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哲学及其当代任务的一种审视——兼评恩格斯哲学观的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哲学论文,现代性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当代哲学的视域对恩格斯的哲学观进行了评析，并以此为契机，对当代哲学的发展进行了定位与审视。文章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把哲学研究重心迁移的轨迹描述为由人到自然，由“实体”（客体）到主体的过程，并揭示了这种重心迁移或时代主题变换的根源，以及给哲学本身在对象、性质、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带来的根本性变化，论述了传统哲学终结的实质与当代哲学面临的基本任务。
恩格斯的哲学观是其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有关时代精神和哲学认知方式的反思，它为透视当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前提和出发点。
一
在恩格斯的视域中，哲学的对象展现为一幅立体的、变动的、整体过程的图画。在《〈反杜林论〉补遗》和《自然辩证法》等文中，恩格斯明确把自然、社会（人）和思维规定为哲学的对象，同时，又把这三大领域区分为“现实的对象”和“观念的对象”异形同质的两个“系列”，并将其理解为物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现实根据表现在：自然和人本身的变化均源于人的活动，而正是这种变化，构成“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1〕。
恩格斯对哲学对象的这一规定，蕴含了对哲学对象的总体性、层次性和实践性等诸特征的综合把握，描述了哲学研究的总体框架。
对哲学对象的总体性把握原则上以对哲学对象的个别性认知为前提。因而，这种把握是一个历史过程，与哲学研究重心的迁移和哲学时代主题的变换密切关联。而恩格斯对哲学对象的总体性规定，实际上是对以往哲学对象演变史的概括和综合。
从一种较为宏观的视域来看，有理由把哲学史中哲学研究重心迁移的轨迹描述为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客体）到主体的过程。在古代，哲学认识的重心是自然，而人是隶属于自然的。近代以降，哲学认识的重心则日渐转移到人——开始是人的意识、精神层面，尔后则是人、人的存在本身。
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曾对西方近代以前哲学史发展的重心的迁移作过明晰的描述。他认为：古代世界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实体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是一种“抽象主体性”；到了近代，在法国，“18世纪是和基督教精神相反的古代精神的复活”，但并没有克服实体与主体等矛盾的对立，而在德国，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原则则被在实践上发展到了最高点。〔2〕
恩格斯这一描述与黑格尔关于西方哲学发展的构思大体契合。按照黑格尔的总的观点，迄近代为止的欧洲哲学， 总体上是从本体（Ousia）、实体和实体性的本体论之理论，发展为纯粹自我意识、纯粹主体性之理论。〔3〕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哲学的重心又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总的说来是在人这一研究对象的自身内部发生的即由研究人的精神、意识的层面转到研究人的存在、人的整体。对人的精神、对“抽象主体性”的关注，曾支配了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思维。但是，早在1819年，叔本华就以其《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开始了哲学重心的变奏。他通过“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一命题表明了这一理解：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以透过主体为条件，也只对主体存在。因此，当斯宾格勒断言，“哲学的重心，已从抽象体系式转向于实践伦理式了，而我们西方的思想家，从叔本华以后，已从认知的问题，转向于生命的问题”，〔4〕他是有重大历史根据的。这一转折， 同样也发生在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中。费尔巴哈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修改为“我欲故我在”，〔5〕昭示了一种逾越“抽象主体性”的尝试， 但他仍然把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一箴言作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警言和主题，〔6〕表明他仍未彻底摆脱人的精神这一抽象主体性的纠缠与重负。与费尔巴哈比较，施蒂纳则表现出了更为敏锐的洞见，他以更切近当代的眼光校正了费尔巴哈的说法：“在我们时代的入口处铭刻着的不再是那阿波罗的‘认识你自己’，而是‘实现你自己的价值（Verwerte Dich）’！”〔7〕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不同，赫斯（Moses Hess ）在扬弃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径直诉诸人的行为、实践，从人的行动、实践来理解人的存在，他以“行动在思维之先”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提出根本性的诘问和质疑〔8〕， 从而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诞生。
