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与外贸体制改革

中国入世与外贸体制改革

郝璐[1]2017年在《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对外贸易制度是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管理和经营所采取的管理机构、管理权限分配、管理方式以及经营组织形式、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是一国国民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贸易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对外贸易结构日益优化,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不断完善的对外贸易制度是分不开的。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针对性的、不断变化的对外贸易制度。2016年,在面对全球经济缺乏复苏动力,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较大,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严峻的形式,中国对外贸易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进出口总额为36849.3亿美元,其中出口贸易额为20974.4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15874.8亿美元。尽管与上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楚的看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的问题,如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进程缓慢、对外贸易产权制度不健全、内外贸管理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对外贸易技术创新制度缺乏、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不完善、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制度不明晰以及利用外资制度不合理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贸易健康持续的发展。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有效的制度在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合理的对外贸易制度一方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还能够缩小收益差距,极大的激发企业或个人从事对外贸易的积极性,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因而,在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在新形势下平稳增长,提升中国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紧紧围绕对外贸易制度这一主题,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工具,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程、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发展现状、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实施效果等进行分析,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进行深入探索,并借鉴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制度的经验,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进行创新。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导论。主要阐述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框架结构,指明了本文的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对外贸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对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以及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梳理与总结,并指出其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第3章,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分析。首先,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与对外贸易发展之间的联系。其次,从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构成与特点等方面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发展现状。再次,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的问题,即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进程缓慢、对外贸易产权制度不健全、内外贸管理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对外贸易技术创新制度缺乏、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不完善、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制度不明晰以及利用外资制度不合理等。最后,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过度追求利益、过于依靠劳动力优势、国际环境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第4章,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实施的效果评估与实证检验。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实施的效果,为完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提供依据。第5章,国外对外贸易制度及其启示。首先,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其次,分析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制度对中国的启示。第6章,完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目标及对策建议。首先,确定完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目标,包括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公平性、提高对外贸易的自由化程度、优化对外贸易结构、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促进网络对外贸易发展以及形成制度比较优势。其次,提出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包括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加快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健全对外贸易知识产权制度、降低对外贸易交易费用、推动自由贸易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构建利用外资的新制度等。

朴明锡[2]2000年在《中国入世与外贸体制改革》文中认为WTO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英文缩写,简称世贸组织。它是多边贸易体系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机构。世贸组织规定了各国政府所应承担的主要契约义务,并以此规范各国国内贸易立法与规章的制定与实施。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1月的关贸总协定(GATT),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代替关贸总协定正式运行。 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已由最初的23个扩大为133个,成了名副其实的"经济联合国"。 经过成员国前七轮的谈判,发达国家制成品的关税率从40%下降到4%-5%,发展中国家为13%-14%,目前其成员国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90%以上,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跨国间的经济联系,并促进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但是中国长期以来游离于WTO这一贸易组织之外,这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的因素,又有中国自身的因素;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现行的外贸体制严重阻碍了中国加入WTO的进程。因此本文将仅从外贸体制这一角度来分析中国与WTO相关协议和规则所存在的差距,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WTO组织本身,特别是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历程,以及入世对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中国的外贸提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从而取得了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机制转换比较滞缓,市场经济还处于不健全时期,在体制上还有待进一步改革。外贸体制的改革,有力地促进了进出口的发展,但是,如果把WTO规则作为衡量和对比的尺度,中国的外贸体制还存在如下主要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充分地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中国开放型贸易体制的基础才更为坚实;中国进口关税和税率结构不尽合理,应积极调整;为保护产业的目的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不符合WTO的要求;国别优惠贸易政策背离<WP=3>WTO最惠国原则;在中国存有不同的经济制度。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其他地方之间的贸易体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达到不合理程度;对生产企业及外贸公司是否确实自负盈亏仍有疑问,国家对亏损企业的扶植构成补贴;部分商品价格扭曲。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中国重复使用多种贸易限制措施,关税在外贸体制中未起核心作用;进口调节税、海关估价及外贸公司收取的代理费等,与WTO所提出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未完全放开外贸经营权。中国的外贸经营主要地仍由国家控制,多数大、中型生产和流通企业被排除在国际商业竞争之外;可靠的统计资料是确保中国贸易制度透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世贸组织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与中国开放型外贸体制趋向一致:首先,目标趋于一致。世贸组织的目标是通过贸易自由化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对外经济体制的本质也是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改革,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通过贸易自由化改革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其次,两者建立的基础基本相同。世贸组织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中国的开放型外经贸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本质上也要求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第三,世贸组织追求的是开放、公开和无扭曲的竞争,与中国外经贸体制一贯坚持的平等互利、互惠,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的改革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不断加强对外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合作,在外贸体制改革上就是要加快建立开放型贸易体制。所谓开放型贸易体制,就是通过放宽贸易限制,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大力发展面向国外市场的产业,以出口贸易带动企业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加快产业结构、产品机构的优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贸易体制。1.总体上,以WTO的多边贸易体制作为基本框架中国加入WTO是大势所趋。 中国是加入WTO,而不是WTO成员加入中国,因此,中国开放型的外贸体制的建立,自当以WTO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为框架,与其基本相符,而不相背。2.法律上,以中国《外贸法》为基础和依据,并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完善,并<WP=4>且利用电子商务及各种媒体进一步增强透明度3.宏观上,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必须真正做到分开;深化改革外贸计划体制;深化改革外贸管理体制;深化改革外贸价格体制;深化改革进口体制;深化改革出口制度。4.微观上,按照WTO和开放型外贸体制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主要是:积极探索企业制度改革;改进出口退税制度;加强外贸法制建设,加紧制定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改革进出口商会体制,提高商会权威;在继续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方面的减让、开放国内商品和技术市场的同时,有步骤、分阶段地开放服务贸易;办好进出口银行,大力扩展支持资本货物出口的信贷业务;加强人才培训。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WTO是以市场经济为基准,以自由贸易为目标来评估的。以WTO作为主要参照系,对比评估?

