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十年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情结论文,现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人所写现当代文学史，往往有着固定的叙述模式。在诸多的叙述模式中，就有一个“十年情结”。所谓的“十年情结”，也就是以十年为一段来总结文学史的发展；而且在叙史方式，或文学史分段叙述的方法上，已经成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固定的程式和体制，每到一个十年节点的时候，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史学界就会很自然地出现一系列“十年”书写活动；也就是这个十年情结大有成为文学史编纂的仪式。 纵观这些“十年情结”仪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通史”性质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十年分段法。1950年中央教育部颁发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第一个十年由1921年切断，但第二个十年却被完整叙述，即“左联成立前后十年(1927-1937)”①，这种分期在后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贯彻比较彻底。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作者前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讲稿。上册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初版，所述时期为自“‘五四’文学革命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二十年间新文学的发展史”。其中又将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五四至1927年，1927至1937年。两个十年非常地明显。下册由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8月初版，它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界，分成两段，时间至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最后另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章，综述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5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十周年为止的三年间文学工作的一般状况”②，凑足了十年，即1942-1952年。后来丁易、张毕来分别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新文学史纲》，此二位都参加了教育部大纲的起草。张著第一卷为“从一九一八、一九到一九二七、二八的十年间”，遵从第一个十年的体例。丁著总体上是一部左翼文学运动史，所述的“五四文学运动”、“左翼文学运动”和“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十年的线索不甚清晰，但还是看得出大致的十年概念，“五四运动”对应第一个十年，“左翼文学运动(上)”对应三十年代文学，而“左翼文学运动(下)”及“工农兵方向”则对应的是抗战十年的文学。后来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高校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1979年11月，1980年12月)，也将现代文学史的三十年分为了三段，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当然，还对应着一个政治历史事件，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抗战时期的文学”等。但无疑这三次政治历史事件，所对应的时间段，依然是十年。后来，钱理群等人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显然就是将现代文学分成三段，每段十年。杨义于1981年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由1941年为界将30年代和40年代文学的分开，十年的体制就更加明显；而且他在叙述中更是经常使用“20年代文学”、“30年代文学”和“40年代文学”的叙史话语。吴福辉著《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将现代文学史分为“五四启蒙”、“多元共生”和“风云骤起”三个部分，其实这三部分正对应着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当代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于1982年12月启动第二辑，即接续当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而将第二辑确定为“1927-1937”；1991年1月出版了第三辑，则确定为“1937-1949”。它们都承续了第一辑“十年一段”的传统。而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编纂，也是延续了这样的“十年一段”的套路。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上部即狭义的“现代部分”，当然是十年一段：20年代文学、30年代文学和40年代文学；下部即“当代部分”，分为“50-70”、“80-90”、“新世纪文学”三段，看上去是30-20-10的模式，但这显然又是十年一段的变种。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分成两段，即“50-70年代文学”，“80年代以来文学”，最后是“90年代的文学状况”。程光炜的“重返80年代文学”系列研究，则是基于对于文学史维度的80年代的十年定位。在当代文学叙述中“第一段”是个例外，即将1949-1965年的文学称为“十七年文学”。在总体上，在现当代文学的叙述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十年一段的叙述模式，即20年代文学、30年代文学、40年代文学、50-60年代文学(“17年文学”)、“文革”十年的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十年文学。在这固定的十年一段的叙述中是有例外的，但例外是不常见的，例外并不影响十年一段的固定程式的结构形态。现代部分对应得比较一致，而当代部分则经常发生变动，不过十年的对应性还是很强的。