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孝经》传播与孝行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孝经论文,孝行论文,两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孝经》以论述孝道系统而全面，被帝王视为教化百姓、治理国家的圣经宝典，很多帝王亲自注释讲授；作为儒家经典和科举入仕的必读书，为历代学子士人所诵读研究；又以篇幅短小而文字通俗，为平民百姓所家喻户晓，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行为，在中国古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一切都是从两汉时代开始的。两汉《孝经》传播与孝行涉及到政治、思想、经学、风俗、文献等众多领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笔者仅就两汉《孝经》传播与孝行中的原因、特点等问题，试述管窥蠡测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孝经》思想适应古代社会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铁工具牛耕的逐渐普及、各国变法的先后开展，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制度日益完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蓬勃兴起，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不仅有着血缘上的联系，文化、习俗上的传承，而且经济上相互依赖，父母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反哺回报赡养父母。家长要组织生产，要负责完成国家规定的税赋，承担各种徭役。这就需要家长有权威，孝是其权威的支柱，子女在家庭中养成孝的习惯与意识，以便到社会上做驯服的臣民。人数众多如同汪洋大海般的小农家庭，是构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的基础，形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孟子·离娄上》。）的家国一体格局。国和家相联系，国是家庭的扩大，家庭是国的缩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本来西周作为宗族伦理的孝，逐步转化为调整宗法家族内部关系的孝，进而泛化成为社会道德规范的孝。
在转化过程当中，儒家学者相继在理论上进行了发展。在《论语》中十九次出现了“孝”及与“孝”有关的词语，孔子探讨了孝与礼、孝与仁等方面的关系，对孝敬、孝养、孝思、孝顺等作了系统的论述，奠定了儒家孝道的理论基础。曾子不仅身体力行孝道，而且在理论上进一步系统化，做出了阐释：“众之本教曰孝”（注：《礼记·祭义》。《吕氏春秋·孝行》、《大戴礼记》卷四《曾子大孝》均作“民之本教曰孝”，与《礼记·祭义》稍有不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把孝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泛化到各方面：“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注：《礼记正义》卷四八《祭义》、《大戴礼记》卷四《曾子大孝》。）把孝与忠联系在一起。孟子对孝道有独到建树，性善论完善了孝道的理论基础，树立起大孝子舜的典型形象，甚至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注：《孟子·告子下》。），并把孝道与治道相联系。荀子在继承孔子等理论的基础上，有所扬弃与发展，提出了孝有不同层次，孝子事亲需合乎礼义等成系列的看法，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注：《荀子·子道》。）。正是在此基础上，《孝经》对先秦时期儒家孝道思想进行了博采众长的总结、创造而成为孝道、孝行、孝治的集大成之作，并在孝道的思想中突出了“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和移孝作忠等忠孝一致的原则，把孝由家庭伦理扩展为调整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使其具有稳定家庭和社会的作用，适应了秦汉以来以小农经济、宗法家族为基础的古代社会的需要，适应了巩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其实，孝并不是儒家的专利。墨家也讲究“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注：《墨子》卷四《兼爱下》。）道家讲：“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注：《老子》十八章。）虽有讥刺儒家之意，但仍认同孝慈、忠臣等观念。管子认为：“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注：《管子·形势解》。）法家也认为：“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注：《商君书·画策》。）“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注：《韩非子·忠孝》。）纵横家亦称：“主圣臣贤，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妇贞，家之福也。”（注：《战国策》卷五《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孝子之于亲也，爱之以心，事之以财。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注：《战国策》卷一六《楚策三·苏子谓楚王》。）杂家提出：“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注：《吕氏春秋》卷一四《孝行》。）在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儒、墨、道、法、杂、纵横等家对于孝的内容、作用、解释立足于各自的理论体系，各有特色，异彩纷呈。但异中有同，大同小异，孝已经成为诸家所认同的道德观念，并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道德传统。