段淑静[3]2004年在《外贸体制改革与安徽省国有外贸企业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前直至加入世贸组织前夕,我国国有外贸企业一直肩负着为国家出口创汇的重任。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国有外贸企业在我国外贸事业中的作用也随着其出口比重的下降而降低。入世后,中国积极构建与世贸组织规则相符合的外经贸管理体制,根据我国入世承诺,进一步深化外经贸管理体制改革,改革政策一直向着不利于国有外贸企业的方向发展。2003年我国又采取三项重要改革举措: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赋予外商直接出口权、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这些措施的实施标志着国有外贸企业垄断地位的彻底丧失。内部环境的步步紧逼,使国有外贸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从安徽省国有外贸企业的现状来看,外贸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小型化和分散化,这种情况十分不利于我省外贸事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与全国专业外贸企业出口增速放缓的趋势不同,国有外贸企业在我省出口中仍占有主体地位,尤其是几家省属大中型国有外贸企业,其进出口额仍占据我省外贸的半壁江山。因此,大中型国有外贸企业改革与发展关系着我省外贸事业能否实现历史性跨越。本文正是在我国外贸体制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针对安徽省外贸发展的现状,指出了国有外贸企业的发展方向,即在深化国有外贸企业产权改革的基础上,组建一至两个大型外贸企业集团。 本文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将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简单回顾;第二章,重点分析入世后根据入世协定的要求,我国外贸领域的三项改革举措及影响;第三章,分析安徽省进出口现状和省国有外贸企业面临的问题;第四章,针对国有外贸企业存在的问题,指出产权不清晰是国有外贸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深化外贸企业的产权改革;第五章,针对我省国有外贸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弱的特点,提出构建安徽省国有外贸集团的主张。

孙皓[4]2002年在《加入WTO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步进行的。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展,外贸体制亦经历了若干次重大改革。回顾外贸体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可以清晰地发现一条轨迹,就是外贸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与国民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历史进程相伴而行的。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生全面的影响,其中,对政府的影响将是最为深刻的。 本文从入世对我国外贸体制的影响入手,探讨了入世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取向与对策,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等重要问题。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历程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第二章对我国外贸体制改革以来所取得的绩效和所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总结;第三章专门针对入世承诺,对入世可能给我国外贸体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第四章在前几章的分析和结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入世后,我国外贸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思路和对策,并结合实际,讨论了政府如何转变职能,以使外贸体制改革与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相适应,实现战略调整与转变。

