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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方法的思考
农村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经济不一定是农业经济，农村社会也只是农业社会。即使在发达国家，农村还有它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而不只是经济层面。但不论农村社会多么复杂，不论它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普遍的经济学方法仍是理解农村社会的基本方法。
由斯密到马克思一脉相传的关于经济关系分析，至今在理论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分析方法是我们理解任何社会的一把钥匙。马克思的理论在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个时期，被教条式地对待，被孤立，没有人把它与新的理论结合起来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道格拉斯·C·诺斯重新发现并评价了马克思的“暴力”理论，给马克思的理论以一种新的解释，极富有启示性。
但是，传统理论也有明显缺陷，一方面，它对利益关系的刻画过于简单，尤其是后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依据利益集团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利益集团，而“生产资料”又仅仅限于物质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它把所谓利益集团当作一个整体，当我们了解了奥尔森的理论以后，已经有理由改变这种看法。
长期以来，有人认为主流经济学只是适应于对市场经济作出分析，而对处于结构转变中的“不发达经济”是不合适的，因此，主张建立独立的关于不发达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不发达经济当然有特殊性，但并不需要建立一种特殊的方法对它进行分析。所谓特殊性，不过是各国经济活动中，交易当事人的各种资源禀赋的对比状况不相同。例如，在某些国家的某些阶段，政府暴力的普遍施用会成为影响交易的重要因素，而在另一些国家某些阶段，这个因素很不重要。
我们承认，“发达经济”与“不发达经济”在内容上是有区别的。从发展的障碍方面来说，它们遇到的问题是相当不同的，因此，应用同样的方法，视角却应该有很大的不同。如同刘易斯所说，第三世界农业的失败主要是政治的失败，这就表达了他对第三世界农业研究的一个视角。好的方法不一定产生好的研究结论，原因出在观察的角度。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方法，但这种方法要应用于合适的对象。
对中国农业进行分析所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数据的失真，这就更使我们不得不倚重对社会关系的考察。此外，中国农业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与全社会的利益关系紧密相连，孤立分析在政策上是没有意义的。
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也许农业经济学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最多的一个领域，这个传统甚至对经济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我们必须承认计量分析的重要意义，但也要承认，在研究工作中稍有不慎，就会使研究的结论成为“美丽的谎言”。我在农村调查中经常为数据而困惑。在某地调查时，一位镇党委书记竟可以随口为自己的数据加一个零！大量的计算常常因为数据问题而报废。在美国，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大量在农村问题研究中使用，与美国的农业管理体制有关，那里的政府为农业的管理和服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美国农业部是中央政府最大的一个职能部门），在有着所谓“数目字思考”传统的国度里，这个系统一直生产出远远超过农业经济学家所需要的计量信息。但谁都知道，中国的情形不是这样。
我在这里想进一步讨论一下关于计量方法应用的问题。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像牛顿力学那样令人着迷。它穿上了一套数学制服，具有了某种美学性质，简约，对称，统一，一如一切成熟学科的模样。这个模样尤其能吸引年轻学子。
经济学使用数学工具，原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一切经济活动总是表现为一个数的集合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变化，如果用数学关系能够表现这种变化，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使用数学工具，我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就难以精确，也就谈不上对经济活动真正正确的认识。数学又是最简明的科学语言，如果经济学不能数学化，经济学家之间就难以形成相互对话的语言。但是，由于经济对象的易变性以及数学工具本身的不成熟性，经济学家使用数学工具常常不能得出超越人的直觉的结论来。所以，经济学家的通常做法是用自己的直觉来引导建模过程，最终是用数学描述自己的直觉。如果一切思想要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哪怕使用数学并没有给思想带来新的发现，甚至使得思想为了适合数学形式而改变，那么这个数学就变成了思想的制服。
