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类型划分、行动策略、治理路径
刘 勇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从近年欧洲各国的大选看，反全球化、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的情势高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把这股情势统理整合成具有一定组织性的行动影响了欧洲的政治走向。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行动策略是：解构公共理性的逻辑，建构非理性的直观；解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领导权，建构“多元的激进民主”；解构群体的共同利益，建构对他者的敌意；最终获取自身的团体利益。欧盟政治格局正面临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冲击，这也为欧盟进行新一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契机。欧盟并没有对欧债危机后兴起的右翼民粹主义坐视不理，针对不同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采取了差异的治理路径。
关键词： 民粹主义；欧洲右翼政党；欧盟；欧债危机；难民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民粹主义现象正越来越引发世界的关注与担忧。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大力助长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气焰。特别是在2017年的欧洲大选年中，反全球化、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激增。在2017年9月德国大选中，具有右翼性质的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获得12.6%的选票，首次成为联邦议院的第三大党，仅次于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大老牌政党。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右翼政党首次进入德国议会。[1]（p295-297）在2017年荷兰大选中，主张反欧盟、反伊斯兰移民的荷兰自由党成为荷兰第二大党。[2]同年，奥地利中右翼人民党在大选中赢得31.6%选票，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3]实行总统共和制的法国，马克龙虽最终赢得了与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的选举，不过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依然得到了较多的社会底层人士的支持。2018年3月意大利选举结果公布，主张“退出欧元区”与“抵制难民”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获得31%的选票，一跃成为意大利最大的政党。[4]同时瑞典新民主党、挪威进步党、丹麦人民党、芬兰正统芬兰人党等右翼政党也在不同程度影响着北欧各国的传统政治格局。
一、民粹主义的定义及其类型
“民粹主义”较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俄国的“民粹派”，“在70年代，民粹派支配着革命运动。当时有一批先进的具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了发动农民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纷纷‘到民间去’，到农村去，‘民粹派’这个称呼就是这样得来的。”[5]（p12）当时的“民粹派”具有反对农奴制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反沙皇专制的无政府主义双重立场。然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具有革命倾向的民粹派滑向了自由主义民粹派，主张同沙皇政府妥协。民粹主义就从“人民之友”沦为“人民之敌”。列宁对早期民粹派主张唤醒农民的革命意识主要持肯定态度，但是民粹派转变为自由主义民粹派后，列宁对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民粹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批判。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民粹主义一方面反对权力，另一方面又依附权力。“民粹主义虽然号称反精英，然而却更容易产生不受限制的‘精英权力’；它虽然也常以反对国家建制的面目出现，但它却反而更容易扩大国家权力。”[6]（p17）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民粹主义并不追求理论的一致性与自洽性，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依附某个权力以获取自身的眼前利益。
