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之风尚荡”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唐国史补》卷下有一段经常被研究者引用的话：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草，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因李肇此书的撰写距贞元结束至多不过二十年，上述言论便成为研究中唐士风的重要材料。对于天宝的“尚党”、元和的“尚怪”和大历的“尚浮”学界都已有比较深入的分析①，唯“贞元之风尚荡”尚阙。而作为联系盛中唐的桥梁，唐宋转型的重要关节点，贞元的意义万万不可忽略②。
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社会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北朝以来的山东士族旧家；一是进士出身的庶族(主要指高宗、武后以来的新兴统治阶级)。士族旧家以宗经为正宗，行为端方，而庶族无操持，行为浮华、放浪③。“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放佚恣肆，不守礼法”④，进士们“重辞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既没有好的家学和门风，又不能砥砺其行，行为放荡，不守名节。
侯外庐先生认为庶族寒俊和豪族名流的斗争是唐代中后期政治思想斗争的主要内容：
在这一系列的纷争中，庶族的代表人物往往把自己扮演成才气横溢、通达时变、勇于进取、准备大有所为的革新者，而把豪族名流视为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乡愿和腐儒。反之，豪族名流总是把自己扮演为品德高尚的君子，而把庶族寒俊人物视为浮华嚣张、奔走钻营、气势汹汹、舞弄是非的轻薄小人。⑤
尽管没有提到“进士科”一词，但“轻薄小人”前一系列定语无疑可理解为“放荡不羁”。唐代庶族寒俊唯一的进身阶梯是科考，所以，可以说侯外庐和陈寅恪都认为唐朝中后期那些不守礼法、急功近利、行为不检点、喜欢舞弄是非者乃出身寒素的进士。陈伯海先生认为贞元的“荡”是狂放⑥，胡可先先生认为贞元末士风崇尚放荡、豪华和奢侈⑦，而蒋寅先生认为贞元之“荡”表现为“嚣张之气”⑧。
李肇所言之“荡”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荡”是否是贞元士风的集中体现?真如陈寅恪、侯外庐二先生所说那样是指庶族进士浮荡吗?从大历之“浮”到元和之“怪”，贞元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荡”对后代又有哪些影响呢?
二、当时及后代对贞元士风的评说及其中的矛盾
贞元九年，韩愈曾对当时的士风有所批评：
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⑨
韩愈认为那些奔走于“学问”之途的人都是些“侥幸浮薄之辈”⑩，他们以“学问”为工具换取名位，趋炎附势，社会风气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坏。类似来自举子群体本身的批评到处都可见，如“伤时之学者，不由所学，矜所学也”(11)，“学止肤受，或文得泛滥，有崔卢之亲戚，有酒肉之费给，往还依倚而得之，罢便已”(12)，“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13)。
可这些批评者在后代又受到了同样的批评：
唐代韩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观、皇甫湜数君子之文，陵轹荀孟，糠秕颜谢，其所宗仰者唯梁肃补阙而已。乃诸人之龟鉴而梁之声采寂寂，岂《阳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誉喧喧者，宜鉴其滥吹也。(14)
古今文人，往往无行。如……唐之柳宗元、吕温辈，皆急于荣利，苟图富贵，而不惜名检。(15)
上举各人贞元间年龄及进士及第时间如表1，把上述材料等与表1对读，会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
第一，陈、侯二先生“庶族”的观点有失全面。刘禹锡乃儒学世家，祖父、父亲都曾为殿中侍御史。柳宗元家世显赫，“至于唐，刺济、房、兰、廓四州”，“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母亲为范阳卢氏，父亲柳镇曾为太常博士，精通经术，与当时的许多著名的学者诗人过从甚密。吕温祖父为浙东节度使吕延之，父亲吕渭为礼部侍郎，曾三掌贡举。显然，三人非庶族。
