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面板数据的长三角地区生态治理绩效统计评价研究
彭 羽1，张登峰2
(1.安徽财经大学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 以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治理绩效的统计评价体系，基于面板数据运用传统DEA方法测算生态效率值，再利用Malmquist-DEA模型动态分析2010—2017年地区生态效率的变化. 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整体生态效率值较高，在样本期内15个城市效率均值高于平均值0.907，城市间存在差异但并不明显；2)上海及苏南地区生态效率值大多数年份位于生产前沿面上，明显处于领先地位；3)淮安市8年来生态效率值稳步提高，其生态治理经验值得长三角各城市借鉴；4)通过Malmquist指数分解可知，生态效率值的增减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效率的变动导致，技术的进步是促使生态效率增长的最强动力. 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长三角地区；生态治理；生态效率；DEA模型；Malmquist指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制造业以粗放的经济増长方式追求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却忽视了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问题的持续恶化，成为我国制造业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环境以及生态治理问题逐渐得到了更多关注.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专门部署，狠抓落实.[1]十九大更是明确指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2] 由此可见，生态治理逐渐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提高生态效率、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共生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的长三角地区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同时作为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之一，未来更是建设成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 因此，长三角地区生态治理对国家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及借鉴意义，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良好体现. 因此，本文拟分析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生态效率，并找出促使效率变化的原因.
1 文献回顾
生态治理是指以政府、社会和公民为代表的多元行为主体通过自身行为的矫正、科学合法的政策以及价值工具为载体保护生态环境、控制污染及解决环境纠纷，最终达到良性生态循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管理过程.[3] 如何对生态治理绩效建立全面及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逐渐成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 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的概念最早由Schaltegger等提出，即“产出”与“投入”的比值(1) 这里的“产出”是指企业生产或经济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投入”是指企业生产或经济体消耗的资源和能源及它们所造成的环境负荷. . 作为一项科学的绩效测评指标，它能够同时反映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状况，已被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采纳作为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治理的核心指标.[4]
早期关于生态效率的文献大多是定性研究. 李丽平等介绍了生态效率的概念及提高生态效率的战略目标与措施[5]；随后廖红等指出在地方和区域、工业企业范围内运用生态效率的必要性.[6]
目前对生态效率的研究已逐渐从定性研究转为定量测算及应用研究. 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为主流，正逐渐探索利用DEA及衍生模型测算生态效率. Dyckhoff等阐述了DEA 模型处理非期望产出的途径，构建DEA 生态效率测算框架[7]，接着Hadi 等对模型的应用进行扩充.[8]而国内学者利用传统DEA模型测算了我国的区域生态效率，发现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9-10]但由于采用传统DEA模型计算效率值时，模型将存在无法区分有效的决策单元(DMU)等缺点，因此学者们更多的是采用DEA衍生模型，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用超效率DEA模型测度生态效率[11-12]，少有文章利用Malmquist-DEA模型. 研究成果中付丽娜等发现纯技术效率是影响武汉城市圈建设用地生态综合效率的关键因素[13]，李青松等得出河南省生态效率的改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所致[14]. 已有文献对生态效率评价的研究颇多，但大多以截面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没有利用面板数据反映生态效率变迁状况的影响.
因此，本文以面板数据为样本，首先运用传统DEA对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2010—2017年间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再利用Malmquist指数模型对生态效率进行分解，从时间角度分析效率值的动态变化.
1.阔盘吸虫病。免疫等综合预防措施有 (1)加强饲养管理，搞好牛舍的环境卫生，增强抗病能力； (2)每年的初冬和早春各进行1次预防性驱虫；(3)可实行划区放牧，以避免感染； (4)注意消灭第一宿主蜗牛。
2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2.1 DEA方法
该意见指出，要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投入力度;实施金融和价格支持政策，推动海水淡化产业加快发展，明确海水淡化的战略定位，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安全供给和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引导和规范。
minθ k
i =1，2，…，m ，r =1，2，…，s
其中，θ k 代表效率值，
表示松弛变量.
