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科学哲学的发展与现状——访汉斯#183;波塞尔教授和李文潮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授论文,德国论文,塞尔论文,汉斯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ON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6）11—0003—08
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正处于转型期，传统科学哲学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尖锐，新的科学哲学传统的建立正处于探索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全面了解德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与发展状况，我们对德国柏林理工大学哲学系的汉斯·波塞尔（Hans Poser）（简称波）教授和德国自由大学哲学系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特聘教授李文潮（简称李）先生进行了专访。
问：英美科学哲学界普遍认为，科学哲学产生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形成于逻辑经验主义，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波：一般认为科学哲学起源于孔德的实证主义，这是分析哲学的看法，分析哲学的典型特征是坚持经验主义传统，从经验主义中寻找起源，这样，很容易追溯到孔德。
李：德语中科学哲学这个概念叫做“Wissenschaftstheorie”，大约形成于上世纪中期。按照通常的看法，这个概念是对英美语言中“Philosophy of science”的翻译。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就是科学哲学一词首先在英美世界流行的。不过人们在德语中为什么没有直接使用“Wissenschaftsphilosophie”或者“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en”？我猜测在把英语中的“Philosophy of science”引到德语中时，人们也许想到了德国哲学中的古典传统，譬如费希特的“知识学”（《全部知识学基础》，1794；《知识学第一导论》，1797）。只是这样一来，德语概念提供的信息便与英语中的“Philosophy of science”有所不同：强调传统、强调对科学活动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把科学哲学看作是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即认识论。波塞尔先生那本《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学术文库，2002，5月第1版，同年12月第2版）一书的德文题目就叫做“Wissenschaftstheorie”，而不是“科学哲学”。为了体现与英美意义上的“Philosophy of science”的不同，我便干脆译做这个书名。
今年（2005）第3期《哲学信息》（Information Philosophie）刊登了一篇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哲学教授卡里尔（Martin Carrier）从哲学的角度反思应用研究的文章，我注意到了作者通篇没有使用Wissenschaftstheorie这个词，而是直接与英美概念对应的Wissenschaftsphilosophie即Philosophy of Science。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变化，说明了德语科学哲学研究界有向英美靠拢的趋向。科学在现代的发展与变化也确实要求我们走出比较狭隘的带有德国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英美哲学对仍很传统的德国哲学的影响与压力。
问：尽管如此，是否可以说从欧洲大陆的科学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人们并不认为科学哲学起源于实证主义，而是另有开端？
李：不能说另有开端。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一门学科，科学哲学形成于逻辑经验主义，但这种形成有其前史，或者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所导致的结果。很早以前，科学的概念、科学的分类、科学中的认识原理、方法以及科学中使用的语言就是哲学家们和自然科学家们关注与反思的对象。这是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不同之处。技术受到哲学反思是19世纪才发生的，而科学本来就是哲学的一部分。牛顿还把自然科学理解为自然哲学，把自己的那本代表作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技术哲学奠基人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的一部早期著作叫做《哲学或比较地理学》（Philosophie oder vergleichende Erdkunde,1845）。哲学与科学的分离是后来的事情，是近现代实验科学的兴起所导致的结果之一。
波：英美学派的看法是把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放在一条主线上进行考察。欧洲大陆可能更注重于历史发展。譬如对近现代科学的反思在牛顿和莱布尼茨时已经开始了，他们所讨论的空间、时间及万有引力等问题，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物理学问题，而是物理学中哲学问题或者方法论问题。
李：为了方便起见，可以把维也纳学派当作现代科学哲学的开始。此前的可以叫做古典科学哲学，二者差异非常明显。
问：意思是说，随着科学的诞生，就已经开始了对科学的哲学反思？
波：可以这么说。至少在近现代科学开始时，就有了对科学的哲学反思，譬如欧洲哲学史与科学史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牛顿所代表的经验主义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理想；莱布尼茨代表的则是欧洲大陆自笛卡儿以来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直接影响了狄德罗等人。到了19世纪，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也在欧洲大陆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就在当时，人们已经发现无法把有生命的存在单纯地还原于无生命的物质范畴，已经揭示出经验主义的困难。譬如法国哲学中就展开过关于生命活力问题的讨论；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彭加勒等人都对经验主义提出过质疑与批判。
