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翻译的几个问题——以汉译《草原帝国》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著作论文,帝国论文,为例论文,几个问题论文,草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59；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5—0005—07
学术著作的引进和翻译，在历史上对我国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古代佛经的翻译，近世《天演论》的出版，可作为典型。新时期以来，学术著作的大量引进和翻译，对活跃我国学术、启发思考、促进创新，以至对整个改革开放的大局势都已经起了和正在起着积极作用。但是无庸讳言，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对学术著作的翻译也有影响，翻译作品充斥市场，被筱黎先生称为当前书业“四病”之一（注：筱黎：《书业“四病”——关于近期图书出版的断想》，载《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2月5日。）。《草原帝国》可作学术著作翻译之一例。西北一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了格鲁塞法文原著《草原帝国》的汉译本，1996年再版，版权页标明共印7500册；北京一出版社于1998年又出了该书英译本的汉译本，1999年再版，共印5000册。这里我以《草原帝国》英译本的汉译本为例证，对学术著作的翻译谈一些看法。需要事先说明的是，译者为此书的译和注付出了大量劳动，校者是史学前辈，我敬重他们。但是此书与我从事的专业实在关系太密切，又是名出版社一版再版，并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对国内外都有影响，我只好有失“温厚”，当一回“不学之阀”。
一 学术价值
某一出版物之称为学术著作，就在于其有学术价值。但是学术著作因内容或性质之不同，其学术价值的存在也就有长短之分。就史学而言，第一手资料（如中国之《尚书》、罗马之《法典》）或准一手资料之史著（如司马迁之《史记》、希罗多德之《历史》），将有长期存在的学术价值；而诠释性的或研究性的著作，则往往因时代之前进，学术视野之扩大，认识之加深，新资料，特别是考古之新发现，而失去学术价值，显露出其错误、偏狭、误导。所以学术著作之翻译，不可不慎。这里，选题是关键，至少要对该专业的学术史和当前的国际水平有所了解。
《草原帝国》是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1885～1952）的著作，于1939年用法文出版（L’empire des steppes.Attila,Gengis-Khan，Tamerlan.），其后几次重印，1952年版增加了作者关于草原艺术问题的一些已发表的文章作为附录。 该书由沃尔福德（NaomiWalford ）译为英文， 于1970 年在美国出版（The Empire of TheSteppe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英译者把原书的副标题《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兰》改为《中亚史》，并删去了法文1952年版所加的附录。汉译《草原帝国》即依据此英译本，但删去了英译本的副标题，于1998年出版，1999年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再版。
《草原帝国》是一部史学著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年问世。它对战前西方学者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的阐述，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对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在西方，它作为东方学的这一研究方向的入门读物，在当时是很有价值的：主题明确，条理清晰，引用研究文献得当；然而它并非是一部研究性的专著。所以战后随着对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资料的一批又一批发现，特别是人们的历史认识的提高，《草原帝国》则显得越来越过时。直至1970年才有英译本问世，时间已过去30余年，这与其说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毋宁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这点本文下节将论及。从1970年《草原帝国》的英译本问世到1998年的汉译本出版，时间又过去近30年。这30年正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研究突飞猛进的年代，《草原帝国》就更为过时了，而且有些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兹举几例：
