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徘徊到跨越：英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模式及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成因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69(2007)02-0057-05
英国可以说是现代大学的主要发源地之一。14世纪，英格兰的牛津和剑桥大学业已创建，近600多年以来，西方大学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占着统治地位，其中就包括学院式英才教育的英国模式。近代以来，英国高等教育完成了历经数百年历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并且带有“原发滞后型”模式的特点。
一、英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分析
英国是最早的原发型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导致政府控制力薄弱，社会事业发展缓慢，致使公共教育体系建设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和实际生活的需要。早在1798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Rev.T.R.Malthus)在其《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一书中就指出：“人口的繁殖超过物质的供给是很可担忧的事，所以国家必须预先设法防止罪恶和贫穷。提到防止方法，那么一种广大的公共教育的制度就很必要了。英国人花很多钱去救贫，而不从教育着手，这是毫无裨益的。”[1] 但英国政府没有听取马尔萨斯的建议，公共教育制度没有得以及早在英国建立和完善，这直接影响了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
总结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的长期徘徊；大众化阶段的小步前进；大众化后期及进入普及阶段的跨越发展。
(一)长期徘徊(1630～1970年)
英国教育模式是精英教育的典型，其高等教育更是长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到15％经历了近350年的时间，到1970年仍没有走出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发展长期保持在低水平阶段。长时期的精英教育，既是英国高等教育的优势所在，也是英国高等教育的劣势表现。英国作为一个原发型国家，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明显的探索性特点，同时也具有突出的滞后性特征。
(二)小步前进(1971～1991年)
与历史相比，英国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持续增长阶段，在1971～1990年的20年间虽然时快时慢，但总入学率从14％上升到了30％以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翻番。虽然如此，英国高等教育有一定的发展，毛入学率不断攀升，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依然滞后。曾有学者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欧洲高等教育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缓慢甚至停滞期，直到90年代才重新获得发展的动力。
20世纪60年代，许多欧洲国家的高等院校开始招收15％或更多的适龄青年。70年代的“石油危机”、学龄人口上升及思想观念等成为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一些国家对包括大学在内的公立院校的扩充缺乏以往的热情。20世纪70年代，西欧国家接受高等教育者占适龄人口的比例大致稳定在20％以下水平，在业已进入后工业阶段的欧洲经济所驱动下，80年代后半期入学率开始再度持续增长。到了90年代，大多数欧洲国家已招收30％以上的适龄人群，欧洲国家高等教育进入持续扩充阶段[2]。在英国，1963年发布著名的《罗宾斯报告》为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奠定了基础。1969年开放大学的成立对于改革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和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至此也扭转了英国高等教育发展长时间徘徊的局面。18-19岁年龄组的在学人数在1982年达到了高峰，“同龄就学指数”①(Age Participation Index)从1979年的12.4％上升到1986年的14.2％。八九十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大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其规模扩充的速度也引起世人关注。1985～1990年的5年间，高等学校学生数增长了20％以上。1980～1995年的15年间，英国高等院校学生数从82.7万人增加到162.5万人，入学率也相应地从1980年的13％、1985年的14％，上升到1990年的23％和1995年的31％。
(三)跨越式发展(1991～2005年)
1991年英国政府发布的《高等教育的框架——英国高等教育白皮书(1991年5月)》成为英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实现快速增长的宣言书，为1995年后高等教育迅速普及化奠定了规划和政策基础。时任首相的梅杰在该报告的前言中指出：“在1979年，英国青年升入高等学校的比例为8∶1。今天，已提高到5∶1。与过去相比，现在我们在利用更多更好的资源提供更多的升学机会……我们正在走向2000年，我们的目标是达到每三个人中，便有一人受到高等教育。”[3] 2003年1月英国发布的《高等教育未来》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21岁以下人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6％，而到2002年，18-30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3％。”“我们相信，我们的目标是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联系我们确定的90％青年人接受高中或技术职业的目标，在十年后18-30岁人口入学率达到50％是正确的。而且，自从英国最近评估以来，18-30岁人口教育参与率达43％，2010年我们需要达到50％的目标是非常适宜的。”
从1991年到2000年，英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了近30个百分点，这不仅是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一个“奇迹”，也可称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奇迹。2002年，英国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达到896621人，比2001年增加了5.44万人。与此同时，在半数OECD成员国里，从1995年到2001年，第三级教育至少以25％的速度在增长。实际上，在此期间捷克共和国以54％，希腊以61％，匈牙利以94％，韩国以54％，波兰以134％的速度增长。到2004年，英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224.74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受到高等教育普及化国际因素的影响以外，英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还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首先是1995年后学龄人口减少。据英国政府统计，1984～1996年间18-19岁年龄组人口下降了33％。而这12年，英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革命。政府为扩大学生规模，实施的第一项改革就是使高等教育机构脱离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控制，并鼓励它们参与竞争。英国大学已被要求对它们曾经拒之门外的社会各阶层大开门户，特别是来自低收入水平的人们。当时的政府认为，若想使英国大学体制为国家经济需要服务，为民众服务，精英体制必将被大众教育代替，以便创造出一批知识经济所需的高技能劳动者；其次是知识经济的萌芽、发展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推进器，极大地推动着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普及化进程。