而且，十年一段的命名还有着由文化命名向年代命名转变的趋势。 二是历史描述的“十年仪式”。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史学界，每到十年的时候，就有总结的冲动。196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郭沫若、茅盾等编辑的《文学十年》，总结1949-1959年的文学成就。“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十年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多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总结报告式的文学史。发表的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文章最多。比如刘再复的《论新时期文学主潮——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等。还有很多的资料选编、教材和专著等。1988年10月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人教育处出版的由王克安、徐萍编著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资料选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的《新时期电影10年》(重庆出版社1988年)，江西师范大学函授部编的《新时期十年文学》，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主编的《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年)，等等。它们都总结了1976年到1986年十年的文学的成就。9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对于所谓“后新时期文学”其实也就是对于90年代文学的总结。如陈思和的《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刘忠的《90年代以来文学的生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刘文辉的《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等。新世纪十年，出现了更多的“总结报告”。如丁晓原的《“复调”与“复式”——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赵勇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转型之旅——新世纪文学十年抽样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王胜蓝的《新世纪十年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畅销书研究》(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张学昕的《新世纪十年短篇小说论》(《东吴学术》2012年第2期)、王小英等的《回望与检视：十年网络文学研究述评》(《山西师大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等等。各地也同样召开许多的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86年9月7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2010年7月，复旦大学召开了“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2010年10月，广东省东莞市召开了“新世纪十年：东莞文学的现状与前瞻”论坛；“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等等。当然还出版了为数众多的十年作品选，绍兴市文联发行了《新纪十年绍兴文学优秀作品选》；中国小说学会编辑了《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山东省文联编辑了《新世纪10年山东诗选》(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等等。还涉及其他学科的学术总结，如何新文等的《新世纪十年：古代赋学研究的繁荣与趋向》(《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甚至还涉及海外华文文学，如黄万华的《新世纪10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及其趋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除了文学之外，还有《新世纪十年灯谜鉴赏》《新世纪十年读书报告》，等等。 当然，这种仪式性的文学史表达，还表现在“五年”、“五十年”、“百年”等方面。而无论是“五年”、“五十年”还是“百年”都共同源自于“十年”情结，本文将不做赘述。 总之，“十年总结汇”和“十年连环”，涉及各种文学门类，涉及各个地方，也涉及各种与文学相关的诸如文学批评、学术研究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 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十年情结，很显然是一个蔚为大观的文学史现象。但是，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则是值得深思的。 一种通行的理解，这种十年情结来自于中国文化中的“整十”心理。中国文化中有十全十美的“整十”情结，人每过十年，就要做一次大寿。十年是一个圆满的周期，手指是十个，脚趾也是十个，“十”是一个整数，它暗示着圆满和完整。所以，鲁迅在《阿Q正传》里还用“大团圆”来讽刺这种哲学。人生十年要做寿，总结人生；历史当然是人的历史，所以也要每过十年就要“做寿”，总结一下十年的成就，文学史当然也不例外。当然，与此相联系的五十年、百年情结，也是一样。不过，百年情结，还有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世纪”概念。但那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契合。做寿是一种人生仪式，文学史也是一种仪式，所以我们看到，每到十年的时候，文学史家就要做总结，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各种各样的作品选出版。假如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各种庆典活动联系起来，中国当代的“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活动，就是一场文化仪式。仪式具有制度性，所以每到十年的时候，就会周期性发生，因此，每到十年的时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仪式就会如期举行，风雨无阻。 