18世纪末精神科学的兴起（主要指把文化和历史作为科学来对待或理解）导致了语言学的兴起，语言学又提出了如何对待精神科学的问题，这可追溯到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宗教中的文本。这是一个新的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这条线索经过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导致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传统的形成。这样，到了19世纪末，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三个方向：对经典物理学的哲学反思；对生命力的科学反思；对精神科学的讨论。
在以上三条线索中，以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范式当然在科学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种范式在19世纪就遭到了批判，例如康德指出，用物理学中的解释模式无法说明动物的行为，法国浪漫派也对从无机物到有机物转化的物理学说提出了质疑。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给自然科学中的因果解释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即如何对待变异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最晚从达尔文开始，人们被迫需要在物理学的解释模式之外，寻找其他的解释模式。
诠释学传统比经验主义传统更早，当时诠释学作为一种方法论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路德的新教改革。问题是，欧洲大陆从一开始对科学的理解就与英美传统对科学的理解有所不同，英美传统理解的科学是开始于伽利略的自然科学，而欧洲大陆传统所理解的科学不仅指实验科学，而且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所以，科学哲学不仅指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而且还包括了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正因为如此，才先后出现了对近代科学的上述三种并行的反思方式。如果只单纯地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的话，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大学就该关闭了。不过，这只是一个理解问题。
李：我做几点补充。对近代自然科学进行系统反思与解释，应该是培根在1620年写成的《新工具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新”当然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旧”《工具论》而言的，如同培根的面向未来的《新大西岛》是对柏拉图的神话中的大西岛的批判一样；与培根的设想相对立的，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观点，意思是恰恰经验是不可靠的，所以科学的基础位于清晰的理性认识之中。这是在认识论方面两大方向的开端，即经验主义（洛克、贝克莱、休谟）与古典理性主义（笛卡儿、莱布尼茨）。大约一直到18世纪上半叶，对（自然）科学中的认识问题的思考基本上还是哲学中的认识论中的一个不太主要的方面，也就是说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还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领域。随着实验科学在19世纪的大规模发展，科学认识的特殊性愈来愈明显。
另外，波塞尔先生在上面使用的科学概念相当宽泛，从而把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扩展到了与自然科学并行的精神科学以及历史科学。 在德语中“知识”（Wissen）一词构成了“科学”（Wissenschaft）一词的词根。这样，只要是知识带有一定的系统化，就成了科学，科学就是一个陈述系统。这就是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所说的“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我们当然可以或者必须区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但既然这么区分了，就不能说这个才是科学，那个不是，也不能把科学哲学单纯理解为自然科学哲学。
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确实忽视了最晚在19世纪初兴起的精神科学和历史科学，从而也忽视了起源于17世纪的诠释学传统。精神科学以及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文本以及历史事件，诠释学认为不同学科研究不同的对象，而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而言，精神科学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精确”。
逻辑实证主义忽视的另一点是科学史。科学史的研究表明，在其历史过程中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方法框架同样发生了变化，自然科学中的陈述以及基本观点均受到其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样，在处理自然科学的时代限制即历史性时，我们便需要另外一种工具，即诠释理论。从某种意义上，以上两个忽视导致了库恩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在这方面也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一是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也可以包括精神与历史科学，二是为了比较准确地把握（自然）科学的进展以及其理论与方法的形成，有必要借助于诸如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哲学等精神科学。
问：在欧洲，科学哲学是何时成为一门显学的？在德国讲科学哲学是从维也纳学派开始讲起吗？
