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平等性与实际汇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率论文,平等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入分配平等性问题一直被理论界重点关注，但其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却是一个极少被涉及的研究领域。 实际汇率反映的是国家间的相对价格水平，在实际汇率决定理论中存在着两个传统：购买力平价理论将这一相对价格水平看成跨国一致的或者长期内稳定的，实际汇率的变动规律主要体现在各种冲击下如何向长期水平的复归过程；而购买力平价理论的终点则是另一理论传统的起点，这些理论认为实际汇率在长期内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变动调整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以下简称“巴萨效应”）就是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在分析实际汇率如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时，研究视角又可以分为供给角度与需求角度：当资本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供给具有充分弹性时，需求因素就对实际汇率没有影响，早期的实际汇率理论都是从供给角度进行分析的，例如生产率的角度（Harrod，1939；Balassa and Samuelson，1964）、人力资本的角度（Clague and Tanzi，1972）、要素禀赋的角度（Baghwati，1984）、自然资源禀赋的角度（Sachs，1999）等；而当供给不具有充分弹性时，需求因素对实际汇率也有重要影响，例如从消费偏好的角度（Stockman，1980）、需求结构的角度（Bergstrand，1991）等。此外，近年来兴起了很多新的分析视角，更多潜在影响实际汇率的因素被纳入理论分析，如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Braude，2000）、汇率制度的角度（Broda and Christian，2006）、性别比例的角度（Du and Wei，2011）、劳动技能的角度（Bodart and Carpantier，2012）、道路基础设施的角度（Du et al.，2013）等，这其中也包括研究收入平等性与实际汇率的关系。 就目前的文献看，Garcia（1999）的研究是最早也是迄今最为全面直接讨论收入平等性如何影响到实际汇率的文献。他将收入平等性与实际汇率都看成是经济体内生决定的，认为收入差距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实际汇率产生影响：从短期看，由于高收入者更加倾向于消费不可贸易品，这样收入差距的扩大将通过非同质性需求（nonhomothetic preference）因素使内部实际汇率升值；同时从长期来看，收入差距扩大会使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减少，通过“巴萨效应”使内部实际汇率贬值。对于上述两个方向相反的效应，Garcia（1999）通过数值模拟得出的结论是收入差距扩大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方向具有不确定性，要根据教育的规模效应情况而定。Garcia（1999）的实证分析结果比较含糊而没有明确结论，他的解释是长期内两者确实可能都是内生的，而在短期内需求机制起着主要作用，收入不平等性的扩大会带来实际汇率的升值。 Garcia（1999）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也有一些待完善的地方：主要是对于收入平等性如何影响到实际汇率在理论与实证方面都没有明确肯定的结论，收入平等性对实际汇率的作用机制尚较为简单，没有考虑到金融市场因素在调节消费需求方面的作用。另外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例如作为其理论核心之一的教育规模效应参数没有被清晰定义，且在实证分析中也很难被量化。 另外一篇早期成果是Min（2002）的研究，他是从发展中国家如何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角度出发，将收入平等性问题与实际汇率相联系，认为收入分配政策对于保持汇率竞争力、增加出口具有重要意义。Min（2002）建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模型，从类似的需求机制出发，认为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时，社会的总需求将更偏向于可贸易品从而带来实际汇率贬值，利用跨国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证实了这一结论。Min（2002）的研究意义在于首次在实证研究中就收入平等性与实际汇率的关系得出了明确结论，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理论分析尚过于简单。 收入平等性被引入实际汇率理论中，还与从消费需求角度分析实际汇率决定问题的“Backus Smith之谜”有关。在微观经济理论中，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是由对商品消费的边际效用之比决定的，而国际实际商业周期模型（IRBC models）对实际汇率的分析与之高度一致：实际汇率是两国间各类商品总体上的相对价格水平，实际汇率的变动应该由两国的人均消费增长率的差异所决定，实际汇率贬值的国家（即该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水平下降）应该伴随着该国消费水平的上升（即该国消费边际效用下降），但这一结论却为实证结果所否定（Backus and Smith，1993）。在对“Backus-Smith之谜”进行解释时，本国金融市场不健全与收入平等性问题在近年来被引入了分析之中：当本国金融市场不健全时，收入的不平等性就制约着微观主体利用金融工具的可能性，从而使得收入与消费不平等带来的结构差异也影响到实际汇率。