由此可见，19世纪后哲学重心由人的精神、意识层面向人、人的存在本身的转向和过程实际上是沿两条路线进行的：其一，由叔本华通过返回古印度哲学所开启的路线，它后来通过唯意志论伸展到现象学、存在主义乃至现代解释学；其二，是在黑格尔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由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由费尔巴哈、赫斯、施蒂纳开启的路线，它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然而，总的说来，19世纪前后哲学重心的这种倾斜是在人、主体这一研究对象的自身之内发生的。因此，纵观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古代哲学以“实体”为中心的宇宙论、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可以归结为客体论思维方式，近代哲学以意识、精神为中心的认识论思维方式以及当代哲学以人本身、人的存在为中心的人本学思维方式则均可以归结为主体论的思维方式。
由古代的“实体”到近代以来的“主体”这种哲学的重心的迁移和主题的转换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9〕
因此，近代以降，哲学的重心是人或主体，哲学的时代主题是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而一切切近时代需要、对时代发展有真实意义和价值的哲学，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矛盾的认知和揭示，都是有关这一矛盾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即使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在本质上并未有任何改变，反而日益昭著。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伴随国际资本的扩展及其带来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普遍化，以及科学技术力量的迅猛增强，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更加突出了，而自然的界限压在人们的视界中无可逆转的迅疾消退。
总括而论，主、客体矛盾所以成为近代特别是当代哲学的时代主题和中心点，其根源在于近代工业出现以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及其引起的人与外部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空前广泛、深刻的相互作用。近代工业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只是到了近代工业社会，人的实践活动才在总体上开始成为真正的支配自然力的那种活动，而人才成为真正的主体。近代工业社会开创了这样一个人类史上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历史只有在对主体的思维中才能被自觉地创造。”〔10〕
主、客体矛盾的突出，并不贬低、抹煞和否定思维与存在以及个别与一般、个体与类、存在与本质等其它诸哲学基本范畴的地位和意义。恩格斯曾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规定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一人们认识活动中的基本矛盾给予了充分揭示和高度注意。但是，必须加以明确，这只是从认识论角度所作出的一种特定概括，它并不能包摄和代替作为人们实践活动基本结构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反之亦然。从逻辑上把握，哲学对人同客观物质世界的描述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仅就人的精神、意识同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而言，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作为精神与肉体的统一整体、即具有意识的物质力量或实践力量的人同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而言，则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两对矛盾彼此交融，密不可分，但又各有其特定的领域和适用范围。因此，哲学研究重心和主题向主体、向主客体关系的转移，并不排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认识论领域中所享有的独特地位，相反，它将为人们认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提供新的视点和维度，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主体之光”所照亮，得以展现出它所未曾充分展示过的多方面的丰富蕴含。
二
近代以降，哲学的一个重大趋向是哲学的科学化，这一方面表现在实证科学同哲学的分离，一方面表现在哲学对客观性、实证性等科学观念、科学精神的认同和追求。当代哲学不断受到诘问的问题是：哲学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或者，哲学的科学化是合理的吗？如果是合理的，它在什么限度内是合理的？能否建立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
恩格斯全部哲学理论活动的主旨之一就是致力于哲学的科学化。他认为哲学应该而且必须以现实的科学、实证的科学为基础，体现科学的精神，成为科学的哲学。他在阐释由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新哲学时强调：“现代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11〕
恩格斯强调哲学的科学化，其针对性是传统哲学的非科学性，即传统哲学的作为知识总汇的“科学的科学”性质以及臆造、玄想的思辩倾向。在人类相当长的认识史中，哲学是关于世界全部知识的总汇，而科学知识则是在这种作为科学之母的哲学的怀抱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甚至直到17世纪，哲学家们还坚持为整体世界描绘总的图画，创制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并且不可避免地去“用理想的联系、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12〕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近代科学的系统形成和迅疾发展，有关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知识脱离哲学的母体而转归到有关的专门知识领域，这种传统的哲学就终结了。恩格斯总结说：“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13〕
