味上能够得到真实生动的呈现。
建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域融合
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首个整体性文本，《手稿》的经济学篇是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实证批判的理论成果。分门别类地看，《手稿》既是经济学和哲学的，也是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美学的，甚至是戏剧的。《手稿》体现了特定的学科支撑，但因多学科交汇所形成的视域融合，《手稿》又是跨越学科界限的。其结果是，处在孕育生成中的马克思主义在此选择了整体性的出场方式。由此，《手稿》隐含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关切：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发生。“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①
马克思之所以强调“整体性”，首先在于他意识到：脱离了整体性，现代性的认知和实践必将出现“原则缺陷”而陷入片面和偏执。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指认了革命的18世纪所具有的分离特征：“正如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一样，正如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和神权相对立一样，经济学的革命也未能克服对立。”②针对只有“一半是进步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针对国民经济学家给予基本范畴以片面的、因而是“残缺不全”的定义，恩格斯主张“批判”要从自由贸易制度所产生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做出结论，以便得出来自事物本身发展的、因而包括了实践中的一切情况的正确定义。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这份“天才大纲”，被马克思自觉地接纳并摄入《手稿》，并以更加明确和广泛的整体性原则输出和推展开来。百年之后，类似的批判思路得以再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反思人类为何未能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再次跌入野蛮状态、启蒙为何倒退为神话时，首先指认罪魁祸首在于“启蒙”概念自身的原则缺陷。在青年马克思时代，这种原则缺陷显而易见地裸露于思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重要思想类型中。马克思反向奚落布·鲍威尔“不学无术”“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③，主要是嘲讽其缺乏政治经济学视野，陷入完全纯粹的神学事务。曾被马克思高度赞扬的费尔巴哈也陷入同样的原则缺陷，因为他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把犹太人的工商业活动视作卑污的，先行于凡勃仑而秉承劳动卑贱的传统“有闲法则”。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仍未逃脱黑格尔对理论家“抽象的处事方法”的指责：撇开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抽象化④。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缺陷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之“否定方面”的漠不关心，除将劳动提升为原则之外并未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因而成为纯粹财富积累的“科学”。因此，超出政治经济学水平的关键在于对其进行实证的批判：把财富增长同人的本质及其实现挂钩，探寻财富积累背后的人本意蕴或社会个体的生存境遇：贫困积累或存在的虚无化。由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发现对政治经济学具有借鉴意义，它为德国人提供了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座架或原则。空想社会主义存在着类似的原则缺陷——作为从头脑里找寻应当原则来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进行批判，它缺乏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提供的现实支撑而陷入道德上的悬空与狂想，因此唯有依赖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才能实现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先行者的理论失足凸显了整体性的原则意义。随着对政治经济学实证批判的展开，马克思日益发现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的“直接统一”或“内在贯通”：作为统一体的内在共生性。例如：“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⑤作为方法论表达，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疏通了马克思主义各构成部分的经络。反之，如认为三者间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后次序关系，这既有悖于其发生的真实状况，也忽视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诸如政治经济学、英法德的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这样的分离要素，通过熟谙辩证法的马克思之自觉摄入而相遇，并被置入以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践为依托的思想熔炉时，视域融合催生了三者相互间改造和转化的理论效应。