Kocherlakota and Pistaferri（2007）提出了私有信息与不完全保险这两种不同情况下收入消费不平等性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也不相同，并在实证分析中发现右尾因素对实际汇率产生着影响：即富人对财富的拥有程度影响到实际汇率，富人越富有，对不可贸易品的需求就越多，该国的实际汇率就越升值，他们认为这一现象在美英两国之间的实际汇率情况检验中得到证实。上述研究有较大影响，其不足在于理论机制上仅考虑了收入不平等性对需求的影响，总体尚属于关于消费与实际汇率关系的研究之列。另外实证结论存在着争议，Kollmann（2009）利用微观家庭消费数据否定了其分析结论。 总体来说，收入平等性如何影响到实际汇率问题尚是极少被涉及的研究领域，除了上述几篇文献外，尚有一些讨论实际汇率对于一国收入平等性影响的成果（Guillaumont and Hua，2001；Elisabetta and Domenica，2008），其他研究则非常鲜见。 本文试图就收入平等性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机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首次提出收入平等性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可能呈现出倒“U”型关系。本文在第二部分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平等性将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五个具体机制对一国的实际汇率变动产生影响，提出收入分配结构对于一国实际汇率影响的倒“U”型理论假说；在第三部分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前文的理论猜想；在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理论模型 （一）模型的基本假设 为了尽可能简化，我们在本文中假定经济体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不考虑政府因素。我们采用与Garcia（1999）相同的假设，假定该经济体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劳动者：普通劳动力（穷人）和人力资本（富人），后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工资收入也更高；同时不存在金融市场，穷人无法通过金融市场借入资金而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成为富人。此外，无论穷人富人都不具有除工资外的财产性收入。 衡量收入平等性通常有三个指标①：基尼系数，数值范围从0（完全平等）到1（完全分配不均等）；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平均收入的比率；其他各阶层人相对于最低收入水平（poverty line）的平均距离（average distance）。出于模型可解性、简洁性考虑及前文的具体设定，我们采用上述第三个指标：将人力资本工资
相对于普通劳动力工资
的比值λ=
/
设定为收入平等性的衡量指标，显然λ＞1，λ数值越小则社会收入分配越公平。 我们进一步假设，在整个社会中，人力资本与普通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分别为φ与1-φ，这一分布比例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相关，收入差距越大则人力资本在社会中所占比重越小，即φ（λ）是λ的单调递减函数。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可以从多个理论角度进行解释：例如，有研究者使用OLG模型证明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中，如果初始收入分配状态严重不均衡则会带来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②；再如，关于收入平等性与教育决策机制的论述结果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负相关③；另外，收入差距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是具有长期代际遗传性的④。 此外，本文依据研究惯例将实际汇率界定为内部实际汇率，即不可贸易品与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 （二）需求面：单个经济体行为及消费模式基本假设 通常认为，不同收入群体在消费模式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富人更加偏好消费不可贸易品（Giles and Hampton，1985），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在这一结论基础上进一步简化。 我们假定普通劳动力的行为模式为：每一期的消费等于工资收入，由于不需要人力资本投资与维持，所以不需要储蓄，普通劳动力人口不会给后代留下遗产。为简化计算，不妨设普通劳动力只消费可贸易品（或理解为相对于可贸易品的花费，不可贸易品的花费可以忽略不计）。故整个社会对于可贸易品的总需求为：
而人力资本的行为模式为：每一期的工资会有一部分进行储蓄用于下一期人力资本的维持（1-θ（λ））
（1+r），θ（λ）为人力资本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最后一期，人力资本会把储蓄留给下一代作为人力资本的初始投资（1-θ（λ））
（1+r）。显然，θ（λ）是λ的单调递减函数，即越富有的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边际储蓄倾向越高。为简化计算，同理设人力资本只消费不可贸易品（同样可理解为相对于不可贸易品的花费，可贸易品的花费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整个社会对于不可贸易品的总需求为：
另外，由于只有人力资本有储蓄的行为，整个社会每期的储蓄形成物质资本积累，则有物质资本积累水平为：
。 （三）供给面：生产函数的基本假设 从供给面看，社会中存在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两个部门，一般认为可贸易品部门资本密集度高而不可贸易部门劳动密集度高，为了分析方便我们也对这一结论进一步简化。 我们将可贸易部门生产函数写为如下形式⑤：