廖丽虹[5]2001年在《入世后国有外贸企业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讨》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今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WTO,我国的经济环境将发生巨大的改变,而国有外贸企业作为对外贸易活动的主角,也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回顾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一开始的垄断地位到近年来外贸体制的逐渐放开,国有外贸企业经历了浮浮沉沉的几个阶段,目前可谓是步履蹒跚,它们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企业布局不合理、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分布不合理、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等,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于长期封闭的外贸体制,而随着入世后我国经济环境和外贸体制变化,国有外贸企业也在酝酿着变革。 WTO是一个国际经贸组织,它致力于推进各国的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的拆除,对中国而言,入世的利主要包括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使中国更全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获得优势互补利益、可以稳定地获得缔约方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有利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其弊主要体现在对国内很多的行业构成威胁,总体而言,入世利大于弊。 入世为国有外贸企业带来的新的机遇与挑战,关键是把握优势、改变劣势,依据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的发展战略—中间贸易战略、实业化贸易战略、综合商社战略等。中间贸易战略是指外贸企业在生产—贸易—销售的环节中,只充当贸易的角色或充当贸易以至销售的角色,不承担生产的责任,中间贸易战略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建立中间商商标。实业化贸易战略关键在于结合了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优势,促成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提升,创造品牌。综合商社战略则在跨国经营上迈出步伐,利用国际分工,获得优势互补利益,并有利于整个国家的产业政策贯彻执行、提升产业结构。 在国有外贸企业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市场营销是重要的辅助策略,直接影响发展战略实施的成败,而国有外贸企业原先效益不佳也和长期忽略市场营销策略有关,因此,国有外贸企业要在市场营销战略上下足功夫。 通过以上对我国宏观政策的分析以及对企业微观角度战略制定的论述,本文希望能探索一条适合入世后国有外贸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道路。

曾晓滨[6]2000年在《入世与外贸体制改革》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阐述了入世对外贸体制产生的影响。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 ,指出了现行体制的一些弊端 ,提出了我国对外贸易应适应世界多边贸易的发展 ,采取积极有效的调整

缪德刚[7]2010年在《1979-2005年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具体到外贸体制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到1978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这种体制具有很多弊端:国家的统一经营,影响了外贸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外贸企业狭小的经营自主权,束缚了外贸企业的发展;财务政策的不独立,让外贸企业缺少了改善经营管理的动力。因此,外贸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1979-1984年是外贸体制的初步改革阶段。在本阶段实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措施有:建立一批进出口公司,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将商品的经营权下放,实行政企分开,打破以往外贸企业由国家经营的局面,并在外贸企业中推行出口代理制;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工贸隔离、产销脱节的问题,把外贸企业与工业公司对口,实行联合办公、联合生产、联合对外洽谈、联合派出小组出国考察的“四联合”及外贸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工业部门公开,工业生产成本对外贸部门公开的“两公开”策略;建立海外贸易派出机构。本时段的外贸体制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目的在于逐步摆脱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释放外贸相关部门的活力。但是,经过这些改革,原有的外贸经济体制的问题仍然存在:首先是因为行政管理的管理方式只是较以前有所削弱,仍然是主要的管理方式;其次是外贸企业并没有很快的适应新的角色的转换,还需要政府财政上的扶持。外贸体制改革在1985-1993年期间得到深化。从1985年起,外经贸部不再编制、下达外贸收购计划和调拨计划,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缩小指令性性计划。1985年,让外贸企业在财务上和其主管部门脱钩,外经贸部对所属外贸专业总公司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年9月26日,国务院批转《1988年外贸体制方案》,新的外贸体制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更好地扩大对外贸易,必须按照有利于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1988年2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1989年2月为了落实198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国务院专门颁发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对外贸易公司的通知》,同年又批转了《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类对外贸易公司的意见》。1990年新一轮的外贸体制改革随着《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本段时期的改革是在上个阶段的深化,因而对与发展外贸经济所要求的宏观经济条件要求更高,发展外贸经济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1994年,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在国民经济综合配套改革中进行的。从1994年,我国的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国有外贸企业统一上缴所得税33%,同时进一步调低关税,颁布多部贸易立法。1995年之后,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以国有外贸企业为中心,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主体,政企分开,放开放活小型外贸企业。这段时期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发生了转变,这些进程主要集中于进口方面,主要措施是使进口壁垒的不断下降,而进口方面则实行外贸自负盈亏,取消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在经受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了平稳增长的态势。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这段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虽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是态势却不稳定。还应看到,为加大直接利用外资的力度,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待遇既对中国利用外资的迅速。长期以来,国家对于非国有经济企业进入外贸领域设置了较高的门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中国的外贸新体制逐步符合国际贸易的规范,政府管理贸易的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政府主要以政策的制定来管理对外贸易。政府按国际通行的办法对贸易实施管理,市场机制将在配置资源放开时起着必不可少的主导作用,而其政府对经济干预手段也将以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为主。政府做好经济的看门人之后,中国外贸经济的市场化步入正轨。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强,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少,从而由于行政干预引起的寻租机会与寻租行为将逐步减少直至消失。国家管理外贸方式的转变,迫使外贸企业放弃寻租幻想,而转向通过加快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寻求效益、谋求发展。随着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企业逐渐克服寻租的心理日益走向成熟。1979-2005年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取得的经验是:坚持外贸体制改革理论创新;坚持层层推进的外贸体制改革策略;坚持市场化的外贸体制改革方向。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1979-2005年外贸体制改革对今后推动对外贸易工作的启示是:建立外贸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转型;推动外贸产业创新,取得竞争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对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影响。