然而真正把孝变成调整家庭、社会关系，适应社会的需要，也是经过了艰难曲折的探索。虽然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国，不仅丞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中两处引用《孝经》，给孝道以比较高的评价。云梦秦简中也有“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君鬼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殴（也）”（注：《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下同，第285页。）的言论，有“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第195页。）的法律规定。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巡游东方，不忘宣扬孝道，称：“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注：（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四《峄山刻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秦始皇之子扶苏、胡亥不仅对孝道有所认识，而且还有所行动。但严酷苛刻的刑法，规模浩大的工程，不堪忍受的负担，焚书坑儒的暴行等，激化了社会矛盾，兵马强盛的秦朝土崩瓦解了。靠马上夺取天下的刘邦子孙君臣，认识到“攻守之势异”（注：《汉书》卷三一《贾谊传》。）的形势，采取逆取顺守的策略，接过了孝的旗帜，借鉴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继承中有所修正，把秦朝依靠刑法推行孝道，改为以教化为主要方式，把严厉惩罚不孝改为惩罚不孝与表彰孝子孝行并行，组织传播《孝经》的专门队伍，使《孝经》传播政治化，并把孝行与官吏选拔等结合起来，形成了系统的以孝治天下的体系，移孝作忠，表忠扬孝，力图形成“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注：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甲编《新书·礼》，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下同，第215页。）；“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注：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下《至德》，中华书局1986年，第118页。）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不仅发挥孝调节家庭人际关系的作用，而且发挥孝整合社会关系的功能，从而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把孝转化为巩固汉家天下的重要措施。
正是家国一体的农业社会提供了孝存在、发展的深厚土壤，《孝经》在儒家宗师论述孝道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对孝作了全面综合与创造，提供了系统而丰富的孝思想，为汉朝的《孝经》传播和孝行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再加上汉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孝经》传播政治化，《孝经》思想社会化，适应了古代社会和巩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需要，在巩固汉家天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不同社会阶级、阶层与意向的合力
在《孝经》的传播当中，在《孝经》思想的社会化向社会化的思想转化过程中，以“为国家必以孝”（注：《荀子·宥坐》。）的精神，汉朝皇帝先后制定推行了一系列制度、规定，自汉惠帝下诏：“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开始，到汉武帝采取“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注：《汉书》卷六《武帝纪》，卷六十八《霍光传》，卷八十三《薛宣传》，卷八十六《何武传》。）的措施，逐渐形成“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注：《后汉书》卷六二《荀爽列传》。），以皇帝的权威命令天下人诵读《孝经》，使家庭的孝行与国家的官吏选举挂钩，除察举孝廉外，有时还下诏令举荐至孝等人，孝行成为取士为官的前提，“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注：《续汉书》志二四《百官一》注引应劭《汉官仪》为“世祖诏”，《北堂书钞》卷七九《设官部·秀才》引应劭《汉官仪》作“汉世祖中兴甲寅诏书”，即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诏书。《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注、《太平御览》卷六二八《治道部·贡举上》引《汉官仪》为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十二月己未诏书。两者内容一致，详略不同，而时间、词语稍异，当是同一制度的初次颁布与再次重申之别。）大孝子几乎都有出任高官的可能。权力与利益结合在一起，孝行与官吏的选拔、升迁联系在一块。《孝经·五刑章》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奏谳书》有“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弃市。弃市之次，黥为城旦舂”的法律规范。《二年律令·贼律》亦规定：“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叚（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反之，子告父母、妇告公婆，《告律》规定：“勿听而弃告者市。”这样就使“不孝”成为惩治不孝子女的罪名，“孝”变为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这并不仅仅是纸上的规定，许多人丧身于不孝罪名之下。襄平侯纪嘉子恢说不孝谋反，论纪恢说及妻子弃市。梁平王刘襄任后在祖母李太后病时，未尝请疾；薨，又不侍丧。被人告发，枭首于市。衡山王太子爽王坐告亲不孝，弃市。还有的因不孝被贬降夺爵者，东汉齐王刘晃及弟利侯刘刚与母太姬宗相互诬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请免晃、刚爵为庶人，徙丹阳。汉章帝以“《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贬晃爵为芜湖侯，削刚户三千。”并“其遣谒者收晃及太姬玺绶”（注：《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縯列传》。）。不孝还成为争权夺利的棍子，成为废黜罢免天子、官僚的罪名，霍光废黜身为皇帝的昌邑王刘贺，理由就是“五辟之属，莫大不孝”（注：《汉书》卷六《武帝纪》，卷六十八《霍光传》，卷八十三《薛宣传》，卷八十六《何武传》。）。对不喜欢的官吏，有时也用不孝为借口罢免。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以薛宣“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无闻焉”等理由而免职。（注：《汉书》卷六《武帝纪》，卷六十八《霍光传》，卷八十三《薛宣传》，卷八十六《何武传》。）