我读过凯恩斯的父亲——老凯恩斯的一段话，很有感触。不妨将这段话抄录如下：“人们以为他们自己不需要经过预先的科学训练就能够理性地认识经济问题，不论它是多么复杂；而在其他学科领域，预先的科学训练对于研究工作是十分关键的。不经过充分的科学准备而谈论经济问题的愿望之所以强烈，是因为经济条件对于人们的物质利益有强大的影响。尊敬的沃克先生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胆大妄为到要向化学家或机械师通过终身学习和劳作而积累的知识挑战；但是，几乎任何有读写能力的人，都自以为有权利就贸易或货币问题提出和坚持自己的主张。连续多年来的经济学文献，包含了具有科学精神的著作，也出现了一批对经济史一无所知、对经济观察不屑一顾的最平庸、也是最臭名昭著的著作。此种情景真好像占星术与天文学之间、炼金术与化学之间的你追我逐。’一般而论，鲁莽的概括和不知所云地吵来吵去，就开始成为大众经济学的普遍倾向”（约翰·内维尔·凯恩斯，英文版，1904，6页）。
根绝“鲁莽的概括和不知所云地吵来吵去”的办法是提高经济学大堂的进入门槛，使经济问题的讨论限定在聪明人的范围里，可惜老凯恩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设置这个门槛的办法是对经济学学生进行数学训练，并在经济学文献中大量使用数学工具。通过这个门槛的学者，大多是智力靠得住的人士。许多智力平平的人士就被淘汰了，经济学讨论的对话范围也就被大大缩小了。这个过程是不自觉地实现的，或者说是喜欢智力游戏的经济学家所引导的，但客观上却大大提高了经济学大堂的门槛。就这样，便把经济分析结论的评价问题转变成了一个对经济学家身份的评价问题，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学研究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数学化的这个功利价值实在是妙不可言。当然，这是一般而论，事实上，经济学大堂门槛内的人士未必一定有良好的直觉，而门槛外的人士也未必一定没有良好的直觉。
如果解决了经济研究结论的评价问题，即把解决研究结论的评价问题转变为经济学家的身份识别问题，就容易使经济学家掌握学科垄断权力，从而获得稳定的垄断收益。经济学是一种高报酬的学科，因此必须有一个很高的门槛，或者说要有价格昂贵的一种门票，有了门票就有了一种身份，有了一种经济学的“黑话”，就容易被接受。这如同医生行业一样。收入太高，需要一种限制，一种特殊的行规，因此，医学界的同仁只看重学历，至于你医死几个人，那是算不了什么的。
前面我说过，因为经济学还远不能做到精确，所以对于同一个问题经济学家的结论也是五花八门，但这不要紧，成熟圆滑的经济学家从来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错一回不要紧，兴许错得越多，名声越响。关键是一种身份，有身份的经济学家不屑于看一看圈外人的文稿，而对圈内人的大作，即使没有看，也可能叫几声好。这种封闭行为当然有利于垄断资源，提高学者的收入。
经济学的数学化造成了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或基金会官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形成经济学家对这些官员的欺诈结构。政府官员或基金会官员一看到大堆的数学公式，头就涨大，便无从判别是非曲直，只能在经济学家的拨款申请书上签字了事。如果要请“专家”审阅申请报告，那就像中国的卫生局官员鉴定自己聘请的医生所发生的医疗事故一样，自己的儿子舍不得给脸色看。在这种背景下，着实产生了经济学家的“道德危机”，或者说，出现了对经济学家的一种道德考验。经济学家还能不能在获取垄断利益的同时，也承担一点具有社会功利价值的任务？无疑，由这里可以鉴别经济学家的高尚或卑下。
有了上面的一些认识，我们就不至于被农业经济学领域高深的计量方法搞得晕头转向。其实，在真正的“应用”方面，我们仍然需要重视最基本知识的普及，尤其是关于“农村政治”知识的普及，而不主要是各种容易获取的数据的“计算”，尽管计算的意义仍然十分重要。刘易斯说：“经济发展没有神秘的公式，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并不比路人知道的更多一些。发展意味着为将来而建设，对当前的行为则加以约束。这分析起来也许很简单，但由于政治原因却很难实施。但是，当人们去说尽管某些政策是正确的，但因政治原因很难取得结果的时候，这只不过是指，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参与教育我们的同胞是所有我们这些自诩懂得问题的人的职责。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如果公众意见的体现者懂得哪些意见是正确的，那么正确的事情总能够付诸实施。世界上仍然有人怀疑，我们是否会起来抓住机会。由我们来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吧！”（刘易斯，1958年，89页）刘易斯是一位注重实证研究的学者，难得说这么一番肺腑之言。政治家，特别是杰出的政治家，不易成为被教育的对象，但技术官僚往往具有可教育性。这些人从小受现代科学的熏陶，懂得事物的复杂性，不那么刚愎自用。如果经济学家能承担起教育官员、教育民众的职责，也不枉获得他那份垄断收益。经济学家不该使自己成为一个“经济学匠人”，像丁伯根与弗里希那样。
经济学家应该厚道一些，不论他掌握了什么样的分析武器。如果谁还要高举他的武器虚张声势，该听听杨小凯怎么说：“现在的经济学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只能解释最简单而不现实的事情，如果硬要急于应用，只可能是炼金术一样的东西。我自己在做学问时总强调数学模型和概念的严谨，不喜欢空泛的‘思想、观点’，但我在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却更信任我的直感，而不信任那些简化得不现实的数学模型。经济学的水平相当于当年的化学炼金术阶段，离实际成功的应用至少还有几百年时间。”（杨小凯，1997，147页）。
我坦陈上面一些看法对我研究农村问题有很大影响，并决定了本书的内容。