民粹主义也可称之为“平民主义”，它可以理解为一种极端强调平民价值的社会思潮，也可以作为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造的政治运动，也可以成为动员群众的政治策略。知识界一般难以给民粹主义下一个普遍性的定义，学者大多从民粹主义的特征或表现来窥测民粹主义的内涵。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实质上是一个破碎断裂的概念。[7]（p30）因为民粹主义自身缺乏现代政治的核心价值体系，它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不断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民粹主义自身具有动摇性、依附性、矛盾性，所以它看上去更像一些无甚关联的而且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游移和延异状态的价值碎片。不过，如“变色龙”一般的民粹主义也并非毫无蛛丝马迹可寻。在政治议程上，它一般以与精英主义的相抗衡的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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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为渠道设计流量 （m3/s）；A为渠道过水断面面积（m2），A=（B+M×H）×H，B为渠道底宽（m），M为边坡，H为渠道水深（m）；C为谢才系数，C=1/n×R1/6，n为渠床糙率；R为水力半径；I为水力比降，即渠道纵坡。
与以往反精英的民粹主义相比，最近几年这波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特殊的口号是反欧盟、反移民。在欧洲，移民和欧盟成为它们构建“他者”的主要因素。民粹主义自身具有某种如“寄生虫”那样的依附特质——即可以与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在短时期内发酵而喷薄出新的反体制力量。“有学者将激进右翼民粹主义与极右翼民粹主义做了区分，也就是激进和极端之间的区分。同时将激进右翼民粹主义分为两个亚形，即民族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哪个因素(核心性观念)在其政党纲领中占据主导。”[10]（p108-109）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可以称之为民族民粹主义，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政党有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英国独立党等。民族民粹主义“不仅赋予了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合法性，而且也给予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回归的新化身”。[11]（p87）一方面民族民粹主义排斥外族，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张推广基督教文明，维护本土性的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民族民粹主义反对欧盟权力对主权国家的僭越，主张退回到欧洲一体化以前的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实质上是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主张依靠平民主义对抗精英主义。他们认为民主的理想形态和代议制民主的现实形态之间存在者的巨大的裂缝，现行的代议制民主已经走向了民主的对立面，但是对取代代议制的方案并没有相对清晰而系统的主张。“尽管它们对此多少有所不情愿，但是它们尊重代议制民主制和宪法秩序。”[12]（p22-23）因此，它们只是主张改良，即利用头脑中幻想中的代议制批判现实存在的代议制。
第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解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组织的领导权，建构“多元的激进民主”。传统的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的本体论地位被右翼民粹主义者斥之为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主张利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来填补失却工人阶级的基础地位的空白。由于社会对抗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无产阶级也代表不了各种性别、肤色、种族、宗教、不稳定阶级等身份团体的利益。况且工人阶级党组织内部的分化以及部分工人职业转化成新兴职业，造成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削弱与工人阶级数量的不稳定性。因此，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并不必然具有中心地位。在这一点上，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具有相似的立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抓住了社会政治斗争的“权力真空”的时机，“承担”起开展激进民主的责任。与左翼的激进民主不一样的是，右翼激进民主并不主张将非本民族的、非血缘关系的以及非本土文化的移民组织起来以反抗传统的精英阶层。因为正是这些移民抢占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就业机会等社会资源。这也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大多是种族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及其支持者经常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多元民主运动是在种族之下的多元民主运动。此外，尽管他们主张“激进民主”，但是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对健全的情况下，在遇到经济危机之后作为对抗现代政党体制而出现的政治力量。他们的“激进”表现为用泛道德主义来解构问题，利用从众心理来制造集体认同以形成压倒敌人的态势，一旦遇到攸关自身的社会问题暂时难以解决的时候，直接或迅速地“退守”到边缘立场，不分主次、不经理性论证便在否定性的激情情绪下做出最终决定。因此，也可以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激进地“退守”，与主流政治形成对抗性的局面，即“全部采用‘反……’的话语结构，目的都是试图站在‘我们人民’的立场上，反对‘他们其他人’的主张与政策。”