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三个困境与问题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自觉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2)06－0070－05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取得了诸多重大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在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进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矛盾与困境，另一方面也是启示我们冲破既有思维方式的禁锢、实现问题自觉从而真正把时代理论向前推进的一种契机。在我们看来，这种问题自觉是当前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前提性的问题。
第一个困境：理论创新的价值取向与哲学特质、本性之间的悖谬
首先需要确定的前提是：我们是在讨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我们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讨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哲学作为哲学的一种具体形态，首先是一种“哲学”。因此，在谈到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时，我们首先要在“哲学”的意义上来讨论理论创新的问题。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哲学观即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哲学观包含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比如哲学的对象、哲学的性质、哲学的功能、哲学的动力、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等等相互关联的问题。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首先可以理解为哲学观的变革。这里我们不打算就哲学观展开全面的论述而着重就哲学的功能与当前理论创新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哲学在古代被称为“爱智慧”的学问。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哲学是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人们的对物质生活的观念反映，哲学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无论是作为与艺术的、科学的、宗教的方式相并列的人把握世界的方式还是作为反映社会物质生活状况的社会意识形态，哲学都具有反映现实、解释现实和论证现实的功能。但是，一方面解释现实是为了改造现实，“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7)。因此，对现实的解释实质上是对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即使从对现实的论证这方面的功能来看，哲学的论证也不同于科学的论证。科学的论证是一种“肯定性”论证，着眼于事物的实际存在性；而哲学的论证则是一种“否定性”论证，哲学立足于现实却把眼光投向于未来历史的深处。因此，哲学在肯定现实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更强调对现实的反思、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P113)。正是由于这样，我们说哲学的基本功能在于反思和批判。哲学关注时代，不仅是要对时代状况作出诠释和论证，更重要的在于阐明时代的矛盾和问题，指明时代的未来方向和趋势。也正是由于这样，在时代语境中哲学家通常是以反思者和批判者的面貌出场，尽管这可能是与世俗的眼光完全相悖的方式。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会把自己比作那个时代的牛虻，尽管他的理论在根本上是服务于处死他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的。可以这样说，反思性和批判性构成了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的基本要求和标志，离开了反思性和批判性，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当有人批评哲学家只会对时代“挑刺”的时候，他实际上误解和遮蔽了哲学的本真精神和基本特质。
马克思哲学首先是一种“哲学”，因此马克思哲学在关注现实的时候首先是以哲学的方式即批判反思的方式而不是简单肯定的方式。强烈的反思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马克思哲学也因此被称为批判的和革命的哲学。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马克思哲学就意味着要对新的时代条件下重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做出自己的批判性的审理，这也是马克思哲学当代理论创新的本真内涵。
但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中人们在讨论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时候，首先要求的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思而是对现有状况的诠释，不是对现实生活中矛盾和问题的理性批判而是对当下生活状况的理论论证，更强调肯定性的辩护而不是否定性的历史性的理解。这成为当前理论创新和建构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的根本指导理论，新的理论诉求必然需要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寻找。这也是当前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呼声日渐高涨的直接原因。然而这样一来，势必造成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特定取向，即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或创新的马克思哲学理论要为现实生活状况做肯定性阐释和论证。虽然口头上并不否认马克思哲学的反思和批判功能，但是在实际的所谓理论创新中，简单地为现实生活状况做肯定性论证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方面，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成了惟一的任务。理论研究为现实生活服务在这里只是意味着理论要为现实生活做论证。狭隘的目的预设性特征成为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特征。当单纯把为现实生活进行论证和辩护作为理论创新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价值取向的时候，这种价值取向就与哲学的理论本性和功能特质之间形成了一种悖谬性的张力。所谓的理论创新只是对当下的理论诠释而缺少反思，只有合理性的论证而缺少问题的批判。由此造成了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发展中的尴尬：以哲学的名义做背离哲学本性要求的事情。不这样做，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哲学在时代语境中不作为；而如果这样做则势必造成马克思哲学理论理解和发展的混乱，其结果只能是马克思哲学的削弱。
第二个困境：理论创新的目标要求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之间的分裂
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面貌来看，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主旨与理论指向，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主题和理论中心，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使命，是马克思哲学走向现实的根本落脚点。事实上，马克思几乎倾其一生致力于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分析，指明了资本的历史本性，诠释了资本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逻辑，并努力寻求和指明最终消灭资本关系的历史路径。马克思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价值首先是与资本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从学说背景来看，马克思哲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其固有矛盾充分暴露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哲学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思和批判的思想产物。“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两个方面考察的结果。”[3](P355)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先天地”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资本批判的历史任务。其次，就阶级实质而言，马克思哲学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实质决定了马克思哲学必然把资本批判作为理论主题和时代任务。马克思哲学在诞生一开始就明确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观念与理论代表。无产阶级是资本的天然批判者和革命者，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代表和阶级意识的反映，马克思哲学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性质内在地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和时代任务，这就是在理论方面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并在实践中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离开了资本批判，马克思哲学也就难以真正体现其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性质。