二、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
多年来对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最近的集中研究，渐渐看出了农村制度变迁的端倪——农村问题的本质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而这种关系的本质，是社会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权不重要么？当然重要。但生产资料所有权可以发生分割——在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这样一个权利束中，诸方面的权利在权利交易关系中的各个当事人之间发生分割，如收益权被国家剥夺了。这种分割使得承担名义所有权的当事人的权利有可能弱化，弱化到一定程度，合法所有权便被贬值，权利对合法所有者减弱了意义，但对非法所有者则增大了意义。
中国的所有权历来在国家权力的影响之下受到一种减低效率的分割。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之下，中国农村的所有权关系发生某种扭曲，并使农民的利益长期受到损害。但是，国家对权利的分割能力，也使国家依照某种促进效率提高的理念来调整权利的能力大为提高，这就为成功的较快速的改革提供了可能性。
当代中国，不断上演着“圈地”的故事。5年前，我曾经发表题为《圈地狼烟》的评论，5年过去了，圈地之风愈加炽烈，更多的农民被资本和权力排挤出自己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中央政府的红头文件一个又一个地发了出来，想约束自己的地方大员和小吏，但约束无效，涉农土地案件堆垒如山，农民上访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大政治景观，乃至中央政府用空前严厉的措辞指责地方干部的离心离德。我们遇到一个刚性极强的权利结构，一切道德劝说在这个结构面前趋于瓦解，一切高层政令在这个结构面前形似无迹。
我们不能沉默。我们不想只做那种归于清流的学者，在农民痛苦的面前，在国家命运的面前，等待事变的发生，好让我们证明一个学理观点，得来一个学术的奖赏。我们要把事实告诉我们的官员，告诉我们的农民，告诉那些最有可能决定中国命运的人士。或许我们共同打造的清醒使我们的力量得以增强，更深入的改革由此开始，农民的痛苦得以减轻，中国社会的转型得以平稳实现。
农民话题不是一个道德话题。人类历史上的弱肉强食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生存资料的剥夺，由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无休止的农民战争，欧洲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内部殖民战争。然而，只有工业革命才带给农民更悲惨的命运。当今世界的一切主要国家都在工业革命中产生了对农民的掠夺，掠夺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劳动资源。走在前面的那些国家，工业革命成功了，农民变换了历史角色，而剩下的农民成了受政府农业政策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人们回头过来聪明地说道，为换得这样一个历史进步，农民必须付出代价。可是，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关头，我们是当事人，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价值观不允许我们面对农民的痛苦保持沉默，即使这种痛苦将仅仅是农民的痛苦，而无涉国家的命运。
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的痛苦不可能无涉国家命运。在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英国和她的部分殖民地幸运地减轻或避开了农民问题对国家社会转型所发生的颠覆性的影响。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同时，创造了强大的海军，开拓了地域广袤的殖民地，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工业革命排挤农民所产生的社会危机。其他主要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幸运。早在纳粹之前很久，德国就有人利用农民所奠定的保守性的群众基础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著名思想家摩尔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发现：“纳粹最大的成功是对这样一些农民进行鼓动的结果：他们占有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小，从当地来看，他们的赢利也寥寥无几”（摩尔，1966，364页）。德国因为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使其“自由民主的发展被截断了若干世纪”。日本在二战中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情形，也与农村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关。日本学者的说法是：“对农家的穷困深有感受的青年军官和士兵，仇恨那些‘使日本政治腐败、堕落的财阀和与其勾结的政党、官僚’，而走上了极端的道路”（竹内宏，1988，68页）。不难理解，这部分力量是日本军阀发动战争的社会基础。意大利南部在庇护一附庸体制之下，农民之间相互不信任，发展了一种“非道德的家族主义”，不得不顺从权势阶层，甚至到后来顺从了黑手党，使意大利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陷于停滞。
