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振伟[1]2008年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与方式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盈余管理行为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企业行为,这一行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认为盈余管理是一定的主体基于一定的动机,采用一定的方式,在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会计准则及相应规范的前提下对企业的盈余进行调节的一种管理行为。盈余管理出发点或者说动机主要在于资本市场的动机、契约动机和政治成本动机,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资本市场的动机则表现的更为突出。即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资本市场动机,也即融资的动机。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盈余管理所采用的方式也是千变万化,主要有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的应计项目的调节、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构造真实的经济交易如关联交易、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等等。而我国主要采用的方式主要是资产减值准备、关联交易、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等。频率分布法是研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一种方法。利用频率分布法法研究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为避免亏损或获得配股权及增发权,通过盈余管理将净资产收益率(ROE)维持在略高于0、6%与10%的区间上;即存在“微利”、“保配”和“保增”现象。进一步分析了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分布,发现其与ROE的分布存在系统性差异,说明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及格线而可能操纵了净资产,进而提供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随着配股政策和增发政策的演进而改变的证据。本文的主要研究范围是盈余管理的动机与方式。在研究之前,首先认真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发展状况和上市公司本身的一些特点,正是这些发展状况和特点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另外,我们还分析了现行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考虑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和资产减值准备原则的影响。本文认为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情况下,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应该属于正常的经常性利润扣除项目,考虑以往的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以及扩展Jones模型,本文提出改进后扩展Jones模型,该模型在扩展Jones模型的基础上,对总应计利润的计量进行改进,将资产减值准备从非经常性项目前利润中剔除。实证检验证明改进后扩展Jones模型的计量效果优于以往的模型。随后,本文运用改进后扩展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的动机与方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有关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中,如IPO、配股、增发和亏损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中,改进后扩展Jones模型效果优于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和扩展Jones模型。在有关的盈余管理方式研究中,本文运用改进后扩展Jones模型研究后发现,资产减值准备作为盈余管理的方式之一,其实对我国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关联方交易对我国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则相对较大。
刘晓霞[2]2010年在《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管理者报酬激励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但也可能是产生盈余管理动机的一种原因。因此,管理者报酬激励与盈余管理问题既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经济管理中的一个棘手问题。本文在系统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制度背景,综合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现代契约理论、产权理论等经济理论,采用契约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沿着“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对策研究”的研究路线,对其选题从管理者报酬与盈余管理的理论分析、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完善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激励制度的制度安排等方面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观点和结论。首先,通过对管理者报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理论分析,建立了理论模型。通过研究,得出如下叁个结论：一是推导出盈余管理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即管理者努力提高公司业绩的成本与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之间的权衡；二是这两种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公司内外治理机制的完善程度；叁是盈余管理机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管理者报酬的激励效应。其次,从管理者报酬激励引发盈余管理的动机和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两方面实证分析了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首先通过对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水平与公司业绩之间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两者呈显着正相关,说明管理者可能产生盈余管理的动机；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环境,通过对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水平与盈余管理之间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呈正相关,说明管理者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最后,将管理者报酬激励效应与盈余管理相结合。本文在实证分析管理者报酬水平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基础上,将盈余管理从公司业绩中剔除,检验管理者报酬激励水平与剔除盈余管理之后的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呈负相关,说明管理者报酬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此外,在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为完善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激励制度从而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提出了一套制度安排,包括合理确定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结构、合理确定管理者报酬水平、完善业绩考评制度以及完善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披露制度等。
周庆岩[3]2014年在《现行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存在很大的灵活性与模糊性,能够满足不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所以,资产减值准备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有关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会计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我国的资产减值会计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完善的发展过程。2006年2月15日,我国财政部颁布了现行会计准则体系第8号《资产减值》准则(以下简称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在原准则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改进,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变更的目的之一在于遏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现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变更是否能达到其压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空间的目的呢?实际上,现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变化对象主要是长期资产减值,对流动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并无太多实质性的变化。因而,资产减值政策的变更是否能实现其预期目标的关键在于不同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对象是流动资产减值还是长期资产减值。本文正是出于对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实施效果的考察,对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篇论文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理论部分从基础概念入手,主要阐述了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基础与执行意义。分析现行会计准则关于资产减值相关规定出台的初衷。并对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利弊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在对盈余管理利弊的分析上,得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应当采用“机会主义行为观”,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在对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分析上,得出会计准则在制约企业盈余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证部分,以我国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数据为基础,区分不同经营业绩的公司,对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并结合我国特有的政治环境及经济环境做出相应地解释。