汉哀帝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以何武“举错烦苛，不合众心，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示四方”，而令其“上大司空印绶，罢归就国”（注：《汉书》卷六《武帝纪》，卷六十八《霍光传》，卷八十三《薛宣传》，卷八十六《何武传》。）。汉哀帝时，外戚王莽、傅喜均被以“亏损孝道”的名义免官。（注：参见《汉书》卷八六《师丹传》载大臣上书言：“丹不深惟褒广尊亲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言：“莽前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固然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亏损孝道”则成了打击对方的锐利武器。）孝不仅是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的准则，而且成为国家的法律规范。《孝经》思想社会化，是以《孝经》传播政治化为前提，皇帝的提倡，朝廷的仕宦导向、法律规范等政治措施，对《孝经》的传播与两汉的孝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皇权对政治思想的导向和影响，对社会行为的引导。
郡县乡亭的官吏，则把朝廷以孝治天下的宗旨化为具体的行政措施，落实到乡里。
诸多的《孝经》诵读者，则带着各自生活文化背景基础上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欲望来学习诵读，接受其思想。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们则带着各自的期望来督促、指导儿孙子弟来学习《孝经》。
正是从上到至高无上的皇帝、下至芸芸众生的编户齐民等不同社会地位、阶级、阶层的人们，带着不同的意愿，以不同的角色，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孝经》传播上汇集成一个合力，从而推动了《孝经》的传播，使《孝经》思想社会化，进而成为社会化的思想，孝道成为两汉时代家庭伦理的核心、社会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的原则，在各方面发挥着直接或间接、有形与无形的作用。
三、两汉《孝经》传播与孝行的不同特点
虽然“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注：《孟子·尽心上》。），源于人类的天性，但事亲的孝行则有待于后天的教育启迪。两汉孝的教化和《孝经》的传播是从上到下逐渐普及的。西汉时，据《汉书》记载学《孝经》者，多为皇室贵族子弟，从汉昭帝“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注：《汉书》卷七《昭帝纪》，卷七一《疏广传》，卷六《成帝纪》，卷六《武帝纪》，卷十二《平帝纪》。），皇曾孙刘病已（即汉宣帝）“师受《诗》、《论语》、《孝经》”（注：《汉书》卷八《宣帝纪》、卷六八《霍光传》。），及广川王刘去“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注：《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广川惠王越》。），汉宣帝“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注：《汉书》卷七《昭帝纪》，卷七一《疏广传》，卷六《成帝纪》，卷六《武帝纪》，卷十二《平帝纪》。）等记载中可知。但皇帝朝廷的倡导，皇室子弟的学习，说明《孝经》传播还处于上层社会范围内，尚未普及到整个社会中。同时，统治者所提倡的正是社会所缺少的，说明孝行亟待发扬光大。汉武帝诏书称：“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注：《汉书》卷七《昭帝纪》，卷七一《疏广传》，卷六《成帝纪》，卷六《武帝纪》，卷十二《平帝纪》。）皇帝有如此认识，在于确有不孝的事实。贾谊称：“今其甚者，刭大父矣，贼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注：《贾谊集校注》甲编《新书·俗激》，第87页。）后来，韩安国还引《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注：《史记》卷一○八《韩长孺列传》。）并非是理想的父子有礼、六亲有纪、君明臣忠。汉文帝诏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但现实是“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颜师古注曰：“无孝悌、力田之人可应察举之令。”其原因汉文帝归为“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注：《汉书》卷四《文帝纪》及颜师古注。）。无独有偶，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十一月，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到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还有“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的现象，汉武帝认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只得下令有司制定了“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注：《汉书》卷七《昭帝纪》，卷七一《疏广传》，卷六《成帝纪》，卷六《武帝纪》，卷十二《平帝纪》。）的惩罚措施。可知直到汉武帝时代，孝行还是稀缺资源。在皇权的推动下，设立儒学五经博士，推行察举孝廉制度，下工夫推进教化，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孝经》传播政治化，范围日益扩大，元始三年（公元3年）夏，“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五年，下令征天下通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注：《汉书》卷七《昭帝纪》，卷七一《疏广传》，卷六《成帝纪》，卷六《武帝纪》，卷十二《平帝纪》。）从制度上建立了在基层传播《孝经》的庠序机构，设立了专门人员，标志着《孝经》由皇家宫廷传播到民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措施的推行落实，社会风气逐渐发生变化。到了东汉时，据《后汉书》、《三国志》、《隶释》等文献记载，学《孝经》者，除皇家贵族外，官僚和黎民百姓子弟也很多，传播相当普遍，就是在边远的凉州，刺史宋枭也要“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注：《后汉书》卷五八《盖勳列传》。）。《孝经》深入传播到各个阶层，思想社会化，孝道逐步成为社会所认同的道德规范。