(四)英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比较分析
尽管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到1970年毛入学率也仅为14.1％，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但是，凭借自身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经验、教育水平和总体实力，英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用了25年时间完成，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大体相当。分析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可以发现，高等教育普及率从15％-30％要经历15-20年的时间，而从30％到40％，再到50％，分别有一个迅速提升的阶段——一个跨越发展的阶段。在高等教育发展中长期采取“自由主义”模式的英国、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仍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普及化的时间，美国用了近30年，英国、法国和德国分别用了25-27年的时间，韩国仅用了15年左右。到2000年，英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接近60％，再次成为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英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70年为14.1％，至1990年达到30.2％。历经20年时间，至2006年已达到59.5％，历经不到10年完成普及化进程。
二、英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缓慢的原因分析
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曾经拥有许多可能导致大众化进程加快的良好社会条件，如1850年早于欧美其他国家半个世纪基本实现城镇化，并且产生了一个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种种因素，使英国成为公共教育机构发展“最不成功的国家”[4]。英国没有借工业革命机遇建立起适应社会经济和公民发展需要的新的教育体系。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的公学一直是欧洲最贵族化的机构，这也致使英国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滑落为维多利亚时期西欧文化程度最低、教育最不发达的国家。公立教育体系建立的缓慢，影响了英国各级教育的普及，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进程。
(一)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
高等教育普及化之所以最早出现在美国而不是英国或者德国，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是最重要的宏观背景和影响因素之一。意大利是中世纪大学的策源地，以博洛尼亚等校为代表的意大利大学是世界最早的高等教育中心。至17世纪，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到英国，牛律、剑桥闻名遐迩。18世纪后半期，法国率先完成了近代高等教育改革，巴黎理工学校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成为新型的高等学府。19世纪中叶，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成为新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成为来自世界各国的求学者顶礼膜拜的圣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并延续至今[5]。数据表明，欧盟与美国在大学发展、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根据一项世界大学排名，欧洲只有两所大学(牛津和剑桥)进入前20名，而美国有17所。欧洲在知识创新方面也不断落后，1901～1950年间，73％的诺贝尔奖得主来自现在的欧盟国家，而1995～2004年间只有19％。欧洲国家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美国达到2.6％，日本更达到3.2％。
(二)制度缺陷和领导不力
欧洲高等教育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缺少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使得不能在面对迅速暴露的问题和诱发因素时能够快速而决断地采取行动。有专家分析，从历史的角度或许更容易理解欧洲高等教育与美国实用主义路线的区别。德国某州前任科学文化部长就曾批评德国政府认为：“由于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财政资助，也不能贡献改革方案，因而政府在德国大学向大众高等教育系统转变方面很失败。”[6] 教育在欧洲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是一种福利，而在美国可能更多的是个人和家庭自身的事情。
1973年，马丁·特罗在这样两个基础上构建了其高等教育发展理论：1)高等教育系统不论在哪个国家都将走向同样发展的模式；2)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都将与美国一样走同样的发展过程[7]。他预测认为：“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扩大到能容纳同年龄人口的15％-20％时，如果能完成这种扩大所需的制度方面的改革，其后还可以持续地发展，在学人数的比例不会有任何困难就可提高到30％-35％，甚至40％。”但是现实中，欧洲各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的比例在20％左右时就处于低迷状态。原因在于欧洲左右中等教育制度结构、大学入学资格以及升学动机的社会阶层文化与美国不同[7]。此外，缺少“市场力量”也是欧洲高等教育系统没有及时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三)精英根源和精英功能
欧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20％后就长期停滞，自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因素。但是，长期坚持的精英教育理论、观念和政策也是影响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最重要的教育文化因素。精英、大众和普及型高等教育所承担和体现的功能不尽相同。精英型高等教育首先关注的是塑造统治阶层的能力和人格，使学生为在国家和学术性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对于这一点，马丁·特罗先生反思认为：“高等教育的欧洲模式——德国、法国、英国及其他国家——反映出其精英根源和社会结构的精英功能。”[8]“在欧洲，危机是由于从精英式大学向大众高等教育系统转化不完全而产生的；在美国，危机是由于要进一步扩张高等教育、提供以一定中学后教育形式实现的普及高等教育机会的强大压力而产生的。”[8] 英国在大众型高等教育中，学校仍然是为了培养精英，但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精英，包括所有经济和技术组织中的领导阶层。教育的重心也从塑造人格转向传授更为具体的技能。而普及型高等教育需要为大多数人在发达工业化社会中的生活做准备，它的首要目的不再是为了培养精英，而是全体公民。它关注的焦点是尽可能地提高“人们的适应能力，去适应一个以迅速的社会和技术变革为特点的社会”[9]。欧洲地区各个国家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后，普遍存在发展思路与发展模式转轨不及时的问题。