2.2 Malmquist指数
从1792年开始，法国天文学家利用7年时间完成了通过巴黎的地球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工作。1799年，法国科学院根据地球子午线的测量结果制作了1米的长度基准——米原器。
2.3 指标选取
生态效率反映的是总投入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 综合国内外研究学者对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设计及经验研究，本文选择地区生产总值(GDP)为产出指标，而投入指标则分为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资本投入三大维度.[15-17] 我国环境污染源的主要是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所以这三者构成了环境类指标，其中对废水和废气中的成分进行细分，形成了环境污染类5个具体的评价指标，用以表征对环境的破坏程度. 资源的消耗主要体现在土地、能源和水资源三方面，城市用水总量表征水资源的耗用，城市建成区面积表征土地资源的消耗[18]，原煤、焦炭、煤炭等能源的消耗总量表征能源的消耗. 在社会市场上的资本投入主要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年末就业人数来具体表示.[1]长三角地区的生态效率指标评级体系如表1所示.
DEA方法要求数据满足同向性原则，即投入发生改变时，产出的变化方向必须与其一致. 本文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每个指标进行检验，除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未通过检验外，其余投入指标与GDP皆为正相关，符合要求，故最终剔除固体废弃物排放指标.
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据用平均值±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1 长三角地区生态效率指标评价体系
注： 图表信息由作者整理所得，下同.
2.4 数据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样本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年鉴》 《江苏统计年鉴》 《浙江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年鉴，整理后得到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样本时期内，存在部分地区数据缺失状况，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数据替代.
教师在与学生展开谈话时应当采取平等性的原则。谈话本身是一种双向交流的过程，教师应当以交流为主，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想法充分表达出来。教师在谈话当中应当以平等的角度针对学生的问题以聊天的方式进行交流，不能以教育的方式进行说教。要创造和谐的谈话氛围，使学生敢于表达，敢于提出与教师不同的意见。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传统 DEA结果分析
运用DEAP2.1软件测算出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的生态效率值，见表2.
表2 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生态效率值
整体上， 25个城市在样本期间内生态效率的变化程度不大，最高值为1，最低值为0.669，平均值为0.907，且大多数城市的效率值高于平均值. 说明整个长三角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生态治理的效果很好. 按照生态效率的相对高低，大致可将25个城市分为四类：生态效率高(1.0)、生态效率较高(0.9～1.0)、生态效率中等(0.8～0.9)和生态效率较低(0.8以下). 具体划分情况见表3.
表3 2010—2017年长三角各城市生态效率类型划分
生态效率最高的城市有6个，效率为1，说明连续8年都处于生产的前沿面上. 苏州、上海、无锡等东部沿海城市，区位优势明显，生态效率值高，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作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上海一直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同时紧密结合生态效益. 一方面，政府的政策大力支持，并严厉打击污染排放不合格企业；另一方面，市场也发挥着强大力量，老工业城区成功绿色转型，新工业区环保理念快速提升，都有利于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苏州，近十年已逐步关停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大量落后的化工厂，舍弃一时的GDP增长，换取生态环境的实质性改善，是其生态效率保持高标准的主要原因.
南京和镇江8年来的生态效率平均值也较高，分别为0.987和0.946. 2013年12月，江苏遭遇“最强污染天”，13个省辖市全部污染. 12月5日，南京首次启动大气污染最严重预警级别即红色预警，20多家重点企业限产停产. 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2013年南京生态效率值略微降低. 在2014年初，南京考虑到生态环境承载力已经不堪重负，过重的产业结构已经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决定放弃金陵石化，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近几年又重回生态治理的前沿面上[19]. 2010—2017年有7年的生态效率都为1，说明生态环境对其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逐渐增强，已走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的轨道上. 镇江位于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层，是一座新兴工业城市，给城市生态系统带来了沉重压力. 但在政府的重视下，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已得到有效治理，生态承载能力在曲折中逐步上升，呈现好转趋势. 盐城8年间生态效率值大多为1，只有2015年为0.892，而2015年发生四次大面积停水，原因是化工污染物排放导致通榆河水受到严重污染，水厂被迫关停. 2016年9月9日，出台《全市化工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施意见》[20]，在全省较早拿出转型升级具体办法. 企业不升级、不改造就会被淘汰. 严厉的措施让其在2016年后生态效率为最高标准.
生态效率中等城市中，温州为0.855.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粗犷方式高速发展经济，工业污染严重影响了可持续性发展. 近年来，由于有效的环境政策和大量投入的环境保护资金，其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但仍需继续加强工业转型、加大清洁生产力度以及注重资源再利用问题.
Malmquist指数(TFP)现已逐渐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一个测量生产力变化的指数. 可同时用距离函数测量技术效率指数(effch)与技术进步指数(techch). 本文利用该指数分析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在2010—2017年生产率的变化程度以及分析引起该变化的原因.
