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调研的宏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宏观分析的重要性
外交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外交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国际关系有三个基点：一是发生在一定的国际体系内，二是国家与国际行为体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三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因此外交调研必须要有总体和全局的观念，将事务放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下。由于任何一项国际问题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外交调研必须要有发展的观念，对延续性与变化性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宏观分析是定性分析，涉及战略环境的判定、战略格局分析、战略方向与战略重点的选择，关系到大政方针与政策定位。
宏观分析是中长期的调研，需要跟踪研究、综合信息积累与借鉴。
宏观分析是比较分析，需要对不同地区、主要大国战略有较深入的思考和横向参照，及把握纵向的进程与阶段性特点。
宏观分析包括形势分析，需要掌握动态特点，了解重大事件、重大标识及其彼此的相关性。
宏观分析涉及不同的问题领域，这些问题带有跨国界、多学科的性质和全球性影响。如环境、生态问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问题、粮食、水资源问题等等。
宏观分析要有科学的方法，建立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对历史和现状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宏观分析对于开拓外交工作，提高外交工作的效益至关重要。外交工作不应是仅对当前事态作出被动反应，而应是高瞻远瞩，有预见性，能动地驾驭和推动局势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和外交家对此均有宝贵的经验和教诲。
毛泽东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制和美苏对抗初露端倪之时就敏锐地看到“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般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归不会变为主流。”在雅尔塔体制确立之后，毛泽东逐步提出“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正确地判断了中国革命争取胜利的国际环境。60年代他洞察了国际局势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进程，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揭示了当时世界政治的基本特点，指明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和第三世界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同时也确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
陈毅外长曾说：“外交战略问题是研究外交全局的规律性东西，不把这个全面性的东西弄清楚，外交行动必将无所适从。特别是在斗争的转折点上，易生摇摆，不是失之过火，就是失之不足。”1969年中国外交战略正处于这个转折点。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提出在当时美苏两极对抗形势下，苏美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中苏矛盾之尖锐超过中美矛盾，对中国的威胁首先来自北方，我应从中美严重对峙中脱身，利用美苏矛盾对付苏联，应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战略形势判断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战略环境的改善有重大影响。
邓小平在苏东发生巨变之际，敏锐洞察国际格局发展趋势。他指出：国际形势旧格局在改变中，新格局还未形成。对此须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同时他还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基本估计的战略意义是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念。
江泽民多次强调战略预见的必要，指出“敏于观察，勤于思考，见微知著”力求在风起于青萍之末发现苗头，抓住本质，尽可能将工作在“将然之前”而不是“已然之后”。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来，一方面对国际形势总体缓和，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的本质作出判断；另一方面对国际危机与动荡作出清醒估计。尤其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有时表现突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长期性、复杂性要保持警觉。这有利于坚持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综上所述，中国几代领导人成功的战略决策建立在正确的战略形势判断之上，而战略调研是正确的形势判断的基础。
二、国际战略调研
（一）国际战略调研的思维框架
外交是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环节。国际战略调研是对与对外关系全局有关的问题所进行的专题调研，关系到决策，有高度原则性和前瞻性；战略调研也涉及实现战略目标采取的对策，需要相对灵活和对各种选择方案作出分析。
战略调研中一种是长期战略，强调延续性。如反对霸权主义，建立世界新秩序都是长期的奋斗目标。这种调研关键要把握战略环境及其阶段性特点，如霸权主义在70年代、90年代的不同的含义，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外延与内涵也有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变化。
另一种是战略调整，特别是重大战略转折的调研，强调变化性。这种调研关键要总结出变化的标志、进程和趋向及基本的战略理念。如以杜鲁门主义为标志的冷战遏制战略、以尼克松主义为标志的均势与缓和战略、从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到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演变反映了战后50余年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与变化。
