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战记”小说的日中转换——从《肉弹》到《旅顺实战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顺论文,日中论文,肉弹论文,一本论文,战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在x社会下诞生的a文本，在被译为b文本进入y社会后，b文本里的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在不同的层次里被重构，所以诞生a文本的x社会的文学比把x文本翻译成b文本的y社会的文学先进或落后，类似这样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以此视角为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一部特定作品的日文原文和中文翻译文本的分析比较，探讨日中翻译过程中的立场和层次转换。具体讨论的对象是日本战记小说《肉弹》，副题为“旅顺实战记” （以下简称《肉弹》），它是日本人樱井忠温(1879-1965)以自己亲历的日俄战争为题材写出的作品，1906年（明治39年）由英文新志社出版部出版，引起了极大反响。而在《肉弹》出版后不久的1909年，中国留日学生黄郛(1880-1936)将它翻译成中文《旅顺实战记》，并于同年在中日两国出版。黄郛的《旅顺实战记》基本遵照原文直译，但在某些地方做了删改，或通过注释、译序、致读者等方式，在译本中加入了大量自己的思考传达给译本的读者，所以可说是一个带有强烈目的意识的译本。本文通过对原文和译文的背景、立场、文本本身的分析，考察从《肉弹》到《旅顺实战记》的日中翻译转换过程中的变化的得失及特点，探讨黄郛译本的目的性，及在二者转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翻译”的特性。
一 对经验的重新定义与《肉弹》的诞生
在日本战争文学史上，樱井忠温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1879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松山市，十五岁时毕业于高等小学，随后进入松山中学。机缘凑巧，他在该学校三年级时，师从夏目金之助（夏目漱石）学英语。另外，他的哥哥樱井鸥村是当时较有名的翻译家，翻译过新渡户稻造的名著《武士道》，也是与津田梅子一起设立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的干事长，非常有名。于是，樱井忠温在不知不觉中接触了许多当时或后来的文学界的名人们，他所处的又恰好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道路而战争多发的时代。在这样的气氛及环境下长大的樱井，日后写出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也应该不是偶然的事情。
1894年樱井十五岁时，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十年后的1904年，日本与俄罗斯于旅顺港开战。当时二十五岁的樱井忠温，也作为松山的步兵第二十二联队旗手上了战场，并在旅顺的攻防战中负重伤，还失去了自己的右手。其后，樱井在医院里，用仅存的左手写出了《肉弹》，并于1906年出版。按照《肉弹》里的记载，他负重伤应该是在1904年8月24日以后的事情。他回顾起自己当时的状态，说“盖予此后在病床之间者，实殆三百日，手不能动，足不能立，终日惟在苦痛之里，遥弛神于辽东半岛，而梦想那忠勇之将卒，阵头之武士之英丰烈彩而已矣”①。以此推算，从日俄战争结束到该书出版，其速度应该可以说是相当快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像他那样重伤未愈的人写出该书来的呢？他有着什么样的意图和动机？樱井在《肉弹》最后的二十八章里坦陈：“予闻旅顺开城之报后，不禁为之喜极而泣。而同时又想起那几多之阵殁战友矣。呜呼，武运多拙，而杀多数之部下于战场之予，果如何而得感谢其忠魂乎哉？弃多数之同胞，而独得救归之予，果尚有何颜，以得见我父老乎哉？”②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自己的“生”似乎感到犹疑，对他来说，活着回到日本此事本身就不是立刻能接受的事情。所以当时的他首先需要面对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包括战争，还需要别人的肯定和认同，也就是让自己的体验具有意义和价值。从这一点来说，他通过写《肉弹》，试图对自己的经验重新下一种定义，同时，该文本也为樱井提供了思考过去的空间和时间。