例如：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首先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替换或补全，既存物变成了关系、事件和过程，财富的科学走向了贫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在实证批判中被重构了：哲学化，它同人的本质相关联，变成关注人的存在境遇与意义的哲学话语；革命化，异化劳动及其现实根源一旦获得理论上的阐明，扬弃私有财产、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道路就被开辟出来，由此政治经济学成为共产主义革命前提的科学。源于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源头活水，辩证法也由黑格尔的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回归到马克思的实在主体的自我活动，亦即现代私有财产的自我扬弃。就此而言，作为《手稿》各概念基石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从起始就并非单纯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视域融合性概念，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综合概念。
《手稿》的整体性书写方式，理应在对《手稿》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中得到自觉的和足够的尊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传统解释存在着“原则缺陷”：将马克思主义的“三位一体”变成了“一体三分”。这种做法有其客观的思想来源和文本根据，首先是受到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论断的影响。列宁的分类法显然是跟跑恩格斯的结果，因为《反杜林论》采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分的篇章布局。恩格斯极不情愿于这样的结构安排，他反复强调这是由批判对象(杜林体系)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是“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的缘故⑥。据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阐释就不能再据此盲目地跟跑，要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做分门别类的解读。当代影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解释的因素还有来自现实生活的“实用主义”，即从狭隘的个人或阶层利益需要或所谓的时代变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加以随心所欲的增删和断章取义。例如：清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底蕴(新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弱化其“批判的武器”功能，使其重新成为纯粹的解释世界的思辨游戏；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雇佣劳动—资本”的根本对立加以软化或和谐化，使其重新蜕变为财富积累之学而淡化人本关怀；将共产主义“经验的基础”虚无化，回避其作为现代私有财产自我扬弃之必然结果的客观事实，共产主义重新被彼岸化和伦理化。总之，当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是缺少整体感的，如此输出所造成的后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将成为马克思所憎恶的“支离破碎”的学说或原则，这种支离破碎必将使其退回到前马克思主义的、有原则缺陷的理论状态。
作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辩证法
经济研究通常是枯燥乏味的，只有具有强大的逻辑魅力才能吸引和感染人心，这需要有恰当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就两者做了这样的说明：“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⑦以探察现代资本主义内部关系和整体演进的研究方法为依托，叙述方法实质上是运用概念或范畴整理资本主义诸经济形式、叙述其现实矛盾运动的辩证逻辑方法，是资本主义自我运动在观念中的理性呈现。这种方法如此重要，以至于恩格斯给出了振聋发聩式的断言：“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⑧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及其表达，既源自英法两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必须依赖于德国辩证法的形式筑造。作为《资本论》的先声和蓝图，《手稿》具有阿尔都塞所说的迷人之处和耀眼的重要东西：逻辑的不可抗拒之处、辩证法的令人信服之处。
作为逻辑学大师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同样注重对概念或范畴的筑造和澄清，以便为眼前发生的辩证运动做出更为科学的代言。青年马克思经历了概念体系的三重转换——自我意识、类、实践，从而表现出思想发展上的巨大波动性。在《手稿》中，这三类异质性概念被同时“摄入”而得以映照和接合。“类”(类本质、类生活)是统摄《手稿》总问题的概念，马克思藉此建构了“现实的人”的问题域，真正将“现实的人”作为哲学唯一的和最高的对象来把握。该问题域通过作为“类”的诠释性概念和逻辑开端的“劳动”范畴的界定得以开启：人与动物的关系、工人与非工人的关系。前者属于非历史的、抽象的哲学人类学话语，劳动在此成为既古老又简单的范畴；后者是同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相关联的阶级话语，劳动则是纯粹现代意义的范畴。此外，劳动在《手稿》中具有“真正的”和“异化的”二重形式，蕴含着植根于人道主义立场(18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价值判断。除将“劳动”同“类”挂钩，马克思强调劳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能动的类生活”，从而将“自我意识”纳入劳动而达到逻辑学意义上的“合题”。