再次，从理论内容和理论指向来看，资本批判在马克思哲学理论中具有基础性的中心地位。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的那样，马克思哲学一方面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资本关系的反思而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这种结论一经获得马上就反过来用于指导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或者说对现实的资本关系的批判。事实上，阐明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指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现实的落脚点上正是基于资本批判的需要。也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说唯物史观的发现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大理论基石。最后，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使命。马克思哲学产生于资本的时代，其本身就是资本批判的产物，针对资本关系的历史发展状况不断地展开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任务，也是马克思哲学最基本的历史职能。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资本关系存在的历史限度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历史限度。马克思哲学的“幽灵”是与资本关系的“魅影”相伴出现的。
而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语境来看，对资本关系的理论审理又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较之于西方发达世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即使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实践发展的领先性仍然存在。强化经济的中心地位，加速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异乎寻常的要求。发展背景、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式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还必须利用资本关系、市场机制来推进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资本关系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价值，这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代依然有重要的体现。既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和迫切性，利用资本在发展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来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就成为我们的客观选择。所谓“中国特色”，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促进并利用资本关系。但是这样一来，对于资本关系的理论审理、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就产生了特定的目标要求，这就是对资本现世价值的论证。由此，当前中国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目标要求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之间就形成一种分裂。马克思哲学是基于世界历史的实践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遵循的是资本批判的理论逻辑，而按照当前中国语境中理论创新的目标要求来说主要遵循的是资本现世价值的论证逻辑。尽管马克思哲学在总体观念上强调要辩证地看待资本发展的二重价值，但是，立足于世界历史实践视角的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更侧重于对当代资本发展的消极后果及其意识形态的揭露和批判，而着眼于中国现实发展的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则需要一定程度地淡化这个方面而相对侧重对资本现世价值的说明。理论上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另一方面又要规范资本、限制资本，把资本活动圈圉于经济领域。但是，社会生活是一个有机整体，资本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是密切相连的。意识形态的过多的批判必然是对经济活动限制与禁锢。要求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主要为资本关系的合理性做理论论证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苛求。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困境的又一根源所在。
第三个困境：马克思哲学推进的世界历史基础与中国社会现实基地之间的差异
马克思哲学的资本批判的理论逻辑与中国语境中对资本现世价值的论证逻辑之间的分裂，实际上反映的是马克思哲学创新、推进的世界历史基础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之间的差异问题。问题的实质与关键在于：在世界历史的实践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之间还存在重大差异的前提下，理论创新如何既能保证并保持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与理论特质又能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对人类历史时代状况的反映。马克思哲学是基于世界历史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映着世界历史实践发展的最高水平。正是由于如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必然要求立足于时代实践的制高点上，只有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才可能把理论进一步向前推进，才能保持理论的先进性。站在时代前沿实现理论的进一步推进，这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一般理论创新的要求。当年马克思创立其哲学理论的时候正是基于对当时发展最为先进、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最高水平的西欧社会实践状况的考察。不能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最前沿也就难以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出场。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当代创新要立足于世界历史实践发展的前沿，立足于对世界历史实践发展的整体把握，针对当代世界历史实践发展的新状况、新形态和新特点进一步展开创新性的理论分析。这应当成为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核心视阈，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也不例外。当然，这样也就使得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带有了当年德国哲学与英、法社会实践之间关系的那种特点。当年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是相对落后的，却在哲学理论上拉第一把小提琴。在当代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问题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具有相对落后性，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却是对世界历史实践水平的反映和反思。在这样的意义上讨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也为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理论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世界其他哲学理论的对话提供了统一的平台。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方面马克思哲学不仅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马克思哲学的普遍意义体现在各个民族的具体实践之中，是普遍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因此，各民族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必然要求结合民族的实践发展状况，在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语境中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理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理论来自于实践，反过来又为具体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离开了时代的需要来奢谈理论创新就变成了无的放矢。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要立足于中国语境，要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和根本要求。而当代中国语境的现实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造就了中国社会发展中诸多带有自身特点的二重性质和二重任务。比如在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上，当西方社会开始普遍反思现代城市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当发达社会深入批判现代性发展的消极后果进入所谓后现代发展的时候，现代化正是我们孜孜以求要努力实现的发展目标。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说，当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主要应着眼于现代性后果的反思和批判；而就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言，现代性发展的肯定性逻辑是我们当下的理论诉求。这样，基于世界历史实践基础的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与基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状况和发展需要的马克思哲学创新之间必然会出现在价值取向、目标要求、问题论域以及观念结论等方面的重大差异。正是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中国的马克思哲学与“原版的”马克思哲学某种差异，更造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分歧、争论与交锋。如何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语境与时代要求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平衡构成了当前中国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重点和难点。
