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出境旅游超前发展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超前论文,中国论文,出境旅游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2006年，笔者提出中国出境旅游超前发展的问题[1]，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文章认为，中国出境旅游并未超前发展[2]，中国出境旅游消费也未造成内需“漏出”[3]，因此在政策选择上，无需抑制。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出境旅游是否超前发展认识不一，然而有一点认识是一致的，出境旅游的政策固然对出境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经济基础才是决定出境旅游是否快速增长的关键，因此，对出境旅游是否超前发展的分析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背景研究之上。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出境旅游需求将大大增加”。[4]这种说法流传甚广，被广泛引用，不胜枚举。甚至有学者写道：“据世界旅游组织分析，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年收入达到800美元时就可以发展出境旅游了……超过1000美元时居民将产生出境旅游动机。”[5]笔者认真查找了上述被广泛引用的说法，但并未找到相关严谨论证的研究。有学者用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境旅游发展阶段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作为案例印证了这一结论[6]。2011年，有学者对日本20世纪60年代出境旅游进行分析，得出人均GDP 2000～4000美元是出境旅游爆发的阈值的结论[7]。但上述分析均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等相关因素，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与2000年以后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性，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出境旅游是否符合经济发展水平。2011年，有学者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出境旅游爆发阶段的分析，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该阈值相当于2008年人均GDP 26000美元的水平[8]。但由于美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极大，是否有可比性值得商榷。
因此，有必要对比分析相关国家和地区出境旅游爆发阶段的经济水平，以此为准绳来衡量中国的情况，判断中国出境旅游是否超前于经济发展阶段。
2 比较对象的选择
本文选取的比较对象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选择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比较对象具有充分理由。
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的文化背景相似。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曾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开放出境旅游的某一阶段，都曾产生过人均旅游花费较高，甚至一度达到世界第一的现象，这似乎与所谓“穷家富路”的传统观念不无关系。而本文希望探寻中国出境旅游发展的规律性，即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才会引发出境旅游的大发展。如果选择文化背景极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如何剔除文化差异的影响将非常困难，甚至可能得出荒唐的结论。
其次，如果选择发达国家对比不难发现，其出境旅游发展比较早，甚至是引领其他国家出境旅游的发展，这与后发展的国家情况完全不同。而本文选择的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日本经济虽然较早起飞，但是二战后，其经济一度非常落后，曾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在其追赶初始阶段，与中国经济发展某个阶段的情况非常类似。
再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起飞前，为了控制外汇储备，都曾限制公民的出境旅游，这与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相似。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开放出境旅游的初期，都曾产生了出境旅游大发展的现象，这也与中国开放出境旅游后的现象类似。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并没有对出境旅游进行严格的限制。
最后，在“亚洲四小龙”中，与中国文化更相似的还有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规模太小，而且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对外依存度极高，人们的出入境流动比例相对更高，这与我国经济起飞阶段的情况完全不同。故未选择其作为比较对象。
3 出境旅游的国际比较分析
3.1 人均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出境旅游将会出现几个发展的高潮阶段，本文更关注的是第一个高潮阶段的经济背景分析，这对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出境旅游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3.1.1 对日本的分析
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出境旅游人数高度相关，从1964年到2010年，日本人均GDP与出境旅游人数的相关系数高达0.9571。因此，在上述阶段，尽管出现了日元升值、国际油价波动等一系列重大变动，但日本出境旅游显然与自身经济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本文选择的国家和地区中，日本是第一个进入出境旅游高潮的。1964年，日本取消对海外旅行的限制，1965年出境旅游即增长了48%，并且这种高速度一直维持到1973年，1973年甚至在连续两年增长40%以上的基础上又增长了61%。从1965年到1973年的9年时间里，日本的出境旅游人数从18.5万人次，增长到1973年的224.8万人次，增长了12.15倍，年均增长高达36.64%(见表1)。