第二，遍阅贞元士人本人创作，发现无论是出身优显的刘禹锡、柳宗元、吕温，还是经历贫寒的韩愈、李观、皇甫湜、欧阳詹的文字中，都找不到他们浮华、放浪、奢侈的记载。同样，考察贞元京城诸多来自不同地域、出身各异的举子材料，也没有发现任何一条材料说某举子不仁不孝的。有关史籍同样如此。
第三，热衷于描写奇闻异事、奇情异趣的笔记小说、传奇文等中也未见上述士人贞元时行为浮荡的记叙(元稹的《莺莺传》在元和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贞元时期，说举子群体“荡”有些片面。也就是说，李肇“贞元之风尚荡”可能不仅仅是指出身庶族的进士阶层行为的放荡无检束，它应该有更丰富的含义。
三、贞元时期士人的思想状况
建中四年，陆质从江南回到长安，再为左拾遗、太常博士。贞元中，以他为中心的第二代《春秋》学派形成。施士匄自兴元元年始至贞元十八年一直在太学，“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指经考疑者继于门，太学生习毛郑《诗》、《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16)。当年听过他说《诗》的刘禹锡、柳宗元、韩愈(17)、吕温等都受其影响，在学术上呈现出个性化、主观化的倾向。中唐学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及唐之中叶，海内
安，士稍知宗尚经术。而去圣愈远，异端并兴，学《书》者则以今文易古文而颇改其辞，学《春秋》者则合三传之同异而杂举其义。不本所承，决以胸臆。(18)
贞元十六年左右，韩愈、李翱作《论语笔解》(19)。他们认为汉魏诸儒拘守章句，注释有很多的过失。二人或者自创新解，或者改易原文，或者变更经文次序。《论语》在他们那里，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如：
《宪问第十四》：“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曰：“虽君子犹未能备。”
韩曰：“‘仁’当为‘备’字之误也。岂有君子而不仁者乎?既称小人，又岂求其仁耶?合谓君子才行或不备者有矣，小人求备则未之有也。”
李曰：“孔注云备是解其不备明矣，《正文》‘备’作‘仁’，诚字误。一失其文，寖乖其义。”(20)
《论语》这段话，自汉至清诸家都没有歧义，讲君子由于各种原因有可能不仁，而小人则一定不仁。韩李二人别出新格改“仁”为“备”，认为一个人只要是君子，行大义，行为或才能上略有不足没什么大不了的，个别的不足或缺陷无碍其成为君子，更不能说他“不仁”。目的的高尚性决定了手段、过程等的合理性。韩李突破传统经学的因循保守，给进士阶层行为之不在乎礼法细节，不计较外界评判的“荡”找到了经学支持。
由此出发，韩愈强调特立独行，如说伯夷是“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21)，对他“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的气概表现出由衷的敬意。于頔是贞元年间出名的暴虐之人，史书上说他“横暴已甚”、“恣威虐”(22)。贞元十八年，韩愈曾致信于頔：“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23)干谒权贵，可以吹捧的地方很多，韩愈唯独选择被认定是于頔性格缺陷的地方吹捧，应该说多少是对他果断独立、不为外界舆论所左右的行事方式的认同。
对士人的懦弱、萎随，韩愈十分不屑：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24)
韩愈强调士人必须不苟同于流俗，以圣人作为万世标准，将圣人的道德要求内化为个体意识。
李翱在《从道论》里将韩愈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阐发。他批判《传》中的“违众不祥”和《尚书》中的“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观点。李翱认为，不贪图个人利益，在“大道丧，是非汩，人伦坏，邪说胜”的情形下能勇敢“从道”，在“不失其正”和“不罹其害”间取得平衡的才是君子。君子不会盲从“经”的教诲，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也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贞元士人中，在特立独行方面走得最远的当属柳宗元。他著文大肆赞美在正统观念看来不忠不信的伊尹，认为在造福生民的大道面前，一个人可以不顾臣节、不计主暴，也可以抛弃仁义、忠信，做到“大中”：“然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25)“恒人”的猜忌、诽谤根本就无足挂齿。元和六年，柳宗元著文对《春秋》所说的“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种“乱之本”进行分析，认为“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者，虽为理之本可也”(26)，对传统的等级秩序进行了否定，也表示出了对权贵的蔑视。
