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叙事、知识话语与历史启蒙——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史的重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重写论文,文学史论文,话语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988年，《黄河》杂志刊登了李劼的长文《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该文的副标题是“兼与李泽厚和诸青年同行商榷”，其批评和论争的矛头直接指向1985年前后李泽厚、钱理群、陈思和等人提出的现代文学史重写的叙述框架，认为后者根本的思路是具有“思想史意识”的文学史框架。的确，以“世界文学”、“现代化启蒙”、“改造民族灵魂”、“悲凉”为基调的现代美感特征为关键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背后所关联的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问题，这与李泽厚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所展示的六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化历程”是一致的。虽然两者的论述对象有些差异，前者集中描述的是文学的总体特征，后者则偏重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心态史，但两者在叙述框架上是非常接近的，即都跳出了“革命政治史”的叙述，采用“二十世纪”的整体观念和王富仁所说的“思想革命史”的叙述，来完成对“革命”所排斥的“资产阶级”部分的正名。通读两篇文章，我们会发现两者在叙述策略、表现的主题等方面都有着相似性。
首先，两者对“叙述策略”的描述，都将现代文学的开端，从原来的“五四”提前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晚清，从而以“现代化”的思路将整个二十世纪贯穿起来：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①
这里的近现代文艺显然不可能是全面的论述，而只是片面的印象。它之所以是近现代，也正因为它以知识分子心态变异为历程，其起点得追溯到二十世纪初，而不直接以五四新文学为开端。②
其实这种思路来源于列文森的传统/现代转换的历史叙事，也就是从“古典世界”向“现代世界”的转换。列文森分析了传统儒家面对西方现代化的挑战，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的今文经学对现实的应对，认为这种转变促使了中国儒家世界的衰微，也促使现代世界的兴起。这部分别于1958、1964、1965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儒教国家及其现代命运》，正是以这样一种视角解释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命运，这与李泽厚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诸学者所持的观点几乎相同。这种思路对于1980年代中国的意义，恰恰在于摆脱革命叙事而重回晚清以来的“现代化”道路，无论是李泽厚的《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都表现为这样一种启蒙的“现代化叙事”，这是80年代现代文学史重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从发表的时间来看，钱理群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发表在前，而李文在后。作为“主打产品”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草稿”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都发表于1986年之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响应，被看作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的成形。李泽厚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则发表在1987年第4期的《黄河》杂志上，因而无论是从发表的时间还是内容、叙述策略和主题上来看，李泽厚一文都有效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嫌疑。但仔细分析《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的行文脉络，就会发现，该文其实是他写于1978年的《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一文的扩充。这篇文章最早于1979年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第一辑上，后收录在当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两书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流传甚广，因此不难推测，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等学者应该熟识这篇文章。仅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所论证的现代文学总体性特征来看，与《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是相同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实际上是受到了李泽厚的影响。
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的后记中，李泽厚曾交代这本书的思路原本是打算续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主题，讲述中国六代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心路历程，探讨其由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方面构成的历史性格，考察知识分子“如何能从传统中转化出来，用创造性的历史工作，把中国真正引向世界”：
这本书打算讲的一个中心主题，是中国近现代六代知识分子（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这问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提出过，原来想在本书中再做些论述。③
“近现代六代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李泽厚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一文的结尾处提出的，他说鲁迅曾计划写作一部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即章太炎一代，“这一代是封建末代知识分子，其中的少数先进者参加（或受影响，下同）了戊戌，领导了辛亥”，鲁迅一代，“这一代的先进者参加了辛亥，领导了五四”④，再加上五四一代和抗战一代，构成鲁迅所要描述的“四代知识分子”。李泽厚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六代知识分子”的描述框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这个目标虽然未能完全实现，但《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基本上贯穿了这一思路，从文艺的角度梳理了六代知识分子的“通过传统转换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对《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一文的扩展。