从表1可知，此阶段日本的人均GDP飞速增长，按照当年价格计算，从1965年的920美元，增长到1973年的3696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1965年的790美元，增长到1973年的3236美元。上述数字似乎可以支持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是出境旅游大发展第一阶段的观点。这种说法如果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定语或许是正确的。当把物价指数考虑在内，以2009年可比价格计算，此阶段日本的人均GDP则从1966年的6252美元，增长到1973年的17853美元；日本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则从5371美元增长到15630美元。
3.1.2 对韩国的分析
韩国出境旅游的发展也与经济发展高度正相关，1984年到2010年韩国出境旅游人数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9352。韩国于1989年取消对出境旅游的限制，当年出境旅游的人数较之前一年增长了67.3%，达到了121万人次。但是，韩国出境旅游快速发展则出现在更早的1987年。1987年韩国的人均GDP增长了23%，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4%，导致当年韩国出境旅游人数增长了12.21%(见表2)。也就是说，在取消限制前的种种困难条件下，韩国的出境旅游已经发生了两位数的增长，取消出境限制的确是出境旅游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仅仅当经济增长导致其出境旅游有效需求受到限制，出境旅游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态势前提下，政策的改变才成为出境旅游的阀门。
韩国出境旅游爆发式增长出现在1987年，从表2可知，从1987年到1996年的10年里，韩国出境旅游人数从1987年的51万人次，增长到1996年的465万人次，10年增长了8.12倍，年均增长达到27.84%。此阶段，按当年价格计算，韩国的人均GDP从1987年的4785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16139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090美元，增长到10994美元。按照2009年可比价格计算，韩国人均GDP则从1987年的9036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22096美元；同期，韩国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则从5834美元增长到15052美元。
3.1.3 对中国台湾的分析
中国台湾的出境旅游更是与经济发展高度正相关，台湾当局从1979年有条件地开放出境旅游，但是从1979年到1987年台湾的出境旅游并没有爆炸性的增长。在此阶段，台湾的出境旅游的确增长较快，年均增幅为11.3%，但并未出现超过20%的增长。政策的开放的确对台湾的出境旅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此阶段，按照2009年可比价格计算，1979年到1987年台湾的人均GDP从5716美元增长到10001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096美元增长到9054美元，从1979年到1986年尽管人均GDP年均增长高达42%，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高达23%，但是出境旅游年均增长仅为11.3%，大大低于经济水平的增长(见表3)。
而当1987年台湾当局有条件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出境旅游人数随即激增。台湾出境旅游增长的爆发正是产生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从1987年到1993年，台湾出境旅游人数从106万人次增长到465万人次，7年增长了3.4倍，年均增长27.99%。按当年价格计算，此阶段台湾人均GDP从1987年的5296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11034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7年的4808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9933美元。按照2009年可比价格计算，人均GDP则从1987年的10001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16386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9079美元增长到14751美元(见表3)。
3.1.4 对中国的分析
1997年3月，经国务院批复，国家旅游局、公安部联合发布了《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并于1997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中国出境旅游爆发式增长出现在次年——1998年至2004年的7年时间里，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从843万人次增长到2886万人次，7年时间里增长了3.43倍，年均增长22.78%，其中，2004年增长甚至达到42.87%的超高水平(见表4)；这个阶段中国公民因私出境增长更为迅速，年均增长达到38.97%，其中，2004年更是达到55.15%的超高速度①。
从出境旅游的数字看，似乎我们到了出境爆发阶段的经济水平，然而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比较却大相径庭。1998年至2004年，按当年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从817美元增长到1486美元；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按人口比例加权平均的居民个人收入，从1998年的393美元增长到682美元。以2009年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075美元，2004年为1687美元；而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98年仅仅为516美元，2004年也只有区区774美元(见表4)。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而人均收入距离1000美元还有很大的距离。
3.2 出境旅游人均花费的对比分析
3.2.1 对日本的分析