如此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十年情结”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但是考察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就会发现，说十年情结是文化传统倒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却不是中国历史的书写传统。中国历史没有十年分段的传统，也没有十年总结的传统。在中国历史的书写习惯中，一般都是“断代史”，也就是后代给前AI写作史，所以二十四史大多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历史，除《史记》外，很少有通史，更别说以十年分段了。就是具有文学史性质的“文苑传”也大多是某几个作家生平事迹介绍，文学史的观念并不强，更不要说给文学史分段，尤其是分十年一段来叙述了。当然，由中国现代史家所著的《中国文学史》还是有分段叙述的成规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舍弃了传统史书的以朝代为序，也舍弃了从欧洲史上搬来的“上古”、“中古”、“近古”等的概念，他按照中国文学演变的自身“实况”，分了三个时段来叙述文学史：西晋以前的古代文学阶段，“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③；东晋南渡至明正德年代的中世纪，是本土文学受到了印度佛经文学的极大影响的时期；从明嘉靖元年到“五四”之前，外来文学的影响消失，近代文学又恢复了它纯然本土的特性，而后一直到“五四”以后，欧洲文学重又引起巨大反响，文学史进入到现代时期。这种大分段的方法显然受到欧洲史学观念的影响，而它又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的分段处理模式的形成，但它的段落划分在时间线上并不追求整齐。 那么，这种历史书写的十年情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如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术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十年情结”其实来自于“现代”时期。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年代中后期，有许多的作家和文学史家们产生了强烈的总结新文学成就的冲动，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总结文章。新文学的产生，新文学的替代旧文学，曾经受到强烈的质疑，从新文学肇始，胡适等人就竭尽所能从创作和历史两个方面来论证它的合法性。但是，肇始之初的创作是苍白的，只有过了十年左右才略有成就，当然也就有了合法性的资本。早在1922年，胡适就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这篇文章与他的《白话文学史》有相似之处，也及从文学传统的角度，来探讨新文学的发生。论及“五十年”，但并没有多少新文学的成就可供他大书特书。这种总结的传统寻找动机，在迟至1934年出版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还有所表现。这部讲义从中国文学的变迁开始，重点讲述了“清代文学的反动”，最后述及“文学革命运动”，实际上它探讨了新文学发生的原因。 只有到了1928年前后，新文学创作界才真正兴起了总结新文学成就的热潮。陈子展在这一年讲授《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在最后的第九章“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总结新文学十年的文学成就。赵景深在这一年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初版本)，也在最后一章设置了“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总结讲述新文学十年间的文学成就。陈子展出版于1930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的最后两章，论及“文学革命运动”，虽没有十年之称，但实际也总结的是“新文学十年”。而真正实现了十年体制的则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由赵家璧主编的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1935年开始陆续编纂印行。这部“大系”主要编纂对象是1917-1927年之间的十年的文学作品。它对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歌、散文、小说、理论等都进行了系统的选编，并且每一部都加上了编者的详尽的前言，以说明这十年来该门类的成就。这部大系对于新文学历史的书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确立了新文学的起点；2、确定了“新文学”的文学主流地位；3、确定了新文学的主流作家和作品；4、确定了后来新文学“十年一段”的叙史模式。这种总结，是一种历史的回顾和整理，对于新文学历史脉络的清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是这种回顾与整理使得当时的作家和作品被历史性地评价、定位，显然也起到了经典化的作用。可能是受此影响，抗战时期蓝海(田仲济)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年初版)，它第一次对十年抗战的文艺状况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自此大系式的十年传统开始形成。 但是，这种叙史模式在现代时期并没有得到怎样的发扬，无论是朱自清、沈从文还是苏雪林、阿英等人所编著的文学史著作，都以作家作品论为主体，并没有见到怎样明晰的历史线索，尤其是没有见到相应的十年一段的叙史模式。同样朱自清1929在清华等校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一部比较系统的新文学史，它从晚清一直写到了三十年代，近现代是有明确区分的，但是也没有“十年”之说。显然，要确定这种十年情结有无形成文学史的叙述定制，还要看1927年前后文学史的叙述状况。王哲甫出版于1933年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以1925年的“五卅”为界，把1917-1933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第一期显然也有着十年总结的味道，虽然从1917到1925年并没有十年，但文学史分期中的十年从来都是约数。中国新文学史的十年体制及其新文学分期意识的端倪开始显现。