[16]（p73）“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多依赖于个人政治风格明显的政治人物来领导。政治风格明显的政治人物无疑在政治市场上具有较高的辨识度，为他获取选民支持制造了某种舆论氛围。“右翼民粹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规模崛起，宣泄了欧美各国民众对‘政治正确’教条强烈不满的文化情绪……”[17]（p58-72）这里的“政治正确”是一条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政治伦理标准，它通常围绕着种族、性别、性取向、多元文化等议题而展开。尽管它奉行言论自由的精神，但是它要求所有公民在公众场合中将那些充满歧视性、误导性、敏感性的词语转化成某种中性的或中立的方式表达。显然“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是以一种“反政治正确”的激进方式来为自己及其所属政党赢得更多关注。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族民粹主义来替换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的口号，这是其以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来对抗美国传统左、右意识形态的表现，其目的实质上是以身份政治来建构他在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的领导权或霸权。
第三，在最终目的上，民粹主义主张无条件地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主张直接民主与激进民主的必然结果就是要求绝对地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民粹主义认为尽管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他们相信理想化的人民拥有无穷的智慧，主张消除精英与大众之间制度障碍，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和更加畅通的渠道；将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给公民社会，扩大人民政治参与，以实现人民的自主决策、自主执行、自主监督。一言以蔽之，民粹主义主张以“人民专制”反对精英主义的统治，其根本目标上指向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但是民粹主义的力量在利益博弈的格局中本身是离散的，它在和平环境中对精英治理的合法性构成“威胁”的反抗力量从哪儿来？答案是它的武器来自道德性的“人民”。
21世纪以来欧洲地区产生的民粹主义已经从易为人忽视的松散力量走向了具有一定凝聚性的“政治联盟”，也就是说它们渐渐从宏大观念的叙事中摆脱出来而蜕变成具有行动甚至是盲动能力的政党，即具有自身的“行动纲领”和营销策略的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这波民粹主义思潮中表现十分显眼，一些政党已经进入政权中心并影响政府决策。这一股被新闻媒体诱导的社会思潮，是否仅仅只是宣泄社会积压已久的情绪，表达对全球化现状的不满，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因为杂乱的情绪被政党“掌控”起来，并整合成反建制、反精英的行动，这本身也需要右翼政党的“内在逻辑”去统理。也就是说，欧洲这一波新民粹主义并非一盘散沙，它得到了右翼民粹“政治精英”的领导和组织。“组织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党意志的发挥和政党在竞争中策略选择的机动性。”[13]（p130）因此，本文重在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行动策略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其“内在逻辑”。
人民与公民的概念在现代社会既具有同一性，也具有差异性。两者都是政治概念。公民是主权国家的政治概念，而人民是跨主权国家的政治概念。民粹主义所诉诸的“人民”看上去无所不包，实际上不过只是一个外在其真实意图的语词。尽管它主张要毫不保留地“信仰”人民，人民被想象为完美道德的化身，被赋予主权者的崇高地位，被设定为政治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但是民粹主义的“人民性”通常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仅代表了部分下层人士的利益或者是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民粹主义奉行“人民至上”的极端理念，视“人民价值”“人民立场”“人民智慧”为“精粹”。为了让“人民”更像纯粹的“人民”，其中的关键则是设计区分“人民”的政治标准，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在“人民”的标准上是有较大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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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一直存在但居于边缘地位，虽然法律上允许一些边缘性政党的存在，但其很难突破主要欧洲国家在选举制度上设置的比例门槛。但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后来的难民危机，引发了欧洲复杂而诡谲的连锁反应。从“疑欧情绪”到“脱欧公投”，这股思潮的势力席卷之广，对欧盟一体化的打击之大确实出乎很多官员与学者的意料。欧盟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上，可能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利益聚合与政治动员能力已然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金融危机与国际移民等一系列问题对部分社会阶层的冲击而出现的不安情绪，利用了他们的政治愿望与实际利益需求，并借助新媒体等形式来制造议题以获取选民的政治支持。