波：从学科建制上讲，在欧洲有专门的科学哲学教席的时间并不长。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20世纪60、70年代。早期研究科学哲学的人都不是科学哲学家，而是哲学家或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但是，科学哲学本身的发展有很长的历史，是逐渐地展现出来的，很难说从何时突然出现的。不过，在德国讲授科学哲学，一般是从维也纳学派开始讲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科学哲学是从维也纳学派凸显出来的。维也纳学派的诞生为后来科学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批判的对象。例如，库恩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把文化背景与历史的视角引到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来。库恩于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观点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弗莱克（Ludwig Fleck），这本书是从诠释学的视角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体系。
李：弗莱克在1935年发表了《科学事实的产生与发展——思维方式与思维群体学说引论》一书（1980年再版）。这种现象说明一个学说的产生与影响依赖于外部的大环境。
问：如果把英美科学哲学传统理解为经验主义传统，那么是否可以把欧洲大陆的科学哲学理解为人文主义传统？德国的科学哲学有哪些流派呢？
波：英美科学哲学传统确实属于经验主义传统。至于是否可以用人文主义来概括欧洲大陆的科学哲学传统，则似乎值得商榷。这种说法过分宽泛，另外也很难把欧洲大陆的科学哲学归结为某一种传统，因为它既有历史传统，也有文化传统。就德国而言，科学哲学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比较活跃，且并存着下列四种研究传统：分析哲学传统；法兰克福学派；诠释学传统；操作主义传统。而且这四种传统之间时常进行相互争论。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从批判的视角，运用批判方法论，对卡尔纳普和波普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但是，这个学派本身最初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观点与主张，直到哈贝马斯才从批判的角度发展到了建设性的角度，提出了商谈理论。这个理论对重新解决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些问题很有启发作用。
在科学哲学的四个传统中，分析哲学传统比较强，德国有分析哲学学会，成员也较多。其他三种传统对科学一直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这种开放性也就决定了它们不像分析哲学那么教条，目前，这些传统之间的区分已经不太明显，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趋势。
问：德国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状况如何？
波：在20世纪60、70年代，科学哲学作为一门新诞生的学科，对德国整个哲学界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曾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的研究不像70年代那么活跃，它已经发展成为与逻辑学、认识论一样的一门普遍的、稳定的哲学分支学科。不过，与70年代相比，当代科学哲学家关注的问题域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关注身心问题、认知过程与认知形式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本体论问题以及形而上学（包括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等等。
李：我也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视域应该随着时代科学研究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当代的甚至未来科学哲学必须面对已经变化了科学的性质，有必要首先探讨当代的所谓的高科技与过去的科学研究有什么不同之处。这是一个大的话题，也许下面还会讲到。我在这里想对波塞尔指出的当代科学哲学家关注的问题域已经发生了转变这个现象做几点补充。波塞尔所指出的身心问题、认知过程与认知形式问题、自由意志问题等等实际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哲学所要讨论的，因为科学本身在这里不是主要的研究与反思对象，科学活动也不在考察之列。但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因为非常“德国”的一个现象。不难看出，这里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非常古典的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核心问题，而不是自然科学甚至也不是社会科学中所要讨论的。身心问题涉及到灵魂与肉体的相互关系，前提当然是认为有这么一个与肉体对立的实体存在着。莱布尼茨提出的先天和谐理论（模式）本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自由意志也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决定着如何看待基督教中的原罪论，如何解释人的行为，在法律及伦理中的重要性更是非常明显。
能否借助于科学（譬如神经科学）中的研究成果解决哲学中的这些问题？科学中的发现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哲学理论的挑战？研究这类问题的哲学家能否与科学家一起探讨这些问题？我想这三点是波塞尔先生试图指出的。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两家（科学家与哲学家）还是争论多合作少。我想以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为例简单说明一下，因为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德国非常激烈。不来梅大学脑研究中心的罗思（Gerhard Roth）教授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认为人有意志（想做什么，想得到什么），但意志是自由的却是一个幻想（尽管是美好的幻想）。一个人做出决定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生理机制过程，经验以及无意识活动起着关键的作用，而这些活动属于因果性的，因而不是自由的。罗思的反对者是著名的哈贝马斯。2005年第1期的《哲学信息》专门为这场争论组织过一个笔谈，参加者是四位著名的哲学教授贝克尔曼（Ansgar Beckermann），比勒费尔德大学；特腾斯（Holm Tetens）柏林自由大学；西巴斯（Gottfried Seebass）康斯坦茨大学；沃尔默（Gerhard Vollmer）布伦瑞克大学。