（一）《草原帝国》说：在新石器时代，一种饰有平行直线纹的陶器，它于公元前第3千纪上半叶在俄罗斯中部地区发展起来， 并由此传入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逐渐对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产生了影响”。其后，即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 一种饰有螺旋纹的优质陶器（其风格最初形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利亚），“可能同样是经过西伯利亚、从乌克兰传入中国，大约公元前1700年在中国河南省仰韶村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又在甘肃的半山地区发扬光大”（以上引文见汉译本《草原帝国》第21页）。显然，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对“中国文化西来说”，尹达先生早在50年代初就利用已有的中国考古资料做了详缜而有力的批判（注：详见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 三联书店1955年版。）：半坡遗址的发掘彻底埋葬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夏鼐先生说：“五十年代发现的半坡遗址，现今成为仰韶文化早期的典型。”（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半坡遗址，用现代科技手段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4500年（注：详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它比《草原帝国》列举的欧洲两处遗址均早2000多年。
（二）《草原帝国》说：“据《辽史》，耶律大石是在1123年从北京向别失八里方向逃亡。参考伯希和在《亚洲杂志》上的文章（1920年4—6月第174页）。大石二字可能代表汉文称号‘太子’（王子）， 或‘大师’。参看伯希和《〈突厥斯坦〉评注》载《通报》（1930年），第45页。”（汉译本第212页）作者的这一自注， 以战后甚至战前的学术水平看，显然是错误的，尽管他引证了法国东方学大家伯希和的论述。《草原帝国》把耶律大石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南京（今北京市）；夹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自立为王，北走可敦城；振旅西征，借道回鹘王国三个不同时间的事件混为一谈，它们的年代分别是1122—1123年、1124年、1130年。这一问题，早在30年代梁园东先生在译注俄国学者布莱资须纳德关于西辽史的论述时就做了论证（注：见《西辽史》（新版），中华书局1955年版。）；其后唐长孺先生作《耶律大石年谱》（注：载《国学论衡》，第1卷7、8期，1936年版。），魏特夫、 冯家升先生著《中国社会史——辽》（注：K.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delphia-New York,1949.）都采用了梁注排列的年代，成为不刊之论。 至于说“大石二字可能代表汉文称号‘太子’（王子），或‘大师’”。这里虽有“可能”一词，以示或然，但是作为一部指导后学入门之著作，是不够严肃的，况且与史实不符。契丹入主华北，至耶律大石一代，几近200年，汉化程度已很高，特别是统治阶级的上层。 耶律大石作为皇族的优秀分子，“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承旨”（注：《辽史》卷三○《天祚皇帝纪》四。并参看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有关论证。）。所谓“大石”为汉语之“太子”或“大师”之说，乃以瓦刺之称号“台吉”逆推几百年前契丹之人名“大石”，全无凭据，只是一种臆断；况且耶律大石自有称号，曰“林牙”（契丹语意为翰林），故《辽史》称之“大石林牙”。
（三）在西域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并对中亚近代各民族有直接影响的叶尔羌汗国，但在《草原帝国》这部长达752 页（汉译本）的史著中却只有3页的篇幅。作者说， 这是因为“史书没有更多的记载”（汉译本第619页）。的确， 作为叶尔羌汗国的核心史料楚刺思《编年史》是在70年代才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注：Шах－Махмуд ибн Хазил，Фроника.Крит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пер.，комм.，иссл.и указ.О.Х.Акимукина，Москва，1976.）。遗憾的是，在《草原帝国》的简短记述中又错误一再。如说“拉失德直到1565年才去世”，《编史年》明确记载，拉失德汗在位27年，即死于伊斯兰历九六七年（公元1559—60年）（注：О.Х.Акимушкин，Фронологияправителей восточной Части Чагатайского улуса（линия Туглук－Тимур－хана），ВосточныйТуркестан и Средняя Азия，Москва，1984.）。又如说“喀什噶尔的察合台汗国可能已经分裂成叶儿羌、喀什、阿克苏和于阗诸小国”，这是作者不了解汗国的体制而做出的错误解释。实际上，叶尔羌汗国实行的是分封制，其后期中央集权还有所加强（注：参看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第六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还说，“准噶尔人进入喀什，俘获了伊斯迈尔，任命阿巴克取代他的位置”。这一句话就有两个错误：一、准噶尔人是攻下叶尔羌城，俘虏伊思玛业勒汗的；二、代替伊思玛业勒汗、被扶上汗位的是叶尔羌汗国的汗室成员阿卜都·里什特（注：参看魏良弢：《西域史上的一个幻影——“伊斯兰神圣国家”或“和卓时代”考实》，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四）至于哈萨克诸汗国，就根本没有进入《草原帝国》作者的视野。不管其有意还是无意，这是该书的严重欠缺。须知哈萨克人从15世纪以来已是辽阔的钦察草原上的主要民族，他们的活动影响着整个中亚的历史进程，直至今日。