作为异质性分离要素的再接合，劳动范畴所蕴含的“对立统一”的逻辑构造在这里得到清晰呈现，这是《手稿》处理概念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此以“还原的—接合的—超越的”联动姿态展示了“摄入—输出”的书写方式。在《手稿》的逻辑运思中，马克思紧扣“劳动”这个开端性、基质性概念。德国古典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手稿》中的“如期而遇”，意味着关于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说方式的遭遇。从神学和思辨哲学缠绕中羽化而出的“自由的人”“感性的人”遇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利己的人”，这种相逢产生了一种惊诧感和位差关系：应当与是的对立。据此，哲学人本逻辑和经济学现实逻辑在人的类生活“劳动”上交汇映照，从而有了真正的“劳动”(对象化)和“异化劳动”(异化)、“人的”(社会)和“非人的”(市民社会)二重状态。这种状态必然合乎逻辑地导出两大问题：其一，异化劳动何以可能？这涉及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抑或恰恰相反？严格地说，如此设问并非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因为私有财产之秘密被马克思破解为：“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⑨唯有理解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对异化劳动做出逻辑在先与矛盾主要方面的安置，才能真正确立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重心。从思维方法看，马克思之所以批判“粗陋的”和“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形式，恰恰在于其倡导者缺乏辩证思维而未能洞察私有财产的秘密，从而外部反思性地理解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共产主义不仅要废除私有财产和工资，更要恢复劳动作为人的类生活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愉悦性活动。其二，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异化劳动是相对于应然而言的沉沦，还是相对于实然而言的生成即历史前行中的必然？这既涉及异化劳动的克服路径问题——向真正劳动的“复归”还是其现实的“诞生活动”，也触及克服的动力机制问题——将人的本质的理念引入生活，通过揭示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对立以形成外在的批判，抑或发现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及其背后的更深刻对立来阐明社会内在的自我否定？《手稿》尽管图绘了私有财产积极扬弃前提下的真正占有状态(如“感觉的解放”)，但在如何实现自我扬弃上，则只限于提供有关经验基础和现实道路的一般断言，未能展开对内在动力机制的详细说明，这表明“现实逻辑”在《手稿》中往往是时隐时现和飘忽不定的。
据此而言，对《手稿》的阐释应当观照这种辩证方法，突显其应有的逻辑感。从概念上说，《手稿》中的诸多概念(“对象化”“需要”“分工”等)往往具有类似于“劳动”概念的内在辩证结构，其内部对立在阐释中通常会外化为相互对峙的对偶性概念，例如：“劳动”和“异化劳动”、“类生活”与“个人生活”、“文明的需要”和“粗陋的需要”、“社会”与“市民社会”等。只有弄清马克思概念界定和使用的上述特点，才能准确解读诸如“废除劳动”“消灭分工”等形式上令人费解的众多论断。从运思上看，《手稿》虽然形式上具有某种散乱性，但内容上却为一系列具有逻辑展开关系的“基本问题”所填充和结构化：既有作为旋转中轴的“总问题”(现实的人)，也有作为逻辑开端的“劳动”(生命活动)，还有作为动力机制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即否定性辩证法——以畏惧和劳动陶铸为中介的主奴辩证法，以及作为逻辑归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据此而言,《手稿》呈现的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演进中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抑或共产主义的“被设想”乃至“被发现”。因此，《手稿》之阐发需要从散乱材料或表层思路中拧出上述有骨感的本质性逻辑架构。对于裸露在外的人本逻辑，这种“拧出”表现为澄清和批判；对于时隐时现的现实逻辑，这种“拧出”表现为发现、连缀和重构。作为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共产主义是《手稿》批判活动的旨趣和归依，《手稿》之要务就是为共产主义的经验存在寻找历史的证明。“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从各个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式中为自己寻找历史的证明——在持续存在中的证明，同时它从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卡贝、维尔加德尔等人尤其喜欢卖弄这一套)，把它们作为自己是历史的纯种的证明固定下来。”⑩马克思拒斥这种偏执的证明法，因为它有悖于考察的客观性，陷入了枝节之论和玩弄实例，忘记了“自在之物本身”即事物关系的总和，陷入“论断”与历史真实运动的矛盾
。把握事物关系的总和，就需要诉诸辩证方法，统筹把握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矛盾关系，因而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何把“六大矛盾”之克服等同于共产主义的现实化。
③⑤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279、277～278、297～298、310、290、306、269～270、303、339页。
历史概念的三重语境及其劳动底蕴