仔细对照《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两者的相似程度非常惊人，表现在论述的框架、观点和主题等方面。《略论》讨论的“二十世纪”的整体思路、“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脉络、“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的特征、“农民与知识分子”的两大主题等，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主要内容；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所着重强调的“悲凉”的现代美感特征，也与李泽厚将鲁迅的审美特征概括为“沉重、悲凉、孤独、抑郁”有着极为相似的相关性。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的开篇，作者明确地表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容和特征：
目前的基本构想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⑤
这样一个论述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一个总纲，接下来全文分五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借用了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论证了“世界文学”的形成和存在的可能和现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正是这一背景下，在民族抗争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世界文学的一环存在着。文章论证了这一“无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的历史机制中的历史逻辑，即从鸦片战争开始，传统的古典世界在“西方的冲击下”面临着自身的转换，经过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维新派、太平天国等政治运动的努力与挫折，最终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完成了这一转换的“断裂”。这一思路在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多有论述，尤其是《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论严复》、《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论孙中山的思想》等篇章中。而写于这之后的《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也一贯地延续着传统/现代转换的思路，在文章的结尾处，通过对六代知识分子的变革历程，概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整体轮廓，即从“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走向世界的现代化社会。
李泽厚在1978年的这种对历史的解释和现代化的构想，可以说远远超出了当时现代文学界的理解和构想，无疑也为现代文学试图从党史的革命叙事中摆脱出来的目标，提供了一条可供操作的历史路径。不难看出，文学和历史两个维度构成了现代文学书写最重要的内核，而李泽厚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以“思想”的形式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并达到了“历史改写”的目的，这样一种“改写”背后所包含的政治策略也与现代文学研究一致，在这种意义上，1985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可以说是具体地“执行”了李泽厚的思想。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二部分所论证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启蒙主题，恰恰是通过鲁迅来提出的，其中的论述也与李泽厚的鲁迅阐释多有重合之处，李泽厚也明确提出了以“改造国民性”为总体特征的启蒙主题：
鲁迅这时对改变国民性问题的答案，已落实在对各种社会现象和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揭露和猛烈批判上。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封建主义……鲁迅当时的杂文和小说都是围绕着反封建的启蒙而展开的。⑥
李泽厚在启蒙主题的基础上，也总结了农民与知识分子构成了鲁迅写作的两大基本主题：知识分子问题“与农民问题同成为鲁迅作品的两大基本主题。这也是中国近代两大历史课题”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对这一主题的阐释基本上是与李泽厚一致的，只不过更加偏重文学自身的特质：
与“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相联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两类形象始终受到密切的关注：农民与知识分子。在这两类形象之间，总主题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变奏和展开：灵魂的沟通，灵魂的震醒，灵魂的高大与渺小，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等等。⑧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第三个重要的主题：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是在“改造国民灵魂”的启蒙主题上进一步提出的：“在一个古老民族在现代争取新生、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是真挚的文学、热情的文学、沉痛的文学。顺理成章地，一种根源于民族危机感的‘焦灼’，便成为笼罩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⑨ 这种将文学放在与社会变革、历史革新、政治模式和日常生活结构的转换等关系中考察，其实都是源于思想史的思路，它背后带有着强烈的历史观念的印记，李泽厚也正是在这意义上，论及了鲁迅的美学意义：
极强烈的情感包裹在沉淀在极严峻冷峻的写实中，出之以中国气派的简洁凝练，构成了鲁迅前期作品特有的美学风格。它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艰难和知识分子选择道路的艰难。这两个问题是极为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意境。鲁迅前期作品和思想中的沉重、悲凉、孤独、抑郁，简单地一律看成消极的东西，低估它们的思想价值和美学意义，是不符合事实的。⑩
如果把李泽厚的论断扩展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李泽厚那里，这种体认到历史断裂艰难进程的“沉重、悲凉”的美学风格，不仅仅是局限在鲁迅一人的，而是凝聚着二十世纪启蒙的整体特征。李泽厚强调：“这种启蒙至今不失去它的深刻意义，中国革命将是一个漫长的革命。‘四人帮’打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要求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开倒车，退到封建时代去，他们还是通过知识分子为其鸣锣开道，不就是惊心动魄发人深省的现代历史的一幕么？”(11) 这种启蒙视角的“悲凉”美学实际上与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所论证的现代文学“悲凉”为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是内在相通的。