二 思想倾向
学术著作的价值不可能不受到作者的思想倾向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有些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单就东方学来说，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对东方殖民、扩张的产物。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说得好，东方学是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而在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像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而且，由于东方学占据着如此权威的地位，我相信没有哪个书写、思考或实际影响东方的人可以不考虑东方学对其思想和行动的制约。”（注：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4～5页。该书于1978年在美国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巨大震动和反响；1994年作者加写“后记”再版。）通读《草原帝国》，人们会感觉到作者受东方学传统影响之深，这也正是被英译者所看重的，因为它全书展现了这样一种主题思想：“他们（游牧民族——引者注）的历史重要性主要不是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帝国，草原上大量的事例已经证明这些帝国都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们向东、向西运动时，对中国、波斯、印度和欧洲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英译本“前言”，汉译本第1页）这就是说，游牧民族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 只是影响“文明民族”发展的一种压力，或者说只是一种道具——“上帝的鞭子”。
《草原帝国》开章明义就指出：“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被夷为废墟。”（作者“序言”，汉译本第3 页）是什么力量制止住了这种“野蛮的破坏”呢？是16世纪出现在欧洲的“大炮”。作者充满激情地说：“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军事优势第一次、也将是永远地变换了阵地，文明变得比野蛮强大。几小时之内，游牧民族的传统优势已成为似乎是不真实的过去。”（汉译本第7 页）这是为殖民时代的开始唱赞歌，这是为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作历史的、理论的辩护。
在讲到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地区后对本民族自身发展的影响时，《草原帝国》说：“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的，仍在挨饿的其他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汉译本第17页）这段话，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用词上、语气上都充溢着对游牧民族的轻蔑、调侃，这正是东方学的通病：彻底消除人文价值（注：参看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144页。）。从学术上讲，这个结论视野偏狭， 不符合历史事实。世界历史上古老的几大文明，有的已经灭绝，有的虽然存在但已成为“化石”，有的演化为其他文明，为什么独有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至今不绝？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和边疆的各民族共同创造和传承了中华文明。每当边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非但没有消灭中华文明，反而以正统自居，使中华文明由衰落转向复兴，并为之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和色彩。中国从秦汉以来已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无论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都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国家。这种历史酿就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一个二战前的西方学者，特别是深受东方学传统薰陶的学者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草原帝国》的思想倾向及其错误的论述，应该给予批判，至少不能助其传播。所以学术著作的翻译应注意原著的思想倾向，如果其特别具有学术价值，非译不可，那译者也应在“前言”中做出说明，以免误导读者。遗憾的是，汉译《草原帝国》的初版既无译者“前言”也无“后记”，对原著未作任何评价；其再版加上了一个不到千字的“译后记”，只是对格鲁塞及其《草原帝国》备加溢美，并无一言指出其不足与错误。