就生态效率平均值较低的淮安而言，在样本期间内，从2010年的0.573增长到2017年的1.000，生态效率值在稳步增长，其中2013—2014年，增长率达到了21.02%，增长十分迅速. 2010年生态效率值很低，主要因为淮安西南工业园区空气污染、水污染十分严重，其中高污染的钢铁行业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2010年12月31日，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生态市建设五年行动方案》[21]. 2013年，对白马湖进行治理，已退养湖面水质总磷、总氮浓度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余指标稳定保持在Ⅲ类水标准[22]. 2014年，全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进入了投入最多、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时期. 同年6月，金湖县、清浦区分别成为苏北首家通过考核验收的国家级生态县、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23]. 2017年，众多化工企业积极响应“263”专项整治要求，对有害挥发性有机物进行了治理，坚持“安全第一、环保优先”的理念，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近十年间，淮钢对除尘系统进行了数次改造和升级[24]，也已逐步绿色转型. 淮安坚持“生态立城”的基础战略，强化绿色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确保节能减排、防污治污工作的落实，使得经济增长与生态之间形成了和谐的共处环境，生态治理逐步达到最优状态. 2010—2017年间，淮安虽然起点较低，但生态治理效果十分显著，给长三角各城市树立了榜样.
第三，通过对25个城市平均Malmquist 指数的分解，发现技术进步效率的增加对生态效率增长贡献最大，而 TFP的降低则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效率的下降，这一点在2012—2013年的指数分解中得到印证. 综合生态效率Malmquist指数从地区和年份两个角度进行分解后可以清晰地发现，长三角25个城市在2010—2017年生态效率的整体变动呈现余弦型趋势，且近几年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即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追求绿色经济，正努力寻求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平衡.
3.2 Malmquist- DEA结果分析
利用传统DEA很难直观分析出长三角25个城市生态效率的变动趋势以及其变动的原因，本研究采用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进行测算. 本文研究的是8年的数据，若分析生态效率每年的变动，篇幅较大，这里仅列出各城市的平均效率值进行分析(见表4).
表4 2010—2017年长三角各城市年均生态效率Malmquist指数分解
总体来看，25个城市的TFP值都大于1，均值为1.198，表明长三角地区2010—2017年生态效率增长率为19.8%. 整体的综合技术效率均值、技术进步效率均值、纯技术效率均值和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1.006、1.155、1.004和1.001；相比于2010年，2017年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最快，为15.5%，而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增长缓慢，分别增长0.6%、0.4%和0.1%. 由此可见，TFP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的快速进步，即生产前沿面的推进，同样的投入会比之前带来更高的产出.
本文基于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共25个城市面板数据，选取资本投入、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为投入指标，GDP为产出指标，构建生态治理绩效的统计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传统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其生态效率进行测算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⑫爱新觉罗·弘历:《寄畅园》，裴大中、倪咸生修，秦缃业等纂:《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4册，第22页。
TFP增长较快的城市还有杭州、舟山、南京和上海，对各自增长贡献最大的仍然是技术进步效率的提升，提升幅度分别为21.9%、21.7%、26.6%、和26.5%，说明这4个城市之前对经济与环境间的协调发展并未过多关注，近十年来为寻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制定并实施了有效政策并取得了不错成绩.
分析宁波、金华和扬州的Malmquist指数分解，可以明显看出，其TFP的增长仅仅是由于技术效率的提升，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都处于下降阶段，其中纯技术效率体现了投入资本、资源等要素的配置合理程度以及其利用水平高低，三个城市分别下降1.2%、0.2%和0.8%，表明三个城市的资源配置、资本使用等方面并不十分完善，生态治理工作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分析Malmquist指数分解，需要将25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平均后汇总，具体结果见表5.
表5 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年均生态效率Malmquist指数分解
从TFP值的增减情况来看，只有2012—2013年处于下降阶段，降低4.5%，其余年份全要素生态效率指数均为增长，并且在2013—2017年，增长幅度呈现逐步增大的趋势，表明整个长三角地区生态治理情况逐年变好. 从该指数细分情况来看，技术进步效率与TFP的变动方向完全一致，2013年TFP降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缓慢.