当代中国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所遭遇的困境固然有其现实的基础，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相对落后性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二元性，我们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既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又要使这种现代化发展服从于社会主义发展，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这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选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前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所遭遇的困境与尴尬主要在于现实需求的方面。这不是说现实的要求是错误的，需求是不合理的，而是指在满足现实的理论需求的过程中对理论活动、对哲学研究、对马克思哲学发展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理论的发展需要立足于现实，理论的发展当然要服务于现实，但是决不能单纯地从现实需要出发单向度地对理论提出要求而不顾理论自身的发展特点，尤其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不能只强调片面的狭隘的时代中心的理念而忽略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和本质规定。相反，当我们强调理论的发展要为现实生活服务时，必须真正以符合理论特点和理论自身要求的方式来实现理论反映现实、服务于现实的功能。马克思哲学是我们的指导理论，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我们既需要马克思哲学的言说也希望马克思哲学言说，但是一种不自觉的不良倾向往往是以自己想当然的、不顾或忽视马克思哲学自身特点和要求的方式在言说，而与此同时这种言说又被冠以“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名义。在“创新”的招牌下，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模特儿，需要古典的时候给它穿上古典装，需要现代的时候则给它穿上现代装。
从主观意识方面看，当前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所遭遇的困境与问题可以归结于或显性或隐性的狭隘政治实用主义。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狭隘政治实用主义是指单纯从片面的、局部的、近前的政治需要出发来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发展的理论观念、理论心态和理论倾向。在这种倾向中，现实政治需要和政治要求成为衡量理论创新的价值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标杆，而在根本上忽略了局部与整体、特殊与普遍、近期任务与长远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狭隘政治实用主义在两个层次上体现出来。第一个层次，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局限于狭隘的对领袖人物言论、思想的注释和论证，或是局限于为现行政策提供合法性基础。把领袖人物的思想观念给予系统化并使之与马克思哲学理论相承接就认为是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或者是以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念为现行政策进行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只要能够以马克思哲学的名义为现行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也就认为是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我们并不否认领袖人物在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但是马克思哲学理论发展中的领袖中心论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在这方面学界已经做了较多的反思。把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仅仅局限于为现行政策提供理论支持，这种理解显然是非常肤浅的。一个时期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讨论，实质上就是指向对这种狭隘政治实用主义的批评。这一层次上的狭隘政治实用主义是显性的，比较容易被把握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反思。相对于第一层次的表现而言，第二层次上的狭隘政治实用主义则是相对隐蔽的，经常在“理论创新要为现实服务”的招牌下四处流窜。这一层面上的狭隘政治实用主义局限于对近期的、眼前的利益做合理性与合法性论证，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撑，而忽视和遮蔽了长远发展的需要，甚至不惜牺牲马克思哲学根本立场和基本原则，对马克思哲学作实用主义的解读和取舍。而由于能够对近前的利益提供理论说明和理论论证，这种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常常又显得很有市场。正因为如此，就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而言，这种政治实用主义更值得我们警醒与反思。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当然要为现实合理的利益要求做论证，但决不是为论证而论证，更不能无视马克思哲学理论特质只抓住马克思哲学的只言片语来为现实利益进行论证。当前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遭遇的困境与尴尬，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狭隘政治实用主义在作祟。现实利益的需要被置于绝对中心的地位，只要能够对之进行合理性说明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意义的。正是由于这样，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才出现无视哲学学科特质和马克思哲学理论特质来“创新”马克思哲学理论的状况。
批评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狭隘政治实用主义的现象并不否定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特征，相反，作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哲学有着鲜明的政治性。我们所要批评的是马克思哲学发展中那种片面强调狭隘政治需要的不良理论倾向。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狭隘政治实用主义的存在，一方面反映的是在局部与整体、特殊与普遍、近期与长远的关系上尚缺乏问题自觉，没有摆正社会发展的历史手段与历史目标之间的关系，从而流于简单的对现实生活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发展中既得利益的保守性。在当前社会发展的条件下，既得利益是合法的，而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看，既得利益同时又是保守的。对当下生活状况的简单的肯定性论证是符合既得利益要求的。因而既得利益支撑并纵容了这种狭隘政治实用主义的泛滥。
概括而言，当代中国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问题与困境反映的是普遍与特殊、长远目标与近期任务之间的关系。以长远目标的要求取代当前发展的需要或者以当前发展的需要遮蔽长远目标的价值取向都是不可取的。比如在资本关系问题上，正如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最终却是为了消灭专政一样，当代中国社会对资本关系的利用与对资本的历史性批判并不是根本冲突的。相反，这种批判一方面不断给我们警醒，有利于我们在发展和利用资本时尽可能防范和化解资本发展的负面效应，减少和降低社会发展的风险与代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保持明确的终极价值指向，避免卢卡奇所批判的那种阶级意识的物化。对于我们而言，资本只是手段而决不是终极目标。只有深度保持这种问题自觉，中国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走出和摆脱这种迷茫和困境状态。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当然要服务于现实生活，关注现实一直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立足点，只是要避免那种以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的名义流窜出来的狭隘政治实用主义。以狭隘政治实用主义的理念来探究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只会把马克思哲学理论变得似是而非。这就不再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而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削弱和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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