如此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三个最重要的主题，李泽厚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论述，这种论述也影响了现代文学史重写的构想。众所周知，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具有着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特征，这些主题他在其他的几本书中也都论述过，根源于他依据“左翼政治”而发展出的另一种“现代化叙事”。与钱理群等人稍有不同的是，李泽厚的侧重点在于启蒙和现代化本身，在于通过对“历史的重写”而重新阐释一条不同于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道路，钱理群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依托于这样一种文化政治的叙述，历史性地改变了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而成为王晓明所说的，还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导范式”。
二、《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与“重写文学史”
80年代现代文学史重写的另一个重要构想是，王晓明和陈思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在1985年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之后，王晓明和陈思和才开始酝酿“重写文学史”的构想，据当事人的回忆，这种构想是受到了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震动”。王晓明曾多次撰文高度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开创性和主导型的作用，从学科的角度来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所圈定和整合的历史框架及其内在的价值标准，都与作为党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史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其具体的展开和落实，在1985年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构想和策划，从这个意义上讲，1988年春天《上海文学》“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开设，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继续和在个案上的落实。
陈思和将“重写文学史”定位为，在文学史整体观念提出之后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即表明了“重写”是一个整体框架里的重写，也显示出“重写”是一种“去政治化”意义上的重写，对“种种非文学观点”，也就是政治化观点的消解和“拨乱反正”。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策略和历史重写的具体要求。在此意义上，1985年的“创新座谈会”上提出的文学整体观，包括陈思和自己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其实都受到了李泽厚的影响。陈思和在最近的访谈中曾明确地谈及：“李泽厚当时有本书《近代思想史论》，这本书影响非常大，《近代思想史论》后面有个后记，他就写了六代知识分子相互交替的现象，我当时完全受他的影响，我就想把李泽厚的这个六代知识分子的观点移植到文学史上面，写六代作家的演变。”(12)
“重写”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以革命叙事为主导的左翼政治和文学历史，在1980年代全社会对“左”的错误进行清算的背景下，到1985年，现代文学研究对“左”的批判日益集中在几个关键词上——革命的中心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日常生活和文学的政治化、反个人主义的历史逻辑、全能主义的政治框架以及这些关键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构成了“重写文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背后的思想史逻辑和共同的价值判断基础，“五四”所具有的启蒙、自由主义和现代化的历史品格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构造和挖掘出来的，正如陈思和所明确阐明的：
我们和老钱他们都认为“五四”文学肯定比当代好，我们的基本描述就是把它连在一起对比着看，然后看出1949年以后的文学如何被政治权力控制，堕落为政治工具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基本思路。(13)
这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对革命话语的解构是一致的。但我们看到，李泽厚和钱理群、王晓明等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反对的“革命主题”，与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复杂的态势和所处理的纠结的历史问题的开阔度相比，显然是相对“狭隘”的多，革命在这里被指认为“专政”、“军事斗争”、“大一统”的思想形式、“封建主义”的残余等等，这样的指认，也就将其对立面“五四”置于绝对正确的一面，通过“五四”的科学、民主的现代化主张，终结了“革命”。这种对“革命叙事”的拒绝，其前提是对进入“世界历史”的现代性叙事的想象和政治化建构。它以“五四”为原点，以西方现代化图景为模板，在革命话语之外重构民族国家走向富强、繁荣的历史道路，其政治图景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其经济图景则是采用货币资本增殖的自由贸易形式，将物质、劳动力财富转变为货币财富，从而创造一个“富裕、充实、进步”的“生活”。这在80年代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魅惑，一个乐观的历史乌托邦。“文革”所强加给这代人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所带来的“饥饿感”，塑造出一种实用主义的历史想象，再加上这代人被革命话语所培养出来的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念，以“五四”为核心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想象，实际上是一种“西方化”的想象，它关联着李泽厚和钱理群等现代文学研究的“世界”观念的问题。英国哲学家梅格纳德·德赛在总结二十世纪时，认为二十世纪是从一战开始到一九八九年结束，将其称之为“短暂的二十世纪”(14)，而李泽厚以及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世界”观念，是在解构德赛所说的这样一个“革命世纪”基础上，反向地“构造”出了一个“漫长的二十世纪”和“重写”二十世纪历史的运动。这些也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论”和“重写文学史”的思想逻辑，其“重写”实践，诸如《论丁玲的小说创作》、《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柳青现象”的启示》、《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等篇章，就是在这一思想逻辑下展开的。
在这个意义上，旷新年所说的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构成了“重写文学史”的纲领性文献，所切中的恰恰是“重写”对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左翼思想和社会实践的消解，也就是在将左翼文学逐出历史的同时，以“启蒙”和“现代化”的视角确立了一套“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和价值观念。这样一种叙事和价值认同，在旷新年看来，并不是“把文学史还给文学”那样简单，而是由李泽厚的哲学思想所输出的价值观念来帮助完成的：
重写历史的思潮不仅局限于文学领域，“重写文学史”不是简单地“把文学史还给文学”，事实上，“重写文学史”反而是政治、思想、文化诸变化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文学史的重写是由于外部的力量所引起的。李泽厚于1986年发表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构成了1980年代重写实践的纲领性文献。(15)