4 结语
具体来看，衢州的TFP值最高，为2.761，贡献最大的是技术进步效率的增长，增长率为86.1%. 从表2分析可知，在样本期内衢州生态效率普遍偏低，增长最快的一次发生在2014—2015年，从0.538增长到1.000，增长率为85.87%. 2013年，衢州市启动了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整治提升工作，整治打击力度强大，推动了产业的转型升级，从根本上治理了水环境，其工作成效在2014—2015年有效地反映出来. 金华市的效率增长最慢，仅仅为3%，因其本身生态效率值较高、生态治理起点高.
第一，长三角地区整体生态效率值较高，各城市的生态效率均值有所差异但并不十分明显. 效率值最高为1，最低为0.669，极差并不大，且大多数城市高于平均值0.907，生态治理的总体情况比较乐观.
数据包络分析由Chames、Cooper、Rhode在1978年提出，是在收集每个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投入产出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学线性规划模型构建一个非参数包络前沿面，通过比较DMU偏离生产前沿面的程度来衡量拥有相同目标的运营单位的相对效率，常被用以评价部门间的相对有效性[9]. 由于本文投入指标相对于产出指标来说更易控制，且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规模报酬不变的高要求很难达到，所以选择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模型BCC模型，其数学形式如下：
第二，根据生态效率值的高低，大致可将25个城市分为4类. 苏南地区包含五个城市，其中苏州、无锡和常州三个城市连续8年处于生产的前沿面中，另外两座城市生态效率值保持较高水平. 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直保持良好势头，积极推进生态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镇等措施，多方面的成功实践促使苏南地区已建成中国最大的“环保模范城市群”和“生态城市群”，这对于长三角乃至全国都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 在生态效率值最高的等级中，效率值连续8年为1的城市有6个，导致难以分析各城市间的差异，造成了研究结果的不严谨性，而这些不足将是本研究未来需要拓展的主要研究方向.
处于第四类的连云港市，作为国际性港口城市和“一带一路”示范点城市，主要产业为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和高端装备制造. 生态效率值较低的原因主要是大量化工业企业污水的处理并不规范，加以排放直接污染了河流和海洋[25]. 政府应继续加大监察与惩罚的力度，对违背绿色发展的企业采取零容忍态度，以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基于以上三点结论及分析，针对长三角地区生态效率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回来之后，我仿佛觉得里昂显得更加阴沉。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在圣巴德勒米路上坡的右边，有一所天主教遣使会的寄宿学校。山坡上建了几幢房子，它们外表凄凉，俯视着下面的大街。学校的大门嵌在一堵大墙之中，在我看来，那年九月的里昂仿佛是寄宿学校的那堵大墙。郁黑的围墙上，偶尔停落几缕秋日的阳光。那时，寄宿学校似乎是被人们遗弃了一般，雨中的围墙就像监狱的高墙一样，我隐约感到，它成了通往我未来道路的一道屏障。
两个老头子得王积薪授谱，固然是老神在在、殚精绝虑，李离等人，一入迷局，又知道此局与万花因隧道息息相关，也觉得浑身火热，头脑中电光石火，瞬息万变。
第一，加强区域生态治理的联动，发挥生态效率高的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上海以及苏南地区经济发达、环境治理效果显著，应做好带头作用，与周边地区加强经济贸易间合作和资源共享. 构建跨地区的生态联防系统，相互之间借鉴生态改善的有效措施，促进长三角整体生态效率的不断提升，逐步实现绿水青山的增量价值.
当轴瓦上开有工字槽时，油膜收敛区相对于油槽的位置是随偏位角不断变化的，在数值求解时要考虑两者的相对位置关系。工字槽以圆周与轴向方向的中心线Xp、Zp来定位，Xp、Zp均以静坐标为参考。油膜收敛区圆周方向以最大油膜厚度处来定位，静坐标为参考坐标，轴向方向以轴承轴向中心位置来定位。流体的动压润滑效应在油膜厚度处于微米量级时表现的比较明显，工程实际中，凹槽深度远大于微米量级，此时凹槽对油膜压力的影响增强，凹槽内部压力等于供油压力量级。
骨质疏松是一种全身代谢性骨骼疾病。其本质是骨重建中成骨细胞(OB)和破骨细胞(OC)功能失衡而导致的骨量减少，骨组织微观结构破坏，病理表现为骨显微结构完整性受损、连接性降低，导致骨强度降低，骨脆性增加，进而使骨折风险增加。目前，骨质疏松的治疗措施主要是调节骨吸收和骨形成平衡，但以往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以骨吸收抑制为主，促进骨形成的药物仅有甲状旁腺激素类似物[1]。因此，促进骨形成的药物在骨质疏松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第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 政府层面，应出台相关政策因地制宜进行产业结构的相对调整，建设与当地资源存量、环境容量相适应的布局；同时，降低高污染、高消耗工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占比重，加大环保方面的投入.
