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性与青年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性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082—03
在现代社会，青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生理现象，其社会属性越来越明显。现代化背景下的青年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青年问题日益复杂，需要以开阔的视野才能认识清楚。
一、“他们”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
80后青年曾经被视为“垮掉的一代”，叛逆、颓废、张扬、迷失也正在成为90后青年的刻板印象，一些90后青年以“非主流”行为展现青年“整体”的形象。在被表述和自我表述的交互作用中，青年的形象被定型。这种定型是经过取舍的，与真实的青年群体并非一致。一方面，主流社会以“问题”眼光看待青年，青年“先锋”或“非主流”青年以特殊方式展现自身。另一方面，现实中青年群体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社会排斥、分配不公、失业等社会问题在青年群体中直接表现出来，很多青年被迫成为“蚁族”，为生存而奔波，在焦虑中逃避成为一部分青年的真实写照。“非主流”青年的另类行为是“无剧本的随意表演”吗?青年群体遭遇的内部分化等问题到底是青年个体因素使然，还是竞争失利所造成?
在研究青年问题时，首先需要探讨的是青年群体的社会特征。青年群体的社会特征仅是一个相对的存在。青年群体的生理、心理特征是在对比中形成的，其社会特征更离不开参照物的确认。当“我们”成为居高临下的观察者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设置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而带着“问题论”思维研究青年，这种界限会更加明显。以“我们”研究“他们”，这种研究本身意味着：在将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区别开来的同时，将观察对象简约为一个无差异的整体。正是因为这种刻意的观察，“他们”与“我们”的社会差异被放大，而他们内部的差异被抹杀。在这种相对的环境中，青年问题被归咎于青年本身。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从分辨青年群体的社会性出发，最终却落脚于青年的“生理性”。叛逆、颓废、迷失只是文化及社会问题在青年群体上的表象，但是由于“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分割思维方式，表象性的东西被视为本质性的东西，成为青春或青年期的附属物。
实际上，青年“先锋”或者说“非主流”青年的反叛也是在这种二元分割的思维范式下进行的。以特殊的行为或言说将自身与所谓的主流社会区别开来，然后将自己塑造成青年的典型和代表，在制造差异(“他们”和“我们”)与抹杀差异(“他们”内部)的过程中，完成了青年形象的创作。
显然，在二元分割思维范式下所形成的上述“问题论”与“先锋论”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有着共同的基础，即将青年本身当成思维的起点。前者强调青年的感性、冲动及心理不成熟，后者则强调青年的活力、创新性和超前性；前者将青年纳入管理的对象之中，后者则将青年视为变革时代的引领者。正是这种二元分割的思维方式强化了青年的社会认同，也掩盖了真实的问题。实际上，“他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在“我们”这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将特殊群体当成问题加以研究，这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并不少见。“东方学”就是例证。当古希腊延续而来的欧洲人被视为高高在上的“文明人”或“正常人”时，东方人就成为一个问题，成为反衬“文明人”的“他者”。所谓“问题”并非源于研究对象，而恰恰在于研究者的“问题论”思维。“我们”(欧洲人)被想当然地塑造为常态，与“我们”有差异的“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问题”。因此，东方人的“问题”是东方学研究者取舍出来的，并非真正的问题。在民族觉醒和独立的时代，过去的“他们”从研究客体中解放出来，以主体的态度看待自己，并开始以“我们”研究“他们”，将“他们”视为“问题”。这种反向式研究并没有超越东方学的范畴，只是置换了位置而已。以民族主义反抗民族主义，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相反这种对立将真实的问题予以消解。
青年研究同样面临如此境遇。以“问题论”思维观察青年，所谓的问题并非真正的问题。青年反过来以所谓主体或自我意识对象式地看待社会，以“非主流”对抗主流，这同样是一种“我们式”的取舍，没有超越“我们”与“他们”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无论是反叛、另类的“非主流”还是引领时代的所谓“先锋派”，他们的取舍和对抗其实没有逃脱社会设置的框架，不能起到真正的纠正作用，反而从另一端将特定的思维方式固定下来。因此，这两种相反的取舍不但有着共同的思维基础，也有着相同的社会效果。在“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分立之下，将社会性或时代性的问题转化为某个群体的问题。青年问题是社会问题在青年群体的体现，绝非青年自身的问题，但在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之下，人们却将问题在不同群体的表象当成本质，看不到外在差异背后的同质性，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认识青年问题的思维障碍。只有去除“我们”先入为主的己见，去除“我们”思维中的问题，“他们”才不会变形，青年问题的本质才能显现。
二、青年问题的全球性与时代性
