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供给不足与微观组织基础改造（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组织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00)08-0003-09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过剩等困扰，固然是总量方面的问题，需要实行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调控，但要摆脱这种困扰尚需进行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因为我国目前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其主要症结是结构性的问题。也就是，原有的生产结构和市场需求变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原有经济结构下形成的许多生产能力已趋于饱和，不少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从宏观问题微观化角度观察，这里有一个有效供给不足的微观组织基础问题。因此，挑战经济过剩必须进行造成有效供给不足的微观组织基础改造，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推进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一、有效供给不足的微观组织基础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领域的微观组织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形成了多元所有制结构的企业组织，除国有经济部门外，还有各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部门。从考察有效供给不足的微观基础的角度讲，按理应涉及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组织。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它们之间的产出绩效差异是很明显的，从而对造成有效供给不足的影响权重也是明显不同的。相比而言，国有经济部门的微观组织问题较多，对造成有效供给不足的影响较大，其中有两个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即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滞后与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滞缓。
（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相对滞后
如果说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是传统体制下工业化赶超战略产物的话，那么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就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展开。然而，从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来看，由于受制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是相对滞后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上是一种被动性的调整。尽管理论界早就提出国有经济部门要收缩战线，从竞争性领域主动退出，但迟迟没有成为政策性的步骤，一直到了不少国有企业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状况，才开始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2)调整措施不力。尽管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提出了“抓大放小”等一系列操作思路，但作为一种被动性的调整，不少国有企业已处于资不抵债、效率十分低下的状态，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就有相当大的难度。与此相比，我们采取的调整措施与办法不多，受制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难以解决企业破产、职工安置等一系列实际问题，从而使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步伐较小。
(3)调整力度有限。从现行的调整措施来看，我们主要集中于解决国有企业本身的问题，如清理不良资产、“债转股”等，而没有把调整落实到打破国有经济部门的独家垄断、消除行业进入的行政性门槛等方面，致使非国有经济部门难以进入一些领域和行业，难以平等地分享资源的市场配置，特别是资金供给。而国有经济部门中的相当一部分仍处于一种行政性的“保护”之中，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
这种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相对滞后造成的结果之一，便是一方面使国有经济部门的产出增长缓慢，其产出比重不断趋于下降；另一方面却使其仍占用大量的资源，或对其仍有较大的投入。
从工业产出的增长率观察，1981—1996年的16年间，全国工业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5.4%，而同期国有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7.7%。统计分析显示，1981—1996年间的工业增长中，国有工业企业的贡献率为31.5%，集体工业企业的贡献率为37.4%，而私营、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贡献率分别为13.6%和17.5%。
在此过程中，国有工业的产出比重不断趋于下降。据统计，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75.98%急剧下降至1998年的28.24%(见图1)。如果分阶段来看，1980—1990年十年中其比重下降了21个百分点；1990—1998年间其比重则下降了26个百分点，其比重下降幅度远高于前十年。
在商业领域，国有商业与集体商业所占比重总体上也是趋下降的。国有商业在消费品零售额中所在占比重从1980年的51.4%下降至1996年的27.2%；集体商业所占比重从44.6%下降至18.4%；而城乡个体商业和其他经济类型商业所占比重分别从0.7%升至32%和3.2%升至22.4%。
然而，从社会资源的占用来看，国有经济部门所占比重虽有所下降，但并没有随之同步下降；例如，在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国有经济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尽管近十余年来其投资比重有所下降，但至今国有经济的投资额仍超过50%，而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投资比重平分另外的50%。
这种国有经济的投入产出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仍有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分布在各行业之中，并出于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仍艰难地维持其生存地位（通过银行贷款和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