旷新年的论述思路，同“重写文学史”一样采用了二元对立的视角，将“重写文学史”的现代化思路与《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进步主义的主张对立起来，前者在对后者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坐标和阐释结构：
李泽厚在将中国现代历史主题进行这种二元对立的划分的同时，也将“启蒙”和“救亡”（革命）重新进行了等级区分，即“现代”和“传统”的对立。他认为只有完成启蒙，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现代化”。因而，现代中国的历史图景，与1950年代的主流历史观点相比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和“学科的重建”并非简单地延续“文化大革命”前的模式，而是以“启蒙/救亡”的论述方式，对文学史进行了新一轮的改写。这也正是“重写文学史”的含义。(16)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今天看来“重写文学史”所依赖的价值标准和历史尺度，已经耗尽了其自身的价值信用和历史能量，用旷新年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故事来征服和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实践已经丧失了其神秘性、吸引力和想像力”(17)，但如果我们报之以同情之理解的眼光，就会发现其信用和价值的耗尽，正是其在与政治博弈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如旷新年所说“重写文学史”的“纯文学”标准、“审美叙事”和“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故事，并非是简单地在文学这一层面发生的。对于这一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毛泽东的著作以及鲁迅的著作长大的”(18) 的学者而言，文学始终是与社会改造，与国家、民族、历史联结在一起的，因此80年代的“重写”所反抗的恰恰是那种将阶级、革命和民族、国家、历史、文学联结在一起的“思想成规”，这种反抗无论怎样激进，都是在这一“思想成规”内部发生和完成的。
正是这种“内部的突围”才促成了“重写文学史”与李泽厚的“同谋”，《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对“救亡的意识形态”批判，仍带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立足于“封建主义复辟”、“农民文化心理”和“前现代”等反思视角的批判，其实在纠缠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现代文学重写与李泽厚达成了历史的默契和一致。李泽厚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动力和历史阐释的合法性，它奠定了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逻辑和价值系统，使得80年代在构建现代文学学科之时，迅速地实现了两个时代的倒置，80年代在这意义上成为“过渡的80年代”，“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携带着来自历史深处的遗留问题，在“当下性”的启发下参与了这一过渡的形成，正如程光炜所说：“即使它们批评或研究的是当前的对象，这种对象也来自历史的深处，携带着历史的遗留问题，更多时候这些问题还表现为当下历史的替身。”(19) 80年代现代文学作为“当下历史”的构建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扮演了这种“替身”的角色。
三、“重写”的历史机制
尽管我们可以把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史重写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社会思潮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但事实上80年代现代文学重写更多地借助文学的名义，而完成了对这一“告别革命”思潮的参与，其背后的预设：现代性叙事、知识话语和历史启蒙，所具体针对的就是十七年以来的革命叙述话语及其历史实践。那么，这种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决定了其与李泽厚复杂的缠绕关系，在整个80年代的历史机制中来看，两者复杂关系在于几条历史线索的合流：
其一是以“民主”、“科学”为历史表征的“五四”的现代化叙事线索。在80年代这条“五四”的线索其实经过再确认和历史的再阐释，从而修改了原有的“认识性装置”，以符合80年代“文化政治”的“寓言化”历史策略，80年代的“五四之争”的多重解释所塑造的“多重五四”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文化政治”的观念博弈。无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五四”观，还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解放”意义上的“五四”观，或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断裂论”的“五四”评价，或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启蒙五四”，其重点并不在于对历史的客观认知和评价，而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介入和干预。从历史的效应的角度来看，李泽厚的历史逻辑尽管遭到了辩论对手的辩驳和质疑，但无疑构成了80年代的历史文化逻辑的最为重要的一环，对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其中“改造民族灵魂”的思想启蒙主题，成为现代文学建制的主导观念：“作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所特有的思想启蒙性质，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它不但决定着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引发出现代文学的基本矛盾，推动着现代文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在文学题材、主题、创作方法、文学形式、文学风格上的基本特点。”(20) 这样以“革命”的标准来衡量历史和作家作品的线索就失去了历史的合法性。
二是50—70年代社会主义观念及其历史衍生物。主要的观念有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国家观念，以及在实际运作上包含的国家统治权和文化、道德领导权，后者规定了文学与政治的从属与支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学承担着对社会主义合法性的证明，对政治敌人的批判，以及对“工农兵及其干部”等社会主义主体的塑造，在这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是依据“革命话语”来构建的。正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中所说：“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21)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学标准，也是以明确的“政治性”来判断的。在50—70年代这条历史线索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它构成了80年代现代文学的历史对手和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物，也就是将文学从政治的附属关系中剥离出来恢复文学自身。