推进银行业营业网点服务国家标准化建设是金融惠民便民的重要举措，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树立“以人民中心”的思想，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体现。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党委高度重视银行业营业网点服务国家标准化建设，并将文山州列为先行先试唯一地区。在昆明中支的大力指导下，人行文山州中心支行团结辖内银行机构力量通力合作，攻坚克难，推动文山州成为我国西南首个银行业标准化贯标认证地区，为全省提供了文山经验。
表1罗列了PISA与中考数学在不同内容主题上的分布，可清楚地得出PISA题和中考题对运算和几何概念考察比例相差不大，不过中考题的三角几何知识所占比例较大；PISA题的数据展示、统计和概率相加达到34%，高于中考题；另一方面，中考题包括函数的知识，而在PISA题内并未涉及，而PISA题中涉及的测量和消费者应用方面，在中考题中也未出现.表2罗列了从认知要求维度上的分布情况，可得两者执行程序认知所占的比例都非常高，中考题涉及的回忆的知识和证明题较多，而PISA题中解决非常规问题比例较高.因此PISA题倾向与要求学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建立数学和实际的联系，而中考题侧重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将《手稿》定位为心理学和美学的手稿，意味着关注对象和关注方式的重大变化。从关注对象看，除了要切中并揭示社会现实以便向事实本身寻求思想外，还要从事实和思想中体验情绪和情感。特定社会历史状况的自我显现，既借助时代精神或理论原则，也诉诸社会的心理和情感，而后者的呈现往往更加快捷、直观、本真和细腻。由此不难理解，费尔巴哈为何要用感性主义“心理学”来替代理性主义的逻辑学。从关注方式看，《手稿》的解读不仅要强调“认知”，还应突出“感受”——用心灵去打开和体验《手稿》所建构的复杂而多变的心理状态与情感世界，感知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极有热度的而非零度的写作，进而获得对共产主义诉求的情感认同。美与心境、意境相关联，美丽人生意味着人的存在达到了极高境界。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社会”和“社会的人”的概念，并将社会人类或人类社会视为人同自然、人同人的完成了的统一即“和解”。“社会的人”的形成史就是不断超越生存困境而走向最高境界的历史，是人的生活日益获得心灵愉悦和审美意义的历史。就此而言，《手稿》的阐释应当凸显和输出这种博大的境界感。《手稿》初创期，马克思显然无力破解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动力机制，因此他所描述的“社会的人”或人类生存的美学状态仍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浪漫的诗意性质。换言之，如果马克思不能提供共产主义实现的内在根据和经验道路，不能提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科学范畴，那么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将会是一种美学想象。据此，《手稿》无疑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开场式作品，深入解剖现代市民社会必将成为后《手稿》时代马克思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将《手稿》视为历史科学手稿和形成中的“历史科学”，解读和阐发《手稿》因而也就变成了如何面对历史及其理论再现、如何输出历史感的问题。《手稿》触及两大历史客体：其一，政治经济学提供的事实和规律。作为实证的现象，这些事实和规律贯穿于《手稿》的始终，呈现了经济现象的发展史，例如：私有财产关系运动史、地产社会形式变迁史等。在对该类客体的考察中，马克思重点关注了其衍生形式，即作为其在意识中自为运动的经济学说史——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各自规定及其超越关系。其二，政治经济学所遗漏和遮蔽了的人的本质。政治经济学形式上是物的科学和原富之学，本质上则应提升为“人类学”，即探讨人如何通过劳动(财富创造)而诞生的过程。“见物不见人”是政治经济学的本性和宿命，因此后者成为呈现异化现实之真实性的现象学，而非揭示人的真实性或人之本质的现象学。从物的现象学到人之本质的存在论，《手稿》对人学的关注与建构形成了对政治经济学作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反省。作为资产阶级学术代表，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是非批判的，在于所描述的经济事实和规律被视作构成其存在的自然前提，这种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使其置身历史之外，把构成历史环节的东西(私有制)看成历史的全部，历史在这里被终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天然的因而是永恒的。作为执迷于自然性和永恒性的必然结果，政治经济学成为了虚假意识、虚伪意识乃至十足的昔尼克主义(现代犬儒主义)。因此，《手稿》的真正价值在于确立了以人的生成为内容要义和价值诉求的世界历史概念，马克思在“普遍的历史”中对资本时代做了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在《手稿》历史阐释中，“历史感”的输出方式不能脱离作为经验基础的现代劳动，历史概念的三重语境乃至整个历史都是劳动之“有规定的否定”的结果，人类历史从根据上说就是劳动的发展史。
借助“对象化劳动”和“对象世界”等概念，马克思把人和自然加以同一化，认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是同一个说法、同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据此而言，《手稿》是一部正在生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手稿。在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历史哲学的基地进行清理和重筑基础上，马克思摄入并延展了古典派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同时作为“历史学家”的道统。如此一来，解读《手稿》恰如从应当中退回到真实历史并逐渐走向历史本质的维度和深处，又恰似观赏一幅自我展开中的“世界历史”画卷。在《手稿》中，马克思诠释了“历史”概念的三重语境，初步提供了以“劳动”为基座的全面理解人类历史的方法架构。
走向诗性美学境界的共产主义