因此，尽管经过80年代的商品市场化和90年代的要素市场化进程，我国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大大增强，从而使潜在供给能力得以极大释放。然而，在此过程中由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相对滞后，一方面使国有经济继续保持着大部分行政性行业垄断，从而导致非国有部门难以拓展其投资领域，只能在相对狭窄的领域内（主要是加工领域和传统服务业）畸形发展，同时，投资领域的狭窄，也严重阻碍了民间资金的有效动员；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又不能在那些非国有部门已大力发展的领域中迅速退出，仍维持着原有的供给能力，与新兴的非国有部门展开过度竞争。其结果，势必大大削弱整个经济的结构调整能力，使生产结构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迅速变化。
（二）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严重滞缓
在80年代，国有企业生产率曾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增长源泉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以及随后实现的承包经济责任制所带来的生产潜力释放。而且，由于当时整个经济是处于短缺经济的基本格局，特别是基础产业的供给严重不足，而国有企业在基础产业的分布则比较密集，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有企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而，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大量非国有企业的崛起并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这一制度性变革所带来的最初始的产出增长的制度效应逐渐递减。与此同时，供给水平的改善开始导致经济短缺程度的缓解，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严重滞缓带来的生产率低下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在1994—199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职工人数趋于减少，其人均工业产值从6万元上升至12.4万元，但与集体、其他（包括个体、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相比，差距甚大，而且有不断拉大的趋势(见图2)。另外，从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上进行比较，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6.51%，比全部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7.12%)低了0.61个百分点；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1.61%，比全部工业企业平均水平(2.35%)低了0.74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29054元/人，也低于全部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31347元/人)。若直接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益指标相比，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差距就更大了。
尽管这里有众多复杂因素，如体制、机制、社会负担等现实与历史原因，但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严重滞缓。因为，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国有经济部门具有强烈的外延规模扩张的冲动，并具有与此相适应的扩张能力，而对其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发展往往缺乏相应机制。另外，国有企业大都集中在传统产业部门，特别是传统的基础产业部门，面临着产业升级的艰巨任务。目前，除少部分国有企业实现了产业转移，进入高新技术产
业外，大部分国有企业仍处于传统产业领域之中。我们知道，传统产业的发展主要不是增量方式，而是对存量的改造和提高效益。然而，目前处于这些传统产业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并不能很好地对存量进行改造，其技术含量提升、集约化程度提高的产业升级步伐缓慢。
由于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严重滞缓，其产品品种单调陈旧，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其产品质量难以提高，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选择；其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下，无法与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进行竞争，等等，其结果就是不能提供有效供给，反而造成大量库存积压、生产能力闲置、资金大量占用等问题。
（三）现有微观组织基础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制约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相对滞后，以及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严重滞缓，不仅直接造成有效供给不足的经济过剩，而且这种微观组织基础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从前一阶段宏观调控来看，为扩大内需求，政府采取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消费政策等诸多手段。在这些政策手段的调控中，由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滞后和国有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滞缓，其政策效果受到较大影响。
例如，在财政政策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了扩大政府直接投资以启动内需的调控措施。然而，在国有部门上交税收能力低下和对国有部门实行大量财政补贴的情况下，有限的财力难以支撑政府直接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不得不实行赤字财政以弥补其缺口。显然，这样一来，其回旋余地就很小了。而且，由于大多数国有企业不景气，直接引起职工对未来收入与就业的预期不稳定，进而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乘数效应，使政府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难以发挥其连锁带动作用。