如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充分利用了如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其发展党员、选拔干部、发起公共讨论、制定政策等活动都高度依赖这些平台。”[20]（p44）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凭借人民“道义性”的感召力以及动员、组织选民的行动策略，已经在欧洲政坛上成为一股不得不重视的政治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欧洲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党格局。即由政治光谱上的左、中、右的“三党结构”，日益显现为在三党基础上的更为扩散的结构，即在左、中、右分化出极左与极右的政党。这个所谓的“五党结构”看似稳定，但是各政党的意识形态光谱会随着政治利益斗争与合作的变化而更加频繁变化。“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的确在多重意义上正在改变既有的权力结构，包括直接导致权力结构失衡，以及对政治右转和新的极化趋势的促进。”[21]（p46）因此，政党结构的去中心化特征会更加明显，主流政党的民意基础受到极端政党日渐强大的冲击，这必将给欧洲政坛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欧盟为了维护自身一体化和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针对当前出现的不同的右翼主义，采取了差异的策略。
第一，在纵向上，民粹主义主张直接民主。民粹主义者借用了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理念，认为人民主权的原则不能分割、代表与限制。人民主权是统一的整体，实现人民主权的立法权也只有人民才有资格享有。如果将其转化成间接民主的制度，势必走向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即人民在选举之时是自由的，选举之后就沦为议员的奴隶。另外，作为议会意志的“众意”并不能代表人民主权的“公意”，而且“政治精英在反映和表达民意时，受自身能力、价值偏好和政治环境限制，很可能过滤、扭曲民意。”[8]（p141）实际运作的代议制形式造成了“人民被统治”后果，违背了人民主权原则和“人民统治”的本意。人民主权是最高形式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也只是行使主权的工具。如果官员的治理出现了无效性问题，人民有权监督、撤换官员。民粹主义认为主权在民，人民可以直接、亲自参与管理国家的活动，这些管理形式包括全民公投、全民表决等等。
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行动策略分析
她取出粉镜子来照了照，补了点粉。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桩事了。今天不成功，以后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
第一，解构公共理性的逻辑，建构非理性的直观。右翼民粹主义推崇的直接民主，毋宁说是“直观民主”，即自己眼睛看得到的、手里摸得着的民主。但是这个在民众脑海中的直接民主或“直观民主”的观念，本身是由右翼政党建构非理性直观的结果。民粹主义政党善于解构复杂的议题，建构如民意测验上几个简单的选择题。简单的选择题背后，常常是模棱两可或“什么皆可”的骑墙立场。现代右翼民粹主义所信奉的是粗疏肤浅的怀疑主义和神秘的不可知论，并以此去解构公共理性。因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所以2016年被称为“后真相”元年。真相不像真理那样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而成为民众根据个人主观主义而应激生成建构的“幻相”。首先它表现为大部分民众的心理落差——与自己期望的目标相悖，然后才是对导致心理落差的特定对象的怀疑和不信任。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善于抓住民众对精英充满质疑的心理，大力渲染精英人性之恶的观点，极力夸大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意义、外部世界的反思、犹疑、怀疑的效用，利用怀疑主义及其不可知论来消解理性的规制功能。同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后真相”视作非确定性的常态现象，将某些个别不确定性因素普遍化，急于在社会事件中捕风捉影，利用阴谋论人为地制造社会恐慌。此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善于制造党内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个被神圣化的英雄人物能够带领公众走出现实危机。当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极力解构公共理性，它不自觉地建构起了非逻辑的直观，而这种非逻辑的直观隐藏着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政治意图，以实现操纵选民观念的目的。随着政治、经济等局势的变化，双方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这些没有经过理性统摄的直观的观点极可能陷入自相矛盾的陷阱。它会重复先前的“建构逻辑”，那就是右翼民粹主义者越是遭受到精英们的严厉指责——过于肤浅、幼稚、盲目，越是给右翼民粹主义者以可乘之机：精英就是那样自我感觉良好，他们高高在上、高瞻远瞩却对民间疾苦不屑一顾！为了限制民众的想象力，它将两种对立的名词概念直接摆在民众面前。“小人物与体制；人民与统治阶级；民族与外国；追求绩效的公民与社会寄生虫；优等的本国国民与劣等的外国人；成功的企业与效率低下的官僚制，如此等等。”[14]（p41）民众误以为现实生活或工作中仅有这些直接的对立物，甚至以为这种对立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而未加审视地做出表态和抉择。民众希望必须马上展开直接的不受约束的行动来解决当前自身面临的问题。右翼民粹主义恰巧“鼓励其领导者和追随者绕过更为烦琐的民主协商机制和煽动民情的参与式治理”。[15]（p105）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寻求通过民主制的正常程序来解决民众遇到的这些问题。