，u为用于可贸易部门的普通劳动力，
为用于可贸易部门的人力资本，k为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本积累（为简化分析，假设只有可贸易部门使用物质资本进行生产）。α代表在可贸易品部门中，人力资本相对于普通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的溢价，设定0＜α＜1/2。
由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可得：
由（4）/（3）得到如下关系式：则有：
（四）市场均衡与实际汇率的决定 当市场均衡时对于不可贸易品和可贸易品来说，都满足供给等于需求的条件，即：
代入（1）、（2）和生产函数的形式可得：
两式相除可以得出：
（五）收入平等性如何影响到实际汇率决定：比较静态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收入平等性指标λ对于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我们将其影响机制区分为直接机制（即显性的λ对于实际汇率的影响）和间接机制（即隐性的λ通过其他参数如
（λ），θ（λ），k（λ），h（λ）对于实际汇率的影响）。 从（11）式可以看出，收入平等性衡量指标λ会通过五个机制对实际汇率产生影响。 1.相对收入效应
我们首先分析λ变动对实际汇率的直接影响，在这里暂不考虑λ通过影响h（λ）进而影响实际汇率的间接机制，即将h（λ）视为常数h。已知0＜β＜α＜1/2，我们可以得出
。也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人力资本相对收入就会越多。而人力资本人群主要消费服务等不可贸易品，所以人力资本相对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对不可贸易品相对需求的增加，进而引起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上涨，即实际汇率的升值。这一点与Garcia（1999）及Min（2002）对于需求机制的描述基本一致。 2.结构需求效应
由
是
（λ）的单调递增函数，
（λ）是λ的单调递减函数，可知
。也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人力资本的人数就会减少；而人力资本人群主要消费服务等不可贸易品，所以人力资本人数的减少会引起对不可贸易品相对需求的减少，进而引起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下降，即实际汇率的贬值。这是从社会劳动力结构角度对于需求效应的解释，故称为结构需求效应。 3.消费倾向效应
由θ（λ）是λ的单调递减函数，可知
。如前模型假设描述，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人力资本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而人力资本人群主要消费服务等不可贸易品，所以人力资本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会引起对不可贸易品相对需求的减少，进而引起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下降，即实际汇率的贬值。这是从人力资本的边际消费倾向角度对于需求效应的解释，故称为消费倾向效应。 以上的结构需求效应和消费倾向效应是Garcia（1999）及Min（2002）没有讨论的需求面机制。综合相对收入效应的作用，在需求面，收入平等性对于实际汇率的影响判定需要权衡相对收入效应的作用与结构需求效应和消费倾向效应结合的作用哪个占主导。 我们猜想，收入平等性在需求方面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可能与收入平等性的演变程度有关：当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初步拉开时，人力资本人群的比重及其边际消费倾向尚处于高位，此时相对收入效应将强于结构需求效应及消费倾向效应之和，收入不平等性的上升将引起不可贸易品消费数量的显著增加，从而使得实际汇率升值；当经济体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至一定程度后，则会出现相反的结果，随着收入平等性恶化引起的人力资本比重的不断降低及储蓄倾向的不断提高，结构需求效应及消费倾向效应将居于主导，收入不平等性的上升将引起实际汇率的贬值。 4.物质资本积累效应
物质资本积累效应的机制较为复杂，从数学上来说这取决于收入不平等性对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以及物质资本积累对实际汇率影响两个相互联系环节的综合影响，即
。在这两个环节中，物质资本积累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是显然的，因为物质资本积累主要作用于可贸易品部门，所以物质资本积累的增加会使得可贸易品相对供给增加，相对价格下降，即实际汇率升值。但是，收入不平等性对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则较难确定：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时，人力资本收入相对更多，他们可以储蓄的资金增多，同时他们的边际储蓄倾向也会更高；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人数却在减少。我们同样猜想，在收入平等性恶化的初期，人力资本数量不足的结构效应小于人力资本收入增加的收入效应与边际储蓄倾向增加的效应之和，这样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物质资本积累就会提高；而在收入平等性恶化到一定程度后，则可能导致物质资本积累的降低。如果上述猜想成立，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性通过物质资本积累效应机制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可能是先升值再贬值。 5.人力资本积累效应