又如，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主要采取了货币供给适度宽松和连续降低利率的调控措施。然而，在货币供给趋于宽松、利率连续降低的情况下，却出现银行信贷收缩的现象，直接弱化了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货币发行量增大，只是带来了储蓄大幅度增加，并未很好地起到刺激投资与消费需求的作用。当然，造成银行信贷收缩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却与国有部门有直接的关系。因为10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已形成了过度负债的资本结构，国有部门的低效率也已经给银行造成了大量坏帐和死帐，而在现有制度安排下银行信贷的主要对象又是国有经济部门。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信贷增加直接意味着金融风险的增长。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讲，银行信贷收缩是对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一种正常反应。当然，这里也存在国有银行商业化程度不够，缺乏来自非国有银行的竞争压力等因素，但这本身也是金融领域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滞后的问题。即使撇开银行“惜贷”问题，国有企业目前的资本结构及运行状态，使其既无力继续承担借贷的压力，也找不到什么投资方向，对利率连续下降的反应势必是冷漠的。
再如，在资本市场方面，按理股市扩容增量是一种较好的增量调整途径，但在相当部分国有经济控股的上市公司业绩不佳的情况下，股市的“井喷”只能带来大起大落的行情震荡，增大股市的风险，难以成为刺激需求的有效调控手段，也难以真正提高人们对未来经济的信心指数。
可见，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滞后以及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滞缓，已直接制约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使其政策调控活动空间越来越狭窄，使其政策调控的有效性越来越差。尽管从1998年下半年以来采取了较大政策力度的以刺激投资需求为主的宏观调控，但其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呈消费需求不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的局面难以扭转、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等突出问题，经济过剩的基本态势尚未有效地得以改变。事实上，不解决微观组织基础问题的总量调控政策只具有短期政策效应，而这种短期政策效应也只能是暂缓失业压力和经济增长的下滑速度，延长无效供给能力的“寿命”而已，并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走出困境，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微观组织基础的问题症结分析
（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滞后的症结所在
我们知道，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是传统体制下国家实行赶超发展战略的产物。作为传统计划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它不仅具有产权模糊、政企合一的特有属性，而且还分布于各领域和各行业之中，具有大、中、小不同类型的齐全的企业规模。显然，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国有经济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必须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造。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具体落脚点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上。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始终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环节。而且，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以边际方式调整的。在整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注意力放在将其“推向市场”和“放权搞活”上面。进入90年代后，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入到产权改革上，集中精力进行“转制”和“改制”上，以在国有部门中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是被忽视的。
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两大基本内容，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是相统一的。在实际操作中，两者至少是同步进行的，甚至应该是由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先行。因为只有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到位的情况下，才有进一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否则，在那些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的领域和部门中对国有企业实行“改制”和“转制”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恰恰是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这无疑会大大减弱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性。
当然，也不能一概否认我们没有进行过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但这种调整是相当有限度的。因为这种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主要采取了增量调整方式，而不是存量调整方式。这种增量调整是通过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相对缩小国有经济规模来实现的。相对而言，增量调整方式的摩擦较小，比较容易实施。然而，这种增量调整带来的是国有经济部门的被动收缩，所以一味依靠增量调整就有较大的局限性，其调整的活动空间会越来越小。
其结果，就是调整速度较慢，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仍具有较高的比重。当然，这一情况在全国各地分布是不均衡的，有些地区的国有资本比重已相当小，但有些地区，特别是传统工业基地的国有资本比重仍居高不下。另外，在国有经济产出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仍然面面俱到，而不能保证重点领域和行业的比重上升，造成国有资本配置结构不合理，出现了该控（制）不控，该强不强的局面，从而也没能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还有，这种被动收缩并没有改善国有企业低水平的重复投资，以及资产流动性较差等问题，使国有资产大量沉淀在技术装备水平较低、因缺乏产品销路而闲置的固定资产上；与此同时，由于产品不适销对路而库存积压，使大量国有资产沉淀为非意愿性存货投资。因此，国有资产收益率下降，资产风险增大，流失、浪费等损失较为严重。
事实上，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采取存量方式，不仅因为其容易带来较大摩擦，社会承受的痛苦程度较高而会遭阻，而且国有资产事实上的严重分割也使其难以实行。我们知道，国有经济的产权属性是极其特殊的。虽然理论上国有资产的产权是唯一的（即国家所有），但实际占用往往是分割的，突出表现为国有资产条块分割、工贸分割、内外贸分割痕迹明显，壁垒坚固，“围墙”森严，从而导致国有经济部门存量调整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产权难以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进行流动，存量资产无法在较大的空间内实现优化配置。同时，这也容易造成国有资产的企业组织形态不合理。在一个行业中，往往国有资产整体居于垄断地位，而内部众多小型国有企业之间又处于过度竞争状态。这样，既未形成规模经济，又未形成集中竞争优势。