第三，加强技术投入，促进投入的转化效率. 生态效率的变动主要由于技术进步效率的变动引起，因此提高生态效率必须要提高各城市的技术创新水平，鼓励新能源材料的研发、探索新技术减少污染物处置的人力及资金投入、减少生产过程中废水、SO2、工业烟粉尘等污染源的排放量. 通过更加合理的配置，同样的投入会达到更多的产出，生产前沿面会朝着更好的方向移动.
第四，加强法律对环保的监管. 法律是生态治理最为有力的保障，因而长三角地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 同时，积极出台更加严格的地方环保条例，根据各地区现状合理提高产业准入与污染排放标准，强力打击污染企业，将污染扼杀在源头处.
参考文献：
[1] 马 勇，刘 军.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研究[J].经济地理，2015(6)：124-129.
[2] 王 睿.“五个统一”：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意境[J].探索，2018(4)：86-93.
[3] 张彦波，佟林杰，孟卫东.政府协同视角下京津冀区域生态治理问题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5(5)：23-26.
[4] 韩永辉.中国省域生态治理绩效评价研究[J].统计研究，2017(11)：69-78.
[5] 李丽平，田春秀.生态效率：OECD全新环境管理经验[J].环境科学动态，2000(1)：33-36.
[6] 廖 红，朱 坦.生态经济效率环境管理发展的关系探讨[J].上海环境科学，2002(7)：448-458.
[7] DYCKHOFF H， ALLEN K. Measuring ecological efficiency with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1，132(2)：312-325.
[8] HADI VENCHEH A， KAZEMI MATIN R， TAVASSOLI KAJANI M. Undesirable factors in efficiency measurement[J].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2005，163(2)：547-552.
[9] 杨 斌.2000—2006年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研究：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09(7)：1197-1202.
[10] 郑雪琳，赵志鹏.环渤海与长三角经济圈生态效率对比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16)：12-14.
[11] 王恩旭，武春友.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国省际生态效率时空差异研究[J].管理学报，2011(3)：443-450.
[12] 罗能生，李佳佳，罗富政.中国城镇化进程与区域生态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1)：53-60.
[13] 付丽娜，陈晓红，冷智花.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城市群生态效率研究：以长株潭“3+5”城市群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4)：169-175.
[14] 李青松，徐国劲，邓素君，等.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的河南省生态效率研究[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6(4)：194-199.
[15] 毕斗斗，王 凯，王龙杰，等.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生态效率及其时空跃迁特征[J].经济地理，2018(1)：166-173.
[16] 屈小娥.中国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时空差异视角的实证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12)：2673-2683.
[17] 盖 美，聂 晨.环渤海地区生态效率评价及空间演化规律[J].自然资源学报，2019(1)：104-115.
[18] 李 强，高 楠.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9-37.
[19] 张洪福，宋胜帮，屈维意.基于熵视角的南京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J].生态经济，2016，32(6)：168-173，195.
[20] 许 虎，花德政.用法律为绿色生态发展护航亮剑：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出台首部《盐城市绿化条例》加强监督纪实[J].国土绿化，2016(3)：40-42.
[21] 刘卫国.淮安市城市水环境建设实践[J].中国水利，2011(10)：59-60.
[22] 凤凰网.淮安白马湖打造生态修复“江苏样板”[EB/OL].(2014-11-12)[2019-03-15].http：//news.ifeng.com/a/20141112/42449043_0.shtml.
[23] 金湖通过考核验收 成苏北首家国家级生态县[EB/OL].(2014-09-02)[2019-03-15].http：//www.zgjssw.gov.cn/yaowen/201409/t1554880.shtml.
[24] 肖乃飞，张 锦.淮钢焦炉除尘系统改造实践[J].山东冶金，2011，33(1)：58-59，67.
[25]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关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问题连云港办理情况》的公示21[EB/OL].(2016-08-08)[2019-03-15].http：//www.zgjssw.gov.cn/yaowen/201409/t1554880.shtml.
收稿日期： 2019-04-11
基金项目： 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ACYC2018178)
作者简介： 彭 羽(1995— )，女，安徽六安人，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登峰(1994— )，男，安徽六安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C812;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4476(2019)08-0074-07
(责任编辑：饶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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