哈贝马斯2005年11月11日在东京的讲演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抛去其论证不计，我觉得哈贝马斯对这场争论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值得注意的。他认为这是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争论的继续。因为这一次也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重大发现使古老的哲学命题重新变得非常有现实性，核心仍然是在一个因果组成的世界观里人是否还有选择的空间。
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引起多大关注，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提出类似的哲学命题。
问：应该如何评价科学哲学中的分析传统？
波：分析哲学开始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维也纳学派只是吸收了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这与维特根斯坦离开维也纳有关。其实，科学哲学的分析传统把形而上学问题看成是无意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逻辑上，形而上学问题都是有意义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在科学哲学中很重要的问题是本体论问题，奎因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还有认识论的问题，比如康德关于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但从分析哲学的传统来看，这些问题似乎都是无意义的。
科学离不开形而上学，波普尔没有否定形而上学。但在科学中，形而上学不能像过去那样，只追求所谓的绝对真理，而是应该为我们提供一种秩序，运用这种秩序，对科学知识进行分类。从库恩开始，形而上学问题变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说明了形而上学问题的重要性，也揭示了科学哲学中分析传统的局限性。就科学的合理性而言，把形而上学引入科学并不是使科学变成非理性。例如，波普尔与哈贝马斯寻求真理的过程是相互对立的，但是，他们都必须回答为什么要选择方法的问题，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形而上学的论证在科学中就显得很重要。
如何定义科学也很重要，是把科学定义为叙述性的，还是逻辑论证和可检验性的。如果把科学看成是知识或一种认识，那么，科学哲学就要讨论或反思认识的标准问题或形成知识的过程。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一系列前提条件，我们把这些条件称为本体论问题，不同学科的本体是不同的，揭示这些本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科学哲学应该关注的问题。
李：谈到分析哲学，倒让我想起了所谓的爱尔朗根学派。分析哲学影响到科学哲学，似乎是偏重于对科学活动（包括理论建构）的描述性分析，爱尔朗根学派则试图提出一种规范性要求，因而其理论出发点常常也被称为建构主义或者建设性科学哲学（konstruktive Wissenschaftstheorie）。 科学中的研究对象并不是纯粹的自然产物，而是经过“建构”形成的，是着眼于一定目的人的行为活动的产物。行为活动中则含有行为规则，要考察行为规则，则必须考虑现象学所说的“生活世界”。
问：在德国，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波：现象学目前在国际上属于显学，研究者比较多，现象学的主要对象是历史、文化、语言，在现象学中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属于边缘地带，因为现象学家是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的。很难说，现象学对科学哲学产生过什么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胡塞尔曾研究过代数，当受到弗雷格的批判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方向的研究。贝克尔曾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数学，但是，也没有大的进展。近年来，在德国好像有重新复兴现象学在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方法的趋势。
李：贝克尔是胡塞尔的学生，曾从现象学的角度研究过非欧几何。其主要贡献是指出了数学科学与生活世界以及人类学之间的依赖关系。
波：海德格尔对德国的科学哲学研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技术哲学界，虽然有几个人研究他的技术哲学，但是，他们并不是主流。海德格尔属于哲学家，在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在技术哲学界并不占有主流，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只不过是众多观点之一，是对技术提出的一些形而上学的思考而已。
我认为，对德国的科学哲学有影响的倒是法国的保德利安。保德利安关于观察与理论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德国的讨论比较多。库恩和弗雷格主要强调科学形成的社会条件，保德利安则主要强调科学心理学，即强调科学家个人在理论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此外，费耶阿本德是一位思想非常敏锐的科学哲学家，他对科学哲学提出了中肯的批判，从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在讲课时，建议学生在读费耶阿本德的著作之前，应先读波普尔和库恩的著作，这样，不至于误解费耶阿本德，有人甚至错误地把他看成是后现代人物。
李：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确实对严格意义上的或者说古典的德国式科学哲学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不能因而忽视他们对这种古典式科学哲学向现代的转变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如果把这里所说的“古典”理解为“现代”的话，那么，现象学及海德格尔对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在上面提到的“建设性科学哲学”，实际上就是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现象学与生命哲学相互交叉的一个产物。