（二）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滞缓的问题症结
为了对症下药，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导致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滞缓的原因。由于近20年来国有企业一直处于改革转型之中，各种内外部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从而给我们原因分析带来较大难度。这里我们只能从一些长期性的因素进行分析，以诊断出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滞缓的症结所在。
(1)从企业运行方式来看，与其传统生产经营模式有很大关系。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生成并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其生产经营模式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状特征，即产品开发能力小，市场销售力量小，而生产部门却十分庞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已有较大变化，但这一生产经营模式的基本特征尚未消除，具体表现在技术和产品开发的投入相对不足，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有较明显的差异。
由于上海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以上海为例。在1990年，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为107164万元，其中国有单位达99492万元，占其总支出比重的93%；而中外合资企业发展规模尚小，其技术开发经费支出总额只有4578万元，占其总支出的比重才4.3%。但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开发投入的增长极其迅速。到1998年，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增加到704114万元，其中中外合资企业达到359079万元，其规模已超过了国有单位的280657万元，占其总支出比重达51%(见表1)。而且，1998年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内部支出，中外合资企业达133084万元，远高于国有单位的52175万元。
表1上海国有工业企业与合资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及其构成变动
大中型工业企业国有单位 合资企业
技术开发经费支出技术开发经费支出 技术开发经费支出
（万元）总额（万元） 比重(%) 总额（万元） 比重(%)
199010716499492934578 4.3
1998704114280657 40359079 51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1999》。
同样，在新产品开发的投入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也有较大差距。1998年，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国有单位新产品开发的经费支出只有120612万元，而中外合资企业的经费支出却达到205128万元。尽管当年国有企业与中外合资企业的新产品项目数量差不多，但由于新产品开发投入水平不同，其开发深度就大不一样，最终导致开发效果有很大差异。国有单位的1632项新产品实现利税和销售收入分别为203303万元和1720539万元，而中外合资企业的1985项新产品实现利税和销售收分别为797910万元和5109871万元，分别是前者的近4倍和近3倍。
(2)从企业研究开发方式来看，与其线性技术创新模式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是在传统线性技术创新模式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线性技术创新模式强调革新的创始者是基础研究，在基础研究一端增加科学投入量将直接导致更多数量的新技术从终端流出。在这一创新模式中，技术跟踪与创新方面的工作往往是由科研院所来完成的，而国有企业主要是接受来自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并进行批量生产。与传统生产经营模式相一致，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工作集中在购买原料、生产、销售方面，缺乏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与意识，与国内同行、学术界及国际相关产业界、企业界接触甚少，不注重技术跟踪，形成一个孤立系统。然而，由于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联系不甚紧密，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其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科研院所的科研选题脱离生产实际，对生产的指导意义不大；二是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虽具有超前性，有市场潜力，但相关企业对该技术缺乏认识，没有合作的积极性。
目前，尽管这种局面已有较大改观，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也设立了研究开发中心等机构，但其研究领域多局限于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进行一些测定及技术改进方面的工作。而且，国有企业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局限于传统的广播电视广告、交易会等形式，尚不能利用国际互联网来获取信息，由于信息不灵，不能跟踪最新技术和得不到最新技术进展方面的信息，企业在获取某项技术时缺乏横向比较，难以对技术的价值进行衡量。同时，企业也难以将自己研究成果向外界传播，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及国内刊物上发表较少。
然而，事实上，创新的观念会有许多来源，它可以来自研究、开发、市场化和扩散的任何阶段。技术变化不以纯线性序列发生，而是在一个系统中经过反馈循环发生的。国际著名的大公司都是一个开放系统。如美国联碳公司拥有自己的研究所，其研究领域包括部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跟踪、开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新技术、进行技术储备等。他们不仅与世界上大的石油、石化企业保持联系，而且同石油、石化领域内的大学及研究所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3)从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来看，与其创新重点选择有较大关系。技术创新可以有多种路径，如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模仿创新、自主创新等。由于国有企业一般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并集聚着相对较多的创新资源（如人才、资金、装备等），为进一步挖掘其发展潜力，其通常选择技术改造的路径依赖，把重点放在产品、工艺、装备的改进上。与此同时。非国有企业部门一般平均“年轻”，没有什么历史性的优势，所以其往往选择技术引进的路径依赖，在新的起点上进行发展。