中国在自己的社会转型中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就卷入了旷日持久的农民战争之中。与欧洲国家一样，中国农民在社会转型中的悲惨也来自两种剥夺——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和市场对农民的剥夺，其中，国家对农民的剥夺是关键所在。中国所谓“皇权不下县”只是中央政府降低统治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对农村的实际统治依赖自己在农村的代理人系统。每当这个代理人系统变得庞大，并开始大规模地对农民的土地巧取豪夺，农村危机就会发生。当危机加深，农村恶势力开始掠夺农村富裕农民，农村地主逃亡到城市，地痞、无赖也就进入了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系统，这个时候，中央王朝就没救了。一代一代的王朝悲喜剧就在华夏大地上交替上演着。在近代，在国家对农民剥夺的旁边，产生了市场对农民的剥夺。从要素市场到产品市场，分散的农民与那些和官府密切勾结的商人没有平等权利，农民加速走向破产。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农民命运之悲怆，中国国家命运之多舛，实为世界民族之林之最。
中国农民已经付出了代价，中国的现代化在物质上已经获得了极大成功，我们的农民该洗掉历史的尘土，进入我们的“主流社会”了吧？呵，50多年过去了，我们竟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景观。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在国家控制的市场上通过“剪刀差”向国家贡献了数千亿的资金。在改革开放时代，农民又在土地要素市场上向城市部门贡献了数万亿的积累。想一想，这是多么触目惊心啊！
这还不够。农民在基本权利上受到歧视，未能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城市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在大踏步前进，但农村部门的市场化进程严重受阻，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和民主政治权的落实不同程度上受到践踏。这种对农民基本权利的漠视，已经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中所仅见，致使我们无颜面对世界文明进步的拷问。
中央政府早已意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政令出台不可谓不急，关切之心不可谓不重，然而，我们的总理可以被欺骗，我们的中央文件可以被收缴，我们的官方杂志可以被宣布为非法，我们的记者可以被收买或殴打，一句话，政令通畅成了大问题。这不是一个基层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结构问题。这是真正的危机所在。
农民上访不仅是中国农村稳定的指示器，也是中国政治效率的指示器。我们不管坊间流传的关于农民上访所内涵的“百分比”的说法，冷眼观察，农民上访形势在起变化。简单说，农民上访规模大了，网络张开了，社会精英已经参与其中了。单单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能解决多少农民的问题？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要完善自己的统治，总需要一个层级代理系统，中国能离开这个系统解决自己的农村治理问题么？可是，我们眼见得自己这个层级代理系统那么笨拙，那么让中央政府心忧。这不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么？
我们还有机会。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统治，糟糕到地方政府拿农民起事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步，于是，这个政权垮掉了。我们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是让农民的维权活动在我们权力体系的旁边生长，还是通过改革，让它成为我们自己系统内的一种有序的活动？前者，是一条死路；后者，才揭示着光明。
我们要选择改革之路。改革需要智慧，但我们不缺乏智慧。我们需要的是清醒的头脑和行动的胆识及勇气。我们不想失望。
三、关于《论中国农村改革》一书的内容
我是从1994年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由这个时间开始，我发表了一些涉及农村问题的学术杂志文章和大量报刊评论文章。这本书的大量内容便出自这些文章。在整理这部书稿时，我有意删除了一些原论文的部分数字处理内容和一些图表，这样做是为了增加书的可读性；同时，这样做也不会伤害我对问题的分析。
在登陆一些互联网网站时，我注意到有网友疑惑没有在书店见到过我关于农村问题的出版物；他们只读到过我的报刊文章和一些流传在网上的文章。我还常接触来自农村的农民朋友，其中不乏有喜欢读书的人，但我不能向他们送上我自己的书。他们大多没有条件上网，找到我也是因为读了我在什么杂志上的文章。这本书的出版了结我的一个心愿。我相信，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年轻的网友和农民朋友所关心的。
是的，我想这本书的读者首先是那些关心中国农村问题的城市年轻人和农村知识分子。在我发表过的文字中，一如大部分学者一样，有的文字是艰涩的，有的文章还抖了不少“书袋”，还有的文章在“玩”数学游戏。但我发现，这些文字没有构成我和年轻人以及农民朋友交流的障碍，因为我的任何叙述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说明或介绍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最基本的道理。