可以说，传统哲学这种内容上的分化，反映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大进展及其引起的文化的根本变迁。恩格斯的“科学的哲学”的主张自觉地适应了近代人类认识和文化精神的发展趋向。
同时，还必须看到，传统哲学中的实证知识被归入到有关自然与历史具体实证科学，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全部个别科学取代哲学，也不意味着哲学可以归结为一种特殊的实证科学或实证科学的一个专门部门。早期实证主义哲学（特别是在孔德那里）适应近代科学的发展，力求把哲学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在一定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契合之处。但是，它只寻求现象间的所谓“不变的”、“相似的”联系，放弃对事物的本质、内因、动因的探究，把哲学仅限制在“完全实证的范围内”〔14〕，在实际上误解了哲学的本质，把哲学变成了具体的、特殊的实证知识和实证科学，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异的。显然，哲学虽具有科学特点，与各门具体实证科学有一致性，但因其抽象程度等与具体实证科学不同，不能与具体实证科学相并列。
恩格斯在致力哲学的科学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忽视哲学的特殊本性以及它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职能。值得注意的是，还是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先验论时，也指责了杜林企图“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把经济和社会规律归结为自然规律以及追求“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的实证主义倾向，宣布了“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对于哲学特别是对于辩证思维的无效。〔15〕这样，恩格斯的哲学科学化思想虽然包含实证性因素，但毕竟仍与实证主义持有距离。黑格尔曾把哲学定位于纯形而上与纯经验两个领域之间，认为“哲学既不是经验主义的，也不能是形而上学的，而应当根据精神从自身向自己活动体系的内在必然发展，来考察精神这一概念。”〔16〕恩格斯显然直接承继了黑格尔的见解。还应指出的是，一百年后，当代某些哲学家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几乎又重述了恩格斯的论断。如伽达默就认为，“哲学理应被称为科学的，因为尽管它与实证科学有着各种差异，它对实证科学仍然具有一种切近的联系”。同时，“显然，我们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不是以所谓实证科学方式存在的科学。哲学并不是拥有一批并列于其他科学的规范研究领域的实证材料，可以据之进行单独研究，因为哲学必须研究整体。……因此，它就不是我们以一种科学方式能够认识的东西。”〔17〕
事实上，具体科学从哲学中的分化减轻了哲学的重负，制止了哲学的臆造、玄想和思辩，为哲学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与此同时，也促进了科学观念、科学精神的普遍化及其对哲学独特本性的过深浸染和消解。如果说，在近代，确立哲学的科学特性成为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那末，在当代，克服和摆脱科学独断论的束缚，注重和揭示哲学的非科学性质，则愈益成为哲学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和任务。
哲学具有科学性与非科学性双重性格。后者表现在：（1 ）超验性质。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属纯思的领域，它是一种思辩的思维，其所特有的普遍形式是思辩意义的概念。〔18〕（2）主体性质。 哲学作为人的运思、包摄对人的存在、人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和领悟。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哲学不是……没有主体的纯活动……，它是人的主体的行为。因此，它也必然毫无肢解地包含和表达这一主体的本质。”〔19〕（3）伦理性质。哲学要体现主体的价值取向， 把价值论渗透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它通过对道德的涵盖和统摄而与宗教、神学相通。（4）意识形态性质。 哲学与科学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哲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而科学的相当一部分则是非意识形态的。（5 ）非理性性质。哲学包含非理性因素。哲学当然不可能归结为纯粹的非理性主义，否则，它就跨入了信仰领域。但是哲学也不可能归结为纯粹的理性主义，因为脱离非理性的理性只能是“计算理性——计算机”。（6 ）审美性质。黑格尔已经充分认识到：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因此，精神哲学是一种审美的哲学，而哲学家必须和诗人有同等的审美力。等等。
哲学的这种双重性归根到底源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双重本性。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一方面受制于自然，以自然为前提，另一方面则不断努力驾驭自然，把自然人性化，使其由“无机的自在之物”变成“无机的为我之物”。因而，人的实践活动就其本性来说始终是客观性与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现实性与理想性、适存性与超越性等的统一。因而，哲学的双重本性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双重本性的观念形态的反映和表述，而有关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论争，则透过哲学的双重本性反映了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双重本性的不同认知。