综合以上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的机制描述，我们猜想收入平等性对于实际汇率的影响可能存在倒“U”型的关系：即，收入差距拉大最初会使得经济体实际汇率升值，但收入差距恶化至一定程度后时会使得该经济体的实际汇率贬值。 三、实证检验 （一）方法 我们用以下基准回归方程来研究实际汇率的决定，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期：
2000年以后，较多的学者开始从人口年龄结构（age structure）的角度来对实际汇率的变动规律进行分析，为此，我们在上述方程的基础上考虑年龄结构的影响，于是有：
为检验收入不平等性对于实际汇率的影响，我们的实证重点是探究收入分配与实际汇率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即是否如之前理论预测那样呈现倒“U”型关系：当基尼系数较低时，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会促进实际汇率升值；当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40时，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会促进实际汇率贬值。 我们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倒“U”型关系的检验，即构造一个含有虚拟变量的函数如下：
（二）数据 本文所有的数据均取自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WDI）数据库。 实际汇率（rer）数据取自WDI数据库中的系数（PPP conversion factor（GDP）to market exchange rate ratio），这是在研究实际汇率时被广泛选取的指标，系数的上升代表了本国实际汇率的升值。 工业与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atn）为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生产率之比，该比率作为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相对生产率的代理变量，用于代表B-S效应。其中，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为WDI中提供的工业部门产值（industry value added，constant 2005 USD）与工业部门就业数量（employment in industry，%of total employment）之比，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为服务业部门产值（services value added，constant 2005 USD）与服务业部门就业数量（employment in services，%of total employment）之比。在对B-S效应的实证检验结论方面，存在着很大争议，总体来说不够显著（Lee and Tang，2007）。一般而言，工业与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越高，可贸易部门技术进步相对越快，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越高，实际汇率升值，即
应该为正值。 开放度（open）由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衡量，由WDI中提供（Trade，%GDP）。开放度的提高通常会存在两个不同的效应，当开放度的提高是由出口扩展主导的话，其开放度的提高将使得本国可贸易品的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对实际汇率的效应取决于之前的本国价格水平与国际市场的差异。考虑到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效应的综合，本文认为
的数值应该较小，即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间相互抵消趋于0。 贸易条件（tot）是WDI中提供的净贸易交换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其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一般而言，在消费需求存在本国偏好的情况下，贸易条件的改善会带来实际汇率的升值，即
应该为正值。 政府支出比例（gov）是WDI中提供的政府最终消费总体占比（general government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of GDP）。根据Rogoff（1992）的论述，通常认为政府支出倾向于购买非贸易品，从而倾向于提高非贸易品价格，所以这一比例越大，实际汇率越升值，即
应该为正值⑥。 劳动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对数用lnlabour来表示，老年组人口占人口总数比例的对数用lnold来表示。针对人口结构和实际汇率之间的研究，Braude（2002）最早使用了1970-1990年间9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认为老年人口比率上升将造成实际汇率的升值。Andersson and Osterholm（2005）针对瑞典1960-2002年的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实际汇率有显著解释力，而他们在2006年的研究中，使用1971-2002年25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后发现，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对实际汇率具有贬值效应，退休人口带来升值压力。相反地，杨长江和皇甫秉超（2010）基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和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则发现劳动人口比率的上升带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而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则带来人民币汇率的贬值。 