在德语语境中，人们一般情况下不把他们对科学的思考看作科学哲学，而是叫做科学批判。胡塞尔的现象学强调“生活世界”的独特性，为什么独特，就是因为通过科学中的概念以及科学性的语言无法把握生活世界，而科学性的概念与语言却受到“生活世界”的影响。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思想未能产生影响的一个原因是，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属于非正统的“另类”科学哲学，譬如对逻辑经验主义以来的科学哲学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科学认识过程、科学进步等问题就不是海德格尔的兴趣所在。作为试图把握“存在”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思考的对象是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哲学是科学的基础）、现代科学的本质特征（“数学因素”、“科学不思”即所有科学都不能研究自己的领域）、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前者支配着后者的发展、现代科学研究的企业特点）等等。对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想起唯一的一本专著，即2000年出版的格雷兹布鲁克（Trish Glazbrook）的《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Science）。
问：波塞尔先生在上面提到了费耶阿本德，似乎不把他看作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那么，如何理解费耶阿本德关于“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呢？
波：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主要针对库恩与波普尔，是对他们的批判，因而不能把他看作是后现代的代表人物。当然，说费耶阿本德是否后现代，取决于如何理解后现代这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后现代起源于建筑。在建筑学中，后现代指的是创新性。如果把后现代理解为创新性，那么，费耶阿本德就属于后现代。费耶阿本德是用非常科学的分析方法，在批判库恩和波普尔思想的基础上，对分析性的科学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费耶阿本德与波普尔和库恩在关于真理的标准上有分歧。如果把反对方法、反对真理、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作为后现代的主要特征，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费耶阿本德归于后现代。不过这只是一个标签而已。费耶阿本德本人所关心的问题，不是现代与后现代的问题，而是批判性地指出了，从卡尔纳普到库恩对科学的理解太窄，而并不是有意识地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研究问题。还有，费耶阿本德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他只是指出不要把科学当作新的意识形态或新的宗教来对待，应该从怀疑的角度看待问题。这里体现的是科学家的态度，不是后现代的态度。费耶阿本德本人不一定承认自己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费耶阿本德是一位聪明而幽默的人，他反对人们把他归为某一种类型。
李：我想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2005年9月底在柏林召开了第20届德国哲学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创造性”（Kreativitaet），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也使用“创新性”这个说法。这是一个在现实中用得很多的概念。我个人的感觉是，大家都这么说，但几乎都不知道具体的意思是什么。我曾在一个开题报告会上建议取消这一条。避开新不一定就是好这一点不说，假如50篇硕士论文中有一篇在一个问题上有创新性，那我们的研究也会快得研究者自己都跟不上。不过言归正传，严格意义上创新性可以说是“违反规则”，有意或无意地与现有的传统的方法与思路作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必要询问“点子”是什么地方来的，这样的点子往往就是灵感。关键是“行”；“行”就是解决了问题，取得了突破。用费耶阿本德的话说，就是anything goes！从这个角度看，这句话的意义不是“意义”上的什么都行，更不是指科学知识的任意性，而是指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性。
问：那么如何定义科学哲学？或者说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是什么？
波：从古典意义来讲，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即对认识的说明与辩护问题，或认识的方法论问题。例如，在科学研究中经常需要逻辑，需要观察与归纳。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并没有一种通用的逻辑，而是有多种不同的逻辑计算方法，特别是对逻辑本身的说明问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人们还发现，当科学哲学把归纳法作为一个原理对待时，并不能对归纳原理进行说明，这样，就需要找出其他原理或方法对科学进行辩护。后来，科学哲学家又发现，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远远没有原来理解的那么简单，观察总是渗透着理论。
特别是进化论提供的模式与因果性说明与概率说明模式都不相同。现在，我们必须放弃古典的设想，不能期望从几个基本陈述或公理出发推导出其他的科学陈述或认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复杂性问题，复杂性问题带来的困难是可以在一种势态中或一种现象中产生新的结构，这是古典科学研究所没有注意到的新问题。还有关于应用科学的问题。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当前，应用科学的作用越来越大，应用科学的目的与走向都来自于科学外部，我想上面提出的这几点可能不仅仅是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或范围，而是面临的新问题。