日本自1979年以来人均出境旅游花费大致在1000美元到2500美元之间，最低年份为1985年的972美元，最高年份为2003年的2563美元，平均为1780美元。日本出境旅游花费与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从没有超过20%，最高年份为17.07%(1979年)，最低年份为4.85%(2008年)，平均为7.71%(见表5)。
3.2.2 对韩国的分析
韩国1989年以来出境旅游人均花费为1500美元，最低年份为860美元(1998年)，最高年份为2144美元(1989年)，平均为1430美元。韩国出境旅游人均花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一度高达58%(1989年)，但此后一直下降，1993年以后从未超过20%，2003年以后基本都在10%以下，1989年以来平均为14.72%(见表5)。
3.2.3 对中国台湾的分析
1984年到2010年，台湾出境旅游花费在稳定下降，最高年份为2681美元(1984年)，最低年份为926美元(2002年)，平均为1523美元。台湾出境旅游人均花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一度非常高，在1984年曾达到93.66%，出境旅游花费几乎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此后逐步下降，1999年以后从未超过10%，平均为14.72%(见表5)。
3.2.4 对中国的对比分析
从正式公布的中国出境旅游花费总额与出境人数对比上看，中国的出境旅游人均花费似乎并不高，但是，由于我国出境旅游花费并非国家旅游局抽样调查统计，而是外汇管理局估算的，在国家对外汇严格控制的前提下，外汇管理局统计的出境旅游花费极为准确，但开放出境旅游后，特别是1997年以后被严重低估[9]。鉴于出境旅游花费统计系统误差的情况，中国出境旅游花费被严重低估，如200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出境总花费为298亿元，据此计算，人均花费仅为727美元/人②。但根据笔者的分析，中国出境旅游花费在2007年大约是1775美元[10]，中国公民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平均花费相当，与正式公布的数据相比，出境旅游人均花费竟然被低估了60%，根据一些国际组织的调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均消费更高，甚至为世界第一③。
即便按照被严重低估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均消费数额分析，中国出境旅游花费之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还是很高，在1997年曾达到515%，正式开放出境旅游的1997年以来平均为117%。也就是说，从平均数额上分析，一个人出境旅游的花费要消耗1.17个人一年的收入。
4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出境旅游超前于经济的发展
政策的放宽对出境旅游爆发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经济基础是更深刻的原因，有了经济基础的支撑，即便政策对出境旅游有一定限制，出境旅游仍然顽强增长(如韩国1987年)；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即便开放出境旅游政策，出境旅游的发展依然缓慢(如中国台湾1979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即便实施更大的刺激政策，出境旅游依然不会实现爆发阶段的增长速度(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出境旅游倍增计划，也再未出现持续近10年的超过20%的增长)。从上述3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看出，其出境旅游人数与人均GDP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均在0.95以上，雄辩地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境旅游对经济基础的强烈依赖。同时说明专家学者从经济背景角度(而不是政策角度)分析出境旅游爆发的阈值设想是正确的。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经济平均发展水平上看，中国出境旅游是超前发展的。
4.1 中国出境旅游超前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水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接近5000～8000美元向超过15000～20000美元过渡的阶段是出境旅游爆发的阈值。如果将上述3个国家和地区出境旅游爆发的8年左右的时间调整到同一个起点上，将这些国家出境旅游爆发增长的这个阶段各年的人均GDP和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调整为2009年的可比价格上，从图1中可以看出其出境旅游发展阶段的经济背景是如此的相似。
然而，将4个国家和地区出境旅游爆发阶段前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调整为2009年可比价格与中国出境旅游爆发的这7年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是中国的10倍以上，最高为中国的18.82倍；人均GDP最低是中国的5倍以上，最高是中国的11.31倍。从图1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与他们是多么的迥异！
图1 中、日、韩及中国台湾出境旅游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比较
4.2 中国出境旅游的发展超前于经济增长速度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出境旅游业大发展阶段近8至10年的时间内，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9.52%、14.46%和15.79%，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长为19.26%、15.14%和15.52%。也就是说，在人均收入达到一个阈值，且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达到15%以上，才是出境旅游爆发的重要经济特征。而中国出境旅游大发展7年中，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0.48%，人均可支配平均增长率为9.64%④，无论从哪个角度比，也是4个国家和地区中最低的。因此，那种认为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率带动中国出境旅游超前发展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4.3 中国出境旅游人均花费超前于中国的人均收入