青年问题在现代化背景下正在以全球化的方式扩展。无论是伦敦骚乱中的“虚无主义青少年”(《每日邮报》的称呼)还是中北非的愤怒青年，无不显现出群体性特征。同时，失业、群体性焦虑等成为困扰青年的全球性问题。青年问题正在成为与全球化、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点只有在去除“我们”与“他们”的分立思维范式之后才能被清楚地认识到。青年问题是系统性问题在青年群体的表现，青年所体现出的叛逆、违逆等特点绝非系统外问题，青年对社会的抵制没有跳出时代主导价值之外，“他们”与“我们”的对立以及所谓的代际冲突其实都是全球化时代或现代性内含的问题。主流和非主流、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划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不同社会群体的行为表征，但却不能将其视为认识的起点，因为这种划分忽视了差异背后的同质性，将主导文化在不同群体中的表现当成问题的本质。
在青年问题上，代际冲突一直为学者所关注。青年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被视为代际冲突的原因。但是，这种价值倾向并非青年群体所独有，而是现代社会的通病。代际冲突并不是青年自身造成的。一些研究认为，成功欲与社会机会的缺乏被视为青年叛逆与挫折的原因。但是，崇尚成功也并非青年群体所独有。人人追求“成功”，人人扩充自我，必有相应的竞争和争夺，社会分化和机会缺失也就成为必然。日本畅销书作家三浦展用“下流化”(向下流动)描述日本青年面临的困境。这种“下流化”其实也是当今世界的写照，并非只出现在日本，也不只是青年独有的问题。多数人的“下流”与少数人的“上流”是当今主导价值及其对应的秩序中内含的，在竞争失利(市场)与社会排斥(操纵市场)双重因素的作用之下，中间层的“下流化”成为必然。因此，“下流化”是在人人都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完成的，它并非青年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排斥与分化内含于现代性之中，虽然表现为主流与边缘、精英与弱势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却是社会主导价值主导下的同质性差异，是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人人志于“成功”，必然出现“优”胜“劣”汰。“优”是排斥的结果，“劣”是被排斥的结果，优劣之分实际上是同质性的差异，没有脱离主文化的支配。在主导文化支配下，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具有本质性内涵。所谓青年亚文化特征，是主文化在特殊情景、特定群体之上的表现，与强势群体或精英一样，只是社会性的标签。无论其表现为叛逆或是沉沦，都没有脱离主文化，它不是主文化的瓦解者，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对主文化的确认。因此，在群体分化的背后，存在一以贯之的东西，而这正是社会性和时代性的本质。
法国社会学家拉葛雷在其主编的《青年与全球化》中，主张以青年与社会的互动作为研究青年问题的逻辑起点，以全球化与现代性作为阐释青年问题的背景。①其实，青年与社会的互动正是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框架内进行的，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没有与全球化与现代性相脱离。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现代性“同时产生出解药和毒药”②。现代性是与“祛魅”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祛魅”的同时却套上了欲望的枷锁。“理性”被欲望支配，建设与破坏、发展与对立、成功与挫折、秩序与反叛、文明与野蛮同时出现甚至互为因果，人的欲求和创造力同时被解放，知识技能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而与此同时，人的心灵贫困日益加剧，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处于严重对立之中。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社会犯罪并没有随着人类创造能力的提高而消失，社会的混乱并没有随着严密的管理而减弱，现代性的成就及其代价都是全球化这一时代主题所内含的。当现代性以全球化的方式扩展之时，其内在问题也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青年问题的系统性就越来越明显。贫困、失业、社会性焦虑等实际上是系统问题在青年群体的表现，它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地区内部得到缓解，但却不可能在没有触及现代性价值基础的前提下得到系统解决。群体之间的疏离与人与自然的对立一样，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内含于现代性之中的结构性问题。
拉葛雷认为，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已经无法认清青年问题。③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应该看到，青年问题是社会系统问题的体现，而这个系统在当今时代是全球性的。把握青年问题的本质必须与全球性和时代性结合起来。青年问题是社会结构或系统问题在青年群体的体现，青年是社会问题的承受者而不是制造者。由此，将青年视为认识问题的起点，是典型的倒果为因。以区域或国家为单位分析青年问题，就会忽略问题的关联性，看不到问题在区域之间的转移，也看不到表象背后的本质性东西。