其实在讲述战争时，什么时候、谁向谁讲述等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一旦过了这段特定的时间，其后的读者恐怕就不太能够了解讲述者所希望传达的意思了。同时，作者记忆的模糊化也缓慢加剧。这实际上是经历过战争的当事人所持有的特权、权威性逐渐消失的一种过程。因此，当时的樱井也不得不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他内心的问题，也就是，在记忆的模糊化加剧之前，要对自己的经验重新定义。一是要在有能够了解当时语境的读者群存在的情况下，使自己经历过的战争被认识。我认为，只要他意识到自己面临这些问题，是能够以相当快的速度写出《肉弹》来的。
显然，樱井在写该文本时，是很在意自己的立场和作为军人的身份的。如果对人类来说战争是一种异态的话，那么，亲自参加战争的军人等于处在把这种异态当作常态的特殊情况中。由军人组成的军队本来是被同一化最厉害的组织，而一旦发生战争，军队整体一致对着敌国，看起来简直是没有个性到极点。不管任何体验，一向是属于个人的，然而樱井并不把自己与作为军队的组织隔离开来写作，他也从来没有描写过在军队、战争里面存在着的不合理的、超出常轨的状态与矛盾。相反，他把自己埋没在军队里，在与军队组织互相联系当中形成了作为“我们”的主体，从这个极其受限的视角去叙述战争。
譬如，著者名上冠以“陆军步宾中尉”头衔，也如实地表现出作者心目中的自己在社会上所属的地位和身份。这时候的作者几乎放弃了以个人的身份写作该书的意图，而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一点已经决定了该书内容的走向和整体氛围。“陆军步宾中尉”，仅仅六个字，就使得作为亲历战争的军人的作者写出的该文本，对读者来说比其他媒体报道的东西更有权威性和可读性。
其实当时除了樱井以外，后来成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的田山花袋、志贺重昂等人也写过以日俄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不过，无论是田山还是志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看不到在作者名前冠以其社会身份或立场的现象。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作为个人来面对战争的；而从体验的性质来说，体验属于个人很平常，但以个人的身份面对这种体验，不一定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樱井而言，写就日俄战争体验的与其说是其个人，不如说是从属于军人这一身份地位的樱井。虽然这种态度以及写作方式几乎不可能给读者提供可以自由参与阅读该作品的空间，但令人意外的是，从《肉弹》当时的出版情况来看（《肉弹》1906年4月发行初版，不久就再版，到1907年8月已经出了46版），当时非常多的人愿意在这样狭窄的框架中阅读该作品。
有趣的是，《肉弹》出版不久的1906年，被称为自然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的岛崎藤村发表了长篇小说《破戒》，随后1907年，田山花袋发表了《蒲团》。这两部作品的发表意味着日本文学史上自然主义趋势的抬头，从此，自然主义开始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一般认为，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特征是把个人从一个集团或一种共同体隔离开来，通过个人的眼睛叙述事件、风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主义文学流行的背景下，《肉弹》引起了很大反响，占据了反主流的主流地位，并拥有众多读者，这在现在的我们看来难免觉得诧异。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认为我们不能忽视当时围绕《肉弹》的环境和该作品的性格，尤其是不能不提天皇对该作品的态度。