在长期战略与战略调整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又称战略间歇。这一时期的特点往往是大国之间的互动与战略模糊性，存在多种可能性。如冷战后多极化发展趋势，冷战后国际政治主要矛盾的变化等。这一时期的战略调研尤其需要把握历史总趋势同时注意潜在的曲折与危机，阐明机遇与挑战的关联，切忌绝对化，防止片面性。
总之，长期战略、战略调整、战略间歇以及与之相关的战略环境、战略延续性、变化性、过渡性是国际战略调研思维框架。
国家大战略 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国际战略调研首先要对国家大战略和正确判定国际战略环境的基本概念有所认识。
大战略是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总体设计。国家大战略包括国家安全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双重目标，并将二者有机结合。大战略决定国家的方向与命运，是最高层次的决策。对大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在对客观环境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突出战略重点，选择适当的策略，达到即定目标。
大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总体性，系统性。它要求纵向思考，即在时间上关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局和发展阶段；也要求横向和多维思考，即在空间上关照相关的各个方面和问题领域。还要求从系统结构和功能统一的角度认识战略环境，确定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是在战略整体结构中局部与整体、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结合点，是战略实施的中心环节。确定战略重点，才能对战略优先与排序保持清醒估计，避免政策偏离。
运用综合国力实现大战略目标是大战略最核心的内容。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包括物质力和精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在国际事务中综合国力是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尺度，标志国家盛衰与发展的程度，预示国家政策的趋向。在分析一国外交战略时，必须准确把握其综合国力与国情特点。
如何判定国际战略环境 正确判断国际战略环境，明确国家力量和手段运用的前提与实现国家利益所在是外交战略调研的出发点与归宿。国际战略环境的判定主要包括确定时代主题与国际格局。
确定时代的基本原则 时代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国际形势的基本观点。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21卷）一文中对时代学说做了以下精辟的论述：
“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而且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及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我们能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订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订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的最终形成为列宁的时代理论准备了历史前提，使列宁有可能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列宁认为20世纪初亚洲的觉醒、西美战争、英布战争、日俄战争是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历史标志。而大国争夺霸权，兼并弱小民族由此引发民族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主要历史特征。
列宁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帝国主义时代，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称之为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称之为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少数大国压迫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时代。列宁对时代的判定抓住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题，并以此作为制订国际战略的依据。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证明了列宁的这一战略判断。
20世纪60年代以来，是否依然要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是否要重新认识国际战略的前提？经过艰难的探索、失误与挫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指明了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战略任务。与此同时邓小平对国际战略形势作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的判断。这个判断是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前提。苏联解体后，国际关系出现许多不确定因素，邓小平指出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同时强权政治在升级，世界仍然存在战争危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战不打，小战不断，局部战争和局部冲突频繁发生。二是美国进行两个冷战：一个是针对南方，针对第三世界，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和平与发展依然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他重申“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实践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上述判断的正确。
从时代学说我们可以总结出判定时代的一些基本原则：
整体性 时代不是个别国家、个别地区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包括所有国家、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因而它不受“每个时代都有的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以及‘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影响。要区分不同时代的特征，必须从世界政治、经济总体结构、主要战略力量的消长的社会历史运动出发，把握主要发展趋势。也只有从时代的基本特征考虑，才能对一国的具体发展有准确的定位。