人均GDP用gdppc表示，使用的是经名义汇率折算的以2005年美元为基准的数据。在之前的实际汇率模型中，人均GDP更多被作为生产率水平的替代变量而用于度量B-S效应，本文将人均GDP和工业与服务业相对生产率同时引入回归方程中，主要理由是：第一，实际汇率的最根本规律就是与人均GDP之间的依存关系，这是被历次跨国统计所一致验证的，被称为“PENN效应”，而B-S效应严格来说只是对PENN效应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但两者并不等同，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进行了区分（Pancaro，2011）；第二，收入平等性对实际汇率的作用程度，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及国民收入水平有关，需要在实证检验中予以控制。 对于基尼系数而言，它是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依据，通常把40%作为收入分配的警戒线。我们选取了1980-2010年这30年的基尼系数为研究对象，我们采取Forbes（2000）的做法，以5年为间隔，将这30年分为6个时间段，选取每一时间段起始年份的基尼系数作为样本，即1980-1984这一时间段选用1980年的基尼系数对应1980年的其它控制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如果当年基尼系数缺失，则使用同一时间段内最接近该年份的基尼系数值作为样本。我们使用5年间隔的时间段而非一年间隔的数据进行刻画，其原因在于基尼系数的变动较为缓慢，选择较长时间间隔的变化可以更好地揭示基尼系数对实际汇率的影响，而不使之为其它短期因素的波动而掩盖。由于我们的方程中涉及了较多的控制变量，在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缺省情况较为严重的情况下，经过处理和删去缺省值后，我们得到了227个样本点，具体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所示。 （三）实证结果 对于这个静态面板数据的分析，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是最常见的方法。随机效应模型最大的缺陷在于只有当国家特定的效应与其它解释变量无关的时候，其估计才是一致的。为此我们进行了Hausman检验⑦，认为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
进一步的，我们仍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自相关问题。对于我们的面板而言，时间维度相对于个体组数而言较少，加之数据的可得性，组内个体信息较少，故而认为一般不存在组内自相关的问题。然而，对于那么多国家而言，却不得不考虑个体间的扰动项可能存在的组间同期相关问题，因为同时期国家间的经济活动会互相影响。为此，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事实上，沃尔德检验显示chi2（56）为68747.84，p值0.0000，强烈拒绝原假设，认为确实存在组间异方差）。我们进行了基本模型、加入基尼系数、加入基尼系数和人口因素的三种方程形式的回归，具体的结果如下面的表格所示。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业与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对数（lnatn），贸易条件（tot），政府支出比例（gov）和人均GDP的对数（lngdppc）在任何形式的方程中都显著。不同的是，lnatn的系数和我们预想的并不一致，其符号为负值，关于B-S效应和这个变量的研究仍然需要更多的工作。贸易条件符号为正，这与我们假设贸易条件的改善一般会带来实际汇率的升值相符合；政府支出比例系数的符合也为正，这与我们之前提及的政府支出倾向于购买非贸易品，从而倾向于提高非贸易品价格，故而政府支出比例越大，实际汇率越升值；人均GDP符号为正且显著，也说明了收入的提高带来了实际汇率的升值。对于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开放度在基本回归式以及加入基尼系数和人口结构的回归式中均显著，且符号均为负值，但是在第二个回归式中为正值而且并不显著，不过实际上开放度对实际汇率的效应其实取决于之前的本国价格水平与国际市场的差异，所以考虑到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效应的综合，我们认为其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间相互抵消趋于0，所以三个式子中
的数值较小和原先预期较为接近。
在加入基尼系数后，
和δ都显著，而且正如之前预测的那样，
为正，δ为负，所以说明收入分配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是成立的，即当基尼系数较低，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会促进实际汇率升值；当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40时，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会促进实际汇率贬值。进一步的，在加入了人口因素后，我们发现结果并没有变化，贸易条件、政府支出和人均GDP继续对实际汇率有着显著影响，而基尼系数方面，倒“U”型关系也成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入人口变量的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率的上升将带来实际汇率的升值，但不算显著（在20%的水平下才显著），不过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显著带来了实际汇率的贬值，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杨长江和皇甫秉超（2010）的分析结论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使用另一种方法来进行估计。上述方法的一个欠考虑之处在于，我们假定了国际警戒线40为基尼系数与实际汇率间“倒U型”关系的转折点，虽然实证研究支持了基尼系数较低时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会促进实际汇率升值，而当基尼系数超过40时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会促进实际汇率贬值这一现象，但我们仍然需要在更一般意义上去证实倒U型曲线的存在。为此，我们使用更严格的方式，即在实证模型中加入二次项来进行更一般意义上的检验，即：