《肉弹》出版后，明治天皇特别召见了作者樱井。当时明治天皇与一般的军人见面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而且鉴于樱井所处的时代，我们不难想象他与天皇见面时的心情以及所引起的反响。明治天皇的介人为该作品附加了很大的权威性。而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在当时的日本国内该作品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也不难想见人们看待该作品的方式。
另外，我们稍微翻阅该书就会发现，樱井在开始叙事之前，在开头几页的设计上也下了一些工夫。当时大隈重信为《肉弹》作序，乃木希典为其题辞，甚至连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致信樱井。而樱井把这些题字、序文、信件的内容全部放在了《肉弹》的最初几页。关于此做法的效果，董炳月先生所著《“国民作家”的立场》里有所阐述：
《肉弹》1906年3月完稿，乃木希典阅读书稿之后为樱井题写了“壮烈”二字，大隈重信、大山巌都为该书作序。经皇宫侍从武官长冈泽精男爵之手，该书甚至被送到明治天皇面前。明治天皇是日本国的代表，乃木希典、大隈重信、大山巌则为当时日本的军政要人。（中略）明治天皇与乃木、大隈、大山等军政要人的介入将《肉弹》完全纳入皇国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同时将其纳入了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流程。加上日本媒体的大量介入，于是形成了一场官民共谋、配合默契的军国意识形态广告运动，推进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当时日本的主要媒体几乎都介入了《肉弹》的宣传活动，《肉弹》的影响扩展到整个日本社会，并且渐渐被定位在“国民教科书”的位置。③
可以看到，樱井放在其叙事内容之前的这些题字、序文、信等，对读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肉弹》得到了这些要人的赞赏和认可，以及樱井本人以军人的身份进行写作，使得该书成功地取得了更大的权威性。这种所谓权威性的基础，在于读者相信有一本书能够把事件、人物等真实描写出来，而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受到天皇等要人肯定的《肉弹》的内容几乎很有可能比实际的事物更有权威性。也就是说，由于该书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地被人们阅读利用，最后人们把它作为历史来认识并记忆，此事本身是创造国民的过程。
二 叙事的视角和故事性
下面我们以《肉弹》第一章《战友之血块》为例，看一下《肉弹》的叙事特点。第一章从日俄战争已结束，日军凯旋归国的场面开始，随后不久叙事者樱井就开始讲述一个故事。故事却是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有一个士兵归国之前流着眼泪向阵亡战友的坟告别，他说：
请安心，加藤—加藤—辽东半岛已经是日本的土地了——你的骨仍就是埋在日本的土地内的。请安心，加藤—加藤—……我回去了。……你安心在此罢。④
然后，时间转移到日俄战争开战之前，叙事者讲到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又接着说“噫忠义之骨而竟不能葬于日本之土地也”⑤。其后时间又回到战争结束的“现在”，说“而遗憾十年之辽东。仍再为我日本之土地。久绝禋祀之战友之墓地。再取而归我日本者”⑥。在这一连串的叙事当中，涉及了中日甲午战争，然而在叙事里，完全未曾有在战争中死去的中国人的存在。这些死去的中国人没有掠过樱井的脑袋，他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埋在被侵略土地上的中国人的气愤和遗憾。从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樱井是在以帝国单方面的视角叙述战争。
关于阵亡的战友、墓地的叙事，成功而有效地使读者抱有伤感的情绪，同时由于将阵亡战友的葬仪和土地联系起来加以叙述，巧妙地掩饰了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的行为和真相。正是因为那些关于阵亡和墓地等伤感的故事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而这伤感的共鸣又促进人们爱国情绪的发扬，与此同时，对于所谓战争的正当性只字不提，也能让人们自然地赞成、支持当时的战争。我认为，在第一章最初讲那种故事应该不是偶然的事情，估计是樱井为了之后的叙事安排，在第一章先假定了一个伤感的读者的共同体。这样可以让现实当中的自己比较容易接受当时作为加害者的自己，以及自己所做过的一切行为（尤其是杀人行为），而他通过文本对读者讲故事的时候，叙事也比较方便。