贞元士人中，思想最激进的要算吕温。他直接冲击等级制度：“考诸古训，其异端欤；稽诸时事，其乱本欤。”(27)贞元十四年，吕温新君权思想成熟：“民无恒归，德以为归，抚则思，虐则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28)吕温认为诸葛亮“才有余而见未至”——“愚忠”。吕温认为诸葛亮应当秉持“唯活元元”的原则，“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奈何当至公之运，而强人以私，此犹力争，彼未心服，勤而靡获，不亦宜乎”。《香祖笔记》卷五说吕温的这篇文章“持论颇谬”，《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失之谬妄”。在封建时代，相信君权神授的儒家学者眼里，这样的观点可真的是骇人听闻、大逆不道，“荡”得太远，可以说是反动了。
韩愈的“特立独行”、柳宗元的“大中”和吕温的新君权思想说明：贞元时期，年轻的士人们以清醒的思索和独立的判断，对传统价值观进行全面审视，颠覆了其中的某些核心理念。他们确信所追求目标的正义性，不再被手段和过程的合法性束缚，能够根据现实需要做自如屈伸，也敢于正面与传统思想冲撞。他们积极务实，离经而不叛道，怀着对未来的忧患和士人拯时济世的热情，多方尝试“中兴”良策。
四、“荡”之行为表现：“自负绝大”、“视世绝卑”与“毁訾同类”
特立独行、不守礼法的综合体现是“自负绝大”与“视世绝卑”。具体表现为批判色彩、担当精神和对现实的积极干预；而批判的对象主要有：政治方略、朝廷官员、同代士人。
李观认为礼义是维持国家稳定的要素，士人是国家的基础，“夫学废则士亡，士亡则国虚，国虚则上下危，上下危则礼义销，礼义销则狂可奸圣，贼可凌德”(29)。“观絜身复古，立行师古，临事不惑，见危必进”(30)，慨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尽管乃一介寒士，无职无位，但李观常常著文为那些贫穷、不幸者鼓而呼。《贻睦州纠曹王仲连书》、《与睦州独孤使君论朱利见书》、《与张宇侍御书》、《代彝上苏州韦使君书》、《代李图南上苏州韦使君论戴察书》等都是为无势无利者鸣不平。杭州府有三位士人因经济困难无法进京赴考，十八岁的李观给当地长官上书，要求他们“彻重味于膳夫，抽月俸于公府，实数子之囊，备二京之粮”，或者“言之于有司，取我王税，量其丰省，赡其所须”(31)。李观此举，颇有与虎谋皮的气概。他的“荡”表现在：第一，好管“闲”事。在京城，他上书请修太学；在地方，他为各类小人物鸣不平。第二，犯上。路见不平，为别人拔刀，甚至在干谒信里还教训高位尊者：“员外必澄神洗机而镜其是非，无党欲速与蔽贤。”(32)无怪乎韩愈也要说“元宾行峻洁清”(33)了。行峻，做事不考虑后果；洁清，心地澄明，不夹杂任何个人私欲。如此行事，在旁观者看来，自然是不温柔敦厚，不“中”而“荡”了。
“颇怙威权，中伤端士”是《旧唐书》对刘禹锡的评价。“时态众尚，病未能也，故拙于用誉”(34)，这是贞元十年时刘禹锡对自己的评价。柳宗元初应举时，“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35)，“见佞色谄笑者，不忍与坐语”(36)。贞元十七年任蓝田尉前后他被同僚称作“狂疏人”、“轻薄人”(37)。吕温更糟糕，“性多险诈，好奇近利”(38)。三人都看不起那些阿谀逢迎之徒，并且常常公开和他们对抗。
《越缦堂读书记》中说“八司马中固多君子”，《四库提要》也称吕温“深有得于六经之旨”。刘柳吕三人都是有政治理想，并由于出身等原因最有条件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士人。身份、学识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忍不住要自示锋芒。对于政见不同、性格不合、趣味不投者，自然难免会流显出鄙视甚至直接表现出轻蔑来。如：
通事舍人宣诏，旧命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读，故用拾遗低声摘句以助之。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者，自吕始也。时柳宗元戏吕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也。”(39)
按唐朝官制，通事舍人主要负责朝廷文书的宣读、外国使节朝堂觐见时的导引以及致仕官的存问等，正七品下。吕温拒绝为官阶比自己高(拾遗为从八品上)的通事舍人帮忙，是对通事舍人没文化的蔑视。而柳宗元的玩笑，则更是充满轻蔑。这自然不是儒家道德所推许的温良恭俭让，自然是无行，是“荡”了。