三
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势必影响到哲学的地位和作用。其实，尽管科学与哲学的发展有着一致的方面，但是，它们之间的摩擦、对立无疑始终是存在的。
在古代，科学与哲学结为一体，尚未分化。它们的矛盾虽已存在，但其复杂的关系尚未显露。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矛盾的胚胎。亚氏把神学和科学分别作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统一于哲学之中，试图借助哲学中的神学部分把哲学与科学区分开，以此来解决哲学与科学的矛盾。但是，由于神学和科学的这种统一是外在的，因此，如果分别来看，当亚氏把哲学归入知识范畴时，则混淆了哲学与科学的界限，而当他把哲学提升为神的理论时，则又抹煞了哲学与神学的区别。这样，哲学与科学的矛盾实际上并没有被真正扬弃，而只是在哲学概念下潜藏起来，采取了两极互补的方式。
近代以降，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两者形成了明显的冲突。从17世纪始，面对科学的分化和发展，哲学不仅再无法沉湎于古代黄金时期“科学之科学”的美梦，而且不得不开始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寻找证明，以及不得不在对科学的防卫中构建自身。
恩格斯生前十分关注哲学的地位及其变化。恩格斯在世时，科学同哲学的分离还尚未完成，作为“科学的科学”的体系式哲学仍有相当的影响。因此，限于当时的这种历史条件，恩格斯不可能完全预料和足够估价科学的分化给哲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更为深刻的后果。另外，理论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对理论思维、特别是对辩证思维的需求，工人运动对优秀哲学传统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继承，等等，也使恩格斯有理由确信哲学将继续保持其几乎一向享有的某种殊荣地位。但即使如此，哲学发展中已萌发出来的实证主义的倾向，一些自然科学家对哲学理论思维的疏远乃至轻蔑，显然也使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在科学与哲学分化的过程中哲学所面临的某种失落与危机。有鉴于此，恩格斯在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成果、建构和完善“辩证的自然观”的过程中，对在自然科学家中间盛行起来的抛弃、蔑视哲学理论思维的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把自己的有关见解凝结在这样一个著名论断中：一个民族要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不能站到科学的最高峰，〔20〕这在哲学愈益科学化的时代仍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揭示。
在当代，哲学与科学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化了，乃至成为当代文化矛盾与冲突的集中表征。当代文化矛盾与冲突的实质是以工业、科技和市场经济等为特征的物质文明同以人文精神、道德理想和终极价值关怀等为特征的精神文化的对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这一对立已获得较为充分的表现和显露：人凭借现代科技力量取得了对自然的支配地位，自然却日益同人相异化而昭示为“生态危机”；人对人的统治并未随着人对自然的支配的日益增长而消除，相反，伴随人日益在更大程度上支配自然，人日益在更大程度上成为自己创造的庞大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奴隶；对通过现代技术所获得的惊人的舒适生活条件的享用和对不断增加的社会财富的占有，是以从根本上放弃和人的全部活动能力相关的独立性和自由为代价的；人愈益变成单纯的物，而为物质的、经济的、技术的和政治的等等力量忽视、排挤、占有和超越；人的生命本能严重衰退；文化、人文科学沦为科学独断论的牺牲品，不再有任何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如此等等。
这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剧烈冲突的事实作为时代的一个突出标志，在西方思想特别是哲学意识中有鲜明的反映，故而成为西方有洞察力的思想家的一个共识。从尼采的“上帝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文化的没落”，到胡塞尔的“欧洲人性的危机”和海德格的“存在的遗忘”，等等，均无外乎是对这种空前的人类文化变异的体察、揭示和描述。
作为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突出范例，在中国，伴随现代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也在加速完成其嬗变与转型期。文化的不同结构与层次急剧分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专业文化与大众文化等诸种文化矛盾日渐突出。计划体制下的僵化的文化观念及其独断统治已被打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繁盛起来的大众文化正在日趋进入文化中心和占居文化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专业文化、人文文化也在开始隐退、逊位。对人的生存的眷注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受到冲击，文化日益被普遍地商业化、市场化、功利化和消费化。解决诸种文化矛盾、冲突，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紧迫的重大课题。