为了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在足球课学习中消除疲惫的心理状态，同时可以有效进行身体和心理状态的恢复，还能够逐渐将兴奋的心情调整到平和的状态，以便于能够顺利地投入到下一堂课中。足球课程结束时应该采用放松游戏来进行身体状态的调整，可以将运动量降低，可以在愉快的状态中来进行足球课的学习，提升技术、战术的水平。
①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近代启蒙理性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斯宾诺莎主张“保存自我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先的唯一的基础”
。通过有意弱化人的自然规定，启蒙哲学将“自我”升华和净化为超验的或逻辑的主体，认为理性而非感性才能真正支撑起人的“自我保存”。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康德批判哲学中，人的超验性规定和理性能力得到了极致的表达。在“自我保存”的理性主义取向中，人的感性自然存在和诸如情感、想象等心理活动必然遭到轻视甚至被虚无化，“超验自我”破灭了近代启蒙关于“完整的人”的梦想。作为对这种纯粹理性化倾向的反拨和补充，狂飙突进文学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实现了重大的价值调整：使情感价值先于理性价值，对自然和审美的尊崇替代对理智和逻辑的尊崇，用激情想象图绘美好生活。费尔巴哈毫无疑问地受到此种倾向的感召，他主张阅读自然这本打开了的大书，建构内含心理学的人类学，并采取美文学的表达方式。从中学时代起，马克思就受到狂飙突进文学运动和德国浪漫派的熏陶，并且在诗歌和戏剧领域一试身手。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后，马克思在对浪漫主义的持续摄取中，逐渐摆脱原初的和纯粹的感性自然——这意味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巨大差异，自觉认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以异化形式出现的新感性：“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和“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劳动生产了美”，近代美学由此发生了实践转向或生活转向，因而成为《手稿》最重要的美学判断。马克思藉此揭示了美与美感得以产生的机制：人的内在本质和潜在力量通过劳动外化为对象世界，后者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和自我确证，人在对象世界直观到自身的性格和情趣并得到人之需要的满足，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中感到自由自觉，由此产生成就感和愉悦感，这是美和美感的本体论来源。人具有三大特殊本质或主体能力，美与美感蕴含于其自由实现的过程中：其一，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生命活动优越于其他动物，因为人是主体的存在，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这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生产，即赋予客观必然性以主观的自由形式。体现人的本质和需要的自由形式带来了主体的创造感和愉悦感，使得生产中的“被动感”(外在尺度或必然性的约束)转化成人的一种自我享受和乐趣，而不是将劳动当成一种纯粹的自我折磨。其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
在交往中产生关系，在关系中进行交往，这是其他动物望尘莫及的人类生存境界；交往关系是否全面、能否统摄一切，构成不同社会状态下的人们之间的生存境界差异：总体的、完整的人与片面的、单向度的人。共产主义主张人应作为“总体”存在，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为此，人们必须用个体的一切器官来获得有关对象世界的全部感觉，这既意味着感觉的彻底解放、感觉直接变成了“理论家”，也表明人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总和”的而非单一的关系，“总和”或“全面”恰恰构成人与世界关系人性化的基础，是感官、感受对象和感觉成为“人的”之前提，也是人在本质上富裕的根据。与此相反，私有制则把人与世界的丰富关系降格为单纯的占有关系，把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丰富感觉异化为单纯拥有的感觉，从而排除了欣赏关系和美感发生的可能性；思辨哲学强调人与世界关系的纯粹理论性质，政治经济学则片面注重关系的有用性或功利性，因而都存在着由片面性引发的内在欠缺，不能成为真正的“人的科学”。其三，需要即本性。人的需要及其发展成为人之本性的一面镜子，观照出人之品位境界的高低优劣。满足人的机能的需要优越于满足动物机能的需要，文明的需要要高于粗陋的需要，需要的丰富性要完美于单纯的占有需要。不仅如此，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下，人的需要真正成为人的本质和潜在力量的自我确证，需要和享受失去动物性的利己主义特征。在现代私有财产关系下，需要同本质的关联被阻隔，进而沦为对人的本质的否定。例如：人们只是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看待工业历史及其对象性存在，没有将其视为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大书，亦即实用的动机压到了美感；生活被两极化为“劳动雇佣”和“资本化”：对工人而言，人生纯属劳役和折磨，劳动由生活的第一需要退化为单纯的谋生手段；对资本家而言，人生就是算计和榨取，即从应该爱的邻人的口袋中诱取黄金鸟。私有制生活使对象世界变成了纯粹实用世界，芸芸众生则完全成为利益博弈的局中人，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因而从本源上排斥了美和美感产生的可能性。