三 翻译规范
学术著作的翻译，长期以来形成自己的一套规范。就史学翻译来说，除去要求译文准确外，对名词和术语的翻译以及译者的注释也都有严格的要求，分述如下：
（一）名词和术语的汉译，凡在我国汉文典籍和文献中已出现过的，一般均采用前人的汉译，如此前未出现于汉文典籍和文献，或另有新译者，需加说明。《草原帝国》的汉译在这方面显然注意不够，例如：
第7页，把成吉思汗的弟弟J
chi译为术赤； 《元朝秘史》作拙赤，《元史》作搠只，汉译《史集》作拙赤，汉译《世界征服者史》作搠只，均不作术赤，避免与成吉思汗之子术赤相混。
第6页，把突厥语部族苏丹治下的东罗马——Rome译作罗姆； 《明实录》、《明史》均作鲁迷。
第18页及其后多处，把Sanjar译作桑伽。此人名未见于汉文古籍，根据商务印书馆的《译音表》（1973年）ja应译为贾，而ga才译为加（伽），而阿尔泰语系的人名词尾r也不可省去， 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作桑贾尔，汉译《世界征服者史》作桑札儿，汉译《史集》散札儿。
第166、167页，把Sari-Uigur译为萨里回鹘。Sari，回鹘语，意为黄、黄色，此指黄头发的回鹘部族，故《宋会要辑稿》、《宋史》均作黄头回鹘。
第 151 页把 Aramaean 译作阿拉米亚， 第 167 页及以下多处把Nestorianism译为聂思托里安教，这是把英语的词缀-an也译进了名词。《中国大百科全书》把前者译作阿拉米，把后者译作聂斯托利派。近代史著将Nestorianism或译作聂思脱里教派，一般用其唐代初传入时之名——景教。
第198页及以下多处把Iraq‘Ababi（法文原著为Irak-Arabi）译为伊拉克阿拉比。这是一个波斯语词汇，在Arab后加词尾-i，表示领属，意为阿拉伯[的]伊拉克，以区别当时其他游牧民族领属的伊拉克，指今底格里斯河以西、巴格达以南地区。译著的读者主要还是不能阅读原文的人们，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应意译，如非音译不可，也应作出注解。
第306页，把Balkh译为巴里黑，这是合乎规范的；但是又特予夹注“巴尔克赫”，这就错了，kh是波斯语
的拉丁转写，不能按英文字母分读为克赫。
第207页，把atabeg译作阿塔卑。这是一个突厥语词汇，由 ata 与beg组成。ata意为父亲；beg，突厥称号，原意为首领、王公， 后转意为将军、长官，中古汉文史籍译作匐或比，清代史籍译作伯克。根据《译音表》说明，新译名词如音译，应避免有强烈褒贬色彩的字，“卑”字显然不及比、伯克为好。
第216页，把Ye-lu Shih译为耶律诗， 这“耶律诗”就是耶律大石的女儿普速完。显然原著、英译者都不知这个Shih就是汉语的“氏”及其含义，所以拼成了人名的一部分。很遗憾，汉译者竟未辨，将耶律氏译为“耶律诗”。由此可见西方的东方学——所谓以语言学为基础，也有这种语言学上的硬伤，并不是西方的什么也好，至少在我所从事的这个学术领域，时或发现他们的问题，引进岂可不慎重！
第208页，把Termez译为帖木尔兹，第434页译作帖木儿兹。如果不联系上下文，人们很难猜到它就是《元史》中的忒耳迷，现今地图上的特尔梅兹或捷尔梅兹。不明白译者为什么把它与帖木儿连在一起。
汉译还把一些常见的名词做了（或选用）另译， 如把马镫（stirrup）作马蹬（第27页）、带钩（belt buckle）作带扣（第44页）、伊斯兰教的伊玛目作伊玛姆（第447页）、 伊斯玛仪派作伊斯梅尔派（第447页）、伯克作别克（第538页）、艾米尔（埃米尔）作爱弥尔（第538页）、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作锁南坚错（第637页）、藏传佛教的萨迦派作萨斯迦派（第379页）、塞尔柱作塞尔柱克（第17 页及其后多处）、准噶尔汗国学者咱雅班第达作扎雅班第达（第645页）， 初版甚至把佛祖释迦牟尼作释迦穆尼（第393页）、 希腊的马其顿作马其屯（第559页）、莫卧尔帝国的巴布尔作巴卑尔（第417页及其后多次）、五代的石敬瑭作石敬唐（第172、173页），再版做了纠正。学术著作的翻译，特别是历史著作的翻译，在名词和术语方面，一般因循前作，众约俗成，否则就会使人感到生分。
（二）译者的注释，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可以突破原著的时代局限性，补充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增加和延长其学术价值。如《世界境域志》因米诺尔斯基的译注（注：Hudud al- A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H.-982 A.D.Transl.and explained by V.Minorsky.London,GWS NS XI, 1937.1970.），楚剌思《编年史》因阿基穆什金的译注，都大大提高了原著的学术价值，成为中亚史学译著的典范。《草原帝国》的汉译者在译注上也下了很多工夫，并且，有的注释很重要。如成吉思汗的出生年代，作者引用伯希和考证，为1167年（第256页）。 译者注释指出应为1162年，根据是邵循正先生的论文《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但是这类译注并不多， 特别是原著的一些重大错误和缺陷，如本文第一、二节所指出的，译者都未出注释；而出的一些注释，有的是不必要的，有的是错误的。例如：
第53页，正文“汉朝的建立者高帝”，译者出注：“指汉高祖。”其实只要翻开《汉书》一看就清楚了：《高帝纪》。《史记》虽立《高祖本纪》，但是也称刘邦为“高帝”，这是群臣上的尊号（注：参看《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93、392页。）。
第640页正文“首领努尔哈兹”，译者夹注“汉译名努尔哈赤”。 这里涉及到翻译技巧，只需做一调整，就合乎规范——首领努尔哈赤（Nurkhatsi）。