古人用“时弊”概念表述社会问题的系统性，其中的内涵非常深刻。所谓“时弊”，就是时代之弊，是以时代主导价值为主线的系统性弊病，它强调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共时性。如在腐败泛滥之时，各种社会犯罪也大量发生；在青年问题日益突出之时，家庭不稳定、代际矛盾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国家、区域间严重分化之时，城乡对立、贫富分化也非常严重；在人与人关系紧张的同时，人类与自然、与后人的关系也严重对立。这些问题的同时出现，与时代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各种问题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但在本源上却有一贯性，古人用“时弊”表述这种问题的交织状态，其“时”有很深的意义。这时，无论是青年问题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触及到系统问题的本质，否则只能是对症状的压制。
三、青年问题的解决之道
将社会的弊病归咎于个体，将社会治理的问题简化为管理问题，这已经成为对策研究的通病。在青年问题研究中这些问题也非常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行为主义矫治直接用于青年问题，将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混淆问题青年与青年问题。第二，将青年亚文化视为传播问题，归咎于青年群体，看不到其与主文化的同质及共生关系。第三，将青年问题的解决看成是技术性问题，看不到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和系统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策性研究与问题的本质相脱节，成为有固定套路的写作格式。
实际上，把握问题的本质就包含着解决之道，在没有触及现代性和时代本质的情况下，所谓的对策无法逃出“时弊”的框架之外，被问题所支配而不是解决问题。青年问题虽然不是社会问题的全部，但它却是社会系统问题在青年群体的体现，其产生的原因、影响及解决之道都具备社会性和系统性。只有“沿其源、寻其根”，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改变问题的表现形式。古人说：“天下之弊，常相仍而无穷。善去弊者，则亦探其害之所由生，而穷其病之所由起。故革一害，则百害为之皆除；治一病，则百病为之皆愈。不善去弊者，不沿其源，不寻其根，既欲革此，又欲革彼；既欲治其一，又欲治其二。用力愈劳，而其弊终不可得而去。”④社会问题总是相互关联的，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去认识，从而发现各种问题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如果仅从点和面的角度看问题，仅仅从压制症状上下功夫，就会“灭于东而生于西”，解决一个问题，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系统问题必然表现在系统的各个环节，即使是局部的弊病也会传导到系统的各个环节之中。如果对治只停留在局部，就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朱子区分了时弊和法弊的概念。他认为：“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⑤“治之法”的问题可以通过改善管理方式予以解决，但是与人心(时代的主导文化)相关的问题，却不是单纯的技术手段所能解决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在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共时性中发现本质，这就是“时弊”观。这种系统观或整体观并非“综合治理、集中整治”，而是在时代弊病中把握其本质性的东西。在古人看来，各种社会问题，“虽纷纷而不一，而其大端大抵出于奔竞”⑥。所谓奔竞，是指奔走竞斗，交互争利。如果钻营奔竞成风，必然产生兼并、侈靡及族群对立等问题。太虚大师将近代以来的主导文化及价值概括为“纵我制物”，即“以扩充自我的自由快乐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与自我相对的皆为外物，谋所以利用而制服之，据此为一切发动力的根本精神”⑦。太虚大师所揭示的时代主导文化其实正是内含于现代性之中的。一方面徇物制我、纵我制物，另一方面又希望以制度安排制约其破坏性；一方面制造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寻求秩序，在建立秩序的过程中也将问题秩序化。在青年问题上，如果以青年的亚文化为出发点，看不到时代主文化的本质，就无法真正找到青年问题的解决之道。
古人说：为治不可有所惩。“有所惩，则必有所偏。故方其惩之也，唯恐其弊之复见也。”⑧所谓惩，是指偏于一隅而惩治过错，仅提出具体对策而不触及系统问题的本质。青年问题内含于现代性或现代主导文化中，涉及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层面，绝非“集中整治”所能解决。如果“治之法”与“治之本”脱节，脱离整体而矫治局部，“弊之复见”是必然的。总之，青年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整体面貌的改善，针对青年问题的具体措施必须有助于社会系统问题的解决。否则，就仅仅是转移问题的表现方式而已。
注释：
①王彬：《全球化语境下青年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8页。
③[法]让-查尔斯·拉葛雷：《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陈玉生、冯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08页。
④⑥[宋]陈傅良：《永嘉先生八面锋》卷之十二。
⑤[宋]黎靖德：《朱子语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2420页。
⑦太虚：《太虚大师说人生佛教》，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⑧[宋]陈傅良：《永嘉先生八面锋》卷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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