唐代科考的不糊名制致使举子们必须奔走于王公大人之门以求延誉。贞元时期，上面提及的所有人物均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求遇经历。这时，他们往往对所祈求和依仗的对象有很高的期待，又敏感脆弱，很容易产生被伤害感。而在王公大人们来说，“白袍子何太纷纷?”长安因为举子的大量涌入而显得浮躁、喧闹。由此，两个阶层之间就出现了互相的指责。王公大人认为举子们经学根底不深，行为乖于礼法、少检点、朋游无忌等，而举子们则认为当权者因循守旧、冷木不仁、傲慢势利、嫉贤妒能、吹毛求疵等等，“执柄之臣，深惟无从，但劳心于无益，全身于因循”(40)，“天子之官天子之权，当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41)。其情绪之愤慨、用语之刻薄，之前的文学史恐是少有其匹。
对王公大人的批评延伸就有了对朝廷用人方略的批判。韩愈的《上郑相公书》的批评对象是朝廷“循资历级”的官员任用制度。贞元十五年，韩愈借《驽骥》说话，“力小若易制，价微良易酬”(42)，表达大才难用的怨愤。贞元二十一年，韩愈的这种不平之气还在。《杂诗四首》(其三)通过对建筑材料的错用来暗示朝廷令君子居下位，小人居上位的情况，预言这样的政府“虽无风雨灾，得不覆且颠”(43)。韩愈的怨愤在欧阳詹那里引起了共鸣，很快《答韩十八驽骥吟》作就，表达的情绪和韩愈完全相同。皇甫湜在文章里直接断言天下根本没有什么是非标准，完全由个别权贵的喜恶决定，“彼诚君子矣，为之无不是；彼诚小人矣，动而之非”(44)，“所谓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他的结论是“天下是非系于人，不悬于迹；一于分，不定于所为”。刘禹锡作于贞元十三四年间的《因论》七篇也带有很强的批判色彩，如《原力》批判的是就朝廷的重力不重德。
与上行批判相呼应的是平行批评。柳宗元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谈到他贞元十七年任蓝田尉时同僚的状况“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赏算赢缩”。《乞巧文》更是对社会整体道德败坏的冷嘲热讽。韩愈的《伯夷颂》批判了士人的从众从俗，患得患失，缺乏独立的思想、价值判断等。皇甫湜的《送王胶序》对士人交往之中的唯利是图进行了斥责。
贞元时，朝中大臣以清慎寡言为行事原则，如贾耽，“不见其喜愠。世谓淳德有常者”(45)。高郢写有《语默箴》、权德舆有《诫言》。从史迹看，他们发言举辞都是十分谨慎小心的。和大臣们一样，举子们也在互相告诫要“谨言”。可不一样的是，举子们更多对流言、谤语的批判，以及对散布流言的小人的骂詈。例如柳宗元有《谤誉》，白居易有《天可度——恶诈人也》，韩愈有《原毁》、《五箴·口箴》、《释言》、《利剑》等。
孟郊这方面的作品最多。他将自己多年科场蹉跎的原因归结于有小人在背后败坏他的名誉，“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46)。他认为他的优秀品德和出众的才华都被这些流言遮蔽了，“詈言不见血，杀人何纷纷”(47)，“众毁铄黄金”(48)。他用秦始皇的“焚书”做文章，“秦火不燕舌，秦火空燕文。所以詈更生，至今横絪缊”(49)。此外，孟郊还在诗里告诫大家要审交、慎交，要出言谨慎，要深藏不露，“露才一见谗，潜智早已深”(50)。
“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故业因儒雅，行成险薄”(51)。这是生活于大历贞元间的赵匡对贞元士风的感觉。毁訾同类，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都是无操守、多是非，而显“荡”了。这风气一直延续到晚唐，“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诗，其中非自叙无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52)。
五、荡之文学表现：畅
牟愿相在他的《小澥草堂杂论诗》中说“盛唐只是厚，中唐只是畅”，可谓深得中唐精髓。“畅”最能代表贞元风格。贞元文坛的“畅”，是济世理想的大胆陈示，是生活状况的真率展示，是内心要求的坦荡呈现，也是形式的摆脱一切拘忌，快心露骨。
《旧唐书·韩愈传》中说“愈发言真率，无所避畏”，“耿言无所忌”。贞元期间韩愈写作的干谒文约有20篇。这些文章将卑微不足之感和很不够崇高的一些愿望坦率道来，无任何遮掩。李观、欧阳詹、孟郊等的诗文也非常直率，有时候几至不顾廉耻的境地，如“小子尝衣食宣武军司马陆大夫，道德仁义之矣。陆公既没，又尝衣食此郡前守吏部侍郎韦公，道德仁义之矣。韦公既去，衣食亦去”(53)。无论是谁，对写这样文字的人都很难产生好感。柳宗元、刘禹锡、吕温则因为“地利”等因素，很有几分优越感，文字里多少有一些张狂，丝毫不掩饰对同仁等的蔑视。
无论是寒门举子的“求生”，还是刘、柳、吕的“求胜”，所有的表达都酣畅淋漓，真性率直。这种不加任何删汰的“畅”的趋势到元和就发展成了对俗事俗情的唠叨，以及文学表现的领域扩大，文学中的人间气息至此浓郁起来。