所以，在这里樱井没有再进一步地思考战争本身的矛盾，没有对自己命运的真正思考，也没有作为一个人面对战争的心里纠葛。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叙事者是在以鸟瞰的视角讲故事。换个角度来看，叙事者站在旅顺战争的后边，从旅顺这一空间的外边，以回顾过去来进行叙事。虽然《肉弹》里的视角基本上固定于樱井一人，但因为他得到了从作为“现在”的时间点，以及从旅顺外边的空间眺望过去的立场，所以能够自由自在地来往于过去的时间和空间，甚至可以插入在事件发生的时间中主人公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比如，在第十八章中有一个叫管正的中尉和大家一起喝啤酒的场面，樱井是这么写的：
待别盃既终，管中尉乃将空瓶高举而言曰：“祝诸君之健康——”言毕将瓶掷之，又曰“予尚须去埋葬战死者之遗骸”乃起而辞去。呜呼，此诚管中尉永别之盃也，盖彼从此不久，而不待可在敌阵高唱凯歌之时机，而即加入名誉战死者之列矣。⑦
要是叙事者的视角一直跟着作为连续现在的时间在推移，毫无差别，就绝不会写出“此诚管中尉永别之歪也”这句话。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都知道，叙事时，从谁的视角进行叙述、怎样叙述，是很重要的要素。《肉弹》一共有二十八章，樱井基本上使用第一人称、按照时间推移展开叙述，然而实际上，其时空轴和视角常会发生一些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微妙的错位。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作者在写作时，把过去的某个场面或者是某一段记忆描写出来，这显然有目的性和选择性。往往在这时候，作者会有意无意地以故事为前提来展开叙述，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旅顺实战记”的记录中，也都包含着故事的重构。
三 黄郛与《肉弹》的相遇
中国留日学生黄郛在日本将日文《肉弹》翻译成中文，以《旅顺实战记》为题，并于1909年（宣统元年）由北京和上海的新学会社和日本东京武学编译社出版。关于黄郛，已有沈云龙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篇》、张学继的《黄郛传》等著作，还有几篇其他论文。这里我想引用《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里对他的介绍，简述其生平。
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介绍：黄郛“浙江绍兴人（原籍杭县。一说原籍嘉兴，生于上虞。另说原籍松江，又作上海人）。原名绍麟，字膺白，号昭甫，别字天生，笔名以太（1914年《七囊》杂志有以太署名，备考）、耘农。1904年入浙江武备学堂，旋被选派留学日本，就读东京振武学校。次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结识蒋介石、张群。次年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1910年毕业回国，任职清廷军咨府。（中略）译有《肉弹》（即《旅顺实战记》），著有《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又代笔徐世昌《战后之中国》”⑧。
就在日本人民被日俄战争的胜利冲昏头脑，又值战时民族主义勃兴的时候，译者黄郛正好待在日本。一般来说，战争不但会大大改变本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等国家状态，也往往使得人们原有的概念或思想发生改变，文艺活动也不得不改变其形式。实际上，我们在《旅顺实战记》里也能看出战争的影响。譬如，战争需要简单而有效地区分敌我，即所谓“我们”和“他们”，在《旅顺实战记》里便可常见“我等”、“予等”等人称代词，因为这些词有能区别自己和对方的结构。
总之，战争的开始形成敌我，战争的结束则形成战胜者和战败者。《旅顺实战记》的第一章以“日俄战争一次大战争今幸已结局，几十万忠勇之将卒，戴名誉之月桂，而凯旋于国民感谢欢迎之里”为开始，即是以战胜国日本的视角开始叙述。其后叙述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历历叙述战争过程，而到了最后的第二十八章，叙事的时间又回到战争结束的时候。1906年以后《肉弹》在日本不断重版并在较长时间内有很大影响力，是因为其文本使读者再次体验战争，该书成为被战争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们不断享受胜利的工具。