第二，在横向上，民粹主义主张激进民主。立法机关的代议制让选民选出权力精英作为代表去代表他们的利益，但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官僚体制存在着自身的封闭性，极易促使代议制流于形式而仅仅为少数精英统治集团服务。也即是说，公民的真实利益诉求被其他政策议题所分解、掩盖、排斥，进入不了为权力精英所掌控的政策议程。部分西方国家为了抑制绝对权力的寻租等腐败问题，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以确保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和制衡。但是持有激进民主观点的民粹主义认为三权分立等政治体制究其根本也只是国家权力的内部分配，它严重阻碍了人民直接占有政治权力，也并没有将政治权力让渡给公民社会。行政机关的繁文缛节让其效率低下进而引发权力寻租的现象，政治家们已然丧失了为公众服务的公共责任而沦为一心只求捞取政治资本和寻求连任的政客。因此，“民粹主义通过重新将对抗引入政治以及促进被排斥的、并旨在改变现状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动员来实现激进民主”。[9]（p3）
第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解构群体的共同利益，建构对他者的敌意，以最终获取自身的团体利益。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实质上是竞争性政党制度的产物。竞争性政党制度趋于激进化或极端化，缺少妥协与共识，极易退化为“否定性政治”，一方政党不管是非曲直和长远利益，针对对方所属政党的提案“为反对而反对”“为否决而否决”，促使双方由观点分歧转向利益对立。也就是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自我和他者视作零和博弈的关系——两者之间必有一输，不可能共赢。只有在他者利益损失的情况下，自我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和发展。德国学者法伊特·赛尔克对德国选择党进行了个案研究。在他看来，在政治上，德国选择党在选举中善于运用“划界”的空间策略，比如新教与天主教、城市与农村、劳动与资本、进步与反动之间的矛盾与分歧。[18]（p15-21）这里所称的策略实质上是在自我群体与他者群体之间划分“敌我”界限。从纵向上，可以划分为精英与平民阶层；从横向上，在同一种族大类下，再按照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等身份划分。不过这个非阶级的社会身份本身是后天形成的标记，具有偶然性，行动者的聚合通过对共同身份的认同而实现。而这些异质性的身份政治得以可能源于话语接合产生的认同效应。话语优先于自我认同，也就是说右翼民粹主义的划界话语建构了民众的自我认同。表面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宣称他们具有“解救世人于水火”的宏大理想，但是实际上它并不乐于共享自己的资源，反而为了所谓的“纯粹性”身份而排斥部分群体。“正如在各种极右翼政党中看到的，重新对原初社群的基督教身份的强调，现正遭受着欧洲的伊斯兰教扩张的威胁。”[19]（p158）众所周知，伊斯兰世界也面临着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威胁，但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利用社会弥漫的“伊斯兰恐惧症”，依靠煽动性的言论极力曲解并污名伊斯兰文化，偏执地夸大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解构—划界—排斥的行动策略，既具有直接性，又具有激进性，这样的策略既导致退回到原子式个人对抗主流社会的出发点的理论后果，也导致在分化社会的过程中谋取小团体的利益的实践后果。
三、欧洲是如何治理右翼民粹主义？
右翼民粹主义看重人民的种族、血缘身份，即所谓的本土性——那些“土生土长”的人，而左翼民粹主义看重人民的阶级或阶层因素，即它在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下层的不利位置。右翼民粹主义将非本民族的以及非本土文化的移民视作人民的“敌人”，如西欧国家正出现的“反伊斯兰”的社会思潮。而左翼民粹主义将权贵和资本的勾结视作人民的“敌人”，如大资本家、跨国企业、金融寡头、垄断组织。右翼民粹主义具有某种向后看的怀旧倾向，认为那时候的“人民”淳朴自然，它们倾向于退回到那个历史的传统阶段。左翼民粹主义具有某种向前看的恋新倾向，认为那时候的“人民”自由解放，它们力主激进的政治解放运动来实现乌托邦的目标。具有右翼民粹主义性质的政党一般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作为反对传统的政党体制而出现的政治力量。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多依赖于一个特立独行、个人政治风格明显的政治人物来领导。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一般活跃在欠发达国家，他们在公众面前以反对资本主义的先锋姿态而出现。民粹主义将“人民”建构成弱势或自认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反抗国内或国外精英统治的想象共同体。区分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人民”的身份是辨识的重要因素。