第637页正文《甘珠尔经》，译者夹注“即《大藏经》的半部”。 这一注释非但未能说明问题，而且还可能引起误解。藏文《大藏经》全藏分甘珠尔、丹珠尔、松绷三大类，甘珠尔收律、经和密咒（注：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之《大藏经》条。）。
第120页正文“埃克塔山即是天山， 在焉耆西北的裕勒都斯河上游深谷。”译者出注：“此处不是天山，应是白山。参看沙畹《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211页的讨论。 ”这里埃克塔山是汉译《草原帝国》的新译名；《隋书》作阿羯田山，是突厥语Aqtagh的音译。aq意为白、白色，tagh意为山，意译为白山。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白山为天山山脉古称之一（注：详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1956年初版，1970年修订再版；陈俊谋翻译为汉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在今天通称为天山，学术专业名词为天山山脉。
第651页正文“叶密立河畔的和布克赛尔”， 汉译出注：“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州首府。”其实，和布克赛尔只是一个蒙古自治县，在历史上也未曾是自治州，其县治在和布克赛尔镇（注：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98》；于维诚：《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译者的注释，一般应单独列出，不与作者自注混在一起，使读者一目了然。《草原帝国》的汉译者对此注意不够：自注与译注混一编号，在同一个注中既有自注，又有译注，印刷字体相同，读者分不清译注从哪里开始，而有的译注不作任何说明。例如第282 页之注②末云：“参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第5页。 ”按《元代白话碑集录》于1955年出版，而格鲁塞在此前已去世，绝对非作者自注。
四 语言技巧
学术著作的翻译，在语言上的要求是表达正确、清楚，因此需要一定的技巧。在这方面汉译《草原帝国》也有不足之处。举例如下：
第44页，把They were led by a chief called the shan-yü译为“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这容易引起误解，以为首领的名字叫单于，其实单于是首领的称号，译为“他们由一位称号为单于的首领统帅着”更妥贴。 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 单于的“单”读音应为Chan，并不读Shan。这再次证明西方的东方学家在语言上并非像他们自说的那样“过硬”。
第279页，把Jenghiz Khan，Whose mother,the widowed
Oelun-eke译为“成吉思汗的母亲遗孀月伦额格”，应译为“成吉思汗守寡的母亲月伦额格”或“成吉思汗的守寡母亲月伦额格”，因为月伦额格是也速该的遗孀，而不是成吉思汗的遗孀。“遗孀”一词的使用，按汉语规范要指明何人所“遗”之“孀”（请参看《现代汉语词典》）。
第484页，把Although son of the Nestorian princess
Uruk-khatun 译为完者都“虽然是聂思托里安教母亲兀鲁克可敦的儿子”。这容易引起误解，把兀鲁克可敦当聂思托思安教的母亲，因为人们习惯不说某某是母亲某某的儿子，特别是已经说明这位的母亲的职位、性别（可敦，可汗的妻子）。可译为完者都“虽然是景教徒兀鲁克可敦的儿子”或完者都“虽然是信奉景教的兀鲁克可敦的儿子”。
第311页，把Taoist monk K’iou Ch’ang-ch’ven 译为“道教和尚丘长春”，显然道教里不会有“和尚”，还译为汉语应为“道士”，即“道士丘长春”。同样第312页把the monk Li Chih-ch’ang 译为“李志常僧人”，也应译为“李志常道士”。
第412页，把Ayurshiridhara,the heir to the throne, fledto Mongolia,carrying with him the tablets of heir ancestors.译为“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携带祖先扁额逃往蒙古”。这里“祖先扁额”，只要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就会猜出应是“神主”，其实作者的这一记载是来自《元史·顺帝本纪》的一道谕旨：“使阿鲁浑等，奉太庙列室神主与皇太子同北行。”后果如何，不详。
第616页，把the great Baber 译为“伟大的巴布尔”， 须知当great加定冠词The 与一个皇帝的名字一起使用时， 它的含义是伟大的皇帝，汉译作大帝，如彼得大帝，巴布尔大帝。
第329页把The bulk of the army 译为“主军”， 第561 页把lieutenant译为“副将”，这是译者新创造的词，不见于《现代汉语词典》；但是古代汉语却有这种名词，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主军”、“客军”之区别，“副军”、“参将”之官号；不及用已有名词，分别译为“主力军”、“副手”。还有第399页，把ambassador 译为“外使”，这一新译名词容易叫人猜想，是否还有“内使”，不及直译为“大使”或“使臣”，更合乎汉语习惯。由此可见，学术著作翻译也要求译者具有驾驭语言的一定技巧。
【收稿日期】 200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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