和坦率的感情表达相一致的是，举子们不受任何既定的创作法则、规矩的约束。孟郊将古典诗歌的优雅、从容、宁静、和谐一并打碎，巉刻和阴冷的意象大量引入诗中，令人“如嚼木瓜，齿缺舌敝”、“蜇吻涩齿”(54)、“不欢”(55)，“诗格之变，自退之始”(56)。韩愈诗体改革的试验和他贞元年间诗歌创作同步进行，议论化、散文笔法、奇崛瑰怪、“以文为诗”、嘲谑等在贞元年间所创作的诗歌里都有体现，例如十四年的《远游联句》，十五年的《雉带箭》，十七年的《山石》，十九年的《苦寒》、《落齿》、《利剑》都是。
综上可知，“贞元之风尚荡”包括几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指学术思想的自由。梁肃援佛入儒、李翱以心解经，儒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第二，速功思想。为了合理、正义的目的而可以忽略过程和手段等的放达。为“道”、为社稷苍生、或为解决温饱，都可以不拘小节；第三，人格上的平等意识和刻意的耿介其行。第四，创作上坦荡真率和适性随意结合。自我得到完全的释放，所有新形式的探索也都是基于最合宜表达的需要。总之，“贞元之风尚荡”的含义十分丰富，它的主体不仅仅是庶族进士，而是包括所有在贞元期间初露头角的举子、初入官场的新官员。他们的“荡”表面看来是不持守礼法、急功近利、行为不检点、舞弄是非等，但实质上是出于对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蔑视，是对君权的合理性的怀疑，也是出于对自身学识、修养、人生目标的自信。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荡”都有它的两面性。一面是思想与学术的互相推动，使文学摆脱了旧形式、旧思想的束缚，在表现领域、风格、手法等方面都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新面貌。大历的“浮”滋生了贞元的“荡”，贞元的“荡”既在思想上替元和扫除了障碍，又在具体的操作上提供了许多的实践经验。唐代文学就这样被推向了一个新的辉煌。而另一面，经学解释的随意性使得学术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被侵犯；过分讲求权变和过度强化目的使得道德太有弹性以致几乎等于取消了道德，就很有可能为小人张目、替卑鄙开道；太在乎随意适性，结果就是文学形式的松弛松散而缺乏美感；太注重个体感觉的宣泄，造就了文学的高产和庸俗，也使得文学泥沙俱下，无好诗易，无恶诗难。
注释：
①见蒋寅：《大历诗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张安祖、杜萌若：《〈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张安祖、杜萌若：《天宝之风尚党——论盛中唐之交诗坛风气的转移》，《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②关于贞元的思想、文化意义，见拙文《贞元的价值与意义——兼及对古代文学史分期的思索》，《江西师大学报》2009年第2期。
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7-79页。
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9页。
⑤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
⑥陈伯海：《唐诗学引论》，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35页。
⑦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⑧蒋寅：《孟郊创作的诗歌史意义》，《华南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
⑨韩愈：《答吕医山人书》，《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6页。
⑩欧阳詹：《送李孝廉及第东归序》，《全唐文》卷五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028页。
(11)欧阳詹：《上郑相公书》，《全唐文》卷五九六，第6024页。
(12)李观：《与吏部奚员外书》，《全唐文》卷五三二，第5406页。
(13)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全唐文》卷六五三，第6644页。
(14)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六“李磎行状”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9页。
(15)姜南：《风月堂杂识》“有文无行”条，王文濡编撰：《说库》第34册，上海：上海史明书局，1925年。
