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的若干思考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于加强论文,中央领导论文,体制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10)04-0030-06
中共八大召开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领导民主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和苏联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提高执政效率、完成党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对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卓越贡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本文拟就毛泽东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的思考和实践进行初步梳理，并作简要解析。
一、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机构，加固“防风林”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中，党的中央领导体制处于核心地位。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对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进行了有益探索，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中央领导机构职位的设置上提出加固“防风林”，即增设党的副主席和中央总书记，改革中央书记处。
早在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决定和处理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①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陈云正式递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②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全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的问题。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③
1955年起，筹备中共八大的工作逐步展开，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机构改革问题。他说：“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④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5月底，邓小平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将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⑤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
8月22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就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作了说明。他说：“主要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有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当总书记。想组织一个书记处，这个书记处是一个机关，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常委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要做这样调整的原因：“我们这么一个大国，6亿人口，1100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是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统统打死了，还有个总书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⑥透过他的讲话可以看出，中央领导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患于未然。同时，毛泽东提议进行改革，也可使党中央高度集中的权力适当分散（决策权和执行权适当分离），并互相监督。
9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在讨论选举问题时，毛泽东再一次就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了话。他说：“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又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⑦
在开会讨论时，就担任党的总书记一事，邓小平曾谦虚地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对此，毛泽东替他“作宣传”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⑧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欣赏。
陈云也曾表示，他当党的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向大家推荐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⑨
关于中央领导机构的班子设置，毛泽东也重点作了说明，他说；“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⑩
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体制改革的建议，得到了中共八大代表的一致赞成和全党的拥护，写入了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经过毛泽东的“宣传”，更主要的是由于陈云和邓小平的卓越功绩、杰出的才能和崇高的品德，深得全党信赖和认可，陈云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由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最终形成。(11)
中共八大关于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在实践上取得了成功，这是中共八大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可以说，此次中央领导结构的改革，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主政治思想，在实践上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防风林”的功效，增强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和民主，强化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决策。
二、提出建立“科学中央”的设想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针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的缺点，鲜明地提出了建立“科学中央委员会”的设想。他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他坦诚地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因此，“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12)
毛泽东在八大前提出建立“科学中央”的设想，不是偶然的，是与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有密切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革命战争，这就决定了当时的党中央必然是政治、军事中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经济、文化建设将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毛泽东已初步意识到，原来的中央政治结构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他曾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13)这就对中央领导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决定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必须尽快实现向“科学中央委员会”的转变。
毛泽东“科学中央”的设想是党加强对科学技术工作领导的必然要求。经济建设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4)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15)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号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以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科学上的独立。毛泽东认为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以适应全面经济建设的要求，是他对知识分子作用和地位认识的更进一步深化。
毛泽东“科学中央”设想的远期目标是使中央成为“科学委员会”，即组成以坚持马列主义的科学家为主体的中央委员会，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知识化、专业化和科学化，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能够领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这一目标并非短期能够实现的，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能够成为现实。不过，这一高瞻远瞩的设想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努力，正在变为现实。如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其组成人员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92.2%，有高级职称的占33.2%，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9名。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都有较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结构比较合理；中央政治局的9名常委中，3名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4名具有工程师职称，2名获得博士学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更趋合理，更加符合国家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符合民众的需要，也更加有利于应对前进道路上的挑战。
三、提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如何发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作用，使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正常化、制度化，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前后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曾提出明确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党的常任代表，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这是他在总结苏共和我们党自身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科学构想。
就苏共而言，斯大林从1925年起开始逐步取消列宁倡导的党代会年会制，把党代会从相隔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以至拖延到相隔十三年之久才召开。不召开党代会，实际上是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代会转交到党中央；中央长期不开会，权力中心又转到政治局；政治局长期不开会，就便于总书记实行个人集权制。因此，斯大林晚年错误愈益严重而无法纠正。
就中共而言，从七大到八大也是相隔十一年之久未开党代会。毛泽东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16)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后，毛泽东关于经常性地、定期地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发展为将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的思想。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讲到八大要修改党章时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17)虽然毛泽东在这里讲的主要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但将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的基本思想在这里都讲到了。在毛泽东看来：“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的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发展进步的好办法。”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进一步建议各省、市委的同志们也可以这样做，认为这一点可以向中央学习。(18)
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赞同。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彻底克服长期不召集党代表大会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19)即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级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级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党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即实行年会制。每隔五年、三年、二年换届时才改选代表，即实行代表常任制。
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加强执政党建设和发展党内民主的一项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邓小平曾评价道：“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20)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全党的认识水平，这一制度设计并未在实践中得以很好贯彻。但它却为我们党在条件具备后改革党内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沿着毛泽东当年的探索思路，继续深化对党代会常任制的探索与实践。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央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在11个市、县、区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的试点，并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四、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在国际共运史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任期是一个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大问题，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从苏联共产党的传统来说，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但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实行的都是实际上的终身制。这也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实际上执行的制度。(21)为破解上述难题，毛泽东对任期制和结束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进行了宝贵的探索。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开始酝酿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曾回忆在斯大林去世前后，毛泽东曾说：“斯大林太累了，高处不胜寒啊！我也不想当党主席了。”(22)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内正式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与他的这番感叹是有联系的。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国家主席。但此后不久，他又流露出辞去国家主席的意思。据叶子龙回忆：高饶事件发生后，大约在1954年底或1955年初，毛泽东曾对他说：“我老了，不适合当国家主席了，我也不想当这个主席。”(23)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设想还只是私下的、小范围内的意见，随着八大召开的临近，他想辞去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的思想逐渐明确，并逐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1956年夏季在北戴河准备八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的设想，同时提出他也准备不再当党的主席的设想。在几十个人的会上，前一个设想大家认为可行，后一个设想大家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这是八大党章关于必要时设立名誉主席的直接由来。(24)9月13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时，再次谈到此事，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25)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经讨论，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26)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准备进行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重大设想。
如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并非源自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较长时期的酝酿和思考，并准备付诸实施。八大以后，毛泽东逐渐向党外、国外透露他不再当主席的设想，这主要是指不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也包含条件具备时不再当党主席的意思。(27)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时，更明确地表示到二届人大时一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力量研究党的问题。他还提出要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一次。(28)1957年十月革命节，毛泽东访问苏联，在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谈话时，向其表示了他想不再当国家主席的想法。(29)这样，经过酝酿，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其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实现了他不当国家主席的设想。
毛泽东自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是史无前例的事情，意义和影响巨大。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对于当初要辞去党的主席的要求不再提及。尽管如此，这一设想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党和国家逐步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了领导干部正常退休的制度，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破解了这一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历史难题。
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有关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的思考和实践，充分借鉴了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虽然限于当时的时代条件有的未能实现，有的后来未能很好地坚持下去，但其依然具有前瞻性的探索意义，也为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先导，至今仍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注释：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
②参见《陈云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③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⑤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大后设立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关。
⑥转引自石仲泉、沈正乐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0-111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1-112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2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2-113页。
(11)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由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全体政治局常委组成。他们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那时在全国，在重要的场合，悬挂的领袖像，就是这六个人的像。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
(14)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1页。
(1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16)《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6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页。
(18)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6页。
(1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20)《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3页。
(21)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页。
(22)参见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256页。
(23)参见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第256页。
(24)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17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1页。
(26)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34页。
(27)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318页。
(28)参见陈丽华等：《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焦点写真》，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
(29)参见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李越然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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