德国哲学同政治经济学的接合，诠释了哲学的“下凡”：思辨哲学如何从天上降到地上，概念如何被嵌入历史和生活。以《手稿》对“物”(物的世界)的理解为例，可看出马克思反“自然而然”的、为社会经济形态所中介的全新概念体系。正是后者使“物”具有了那种让马克思后来大发感慨的商品特性：充满形而上学的奥妙和神学的怪诞。“物”在常识中往往表现为抽象的客体，一旦纳入劳动或生产的视野，则将失去自在性和抽象性而成为劳动产品或对象化存在。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对象化产品又表现为商品和财富，体现着生产者的劳动凝结、劳动互换和竞争关系。在异化劳动状态下，财富和商品又转化成“私有财产”，后者既具有使用价值意义上的有用性，又具有所有权意义上的占有或剥夺的权力关系。总之，对“物”的理解经历了由“抽象的物”到“历史的物”、由“实体的物”到“关系的物”的转化。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被历史化和社会化，在本质上成为了关系(权力关系)和事件(奴役剥夺)。除将物、资本、人等的概念界定引向历史深处，马克思摄入“世界历史”概念，把人的生成之考察置于宏大的时空场景中，历史内容及生活底蕴在“现实的人”的生成进程中得以沉淀。在此基础上，《手稿》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概念：其一，人本逻辑与现实逻辑中的“历史”。人本主义把人的运行轨迹描述为自我异化及其扬弃，亦即“人性→非人性→人性”的三段式运行，人类历史在其中被呈现为封闭的循环时间。这是基督教伊甸园人类始祖遭驱逐的悠远故事的回声，也是“天国—人间—天国”思维套路的复活。然而基督教和人本主义存在类似的逻辑空白或残缺：人性为何会堕落以及如何获得拯救？在摄入人本主义逻辑的同时，马克思对其理论困境保持着清醒与敏感，并试图从政治经济学中摄取科学的“现实逻辑”来加以克服。“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以财富生产为旨趣的工业劳动为历史发展的物质根基，通过能够带来历史新过渡、新形式的“特定的否定”
，人的历史由此被分解成史前史(自然史或准备史)和人类史(诞生史或创造史)，这样人作为“完成了的”人的本质莅临世界的假设被取消了，历史运动的主导方向由循环论的“复归”变成了进化论意义上的“生成”或“前行”，历史被呈现为开放性的、线性的不可逆时间。其二，世界主义中的“历史”。政治经济学“由于把私有财产移入人自身的本质中而能够不再受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马克思用“世界主义”“世界发展”和“世界历史”等概念来指称狭隘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转变，在这里“历史”被诠释为人的本质的“完整性”或“丰富性”在时空向度上的持续展开；其展开能量在于私有财产转化为人自身的本质，亦即将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确认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财富形式的抽象化和普遍化打破了私有财产外在形式界限，即地方性的、民族的等规定，从而为“世界历史”提供了可通约的交往媒介或共通基础。
劳动异化与私有财产的统治必然造成一个杂乱和多样的心理世界。马克思关注着这个情感世界的源生和变迁，并用“幸福”与“不幸”、“享受”与“折磨”等心理概念来表达现代人对异化状态的心理感知，借以捕捉工业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手稿》据此可以名副其实地归属于心理学，而对感觉的细腻分析又使它成为一种架构完整的“感觉论”或美学。扬弃私有财产并非是单纯的生产方式转换，它必然伴随着人的心理和情感的巨大变迁。青年马克思没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储备来揭示现代市民社会的秘密，尚无能力洞察共产主义经验运动的内在机制，因而转入对该过程的心理的和美学的虚拟体验，藉此把感觉体验和审美元素摄入共产主义。同时基于社会感官的丰裕体验，《手稿》呈现了真正的人类存在的诸种意境，共产主义生活恰似荷尔德林所言说的诗意栖居，这是一种能全面生产美和美感的社会状态或诗性境界。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33页。
本例患者及此前多数病例报道采用手术切除原发病灶，但Sato等[6]提出术前使用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活检胰腺病灶，病理及免疫组化证实为胰腺原发性平滑肌瘤者可随访观察，避免手术创伤。
④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⑥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691页。
例4：“I did notice you never brought friends home from school,” Mrs. Ellis said.(感知)
北宋郭熙《早春图》（图1）的空间构建有着独特的规律，它与西方传统的绘画空间表现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卧游”的心灵空间、“步步移，面面观”的移动空间和“三远”的视觉空间等方面。西方传统绘画的空间是把固定视点和特定空间结构的真实反映作为其特点。苏珊·朗格认为，“空间本身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无形的东西，它完全是科学思维的抽象。绘画的空间是诉诸视觉组织的一个生动的表现符号，这种符号是借助点、线、面、色彩、明暗等构成绘画的空间”[1]86。而中国画的空间是重“卧游”、“步步移，面面观”、“三远”，要求通过静穆观想、与万物同在，共同进入自由之境。
⑦《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负荆请罪》一文，和平常学的课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请大家睁大眼睛，去发现、寻找。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
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文集》第4卷《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7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景观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研究”(项目号：18AZX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戈士国，1970年生，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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