(四)成本提高和经费紧张
马丁·特罗认为，高等教育成本不断增加与公共财政紧缩相伴相生，欧洲高等教育支持不足的问题最为突出。整个欧洲的现状就是，高等教育经费支持严重不足，高等教育生产率的提高是依靠利用相同或更少投入来培养更多学生而实现的。西欧发达国家传统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需要，政府对于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公共经费需求也已不堪其负。
伴随着英国大众教育的推进，财政资助的“大饼”被迫摊薄，发给学生的各种补助锐减，从1992年到2000年学生补助已萎缩了38％。1997年大选后，英国工党政府引进了学费制度。助学金制度被精简，取而代之以贷款制度，即学生一旦开始工作后便要偿还贷款。偿还的额度及速度取决于他们的收入。在英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英国本国学生学费所占比例一直很小，一学年学费2000英镑左右，比外籍学生要低得多。近年来由于英国经济状况不景气，国家财力难以跟上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了解决经费减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政府鼓励高校自找出路，在政府拨款之外开拓财源，筹集办学资金。为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英国正在逐步建立一种类似于美国的学生财政制度。马丁·特罗指出：“对于欧洲大学向大众化院校发展产生最大阻碍的是：欧洲政府对于大学收取学费并保留学费作为学校发展之用一直不予赞同，这一行动得到了学术界多数人的支持。‘免费’主要是那些孩子能上大学的中产阶级及中上阶层家庭的一种重要权力，因此它受到了这些家庭的强烈支持。”[9] 在欧洲，大学生一年只支付约300欧元注册费，而美国学生通常需要交纳两万美元学费。其结果是：“大多数欧洲国家高等增长率经费不足，严重阻碍了他们对知识增长和学生增长作为创造性回应的能力。”[8] 欧洲大学花在每个大学生身上的钱与美国大学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相比仅为1∶2.5；德国大学生师比为80∶1，而美国仅为10∶1。可以说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下滑也在情理之中。
(五)教育体制因素
随着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大众化理论最大的变化之处就在于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重视。换而言之，大众化理论把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与个性问题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里隐含着一个命题，即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大众化理论可以提供一些规律性的概括和总结，提高分析问题的方法，但每个国家最终的发展模式必然由其社会条件所决定，其发展道路也必须依靠自己来选择。而毕业率过低、肄业人数太多则是影响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体制和机制原因。马丁·特罗认为，欧洲国家高等教育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没能建立适应高等大众化的教育体系。“在过去几年中，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欧洲高等教育系统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导致了新问题的产生，而以前欧洲甚至还不能完全解决创建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相关问题。”[8]
由于欧洲高等学校在教育功能和知识“商品化”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欧洲国家在学习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时，不但受到社会力量的反对，更受到制度的限制。“当欧洲国家借用美国的制度安排，诸如模块课程和学分转移时，它们很难复制美国的结构特征和文化特征，而正是后两者在走向大众高等教育进而走向普及高等教育的进程中赋予了美国独特的优势。”[8] 英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开始改变传统的教育福利制度，收取学费，但由于收费的做法往往不得人心，因此遭到社会特别是学生们的强烈反对。
(六)缺少社会服务机制
大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培养人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驱动人永无止境地追求真理，将科学探索作为人类实现自身生命价值和终级理想的一种方式。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美国的大学与欧洲大学不同，它们既有探索真理的功能，也强调社会服务功能。而欧洲的大学则过于强化学术功能，忽视了社会服务功能，使得大学缺少直接的社会经济影响，有的大学甚至成为少数教授们精神的“乌托邦”。为摆脱高等教育发展的困境，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以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对于人力资源的要求，欧洲各国政府日益意识到社会服务对于高等教育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意义。毕竟高等学校在当今知识社会处于中心地位，能够洞察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及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并解决相应的问题，同时是维持和提高社会福利、维系生活基本条件的重要因素。
欧洲权威媒体《明镜》周刊2006年对欧洲大学的总体评价认为：“一个世纪前欧洲大学还是各国学者梦寐以求的圣地，可如今欧洲大学正在沦为二流。”统计数据显示，无论从研究成果、毕业率还是吸引捐款方面，欧洲大学都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美国。英国工业联合会负责人理查德·兰伯特认为，欧洲包括英国大学应当学习美国高等教育的模式，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以满足学生的需要，更多地依靠私人融资，在课程设置和财务管理方面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2003年1月，英国政府发布了《高等教育的未来》白皮书，4月又发布了《扩大高等教育的参与》，制定了提高教育标准和成绩、提高入学申请、成立“公平入学办公室”等措施，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为英国大学保持世界一流水准努力，以利于国家应对日益加快的全球变革。为保证知识经济对于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的需要，英国政府将持续投资教育和技能。到2007～2008年度，教育经费开支将从占GDP的5.4％提升到5.6％[10]。可以预测，21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将全面改观。
注释：
①同龄就学指数(API)是指英国国内全日制高等教育新生人数在相应年龄组中所占的百分数，即占人口中18岁和19岁年龄组总人数的半数的百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