(16)韩愈：《施先生墓铭》，《韩昌黎文集校注》，第350页。
(17)据《韩文考异》“韩七”为“韩十八”误。贞元十八年，施士匄卒，韩愈为其作《施先生墓铭》。
(18)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总论》，(清)光绪甲申仲春长沙王氏刊本，第2页。
(19)李光富：《李翱著作年代及版本考》，《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20)《论语笔解》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页。
(21)韩愈：《伯夷颂》，《韩昌黎文集校注》，第64页。
(22)《旧唐书》卷一四九《于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3)韩愈：《与于襄阳书》，《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84页。
(24)韩愈：《伯夷颂》，《韩昌黎文集校注》，第64页。
(25)柳宗元：《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39页。
(26)柳宗元：《六逆论》，《柳宗元集》，第95-98页。
(27)吕温：《功臣恕死议》，《全唐文》卷六二七，第6327页。
(28)吕温：《诸葛武侯庙记》，《全唐文》卷六二八，第6340页。
(29)李观：《请修太学书》，《全唐文》卷五三二，第5401页。
(30)李观：《与睦州独孤使君论朱利见书》，《全唐文》卷五三三，第5410页。
(31)李观：《与房武支使书》，《全唐文》卷五三三，第5408页。
(32)李观：《与右司赵员外书》，《全唐文》卷五三三，第5407页。
(33)韩愈：《答李秀才书》，《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75页。
(34)刘禹锡：《献权舍人书》，《刘禹锡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1页。
(35)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韩昌黎文集校注》，第510页。
(36)柳宗元：《志从父弟宗直殡》，《柳宗元集》，第322页。
(37)柳宗元：《与杨诲之第二书》，《柳宗元集》，第849页。
(38)《旧唐书》卷一三七《吕渭传附吕温传》。
(39)韦绚：《刘宾客嘉话录》，陶敏、陶红雨：《刘禹锡集编年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358页。吕温为拾遗在贞元十九年。
(40)李观：《请修太学书》，《全唐文》卷五三二，第5401页。
(41)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书》，《全唐文》卷六八五，第7019页。
(42)韩愈：《驽骥》，《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5页。
(43)韩愈：《杂诗四首》，《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242页。
(44)皇甫湜：《明分》，《全唐文》卷六八七，第7034页。
(45)《新唐书》卷一六六《贾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6)孟郊：《长安羁旅行》，《孟郊诗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页。
(47)孟郊：《秋怀》之十五，《孟郊诗集校注》，第162页。
(48)孟郊：《连州吟》之二，《孟郊诗集校注》，第257页。
(49)孟郊：《秋怀》之十五，《孟郊诗集校注》，第162页。
(50)孟郊：《秋怀》之七，《孟郊诗集校注》，第160页。
(51)赵匡：《举选议》，《全唐文》卷三五五，第3602页。
(52)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75页。
(53)孟郊：《上常州卢使君书》，《孟郊诗集校注》，第513页。
(54)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孟东野蜇吻涩齿，然自是盘餐中所不可少。”转引自《孟郊诗集校注》。
(55)宋人严羽《沧浪诗话》以及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均用到这个词。
(56)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的集卷一七《韩吏部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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