上述3个国家和地区出境旅游人均花费不同年份差别较大，但平均大约都在1400～1800美元，日本最高为1780美元，韩国和中国台湾分别为1430美元和1523美元。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境旅游花费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比值在10%～30%之间，最低为日本7.71%，韩国和中国台湾均为14.72%。也就是说，出境旅游的花费不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在经济爆发阶段一般也不超过人均收入，中国台湾在出境旅游发轫的初期曾达到94%的超高比例，但随即下降，在出境旅游爆发的8年中平均为34%。
中国出境旅游爆发的1997年，按照低估60%的出境旅游人均花费也是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倍。中国出境旅游花费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是日本的18倍、韩国的12倍、中国台湾的14倍。
因此，从国际比较的视角上看，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的出境旅游严重超前发展。
5 中国出境旅游超前发展的经济原因分析
尽管，中国出境旅游爆发阶段的经济背景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出境旅游爆发阶段相比，具有5～10倍的差距，然而，却出现了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当年类似的爆炸式增长，中国公民在外的旅游消费更是震惊世界，一时间从出境旅游上看，似乎我国真的成为了经济强国。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如果不是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达到出境旅游爆发的阶段，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出境旅游的超前发展呢？
在上述分析中，笔者仅从人均收入等指标分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背景，而没有考虑收入的差异性，事实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基尼系数都在0.3左右[11,12]，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分化水平是相当的，都比较低，故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进行简单的对比。将收入差异性作为指标引入后，就会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过高，已经不能与上述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简单的对比了。
韩国自1985年以来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28～0.32的水平，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的基尼系数一度在1999年上升为0.32，此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近年稳定在0.31的水平[11]。中国台湾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贫富差别不但没有加大，反而大幅度缩小，从1953年到1972年经济起飞阶段基尼系数不断下降，1953年为0.558，1961年为0.461，到1972年降至0.301，此后一直保持在0.3以下的水平，被库兹涅茨盛赞为一个经济增长人均致富的特例[12]。以最高20%家庭每户所得相当规模于最低20%家庭每户所得的倍数(亦称第五组为第一级之倍数)这一指标衡量，1952年高达20倍，而到1972年，二者差距大幅减小到4.5倍；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刊载的41个国家或地区中，中国台湾属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国家或地区之一[12]。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其贫富分化水平却并不高，其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保持在0.3以下的水平，在0.28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收入的差异相对较小，平均数已经可以说明问题，收入结构对出境旅游的影响相对较小；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差异性相当。因此，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简单利用人均收入等指标分析其出境旅游发展的经济背景。
而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对比中国出境旅游大发展的阶段，与中国贫富分化差距拉大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18，几乎是世界上收入最均等的国家，到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为0.23，1990年上升至0.348，此后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开始猛增，出境旅游大爆发的1997年到2004年正是中国基尼系数从不到0.4的“警戒线”，向接近0.5的超“警戒线”迅速攀升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增长了0.1[13]。中国出境旅游爆发的阶段正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对于相对平等的国家和地区具有重要意义的指标已经解释不了中国出境旅游的畸形发展，必须引入收入结构的分析。
正是中国贫富分化水平超高、人口基数巨大，造成中国富裕阶层人口总量较大，造成了中国出境旅游的超前发展。
①数据来源：《2004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根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及表4计算。
③AC尼尔森发布与世界免税协会(TFWA)联合进行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游客境外旅游的人均购物花费高达928美元。这种统计偏重购物人群，人均水平估计偏高。
④数据来源：根据表1、表2、表3、表4数据。
标签：人均可支配收入论文; 中国人均gdp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基尼系数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台湾论文; 出国旅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