《孝经》的影响也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西汉在传播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制定诵读《孝经》、察举孝廉等政策，表彰孝子孝妇的孝行，惩罚不孝的行为等，而在东汉则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有一个由潜移默化到效果显著的过程。据毛立平《孝与两汉家庭简论·两汉孝子的地理分布》统计，《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中所记载的孝子（包括孝女、孝妇、孝孙等）有一百一十多名，其中西汉仅有十名，东汉则有百余名，相差悬殊。元代以来流行的二十四孝当中汉代有九孝，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其中西汉仅有汉文帝一人，其他八人都属于东汉。《汉书》中所记的孝行多为皇帝大臣，黎民百姓很少，相反所记皇室诸侯王子弟不孝的事例也很多。在《后汉书》虽未列孝子传名义，其实卷三十九所记全为孝子孝行，（注：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华峤《后汉书》卷二作《孝子传》，这是最早的关于孝子的专门传记，以后正史中才有了《孝友》、《孝义》、《孝行》、《孝感》等类传。）在其他纪传中也多有孝行记载，以致有人称为孝行连篇累牍。
之所以有着两汉的不同，这不仅与朝廷政治措施，《孝经》传播与孝行循序渐进有关，而且与时代风气、生存环境、家庭结构等也有联系。
从时代风气看，成书于东汉初年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儒学兴盛的仅有齐地“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鲁地也因“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至于其他地区更是无法与齐鲁相比。在汉武帝尊儒崇法之后，虽有些学法、学纵横者等亦学儒术，主要是在思想文化方面，而在实际行政运作中，仍以刑法律令为主。在这种风气中，所谓尊崇儒术，实际上是对政治的文饰多于对儒家经典的真诚信仰，儒家经书知识多是作为工具，成为教化的课本，作为打开通向仕宦权力之路的敲门砖。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任德教的汉元帝掌握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官僚队伍构成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汉云台二十八将已不再是西汉初年的布衣将相，而多是有着儒学知识背景的豪强大族，皇帝也不再是向儒冠中撒尿的汉高祖刘邦，而是有着太学生身份的汉光武帝刘秀。队伍结构成分变了，指导思想也在变化。皇帝以至高无上的君主，又加上了最高儒学宗师的头衔，裁判经学的歧异纷争，儒学成为正统，因而形成了与西汉时既有联系而又有特色的时代风气。
从生存环境看，秦汉之际，汉高祖五年而定天下。而两汉之际，先有王莽取代西汉建立新朝，又有绿林赤眉起义，到汉光武帝削平群雄统一天下，前后达二十余年，国家动荡，社会混乱，生产停滞，经济崩溃，以至人相食。危难见真情，家贫出孝子。以记述孝子最为集中的《后汉书》卷三十九来看，七个传主中，有五人是生活在两汉之际的大乱年代，一人生活在汉灵帝动乱时期，只有一人是在平安年代“居贫养母”。附传的十一人中，有六人生活在动乱的年代，两人因为家贫。卷三十九可以说是孝子传，由上述可知正是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而造就了有儒学知识背景的大孝子。如果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之时，孝道受到皇帝的重视提倡，《孝经》得到广泛传播，那么孝子突出醒目，孝行卓绝动人，反而是在社会动荡、经济极端困难时期。
再从家庭结构看，从商鞅变法，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注：《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因此，“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
鉏，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注：《汉书》卷四八《贾谊传》，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如淳注。）。由这种分家析产制度所形成的家庭，父子、婆媳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又称编户民、编户、编列、平民、家人、齐民等，如淳曰：“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注：《汉书》卷四八《贾谊传》，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如淳注。）。都担负着国家的赋税徭役，经济独立，身份平等，儿子媳妇孝敬较少，兄弟亲属相争很多。在这种家庭结构中，孝子稀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及注释等记载的户口资料来看两汉家庭户均人口数量的变化，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户均人口4.87人，汉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户均人口4.91人，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户均人口5.82人，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户均人口5.81人，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户均人口5.77人，户均人口的增加，除说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多之外，也说明家庭规模扩大，同产共居不分家财的大家庭增多。在大家族中，辈分不同，亲属众多，关系错综复杂，易生矛盾嫌隙，不得不以礼仪维持秩序，特别需要讲究伦理的孝道，以保持尊卑等级的分明，如樊重，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再加上儒家孝道思想传播的深入，涌现的孝子也就日益增多。李充、缪彤、姜肱、蔡邕等就是同产共居家庭孝行的代表。
正是诸如此类的因素，对《孝经》的传播与孝行等带来了一定影响，形成了两汉不同的特点。
两汉时代，《孝经》经过文本阐释和社会传播，与政治措施相结合，传播政治化，思想社会化，孝成为家庭伦理核心、社会道德规范，深刻地影响了两汉人的思想行为，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孝行，树立起孝行的楷模，给后世以重大的影响。在《孝经》传播逐步扩大、孝道影响日益深入的互动过程中，《孝经》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道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些都和两汉《孝经》的传播与孝行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