首先，针对右翼民族民粹主义，欧盟领导人多次正面警示民众需要警惕民粹主义的政治行为以及政治势力的扩张。至于它们对伊斯兰的排斥和仇视，欧盟成员国政府及其主流政党均表示了强力谴责和反对的态度。同时，欧盟成员国政府正在加强本国白人公民与其他少数族裔的融合。成立于2017年的德国融合及移民研究中心，正在开展的一个长期项目，它针对生活在德国、英国、瑞典、荷兰四国的移民二代，以了解其社会和文化融合问题。“目前的结果表明，各方面的融合进展良好。这样的结果当然被低估了，部分源于一些负面的例子和不良的新闻借助媒体报道占据了公众的眼球。”[22]（p25）对于形势严峻的“非法移民”与难民问题，它目前是影响欧盟团结的重大因素。如果处理不当，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将进一步产生分化，政策将进一步产生分歧，这极有可能撕裂欧洲。因此，它需要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和可持续的路线图。由于遭到一些中东欧国家的反对，之前达成的按照配额强制分摊难民的协议现已改为自愿基础上的分摊协议。2018年6月，欧盟峰会经过艰苦的磋商谈判，提出了在欧盟境外设置难民中心、在欧盟境内设立管控中心的协议，它要求遣返经济移民，阻止欧盟内部的“二次移民”。[23]8月初，先前顶着巨大压力并持开放政策的德国调整了难民政策，在巴伐利亚州设置了第一所难民遣返中心。从短期看，难民遣返中心通过严格审查难民申请人的身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地财政、治安等压力。但是从长期看，“非法移民”与难民问题根源于经济贫困与政治、社会的不稳定，与其他各个方面领域牵涉甚广。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欧盟呼吁加强内部协调，与中东、北非难民输出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三大主要非法移民入境国加强司法、经济合作，采取一致有效的行动，以共同应对这一全球性的挑战。对极右民粹主义势力，德国宪法法院并没有从法律上取缔德国极右翼政党——国家民族党，认为它对整个社会秩序或政治体系尚未造成根本性破坏，也未酿成国家的政治危机，所以依据目前的法律制度仍然可以有效管控。但是显然更具政治敏锐性的德国联邦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极端右翼势力的威胁，开始权衡两者：控制极端主义右翼的政治表达与保护基本的政治自由。[19]（p729-730）同时，德国主流政党也正采取孤立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使其一直处于政治系统的边缘，具有一定的效果。[24]（p23-26）
其次，对于这股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欧盟国家正加大教育与培训力度，提升普通民众适应全球化的能力，以改善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一般来说，民粹主义深深植根于不满情绪之中，它不仅与政治有关，而且与整体社会生活息息相关。”[25]（p336-346）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生产和市场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地推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适应全球化竞争的赢家，也催生出一些全球化的输家。这些输家群体具有职位低，收入低，技术掌握不熟练，受教育水平低的特点，因而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抱有较大的负面评价。产业结构的转移及其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他们的就业的竞争压力，扩大了他们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加深了他们与主流群体的鸿沟。这部分群体适应全球化的能力较为薄弱，也最容易受到右翼民粹情绪的煽动，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获得了部分欧洲蓝领群体的支持。有学者对15个西欧、中东欧国家的选民的代表性样本数据进行跨国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当人们有较低的社会地位感，他们更有可能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26]（p68）对此，坚定支持欧盟统一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欧洲左派政党应该反省，为什么右翼民粹政党能够成功地赢得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信任。欧盟政治家们必须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拿出可信、积极的具体化方案。[27]因此，欧盟成员国政府正寻求加大对教育与培训的资金投入，扶持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提高弱势群体的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以最终提升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正面评价度。“鉴于不熟练技术工人对危机高度的脆弱性，需要有一个措施有针对性地支持这部分人群。教育和培训仍然主要是欧盟成员国的内部责任，但欧洲社会基金和欧洲适应全球化基金（European Globalization Adjustment Fund）也应发挥作用。”[28]（p375）