综合性 如果以人类发展的个别领域、个别现象为尺度判定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时代划分。如冷战后以科技发展而论，人们称之为“信息化时代”、“因特网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以文化视角，有人称之为“文明冲突的时代”、“西方文明扩展的时代”，从国际制度与秩序的层面，也有人称之为“失规制时代”。但时代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划分大时代必须综合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现象、抓住其中最本质的东西和最具有全球战略地位的问题加以概括。
相对稳定性 时代是一定历史阶段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总的历史合力的产物。决定“时代的中心、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方向、时代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的政治力量有其相对稳定性。因而必须从较长远的观点看时代特征，形成大时代战略构想。
（二）国际格局的分析框架
格局是指事物内在的结构和状态。国际格局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研究格局通常的方法是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力量结构。但国际格局的内涵不止于此，应包括三方面：它是国际舞台几个力量中心（国家或集团）形成的结构；它是几个大国（包括集团）形成的关系；它形成一定的体系、制度与秩序。
国际战略格局是指国际关系中的主要战略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全局性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及基本态势。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是国际战略力量较量的客观进程，也是其国际战略运作和互动的主观努力的结果。国际格局一旦形成，又会对国际战略的制订和运用产生直接的影响。研究格局要研究力量结构和大力战略、大国关系调整。
力量结构即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力量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关系和结构，以及各主要力量所处的状态。分析力量结构一要看各主要力量的总体实力（硬实力与软实力）；二看几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和主次地位，哪种力量居于主导地位，哪种力量居于次要或某种程度的配角的地位，哪种力量独立性强，哪种力量有依赖性；三是不能把力量要素绝对化，格局及形成不完全是力量的简单排列，还有其他的制约因素和条件，因而还要从制度性、结构性、政策性的不同视角剖析力量的强点与弱点；四要有静态的观察，又要有动态的观察，注意考察力量的消长。
一个国际行为体只有当他的行为能力达到一定程度，能对国际战略的形成和发展，对其他行为主体产生重大影响时，才能成为一种国际战略力量，并成为国际战略格局的构成要素。国际战略力量的行为能力是由多种力量要素—即综合国力构成。研究国际战略格局，首先要对格局中各战略力量综合国力进行评估，然后进行力量对比，确定各力量的国际地位。
对于综合国力的分析是研究力量结构的基础。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国情特点，关键在于对国家权力构成要素有一套科学的分析体系。例如90年代初美国衰落论的主要依据是美国财政、贸易的双赤字，相对战后初期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等，然而衰落论与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美国霸权上升的势头形成极大的反差。同样90年代初中国战略地位下降论和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威胁论都没有对中国的发展作出合理的判断。在综合国力分析中国家的基本实体—国土和人口，经济能力—国民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军事能力—战略核力量、常规力量、科技力量构成国家的硬实力。国家的凝聚力、政府的组织、决策、管理、文化感召力、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等构成国家的软实力。考察综合国力要将二者结合。同时对衡量每一个构成要素的标准也要及时调整。如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时代，研究综合实力时尤其要重视“软实力”的创新和转化的作用。
仅有对各国综合国力评估不能形成对力量结构的全面认识。在国际格局研究中，重要的是进行力量的对比。对比包括三个角度：首先是在格局中的定位：如超级大国、力量中心、中等国家等。从中分析哪些力量的组合是格局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是在一定时段内力量的演变，如持续增长、高速增长或零增长、负增长等。这种动态的分析对于力量结构是否稳定关系重大。第三是力量对比，特别是几个力量中心对国际政治安全、经济繁荣、制度建设的影响力的对比。在70年代关于美苏实力对比，以及北约和华约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对比的研究是认识两极争霸体制的战略环境的基础。在90年代关于美国的经济的优势地位在今后10年是否会为日本、欧盟所取代的研究成为确定21世纪是单极世界还是多极体制的重要依据。
冷战后国际格局处于变动和过渡之中。这一时期对格局形成三种判断：单极世界、多极化定局、过渡阶段。这三种判断有不同依据和不同逻辑。单极世界论认为“极”是指综合国力超过其他国家，在军事、科技、经济上具有国际竞争力；有巨大影响力，在国际组织的规则中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在解决世界热点问题上起主导作用；有文化价值的吸引力，是一个力量中心。美国是唯一的极，未来数十年不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挑战者。多极化定局论强调冷战后多组力量相互交织和竞争，不同层次力量的组合的格局已出现，而且将长期存在。过渡阶段论主张冷战后从力量结构要素看，几大力量中心有延续性，从发展进程看是多极化进程的深化，从力量对比来看是不平衡的结构，几大力量相互关系在调整，既不存在领导关系，也没有一种制度制约，只有一种程度不同的“伙伴关系”。鉴于这三种判断直接影响战略与政策的选择，所以我们认为观察格局不能把力量要素和力量对比绝对化，还要将我们前面谈到的力量的制约和一定时段力量对比的消长作为分析的考量。依照这些考量，单极世界论的判断显然是不正确的。多极化定局的结论也忽视了格局变化是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是历史合力作用的产物。对各力量中心力量演变以及在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调节机制尚须冷静观察。