研究发现,(1)现行会计准则下,经营业绩不同的公司,其盈余管理与资产减值的相关性存在差异,并且对各类资产减值利用的侧重点不同。(2)虽然,现行会计准则的实施对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很大。但是,现行会计准则对于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并不显着。说明：虽然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遵循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但是,现行会计准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最后,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果,笔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现行体制,遏制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的相关对策与建议。本文的创新点：(1)在资产减值的研究中引入了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且分类别、分方式的研究了资产减值。根据盈余管理动机的不同将样本公司划分为利润平滑、扭亏为盈和夸大亏损叁组,对资产减值区分了长短期资产减值进行研究。(2)本文选择2007-201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充足,对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实施效果的验证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弥补以往文献研究中现行资产减值准则颁布之后数据不足的缺陷。(3)总体验证了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的效应,即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是否使上市公司通过更多的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来达到既定的目的。为准则修改和资本市场相关规定的完善提供政策性建议。
郑华丽[4]2011年在《资产减值准备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将资产减值准备作为一项单独的具体准则发布，体现了对资产减值的重视，标志着资产减值会计理论的新发展。新资产减值准则对于企业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标准、计量方法、披露方式都作出了详细系统的规定，从而改变了原来资产减值政策散见于各准则、不成体系的状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随着2007年1月1日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意味着我国资产减值会计体系已经建立，并在实践中运行发展。2007年实行的新会计准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但其还存在一定缺陷，这些缺陷仍然会给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留下一定的空间。目前现有的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文献大多分析的是新准则实施前的数据，并没有太多对新旧准则对比的角度去探讨新资产减值准备政策的实施效果。有鉴于此，本文以深市、沪市不同行业2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新准则执行前后各叁年的数据（2004年-2009年），以2006年为分界点，分为两部分2004年-2006年和2007年-2009年进行对比分析，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新旧准则下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总体的比较情况，然后通过方差分析检测新旧准则对比下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影响盈余动机变量的程度，最后再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与盈余动机变量的关系并且得出新旧准则对比下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影响盈余变量的程度，从而看出新资产减值准备政策的执行效果。通过实证分析可以最终得出：新准则执行后利用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变大；新准则执行后具有配股动机、避免亏损动机、扭亏为盈动机的上市公司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的幅度高于执行前而资产减值转回的幅度低于新准则执行前；新准则执行后具有利润平滑动机的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幅度低于新准则执行前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幅度高于新准则执行前，但差异性不显着；新准则执行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与盈余变量的影响程度明显低于新准则执行前；新资产减值准则执行后对上市公司过度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起到了抑制作用，抑制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张国华[5]2006年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机制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盈余管理是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外有将近20年的历史，在国内近几年才刚刚起步，而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相关性的文献更是非常少见。 文献研究表明，盈余管理的产生有两个因素：激励因素和机会因素。会计报告的提供者具有各种盈余管理的动机，他们构成了盈余管理的激励因素。比如：管理层报酬契约动机、资本市场融资动机、政治成本动机、经理人市场动机等。盈余管理的机会因素在于应计制会计、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和信息不对称。在现代会计报告系统中，有许多盈利管理的机会，如应计制会计中的预计、摊销、折旧、计提等都很容易利用作盈余管理的手段。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不确定性的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也越来越多，对这些不确定经济交易和会计事项的正确判断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从更深层次理解盈余管理产生的两个因素可以发现，激励因素和机会因素均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信息交流，产生了代理问题，代理人永远都会拥有一部份私人信息，经理人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传递出去，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被委托人或其他团体完全知晓。因此，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直接相关，当公司治理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对盈余管理具有激励作用时，盈余管理行为就产生了或者更严重了，当公司治理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对盈余管理有约束作用时，盈余管理行为就被制止或者削弱了。 本文以中国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804个上市公司样本，收集了这804个上市公司2002—2003年各项财务数据及公司治理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采用参数检验的方法，验证盈余管理程度(因变量)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自变量)的相关性程度。 本文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 引论。本章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并引出本文所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的方法。 第一章，文献评述。本章对盈余管理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评述，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内容提供了指引。 第二章，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以及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性。本章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多元回归模型设计的理论基础。
刘丹萍[6]2016年在《并购活动与盈余管理》文中研究说明自上世纪90年代来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较改革开放前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并购已俨然成为我国公司资本运营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也是公司整合资源、完成低成本扩张的重要方式。通过并购,上市公司可以参与并适应变革,从而帮助公司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或是维持原有竞争优势,增强核心竞争力,解除公司现有的发展困境,为公司发展注入活力。尤其近些年,在国际市场并购浪潮的推动下,我国资本市场悄然发生了改变,为公司并购行为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不少上市公司看准这一时机,纷纷实施了并购策略,这也使得我国资本市场出现了并购浪潮。在这种大趋势下,虽然监管层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规范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但公司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仍不能完全避免公司的操纵行为,所以笔者认为研究并购与盈余管理关系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在界定并购和盈余管理的相关概念基础上,阐述了相关理论,对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进行了介绍,并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并购和盈余管理研究的现状,从而对并购活动和盈余管理有了深入的认识。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四个假设,运用实证方法进行了验证。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13-2014年为样本期间,运用修正的Jones模型,采用对比的分析方式对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T检验分析,最后得出如下结论:(1)在并购交易发生的前一年,与没有发生并购交易的公司相比,有并购交易公司的操纵性应计项目更低,即并购公司存在向下调整盈余的动机;(2)在并购当年,与没有发生并购交易的公司相比,有并购交易公司的操纵性应计项目更高,即并购公司存在向上调整盈余的动机;(3)与并购交易发生的前一年相比,发生并购交易的公司在并购当年的操纵性应计项目更高,即并购公司在并购当年存在向上调整盈余的动机;(4)与其他并购支付方式相比,在使用股权支付方式的情况下,并购公司并购当年向上调整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