最后，针对出现的反欧盟的民粹主义危机，作为欧盟轴心的法德两国，主张改革欧盟，提升欧盟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以实现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愿景。关于欧盟发展方向的改革，是实行“联邦制”还是“邦联制”，德国与法国一直存有分歧。尽管说英国脱欧从某种程度上平衡了欧盟内部这两股力量，客观上有助于减少在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但是欧盟由经济性同盟关系是否发展到政治性同盟关系仍旧是隐藏在其中的根本问题。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欧洲想要在政治一体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加强欧洲的身份认同和减少不同国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29]（p206）德法两国主张强化共识，加深信任，对外界共同发声，减少两国在欧盟未来道路上的分离。具有改革抱负的马克龙提出了“重启欧盟”的口号，起初获得了大多数欧盟国家的正面支持，默克尔则主张提升欧盟的胜任能力以及处理目前危机的能力。赞同欧洲一体化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主张欧盟实行更为灵活的政治联邦主义，“欧盟的发展很有必要建立一种更为民主的领导形式，选举产生欧洲委员会主席也许会是未来的一项选择”。[30]（p208）欧盟内部不仅有以德法为代表的“老欧洲”国家，而且还有新加入的“新欧洲”——中东欧国家。因此，重塑欧洲公民对欧盟的信心，不仅需要作为“双引擎”的德法两国继续深入推进欧洲政治整合的过程，同时也需要提升中东欧国家公民对欧洲身份认同的水平。也就是说，欧洲需要在一体化过程中建立起包容性的欧洲文化，尊重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差异性与多元性。只有在共存、共进与共融中，才能增强欧洲公民对欧盟的身份认同。相比于法国对欧盟改革提出的雄心勃勃的理想计划，其他欧盟成员国更关注现实的具体问题，“财长们呼吁尽快完成欧元区的银行联盟建设，而不是去追求需要大量时间和资源的长远金融改革目标。”[31]（p125）这次欧盟改革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其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欧元区国家大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福利国家体系，但是随着国家收入的减少，欧债危机的阴影尚未散去，欧洲国家亟须在顶层设计上进行革新。较长时间以来，欧洲涉及主权关系的财政政策与隶属市场关系的货币政策缺乏协同性。因此，一方面，当前欧洲正在讨论成立欧盟银行业联盟，以重塑欧洲货币基金体系；另一方面，欧元区打算设立经济和财政部长一职，控制预算收支和财政赤字，以解决欧元区只有统一货币政策而没有统一财政政策这一根本性难题。货币与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欧洲单一市场能够正常运行，税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欧盟各成员国征税的法律程序各异，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一体化的税收整合体系。因此，欧盟还打算进行税制改革，以实现各欧元区国家的深度融合与均衡发展的远大目标。总而言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它在唱衰欧盟的同时也给欧盟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深度整合提供了新的契机。
结语
身处于全球化的时代，欧洲国家出现的激进民粹主义以及极端民粹主义势力已经不单只是欧洲国家自己的事情了，它对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国际格局构成了严重挑战和威胁。有学者指出：“西方统治精英倾向于借助和利用本国的民粹主义，对其他国家的制度与道路选择加以攻击。在此前，西方国家民粹主义主要攻击的对象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但是近年来，将目前的中美关系类比为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论调，不时出现在某些西方政要的极端化言论中。”[32]（p71）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将可能遭到西方国家右翼政客更多的攻击。因此，我国对国外民粹主义的发展态势需要提高警惕与防范。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也正身处在网络民粹主义的风险之中，即“二元对立思维的风险、泛道德化批判的风险、戾气升腾的风险。”[33]（p37-41）因此，我国的意识形态的场域正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一方面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与“四个全面”建设；另一方面要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力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的发展机会与发展成果惠及沿线民众，以合作共赢精神增进共同利益。民粹主义是全球民主政治的阴影，它最大的道德性在于它口中宣称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却是通过树立敌人和排除他者来维护自身小团体的眼前利益。因此，我们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共同体来取代民粹主义的虚假共同体，这样才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
Para.1 A.There i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e de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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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2-0050-08
作者简介： 刘勇（1988—），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唐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