李何林思潮研究的代表作是《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1939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作者将新文学分成三大块，即“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运动”(从1917年到五卅)、“‘大革命时代’前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从五卅到九一八事变)、“‘九一八’到‘八一三’的文学思潮”④。它也以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界，将20年代文学与30年代文学分开。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十年文学继承了此前的新文学十年的分法；而从五卅到九一八，虽然是不规则的十年，但还是看到了十年的大体特征；同样又以“九一八”为界分出了一个抗战文学，这也大体是后来抗战文学界定的雏形。这种分期法与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一致的。但王哲甫写作的当时第二个十年并没有完整，所以第二个十年在他那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到了李何林这里，他依照“革命文学”的思潮论，即“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描述，顺利完成了两个十年的划分。看来到李何林这里的十年体制已经基本形成。周扬40年代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述新文学运动，后来形成了《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晚至1986年才正式发表)。他把新文学运动分为四个时期，“一九一九到二一，即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是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一九二一到二七，即从共产党成立经‘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是新文学运动的内部分化的酝酿，革命文学的兴起时期”；“一九二七到三六，即新的革命时期，是新文学运动内部分化过程完成，革命文学成为主流时期”；“三六年到现在，即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文学运动力量之重新结合，文学上新民主主义提出的时期”。⑤周扬以共产革命为线索来分割文学史，分得比较细碎，但1921-27年、1927-36年、36年以后这样的三段，尤其是1927-36年的分段，是比较符合十年一段叙史模式。这样的分期十年分段的意识特别地明显。在历史的叙述中，在固定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叙述套路中，他虽然尽力消除“文学革命”的存在而特意强调“革命文学”，但依然可见“革命文学”十年的特征。 但是，现当代文学史的十年情结之所以形成，从上述可以看到，第一个十年的总结是出于对于新文学传统的塑造以获得合法性，但是，以后形成十年一段的固定成规则显然得益于“革命文学”思潮的历史合法性诉求。众所周知，“革命文学”是一种社会革命史的文学，它的历史书写也以共产革命史的发展作为文学史的分期的依据。换句话说，当代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红色历史观所塑造的几个历史节点。第一个是五四运动，第二个是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第三个是抗战的爆发。而至于当代，则是1949年的建国，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年的“文革”爆发，1976年的“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等等。众所周知，文学史的年代划分法，是与真实的年代存在着错位的。而这种错位之所以形成，最初是为了迁就文学的发展，而后来则是为了切合政治的节点。这在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表现最为明显。 “十年”为什么成为文学史分割的最小单位，也是最基本的单位？或言之，“十年”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现当代政治史的最小单位？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曾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做了一些臆测：中国传统的社会是一个皇权体制和皇权信仰同一的国家，所以，一个王朝建立了只要不是胡作非为，就能够统治数百年；或者说，王朝从它的励精图治到丧尽天良，人民能够忍受(承受)的心理能力也有数百年。而现代社会，王权统治虽然不复存在，但是中国统治者所施行的依然是一种准王朝统治秩序；王朝哲学已经灭亡，在缺乏信仰支援的社会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它再也不能承受数百年，而只能在十年左右就会来一次宣泄。尽管这种宣泄的方式是多面目的，与传统的农民暴动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由统治者所发起的，但是依然起到了宣泄的作用。十年左右，是中国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限度，也是中国政治的节点，当政治进入文学史的书写的时候，文学史也便形成了十年一段的体制。更何况，中国的文学历来深度涉入政治，当然政治也深度涉入文学，文学思潮的演变也不例外，文学史的书写当然也无法例外。 当然，这种十年情结也是年代编年叙述的必然结果。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着无限伸展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史叙述不得不采用90年代文学来描述“新时期文学”的当时阶段。而这种描述90年代文学的方法，也导致了对于过去(现代和当代时期)文学的历史的重新命名，如“80年代文学”、“60-70年代文学”，以及“20年代文学”、“30年代文学”和“40年代文学”等。 任何一种叙史体制，都是对于历史归纳的结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十年”体制，也是如此。这种体制在对于历史叙述的某些段落，从今天来看，都是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任何一种叙史体制，一旦形成，并成为一种历史叙述中的思维惯性，都会产生谬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十年”体制也是如此。程光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称之为“年代学”。