李卫霞[7]2016年在《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融通资金能力在不断提高,给投资和融资方提供很大便利。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融资方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所提供财务信息质量高低关系到利益相关者利益。近些年,资本市场上的公司出现各种财务丑闻,已经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所以证监会更好地监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确保盈余信息真实性和可靠性。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对于不同动机下盈余管理产生经济后果的研究结论仍存在很大差异。本文就该现象针对盈余管理对企业绩效影响进行了一些探索和论证。首先,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盈余管理与企业绩效研究的文献梳理,了解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其次,分别对文中的盈余管理、企业绩效概念进行界定,在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政治动机和避税动机下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再次,利用盈余管理模型度量盈余管理程度,构建四种动机下的盈余管理存在模型以及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模型。为更好验证盈余管理对企业长期绩效影响,所以在模型构建中考虑企业长期绩效当年的盈余管理影响。最后,在研究变量、指标选取和样本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假设正确性,并且通过回归分析的结果提出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基于投资动机的盈余管理与企业短期绩效正相关,与企业长期绩效负相关;基于融资动机的盈余管理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薪酬契约下盈余管理与企业长短期绩效均正相关,债务契约下盈余管理与企业绩效相关性不显着;政治动机下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企业绩效负相关;避税动机的盈余管理与企业短期绩效负相关,与企业长期绩效正相关。
张彦[8]2008年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文中提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证券市场迅速发展以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问题始终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其中的盈余管理问题更是引起了各界的重视,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管理层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情形下的盈余管理,而对于管理层基于自身利益驱动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则很少。因此本文借鉴了国内外研究成果,首先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管理层权力的视角,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报酬动机诱发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接着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相关性越小。这是因为管理层权力的扩张使高管对薪酬契约的设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或影响力,寻租空间的增大相对抑制了高管报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这说明了当管理层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时,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失效。因此,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顾梦颖[9]2013年在《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前的盈余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从增发监管政策角度出发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前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增发监管政策发展,增发流程,增发前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方法手段以及危害等几方面进行总结分析,以此作为理论基础,为后续的实证做出铺垫。在实证分析部分,以2003-2011年公开增发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而以净资产收益率在[5%-6%]区间的在考察期未进行过股权再融资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对比样本,通过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研究了公开增发前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性、方向性、程度及发展趋势。又以盈余分布法统计和检验了2000-2011年全体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ROE分布情况,发现了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前的盈余管理动机主要是为了满足增发监管政策,达到增发及格线。最后作者又对2007-2009年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在增发前后5年间的超额总资产报酬率进行计量,发现我国增发监管政策虽然会诱发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导致其在增发后的业绩表现较增发前有所下降,但与行业水平相比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其业绩表现仍然出色。论文最后总结了实证分析的结果,并提出了治理盈余管理行为的建议。
张涵[10]2008年在《公允价值计量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我国报表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出台了新会计准则,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允价值的重新使用。在准则颁布之后,公允价值的运用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起了比较激烈的讨论。支持者认为公允价值增加了财务报表的相关性;反对者则认为公允价值增大了企业进行利润操纵的空间。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使用公允价值会计进行利润操纵的研究还比较少,并且由于缺乏数据的原因大部分均停留在理论阶段。由于在采用新会计准则之后,投资收益和其它会计科目相比产生了更显着的变化,因此本文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选取2006年和2007年剔除了银行、保险类的上市公司的中期财务报表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截面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几类具有强烈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分别进行了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我们以上市公司以及证监会共同关心的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将短期投资损益和营业收入作为解释变量,并在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选择了其它四个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通过相关分析、非参数检验以及回归分析等方法比较了在使用公允价值前后上市公司使用证券投资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实证结果显示,在使用了公允价值之后,我国上市公司对于使用证券投资收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有了比较显着的改善,但是深入到对具有强烈盈余管理目的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微利和亏损的上市公司均有通过证券投资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而证券投资损益并不能成为收益平滑类企业平滑其收益的工具。同时研究还指出,对公司管理水平和治理结构有一定代表意义的上市年限对于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具有一定的影响。依据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本文从完善会计准则的角度为减少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提出了建议。
参考文献：
[1].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与方式的实证研究[D]. 顾振伟.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2]. 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报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研究[D]. 刘晓霞.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3]. 现行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D]. 周庆岩. 太原理工大学. 2014
[4]. 资产减值准备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D]. 郑华丽. 大连工业大学. 2011
[5].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机制关系的实证研究[D]. 张国华. 同济大学. 2006
[6]. 并购活动与盈余管理[D]. 刘丹萍. 山东财经大学. 2016
[7]. 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 李卫霞. 东北电力大学. 2016
[8].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D]. 张彦. 苏州大学. 2008
[9]. 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前的盈余管理研究[D]. 顾梦颖. 浙江大学. 2013
[10]. 公允价值计量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D]. 张涵. 浙江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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