三、大国关系研究的思路
国际格局的更替是大国兴衰的结果，也是新旧大国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战略调研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大国关系调整。研究大国关系的思路大致遵循三个方面：首先大国的实力与基本国家利益目标是大国关系调整的内在动因，其次新格局形成过程中大国利益平衡和均势是大国关系调整的外在动因，第三每个国家追求在国际关系中的有利位置与影响而采取的战略态势形成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互动以及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大国关系因其长远性、全面性和多维性及对外部影响的广泛性，无不具有战略内涵。所谓战略内涵既强调大国关系中战略利益冲突是主要的国际政治矛盾，对世界多数国家对外政策选择有重要影响。同时，大国关系中利益汇合与合作也是国际政治演变的动因，是建立国际秩序的前提。因此，冲突、协调与合作是观察大国关系的基本线索。
依据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逻辑，大国关系中尽管有利益冲突和竞争，但同样有合作与和平共处的潜力。在大国关系研究中对各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目标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利益的汇合与合作的基础，寻求实现长期稳定的战略也是十分重要的。冷战后出现各大国努力构筑大国伙伴关系框架，寻求稳定合作，协调发展的关系的趋向。如何研究这种伙伴关系？
首先要分析伙伴关系的基础，即大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科学文化各领域互利的条件，大国在全球、区域、国家间互动层次上国家利益的交叉与汇合点，这些都是基本因素。尽管国家关系会由于客观的资源条件、领导人的主观认知和思维方式、国内政治斗争和利益集团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紧张与曲折，但这些终究是暂时和局部性的问题。分析大国关系要观察起长远作用的基础是否在加强，是否存在脆弱性，或是否遭到动摇和破坏。大国关系基础的加强，意味着关系的前进，大国关系基础的动摇，意味着关系的倒退。
第二，分析实现长期稳定的战略。这种分析要有两个方面，首先要研究各大国战略意图。具体来讲就是研究决策者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政策宣示和政策实施。例如一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每隔四年的美国军事战略回顾等对于了解美国的战略意图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次要设定长期稳定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按照设定的目标，以长远观点审视相互关系。从全方位、多层次的视角分析各大国的战略意图是否存在有利于长期稳定的因素，还是孕育冲突因素，是否可以将冲突的利益转化为协调和互补的利益，实现这种转化的条件与外交斗争的策略是什么。
第三，分析协调机制的形成与动作。大国关系中有相互借重或彼此排斥的实际问题。为了增加合作的可能性，减少不确定性，充实伙伴关系的内涵，大国间建立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形成一定的协议、组织和规范是较普遍的做法，体现各种力量相对定型的关系。对这些机制的动因、目标、原则、运行方式、保障机制的分析是研究大国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对于在协调机制中各国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平衡，各国在规则制定中的影响与分量的研究意义更重大。
总之，大国关系是复杂的，研究大国关系的思路也应从以对这种复杂性的认识中总结出大国关系框架的特点，如力量对比相对稳定与不对称性、相互依赖与竞争并存、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寻求协调与发展合作关系、建立首脑外交对话机制、不断充实协调机制内涵等，其中每一个特点又可单独构成一个调研课题，这样可使对大国关系的研究深入下去。
四、中长期调研与国际形势调研
（一）中长期调研
在外交外事调研工作中，中长期调研有特殊重要性。它既不同于日常的动态分析，也不同于对热点和突发事件的观察。尽管没有严格的时间界定，但大体上5年，或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段，是中长期调研的研究范围。这种研究可以是回顾性的、综合性的，也可是展望性的，但目的是探究国际事务中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变化的标识，从中找出一些规律和特点，对前景可能性进行预测。中长期调研往往具有综合调研的性质和特点（但综合调研不一定都是中长期的），它更多的是关注总体形势趋向和带有全局影响的问题、观念和新动向。中长期调研也可以是专题性的，集中在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一些边缘性（交叉学科）和前沿性的课题也应纳入中长期调研的视野。
中长期调研是外交与国际事务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决策依据和制定总体战略的前哨，也是总结经验教训，比较、借鉴、参考，提供政策咨询的重要途径，冷战后中长期调研一些重要课题都具有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如苏联巨变深层次原因及苏联巨变后社会主义的前景；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安全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对今后5年至15年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的估计和对策建议；今后10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走向，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战略；联合国改革及中国的对策等研究具有回顾性与展望性；欧元发展前景及其世界金融地位、21世纪初世界石油资源争夺态势、亚太安全机制的演变等则是地区性和专题性的研究；冷战后有代表性的国际政治思潮及其影响、地区大国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政治领导人的更替及其信仰体系等研究则是具有前沿性的研究领域。