而另一方面，在日俄战争中，中国自始至终没有敌我，也没有胜负。然而作为战争的舞台，又作为由于战争不得不割让领土的国家，是否可以说，是这些矛盾驱使黄郛将《肉弹》翻译成中文的呢？
另外，我认为黄郛选择《肉弹》，与当时他所留学的振武学校有一定的关系。张学继《黄郛传》里介绍振武学校时说道：“在这所学校里，所灌输的全是效忠天皇，重名轻死，崇尚勇武等日本‘武士道’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以及西方的军事学术。”⑨还有日本学者吉冈英幸在其论文《振武学校の日本語教材》里，就当时振武学校所使用的日文教材提出了有趣的看法。他说：
通盘来看《日本言文课本》从第一卷到第四卷的正文，其特征是正文中选了很多关于军队、军人、战争的主题。列举以这些故事为主题的课文有：第一卷《兵士》（5课），第二卷《兵役》（5课）、《军纪》（6课）、《各国的军备》（23课）、《军舰》（24课），第三卷《日本的军港》（5课）、《军舰的种类》（6课）、《水雷的故事》（9课）、《军舰内的生活》（10课），第四卷《日本的征兵制度》（4课）、《陆军礼法》（6课）、《连队旗》（7课）、《战争的故事》（9课）、《红十字》（10课）、《前出师表》（13课）、《特拉法尔加海战》（14、15、16课）、《英国海军之歌》（17课）、《列奥尼达的忠烈》（21课）、《纳尔瓦战役》（26课）、《军人敕谕》（27课）、《军人读法》（28课）等。另外，关于应有的军人精神，有《去海里，皇御国》（3～11课）、《精神教育》（4～6课）、《足曳》（4～8课）、《抛弃生命》（4～22课）等。由此可见，它的编辑方针是在使学生掌握作为军人训练时需要的词汇、语法等语言项目以外，还让学生领会在天皇制下的社会组织、军人应有的精神等，做好知识和思想准备。⑩
《肉弹》本身是很有日本色彩的作品。这不仅仅因为它是由日本人写的，也由于它里面描写出来的日本军队对战争的态度、对死亡的态度以及对天皇的态度等等，这些东西反映在文本中，对于不懂其文化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譬如题目“肉弹”这个词无疑是樱井自己创造的新词，表示以肉体代替子弹，往敌阵突进而展开肉搏的意思。在平常的生活中，人们不会想以自己的身体代替子弹。而樱井在战争的背景下，把“肉弹”一词陌生化了。他试图用这个词，用肉体和子弹的实际存在的对比，来刻画出战士的军人精神、气概以及死亡等概念。
要翻译这样的一本《肉弹》难度可想而知，与其说是译者在语言上有障碍，毋宁说是译者在对日本文化或精神的理解上有障碍。反过来说，如果不是超越了语言方面和文化方面的障碍的译者，就不可能翻译出这本《肉弹》。而我认为当时在振武学校留学的黄郛逐步具备了这样的语言能力和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
黄郛参与了1908年创刊的《武学》杂志的编辑，因此他在日本有发表自己言论的基础。虽然在《武学》杂志上《旅顺实战记》没有连载，但他自己有进行出版活动的基础，并具有业已形成的与读者的关系，这些可以说是《旅顺实战记》一书的出版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总之，黄郛能出版《旅顺实战记》的外在要素不外乎下面三个：第一，黄郛留学的年代与《肉弹》出版并引起巨大反响的年代恰好重叠。第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在振武学校念书，获得了做翻译需要的语言能力和知识。第三，他有支持自己出版活动的印刷业的基础。因此，黄郛翻译的作品脱离了作者，有不少的读者阅读其书，并通过阅读和作者进行交流。黄郛可以说是在翻译中较重视读者的译者，换言之，他的意图就是在于和读者之间的交流。
四 中译本《旅顺实战记》——作者与读者关系的重构
《肉弹》用日语写就，首先意味着它设想的读者是日本人。在第一章樱井就提到“惟既参加于古今之军记，或战史上所未曾有之剧战难战之旅顺攻围军中，其亲自之经历，及见闻之事实，今兹回首思之，不得不呵冻笔而记此难战之情形，与国民以新记忆也”(11)。这里所说的“国民”显然是指日本国民。再比如在最后的第二十八章，他描写俄方的军官把给自己缠绷带的日本护士打死，然后评论道“鳴呼，文明之人欤，请一记之——鳴呼，仁义之士欤，请勿忘之”(12)。