中国农村知识分子是聪慧的。但是，他们一般不大有关于中国农村社会走向的一种宏观视野，也不大相信自己的力量。考虑到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可能的阅读范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大多相信一个人的能力，当然，这个人是最高层的人。一个农民曾经问我：为什么中央政府不在农民中委派一些人来监督地方官员呢？他认为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好的，只是地方官员不肯执行中央的政策，而由农民来监督地方官员是一个好办法。当然，在我的一番解释下，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但有类似这种想法的农民朋友有很多，我们不可能一一对他们去解释。
近些年，在知识界有了一种否定市场经济、怀念计划经济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我相信，如果一个上了40岁的人还热心这种思潮，那我们无话可说，因为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或者我们只能在其他层次上去说话，表明我们的态度。我把他们的话当作一种政治行为，只是我怀疑这种政治完全不代表农民的利益。令人遗憾的是，有30岁以下莘莘学子也喜欢这种思潮。我相信他们大多是真诚的。他们否定市场趋向改革的理由之一，便是农村发展中所出现的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人告诉他们，市场经济在农村被证明是失败的。这是可怕的。没有人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向他们说不。这本书要告诉他们，中国农村至今尚没有认真地推进市场经济，何谈市场经济的失败！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很难说是学术上的发现。在研究工作中，真正在理论上产生“发现”是不容易的。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起步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开始传播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这使得绝大部分中国的经济学者还主要是学习现代经济理论，将其拿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这部书的内容也限于用那些在我看来是比较成熟的经济理论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实际上，即使在现代经济理论的故乡——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经济学者也还是做应用研究，真正做纯理论研究并有所发现的是少数。
当然，应用研究也可以“发现”，只是这种发现不属于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发现。这种发现也可以是有意义的发现。例如，在一项案例研究中，我发现中国某地的农民负担并不是苦于负担的绝对数量，而是苦于负担的不公正性。一方面，承受税费的只是一部分农民，负担在农民中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并没有“购买”到等价的“公共服务”，所以，这种负担体现了强制性的不公平交易。再做补充调查，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类似于这种情形的发现，应该对政策分析有所帮助。
现在我回过头来对本书的内容做一个大略的介绍。
本书的第二章是对传统农村社会的一个分析。因为全书立足于对改革的讨论，实质上是对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转型的讨论，在逻辑的起点上从传统农村社会分析是应该的。
第三章是关于传统社会解体的一个理论上的综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有对传统农村社会解体的经典论述，这些论述是本书讨论中国农村改革的理论基础。
第四章以后，本书开始集中讨论中国农村的改革。作者素来坚持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本质上是权利的变革。土地财产权的确立，城乡居民之间平等的社会权利的确立，以及农村居民民主政治权利的确立，是中国农村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五、第六和第七章，分别讨论这三方面权利的变革。在讨论这三项权利变革之前，第四章先对中国农村改革做了一个总的评论。
最后一章，即本书的第八章，讨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但实际上是对全书的一个总结。农村稳定是上上下下所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社会稳定的本质是社会公共物品供应的一个状态；社会稳定出了问题，意味着社会的公共权威机构出了问题。在社会结构转变时期，如果社会的公共权威机构充当了阻力，就会发生社会稳定的难题。这实际上与改革的基本宪法秩序发生了联系。
理论是重要的，但发现理论、普及理论的学者却不一定重要。理论一旦产生，它就离开了学者，成了一种属于社会的公共物品。我们思考了，我们言说了，这就够了；至于我们所言说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作用，我们不必太介意。如果我们所言说的没有被当一回事，那也不是我们发现得不够。我们是观察者、思考者，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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