⑥ 文学史家对于短时段的历史归纳，听从于文化习俗的召唤，十年来一次总结，虽然这样的周期性的文化行为，本身是无伤大雅的；或者，就算一次创作的资料整理，也是利于文学史的梳理和研究的；而且，众多的评论和带有历史性的梳理，也为文学史的长时段叙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种十年一次的文化仪式，显然又不利于文学史的真实描述，尤其是为历史长时段描述中的“十年一环”的思维模式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我要特别指出文学史叙述中的十年一环的所存在的叙史模式的谬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十年体制，从来都不是单独的十年的断代史。就如同我在第二个十年形成原因中所说，第二个十年之所以形成，蕴含着的历史进化的巨大观念。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叙述中，历史循环论早已退场。在历史循环论，中国每一个朝代都不比上一个朝代进步，也都不比上一个朝代文明。按理说，十年一段的体制，最具有循环论的色彩了。但是，但凡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都知道，它其实不是历史循环论，而是历史进化论。每一个十年，都依照时间的顺序被有秩序的排列，但是，这个线性的时间顺序又是进化论的是进化的时间。每后一个十年必然以前一个十年作为垫脚石，而且每后一个十年都相较于前一个十年而进步和文明。“十年一段”的文学史描述盛行着转变话语和进步话语。这种环环相扣的进步链条，其实只是形而上学的理论设想，它不可能在真实的历史中存在。而且，文学要一直这样的转变，这样的进步，它到底要进化到哪里去呢？！新文学，在它最初的二三十年中，它的成长是存在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和审美形式，它需要操练需要沉思，才能走向成熟。所以，我们能够在30年代文学中看到相较于20年代文学明显的成熟，明显的深刻。但是，这样的“成长”并不能总是存在。在许多的时代里，文学的审美甚至是思想都是停滞的。而进化论永远是成长史，这势必造成了历史描述与历史本身的错位，造成了对于历史描述的错误定性。 “十年”文学体制，一般都是十年做总结，我们知道其实在“第一个十年”或者“第二个十年”，甚至在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都可以说与社会历史甚至文学发展的历史相契合的。也就是说，这种十年归纳法，它正确地处理了历史。这种方法显然是合适的，也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十年体制缺并不适合所有的历史阶段。正如我在前述所列举的，十年体制的“起点”是很具有意味的，它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我论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1921、1927等被作为起点，它所对应的历史事件，有的在当时可能产生了比较巨大的影响，影响了文学进程，而有的则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作为文学史的十年体制的起点根本就无从谈起。同样，“新世纪文学十年”也是如此，因为新世纪文学十年，几乎所有的文学现象都发端于，甚至有的方面鼎盛于90年代。用新世纪文学将它与90年代分割开来，就可能有许多的文学现象没法解释，也造成了对新世纪文学特征的过度的阐释。 同时，仔细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十年体制，会发现：这种十年体制还存在着一个由“文化的十年”向“年代的十年”的靠近、重合和替代的演变过程。对于现代文学史的描述中，十年文学的体制，在时间线上一直与当时的年代存在着一个错位，也即是“20年代文学”，大体是指1917-1927年段的文学，而不是1921-1929年的文学；30年代文学，大体是指1927-1937年段的文学。这种体制，是以文化的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界定的。这种界定方法也适用于对新时期十年文学的归纳。但是，从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始，为了超越固定的政治事件的时间点对于文学史叙述的干预，而将文学史的时间点向年代点靠拢、重合。杨著以“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对应三个时代，而且杨义认为，1941年前后的文学差异性很大，因此，在他的叙述中文化时间与自然时间实现了叠合。这种现象在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叙述中就更为普遍。文学史家出于文学史描述方法的困境，以及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命名的尴尬，启用了“90年代文学”等年代命名法。这种方法，最终导致了逆推式的对于所有的文学的年代化命名。回顾现代文学的编纂史，现代时期的文学史家很少使用诸如“20年代文学”、“30年代文学”的命名，而比较普遍地使用“新文学十年”、“最近三十年文学”等比较模糊的时期性命名。显然，年代命名自然造成了年代的对应，20年代文学自然被误解为1921-1929年间的文学了。“十年情结”中的年代命名对于超越“新时期文学”的命名困境是起到了作用的，但是也就此埋下了逻辑的隐患。日本史学家柄谷行人认为：“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⑦ 总之，文学史叙述的十年情结，其在某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对于文学史的描述是有利的；但是一旦在文化习俗的裹挟之下成为一种文学史家的叙史情结，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时候，其造成历史叙述的扭曲又是必然的，也当然是有害的。 ①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②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编辑说明”，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 ③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④参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生活书店1938年版。 ⑤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⑥程光炜、颜水生：《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年代学”问题——程光炜教授访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 ⑦[日]柄谷行人：《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董之林译，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