李：最后这一点实际上涉及到了对当代科学的认识，从这一认识出发可以确定科学哲学研究对象与范围。我在一篇文章中（《哲学研究》2005年第10期）曾经指出，科学的功能与结构已经变化了，具体的科学活动也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而不管是科学的自身理解还是社会。特别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诸如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等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仍然以古典科学（经典物理学）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简单来说，现代的科学活动有以下几个变化或者说特点：科学研究的动力已不是纯粹的认识甚至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可能的实际应用，科学家以及社会面对“科学”研究时经常考虑的是科学研究所可能带来的因此也是假设的经济效益；科学研究（其中包括基础研究）正在不断地以可能的实际应用甚至具体的产品开发为导向，研究与应用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距离越来越短，因为社会希望越短越好。这里发生的变化是科学研究的“导向”、“功能”、“目的”与“用途”的变化；（现代）技术虽然不是应用自然科学，但当科学研究几乎完全依赖技术性的实验时，科学就带有技术的特征（科学的技术化）；许多（假如不是所有的话）高新技术或多或少都是处在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某个位置上；不管是从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要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做出明确的古典意义上的区分已不再可能；还有，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已不再是个人的私人研究，而是在团队、项目、国家控制、巨大投入等形式中才能实现的。
这些都对科学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构成了加大科学哲学研究力度的重要理由。譬如我们可以探讨古典理想中的研究自由这个问题，但也应该进一步探讨在现代的科研机制中科学家作为个人即权利与义务的载体如何保持其自由探索精神这个课题；与此相关的是在现代科学与技术伦理讨论中非常关键的责任问题，因为自由总是与责任连在一起的，而责任说到底总是某个具体的个人应当承担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责任。研究与实验对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中既涉及到本身作为价值载体的生命个体（有些是可能的载体，所以更有必要探讨），也包括了人类（包括未来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基础。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科研自由作为一种相当重要的价值，会与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之间发生冲突；着眼于科学研究中的技术应用性导向，推动研究发展的已不再是纯粹的知识兴趣或者对真理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科学研究实际上受制于来自诸如经济、政治、社会等科学外部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损害与干涉科学研究中提出的认识的知识价值与真理价值，尚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因为应用兴趣与知识兴趣之间的冲突似乎是难免的。
总之，现代高科技的突出新特征，是基础研究的开展同时与技术上的扩展、创新或重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现代科学研究与现代技术开发相互融合而一。这一基于应用基础研究的高科技发展新范式，以不同于以往的作用方式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外部自然界、经济活动、社会交往和生活世界各个领域，并且在确定涉及这些领域的高科技战略和潜在实践的指导思想时已经体现出来。在高科技时代，某些可能实现的技术干预，为基础研究提供了新对象、新课题和新问题，而基础研究反过来也向新的特殊技术转化与拓展。虽然这种模式同样存在于传统的基础研究和技术中。但现今技术是如此的高度综合，而且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因此要求人们对其价值和所带来的负担做出进一步的评估或辩护。
问：在当代科学哲学的英语文献中，“context”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 特别是在当代认识论与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出现了“contextualism”的论点或流派，在德语文献中，“context”或“contextualism”出现得多吗？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卡尔纳普很早就注意到了语用学的问题。在英美的科学哲学传统中，“context”这个词主要强调的是科学研究中的社会因素与历史因素；而在德国，“context”这个词似乎主要还是限制在语言学中。“contextualism”强调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context”，观察与理论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对于探索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来说，“contextualism”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希望，能带来新视角的一种方法，但是，究竟它会带来什么，现在还很不明确，也看不出来，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李：在语言学中，还有“cotext”这么一个概念，用来表示语言以及文本内部的结构与联系。把这个概念引入科学哲学的讨论之中，使之与“context”（语境）相得益彰，应该是一个有前途的进路，也能够为反思当代科学提供一个有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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