这里所谓的“文明之人”、“仁义之士”，显然是以“仁慈博爱之道”(13)照顾敌军的日本人。而与这些“文明”、“仁义”相对，打死照顾自己的日本护士的俄军显然是“不文明”、“不仁义”的。在这里，存在着日本／俄罗斯，文明／不文明，仁义／不仁义等被制造出来的二元对立结构。而《肉弹》始终在这种二元对立结构的框架下，强调日本军队如何文明，如何仁义，如何勇敢等。或者可以说，作品本身具有使读者从这种角度来把握战争的结构，也正好进行“与国民以新记忆也”的尝试。
可是，黄郛作为一个中国译者，得以从局外客观地看待日文《肉弹》的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他在翻译作品里，把作为叙述者的樱井与日本读者的关系向中国读者重新阐发。也就是说，中文《旅顺实战记》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包括日文《肉弹》作者和读者关系在内的双重结构。这从《旅顺实战记》开头的《译者趣意》里也可以看出。在该文里，黄郛设定“我国将校看者”、“我国兵卒看者”、“我国国民看者”、“我国教育家看者”、“我国当道看者”等读者群，举出很多例子解释自己的翻译意图，不断地告诉读者通过这本书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启发。而在《译者趣意》之后，他又在《读者注意》里接着说：
（一）是书真价值、真精神，全在后半册。读者幸勿中途生厌，尚祈一终读之。
（二）是书不滥加圈点。其加圈点者，均系译者有深意处，幸勿略而读过焉。
（三）樱井氏笔灵腕健，全篇均能曲达人情，描摩尽致。译者笔墨久疏，其间屈曲不成句之处甚多，阅者谅之。若能赐我教言，以便再版时更正，则尤为幸甚焉。(14)
由此可见，黄郛时刻意识到读者的存在，在与读者的关系中翻译了这本书。黄郛在对日本殖民主义怀有戒心的同时，也站在打败俄罗斯的东方国家日本的角度探讨胜利的原因，更为了祖国富强，试图向中国人传达自己分析出来的日本。陆光熙在给《旅顺实战记》写的跋文里评价此为：“吾有黄君郛有赤血之好男子也以其血泪译此肉弹吾读而爱之夫此书在日本人视之则为肉弹在吾人视之则为血泪此书实含有我国民无数之血泪今日读是书而不耻且羡而血不沸泪不下者必非中国男子（中略）合我国父老子弟之泪与血以雪国耻而扬国威。”(15)
五 关于叙事安排的变化
《肉弹》的叙事方式并不复杂，其时间排列很有规则，樱井将几月几号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件一件地按时间顺序写出来。这也许与这部作品的内容（即描写战争）有关，也有可能与作者对事物的看法有关。无论什么原因，我认为这种叙事方式较平坦，有可能让读者感到疲倦和不耐烦。作为翻译者的黄郛应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文本与读者要形成关系，该文本必须为读者所阅读。如果读者途中放弃阅读文本的话，自然对形成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很不利。在《肉弹》的翻译过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黄郛特地在《读者注意》里注明：“（一）是书真价值、真精神，全在后半册。读者幸勿中途生厌，尚祈一终读之。”不管这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译者的介入都在一定的程度上给读者提供了一些猜测故事走向的材料。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就可能通过这篇《读者注意》提供的信息，猜测出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等推移。同时在文本里，译者的影子也常以“圈点”的方式出现。
对于这样一种译者的介入，黄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仅低估了读者的想象力——使阅读变成了一种被动的接受过程，同时在叙述上也显得繁琐、拙笨”(16)等指责。但同时，透过这些文本我们能看到译者的焦虑。这种焦虑使得他在面临国家被瓜分的危机时不但不能沉默，还不能允许自己让读者较随意地去阅读这部作品，当然更顾不上那些指责。
此外，他在叙事速度的安排上也加以改造，进行省略。这些改造在第四章《船中之隐艺》中较明显。译者大大省略了原文日军兵士嘲笑俄军的部分。省略的部分比较长，原文如下：
上文中划线部分的是译者省略的部分。这段描写土兵演说具体内容的部分在译文中被“有一兵太夫，亦出席演说以助兴”(18)一语概括。原文中作者让日军兵士装成俄军兵士，通过他之口讽刺地戏谑道：“迚も勝たれぬ戦争だと、兼て覺悟はさめて居りました（大意为：我早已有觉悟了，这场战争绝对赢不了）”。虽然说即使没有这些，我们也能基本明白樱井想表达的意思，在内容连接上也没有太大的障碍，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种翻译处理不能不说没有忠实于原文。