显然，在科学已获取独断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已接近完成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文化灵魂的哲学的地位、作用不能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人文文化的失落与逊位使哲学失去了一个稳固的支撑点。与此同时，科学与科学文化的扩张和侵润，也使哲学日渐消解在工具化的科学之中。大众文化的流行则使人们对哲学的关注局限在功利的应用层面。这样，传统意义的哲学临近了终结的尾声。这一终结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确如海德格在30年前就已断言过的，意味着“安置科技世界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秩序的胜利”，意味着“基于西方思想的世界文明的开端”。〔21〕
但是，显然，传统意义的哲学的终结并不等于哲学运思方式的中止。事实上，无论科学怎样发展，作用如何增强，也都有其无法超越的界限：科学不能解决对普遍性的问题的探寻，科学不能满足人类理性对统一性的要求，科学也不能帮助人们达到他们对世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然而，正是对超验性的探寻、对统一性的需求以及对意义的诘问构成哲学运思的根本对象和课题，从而也构成哲学存在的基本根据。而且，现代社会越是不断追求新的信息，追求科技成果所带来的物质财富，追随市场经济取向，追随时髦潮流、时尚，从而变得无法确认自己的存在，也就越是需要哲学运思的定向，需要哲学运思的高瞻与远瞩。
可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上，科学终结了以往的哲学的地位和作用。但并没有结终哲学的地位和作用；终结了以往的哲学，但并没有终结哲学。
归结起来，哲学的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其终极原因可以追溯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而直接原因却在于：由于有关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对自然的认知与对历史的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真理性与价值性、客体取向与主体取向等等由哲学之内的统一变成了哲学外部的对立，科学理性脱离了价值目标的统摄与立法。这样，就留给哲学一项根本性的工作：作为必要的纽带与媒介，把这外在对立的双方紧密地联结起来，使其彼此协调，相互制约。
这是一项单纯的任务，然而却又是一项艰巨的、需要持久不懈和作出坚韧努力的任务。哲学能够承担和完成这一任务吗？这归根到底要由实践的发展作出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哲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是不会完全徒劳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2、657—658页。
〔3〕参阅Klaus Dusing为其《黑格尔与哲学史——古代、 近代的本体论与辩证法》（Hegel Und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Ontologie U.Dialektik In Antike U.Neuzeit）一书的中译本所撰的“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4〕Oswald Spengler,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VerlagC.H.Beck,Munchen,1980,S.32.
〔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中文本）上卷，第591页。
〔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6页。
〔7〕Max Stirner:Der Einzige upd sein Eingentum,Stuttgart,1981,S.353.
〔8〕Moses Heb,Phiosophische und Sozialische Schriften,1837—1850,Herg.V.A.Cornu und W.Monke,Akademie-Verlag,Berlin,1961,S.21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8页。
〔10〕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华夏出版社版， 第33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34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
〔14〕Auguste Comet,Cours de Philsophie Positive,T.I.Paris,1907.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190、124、130页。
〔16〕《黑格尔手稿》，1789年，第252页。 转引罗克《黑格尔的生平和创作》（中译本）第17页。
〔17〕《科学时代的理性》（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页。
〔18〕参阅《小逻辑》（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48、49页。黑格尔赋予“思辩”（Spekulation）概念以辩证的含义， 但并没有排出其原有的、传统的“纯思”这一蕴涵。
〔19〕L.Feuerbach,Gesammelte Werke,Herg. V. WernerSchuffenhauer,Bd.9,Berlin,1982,S.337—338.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
〔21〕M.Heidegger,Zur Sache des Denkens,M. NiemeyerVerlag,Tubingen,1976,S.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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