以上海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是技术改造，而中外合资企业主要是技术引进和购买国内技术。1998年，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国有单位的技术改造经费支出达568565万元，中外合资企业只有207124万元，前者是后者的2.8倍。但反过来，中外合资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和购买国内技术用款分别达135968万元和11300万元，而国有单位分别只有112691万元和3498万元，前者分别是后者的1.2倍和3.2倍(见表2)。
表21998年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购买国内技术的经费支出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技术引进经费支出 购买国内技术用款
（万元） （万元） （万元）
国有单位 56856513596811300
合资企业 2071241126913498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1999》。
一般来讲，技术改造有利于原有基础潜力的发挥，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其技术改造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原有技术装备并不先进，且长期使用，技术改造对其的改善是有限的。而且，技术改造作为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改进，对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力度是相对不足的。通过引进技术和购买国内技术，则可以在一个新的较高起点上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实现产业升级。更何况，当今世界的技术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社会需求的变化也日益迅速。因此，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的路径依赖往往使其不能较快地适应技术发展的步伐，也难以实现满足社会需求迅速变化的产业升级。
(4)从接受创新的效果来看，与其接受创新的方式有很大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背景下，在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高风险、专业化、国际化和关联性特征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接受来自外部的创新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主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已成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接受来自外部的创新成果，实施模仿创新并进而向自主创新发展。
然而，在引进技术过程中，国有企业往往只重视引进硬件，忽视引进软件，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重视不够。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实施模仿创新并进而向自主创新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如下瓶颈因素：一是缺乏能够充分引进技术的外部环境，难以引进一流的先进技术；二是技术创新特别是高技术领域创新的国际合作难以深入；三是技术层次低，人才匮乏，发展极不平衡，缺乏基础技术的支撑；四是缺乏风险投资机制，缺乏充足的资金来保证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和推广；五是创新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研究和开发问题普遍，技术提升困难；六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因此，这种接受创新的方式致使许多国有企业一代接一代重复引进，连续引进，而没有成功地实现技术引进向自我技术开发的转换，促进国有企业形成自身的技术开发能力和科技体系。
(5)从行为方式来看，与其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完善有密切关系。尽管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较大进展，通过建立企业财产制度明确了出资人，但作为最大出资人的国家实质上是“缺位”的，所以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依然是残缺的。这种产权制度无法摆脱企业“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也不能有效激励经营者从长远考虑进行技术创新。尤其是面对科技产业发展的高风险，国有企业要么毫无顾忌地冒险盲干，要么退避三舍消极待之。
其次，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往往对实物、资金有较紧的控制，但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不够，激励机制不足，对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缺乏有效渠道。因此尽管大量的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国有部门之中，如上海国有经济单位平均每万职工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从1980年的940人增加到1990年的2169人和1998年的2905人。1998年国有经济单位各类专业人员总计达752611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65429人，占其专业人员总数的8.7%，而其他经济单位（包括集体事业单位、乡镇企业单位和外商投资企业单位）各类专业人员总计才143685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3013人，占其专业人员总数的2.1%。但由于国有企业缺乏人才激励机制，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少，工资住房等生活环境及工作环境没有明显的优势，从而难以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人才的专业优势。如此大量的科技人才集中在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滞缓的局面是格格不入的，这只能说明国有企业科技人才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这还导致了国有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人才流失严重。
另外，受各方面条件限制，国有企业大量冗员、沉重历史包袱和“办社会”的制度性弊端至今尚未根除，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收稿日期：200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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