中长期调研注重预测的功能。预测是对特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出的陈述。中长期调研的预测建立在对过去事件的变量之间的关系考察和归纳的基础上，预示某种必然性和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产生结果、事件、后果的各种力量如何相互作用，就有了预测的基础。为增加预测的可信度要求有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科学预测是理论与包括经验在内的知识的结合。正因为如此，中长期调研要求三个方面的专长：第一，掌握系统可靠的事实的概括能力；第二，逻辑贯通的理论分析能力；第三，对主要发展趋向的判断能力。这三方面的专长构成独立研究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既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国际关系历史、理论、研究方法论，也要求大量信息与经验的积累，还要求借鉴同时期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创意，方可触类旁通。
（二）国际形势调研
国际形势调研偏重于动态和变化。一般有两大类。一种是定期的，如各研究机构和部门通常进行的年度报告，这类调研时间性、综合性较强。一种是定向的，在特定领域的观察，有较强的专业性。此外还有一些对重大变革反应的跟踪调查，有较多灵活性。国际形势调研的价值在于及时、敏锐的观察，准确反映客观环境的变化，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发现新领域，增强前瞻性思考。
国际形势调研是外交外事研究部门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通过不同角度的观察形成对客观环境的清醒认识，对于掌握政策方向或对政策作出适当调整，对一些不利的倾向采取预防措施都是及其必要的。如果我们重新审视1995-2000各年度国际形势报告，我们可以发现每年都有特殊的关注，如1995年对冷战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1997年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国际经济安全，1999年对科索沃战争和新干涉主义，2000年全球化趋势与美国新经济和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等，这些特殊关注启发研究人员开拓视野，更新研究课题。同时我们也发现这几年国际形势发展又有一些普遍的现象如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总体平稳发展，一超多强的大国互动关系局面依然存在。这样通过形势调研的积累，使我们能更好把握国际关系的趋向，在这个意义上，形势调研为中长期调研提供了基础。一些定向的形势调研，如关于军控与国际安全形势，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蔓延等，既有该课题自身的特殊性，要求精专的知识，同时又可能对全局或地区有影响，也要有宏观的思考。
国际形势调研重在掌握世界脉搏，作到心中有数。既要求荟萃各种调研成果，又要求提炼其精要，找出有全局意义和代表性的标识。其主要内容首先是基本情况、事物的本来面目。冷战后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趋势下的形势调研所要求的基本情况有世界经济形势，包括生产、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世界政治，主要是大国政治关系，国际安全包括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地区冲突等。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关系同样是最重要的基本情况。第二是对情况变化有理有据的分析，说明事务变化进程、结局原因，回答为什么。第三是判断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这是形势调研最见功力之处，也是检验调研效果的关键。因此要慎之又慎。搞好这项内容，会为政策建议奠定可靠基础。
（三）中长期调研与形势调研的基本方法
尽管研究领域有区别，但一些基本方法可同时适用于中长期调研和形势调研。概括起来，可为四个步骤。
首先是选题与构思，即如何提出问题，区别哪些是常规性的，哪些有特殊性。研究是一个创造过程，要求主动性、创新意识和研究兴趣。一个好选题可以开拓一个新的研究天地，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可以深化对形势的认识。选题的创新可以是对基本情况获得新资料、发现新动向、论述新思潮、阐明新规则，也可以是纠正前人谬误，推翻某些错误假设，调整评估尺度。
第二，选材与取舍。选题明确之后，需要充分利用一切资料来源，既要进行文献检索或实际调查，占有资料，又要检验资料的可靠性，对已有的资料进行整理、筛选、系统化。人们在调研工作中经常追求“一流的材料，一流的观点”。何谓一流的材料？首先材料的来源是直接的、第一手的，反映事件的事实情况；第二，材料在第一时间及时获得；第三，材料得到佐证，是可信的。然而，对国际关系资料的收集不可能都是直接的、第一手的，大量的信息是间接获取的，来源渠道不同，传递的信息也存在差异。对此应遵循尽量使用权威机构的资料，查询最新公布的资料，不依赖单一资料来源，对不同资料信息进行比较的方法。对于各种综合信息进行排序，找出与选题和构思关系密切的指数，分别列出。根据选题的性质（如回顾、描述、分析、比较）确定主线和重点。
第三，形成条理化的框架。首先要确定研究范围和层次结构，同时也要对研究所涉及的概念、术语进行界定，这样才能集中注意问题的主要抉择标准、归纳问题的类型，形成清晰的脉络，也有助于在系统的分析过程中应用所掌握的信息，让事实说话，用论据支持观点，而不是将观点淹没在论据之中。在形成条理化的分析框架时也要对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进行必要的评估。
第四，提炼观点作出判断。成功的中长期调研和形势调研不仅在于内容翔实、可信，条理清楚，更重要的是能把分散的、局部的情况结合在一起，提炼出共性或特性，对形势作出有真知灼见的判断与分析。有价值的判断贵在精要。为此要有理论修养和熟悉政策，还要多思，慎下结论。对每一个判断都须用反证法检验是否有不严谨之处，用比较法检验是否与其他判断有雷同之处。由于形势发展的动态性质，作结论时要避免片面性，随意性。为开拓研究思路，平时要注意积累和归纳各种观点，借鉴同代人研究和观察的成果，这样才能有独到的见解。在作出判断时尤其需要逻辑分析的严密。论据与论题相符，论据不足不作推理，推理要有度。
宏观调研中常用的方法是分析、综合与对比。
分析法 就是把研究对象的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的现象分解为简单的要素，根据要素之间的特定关系，通过推理、判断等科学方法，从已知的事实中得出新的认识、知识或结论。
综合法 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和各种因素联系起来考虑，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探索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从整体通观事物发展的全貌和全过程，获得新知识，新结论。
对比法 比较是确定事物之间差异点和共同点的逻辑方法。对比法就是判断同类事物间各种差异以认识事物的方法。对比从剖析、对比事物的个别特征或属性开始。须抓住主要特征、属性并尽可能多地去分析次要特征、属性。通过对比，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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