在上式中，如果一次项的系数
为正且显著，二次项的系数
显著为负，则可以说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收入分配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成立。我们同样分三种情况进行了检验，上述方程的计量结果在表3中显示，我们发现其结果和之前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倒“U”型关系成立。加入基尼系数前后，工业与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对数（lnatn），贸易条件（tot），政府支出比例（gov）和人均GDP的对数（lngdppc）在任何形式的方程中都显著，并且后两个回归方程也验证了收入分配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是成立的，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带来实际汇率贬值这一点也有所体现。 收入平等性问题对实际汇率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极少。本文尝试提出收入平等性对于实际汇率影响的倒“U”型关系，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理论模型来说明收入平等性如何影响实际汇率，提出收入平等性的变化会通过“相对收入效应”、“结构需求效应”、“消费倾向效应”的需求面影响机制和“物质资本积累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供给面影响机制对实际汇率产生影响。我们猜想这些效应的综合作用结果可能与收入平等性的演变阶段有关：收入平等性恶化的初期可能使得实际汇率升值，而持续恶化至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带来实际汇率贬值。本文首次利用了跨国面板数据对收入平等性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了明确结论，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均一致验证了存在“倒U关系”的理论猜想。 本文的不足在于：理论模型尚较为简单粗糙；实证研究中收入平等性指标使用的是基尼系数，而理论模型中使用的是不同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指标，两者并不完全等同。我们将在以后的研究尽力弥补上述缺陷，并尝试就收入分配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建议，文责自负。 ①具体可参见Cowell（2006）对收入平等性衡量指标的介绍分析。 ②如Galor and Zeira（1993）的分析：每个个体面临两期都做普通劳动力，或者一期进行人力资本二期成为人力资本获得高工资两种选择。由于个体的初始禀赋不同，资本市场存在存贷利差，最终的动态均衡结果得出：初始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均衡会导致中等收入人群人数不足，进而使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③具体可参见Perotti（1996）：生育决策是父母对其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和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权衡的结果。人力资本高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大，其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大，从而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小；人力资本低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小，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小，其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大。因此，在教育决策方面，富有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低。 ④如Becker和Tomes（1979）指出，由于存在着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个人和家庭无法简便地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此时，父母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后代人力资本投资数额，从而影响后代成年时的工资收入。 ⑤这里生产函数的设定和Romer（1990）的假设一致，根据杨立岩和王新丽（2004）有部分形式上的修改。 ⑥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增加会带来实际汇率的贬值，研究者尝试用的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见Ravn，Schmitt-Grohé and Uribe（2012）。 ⑦chi2（10）=31.54，P值为0.0005，所以拒绝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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