那么，黄郛为什么不顾原文而极为大胆地省略了这一大段呢？我认为这与故事进行的速度和强度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首先看看原文第四章里的故事时间安排。第四章《船中之隐艺》里的时间推移非常简单，也没有时间的倒错，它叙述了从五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这四天之中发生的事情。在原文当中，这四天里叙事最为详细的是五月二十二日，因为二十二日发生的事情正是该章标题中提到的《船中之隐艺》。可以看出作者樱井在故事进行的速度和强度方面作了安排，对“隐艺”的叙事下了工夫。而在译文中这种叙事的安排被黄郛改变了。他省略了日军士兵的对话部分，于是使得二十二日的整个叙事大为缩短。这使得阅读译文的读者感觉到第四章的文章好像没什么重点，《船中之隐艺》的标题和内容似乎不相称。因为在黄郛的概念里，这部分的叙事并不被看作是有价值的地方，为了让读者早点看到黄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地方，黄郛对故事进行了合乎自己要求的速度与强度的改造（当然也不排除以下可能：原文那样的对话叙事的突然出现不合乎中文文体）。
总之，在这段文章里，作者和译者在故事的速度和强度的安排上有着很不一样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区别同时反映出，双方对于读者的阅读时间安排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六 从“チャン”到“锵”：一个对中国人的蔑称为何被延搁和改译？
《肉弹》第五章《上陆之危险》叙述的是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时的一些情况，在这里有不少关于中国人形象的记叙。樱井在日本人、俄罗斯人、中国人的形象对比中进行叙事。比如，他写道：
而无数之土民又皆牵牛曳车，喧噪扰攘，来集于上陆地之附近，其状态实有非口舌所能形容者。噫，人耶，兽耶。彼等具极污极秽之丑脸。而浑浑然一事不知殆即所谓亡国之民欤。垂眼视之，实可悯而可哀也。彼等初则甚畏日本人。恐怖无状，瞪目而立，不敢近即，甚至战震而逃匿者亦有之。或谓此现象也，系露兵虐民之结果，是或一道。盖露兵到处掠货财，辱妇女，种种暴动狼行无所不为故也。然自我军上陆以来，秋毫无犯，常抚慰土民，令其各安本业，故后来皆箪食壶浆以迎我皇军矣。虽然，彼等皆系抱金钱主意之狗奴具有一种由祖先传来之吝啬根性。所谓要钱不要命（即为金银故，虽生命亦不足惜）之怪性质是也。(19)
在这里，樱井是以帝国的眼光来描写当时的情况。他给中国人、俄国人分别贴上了“土民”、“亡国之民”、“金钱主义之狗奴”和“种种暴动狼行”标签，却将日本人奉为“秋毫无犯，常抚慰土民”。我们几乎看不出樱井对日军的侵略者身份的认识。在这里，俄军的形象被有意地鬼子化，中国人的形象则被彻底地愚民化，而和这些不好的形象恰恰相反，日军居然成为理想的侵略者了。除此之外，在第五章后半部分，也就是日军到了王家屯以后的场面，还有樱井对中国人形象的雕刻。他说：
魂梦未醒之老爷，鼻涕长垂之小孩，从彼家，从此家，如蚁而出，皆以为珍异，而来仰见我等。咬着长烟管。蚩蚩皞皞。一若惟此处诚天下泰平。而自国之骚扰亦如他处之天空而一无所触。其浑浑无知之情状。诚可怜也。家屋之污秽，与土民之不洁，实不成其为话。以水土未惯之我等，无论何时，值有不掩鼻而不能一刻居者。名曰舍营，而实则一种异样之臭气，到处飞扬而逼人，恰如宿于轩端，其雨滴到处浸入者然，而不能成寐。大蒜臭之大锵小锵（日人侮吾国人曰锵锵。盖锵锵者猪尾之谓也。所以诮吾国人之垂辫也。此处云大锵小锵者，盖即大人小孩之谓是也）如豚豕然，一群团坐时，其臭气直有冲破鼻膜之势。(20)
这里的叙事除了以“污秽”、“不洁”、“臭气”等词形容中国人以外，还用“如蚁”、“如豚豕然”等比喻再强调其形象。不过，更需注意的是“锵”这个词，以及其后的译者注释（划线部分）。译者注释称“锵”一词是“猪尾之谓”，为了“诮吾国人之垂辫”，但实际上应该不是这样。“锵”的日文“チャン”(chan)，是“チャンコ口”的略称。董炳月先生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チャンコ口（读音“抢—拷捞”）是明治末期之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之一，而该词本是钱的异称，据说因其与“清国奴”发音相近，故用以称中国人。在《留东外史》（不肖生写于民国初年）第三十一章，居心不良的中国留学生周正勋跟踪日本女学生，跟到鸟居正一子爵家门前，与鸟居家的两个佣人冲突。刚刚离去，身后便传来两声“抢—拷捞”。(21)