三是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所生成的发展主义的历史线索，这条线索是通过对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自我革新来实现的，它所表达的是整个民族进入历史和世界共同体的渴望，而诉诸现代化的历史想象和历史规划，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80年代的现代化方案被邓小平集中表述为“三步走”的战略，与80年代社会文化、心理空间的普遍价值判断和基本情绪对照，背后都有着民族主义的焦虑：“80年代，有一种普遍的民族主义的焦虑，比如提出中国人有没有生存权，会不会被开出球籍的讨论。”(22) 80年代有两本讨论全球化的书对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两本书在风靡世界的同时，也席卷了中国。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本就是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甚至将这两本书作为司局级干部的必读之书”(23)。“中国领导人对《大趋势》产生兴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此书给那些提倡经济改革的人提供了一件最有力的武器。整个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互相依赖，在一个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继续孤立或自给自足。而中国呢？这些人说，中国恰逢一个世界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用奈斯比特的话来说，这个行星正在变成一个地球经济村”(24)。因而在这条历史线索上，伴随着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决断和历史想象，80年代的现代文学则以“文学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方式切入了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想象和政治规划。
三条历史线索的合流使得80年代的现代文学重写在寻找历史平衡点的过程中，必然会以一种“思想史”的思路来寻求对历史的整合和对文学观念的再确认，因而在这样的语境对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重写关系的梳理与阐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李泽厚与80年代现代文学面对的共同历史对手正是50—70年代社会主义观念及其历史衍生物，80年代现代文学在借用李泽厚对50—70年代社会主义观念及其历史衍生物解构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文学特定的文学观念和历史叙事，这也使得80年代的现代文学表现为“去左翼化”和“去革命化”的历史特征，最明显的个案表现为“重写文学史”对“左翼文学”的清理。
二、80年代现代文学对李泽厚思想资源的借用表现出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其论题和思想建构的方式都是从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其历史衍生物中断裂出来的，在对李泽厚的思想发展历程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而50—70年代的现代文学被压抑的历史，在80年代形成强大的历史反弹力的同时，也为这种历史断裂提供了可资操作的历史向度，李泽厚的思想资源则充当了解决这个“历史遗留物”之间的爆破点和加速器。
三、两者在完成历史叙事的同时也共同塑造80年代的历史文化逻辑，也就是使得80年代呈现为“作为过渡的80年代”的历史特征，这要是在对50—70年代解构的意义上来讲的，同时也结合80年代为90年代转型所提供的历史推动力和断裂的元素来比较，这种“过渡”的意义在于斩断了“革命话语”对当代生活和社会进程的进入与干预，在众多的历史可能性当中，塑造了一种有限的历史维度，这也使得现代文学在“学术化”和知识面目下变得“僵化”，正如赵园所反思的：“‘学术化’似乎不应成为遁词或借口，尤其不应用来掩盖思想力的贫弱，掩盖对‘重大问题’（上述问题都堪称‘重大’）的缺乏反应能力。在我看来，上述现象证明着的，正是‘学术’的贫困。我怕有一天，这学科会成为一个看似‘自足’的学术沙龙，因自言自语而沾沾自喜，在与外界缺乏‘交换’的封闭状态中自我消磨。”(25) 这种“封闭状态”和“自我消磨”的主要表现是从“公共话语”中退出，“90年代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它从全社会的‘公共空间’重新退缩到‘学科内部’。像文学在90年代的边缘化命运一样，现代文学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新‘公共话语’的挤压下，退到人文社会学科的边缘地带已经是一个毋须回避的事实”(26)。
注释：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1页。
② 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③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后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④⑥⑦⑩(11)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中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51、433、445、447、450页。
⑤⑧⑨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12、19、20页。
(12)(13) 陈思和、杨庆祥：《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陈思和访谈录》，见《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
(14) 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汪澄清译，郑一明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15)(16) 旷新年：《寻找“当代文学》，刊于《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17) 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刊于《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18) 钱理群：《坚守我们的信仰，在今天的中国》，《生命的沉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0页。
(19) 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见《文学史的兴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20)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一版绪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1)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48页。
(22) 陈来：《关于民族主义》，刊于《群言》，2003年第1期。
(23) 吴伟：《奈斯比特与中国大趋势》，刊于《光明日报》，2009年5月2日。
(24) 潘林：《小康寻梦——一个英籍华人谈中国改革》，黄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25) 赵园：《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26) 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的“五四”——我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兼谈其“当下性”的问题》，刊于《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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