除了上述董先生的看法以外，关于“チャンコ口”的语源还有其他几种说法。一说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后，“清国奴”的台湾读音传播到日本，后来日本人讹音为“チャンコ口”。另一说当时留日学生的自称“清国人(qingguoren)”“中国人(zhongguoren)”，日本人发音成“チャンコ口”。这些词语和“支那”一词一样，以战争为背景传播到各地，因此都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
根据这些说法，显然译者的注释不符合“チャンコ口”的语源，当时有的留日学生确实有过辫发被日本人嘲笑为猪尾或者豚尾的体验，但关于“チセソ”，却似乎没有人说它是“猪尾之谓”，且猪尾的日语发音和锵的发音实在差的不止一点半点。我估计黄郛也应该知道这一点，而他把“锵”、“猪尾”、“垂辫”等意象联系起来，我以为应当是有意的。
当时，辫子有着相当的政治性，它代表满清政府的统治，比如1903年在弘文学院剪掉辫子的鲁迅后来在《病后杂谈之余》里还写道：“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22)这大概不是夸张的说法。于是，黄郛把如实体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的蔑称“チャン”音译成“锵”，并加了注释，却成功地把日本人的歧视归向辫子这一主体，从而达到自己主张排满的目的。
为了利用“锵”来主张排满，除了注释以外，黄郛做翻译时还对原文加以改造。虽然译文当中“锵”一词的出现在这里是第一次，但在原文里，“チャン”的出现在之前已经有过一次。我们先看看本节第一段引文中划线的“彼等具极污极秽之丑脸。而浑浑然一事不知殆即所谓亡国之民欤”这部分。对应这部分的原文是：
彼等は底
味の悪ぃ面構をして、何事をか呟きつつ過ぎ往くのであつた。腹の
ぃチャンと思へぼ面憎ぃが、これが即ち亡国の民かと(23)
原文在这部分里，“チャン”一词第一次出现。而尽管译者对这种蔑称有着敏感的态度，但在原文中第一次出现此词时，他却偏把它删除掉。从他的直译式的翻译方式来看，这应该不是偶然的事情。我认为，这正是因为译者看到樱井说的“如豚豕然”这一歧视中国人的比喻之后，想到把“锵”、“猪尾”、“垂辫”联系起来，从而在“如豚豕然”一句前面把自己的注释插进去，这样可以使得读者感觉到这一注释的正当性。因此，“チャン”的第一次出现必须得被忽略，因为必须等待能够和“猪尾”、“垂辫”等意象摆在一起的语境。这样处理的结果就是，“チャン”的出现被延后，形成了黄郛译《肉弹》的文字。在现在的我们看来，这是对原文的一种不敬，也故意地歪曲了作者的原意。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对当时的黄郛来说，究竟哪些问题才是迫切的问题。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11)(12)(13)(18)樱井忠温著，黄郛译：《旅顺实战记》，新学会社1909年2月版，第196、196、122、2、3、108、4、187、187、19页。
③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月版，第82～83页。
⑧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111页。
⑨张学继：《黄郛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页。
⑩吉冈英幸：《振武学校の日本語教材》，早稻田大学日本語教育研究2002年3月版，第98页。此文笔者翻译。
(11)同①，《读者注意》。
(15)同①，《跋》。
(16)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30页。
(17)(23)樱井忠温：《肉弹》，英文新志社4月版，第26～27、36页。下划线由笔者所划。
(19)(20)同①，第26、28页。下划线由笔者所划。
(21)董炳月：《读书》，《“肉弹”伦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版，第135页。
(22)鲁迅：《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