胡为涛[8]2005年在《地方政府外经贸管理制度变迁机理剖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2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体制上的改革,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至今,我国的改革(或制度变迁)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首先应归功于我国在制度变迁方式上的正确选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央管理权下放、国际管理贸易盛行、加入WTO是我国地方政府外经贸管理面临的新课题。因为地方政府作为政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协调者。 本论文首先回顾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历程以及由此引起的体制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地方政府的利益产生了影响,由此说明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变化;其次指出地方政府外经贸管理的现状、缺陷和今后的职能转变,并给出了地方政府外经贸管理职能转变的具体路径。文章以丽水市外经贸局(笔者工作单位)为例,从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经济合作、外经贸局机构及人事变革几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丽水市外经贸管理制度变迁过程并指出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给出相应的建议。文章不仅为丽水市地方政府外经贸管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找到了现实依据,还用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来分析其制度变迁的机理。从成本收益角度解释其制度形成的短期框架,利用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和博弈论的方法深入探讨了其制度变迁的动因,并说明制度变迁的渐进稳定性。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制度变迁和制度演化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丽水市外经贸管理制度变迁的现实。文章力求理论结合实际,以期对下一阶段丽水市外经贸管理体制改革有所启示,并对本人的实际工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周骏宇[9]2005年在《加入WTO与我国的制度变迁》文中提出目前,我国关于WTO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加入WTO对我国的行业(部门)影响、利弊分析。在为数不多的分析入世与我国制度变迁(如体制改革深化)的文献里面,又大多都是定性分析,在模型化的定量论证方面尚有欠缺; 结论也大多具有很浓的理想色彩,对我国入世后制度变迁可能遭遇的阻力和困难估计不足。本文跳出了行业或部门分析的视野,尝试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WTO,并全面审视加入WTO与我国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尝试从制度层面解读我国入世的重大意义; 分析入世后我国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机制、阻力、困难等。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文按演绎分析的逻辑顺序,首先全面介绍了制度与国际制度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将WTO视为一项国际制度对其进行了分析,认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是WTO规则体系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阐释了WTO制度的俱乐部产品属性、WTO制度的网络特征以及WTO制度框架下各博弈方收益的非对称性; 并利用一个收益不对称的智猪博弈模型,分析了权力结构的变动所引致的WTO制度变迁。对于WTO制度的供给方式――双边和多边谈判,本文视其为一个无限回合讨价还价的动态博弈,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本文对各国在谈判中常用的一些策略,如议程控制、议题操纵、最后通牒、双层博弈等,给予了理论阐释。由于制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为了缩小分析的难度,本文选取民营企业在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制度为例,对我国加入WTO的制度变迁意义、入世后我国制度变迁的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模型化的定量分析。指出加入WTO的制度变迁意义在于通过入世来使我国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摆脱旧的路径依赖,从而推动改革的延续和深化; 在垄断行业,这一过程是通过如下机制来实现的:通过加入WTO引入外生的市场竞争主体,使不同主体的经济绩效发生了改变,进而改变了原有主体之间的利益格局,促成了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制度的变迁。同时指出,不能理想化的认

周汉民[10]2000年在《以入世为契机加快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文中研究指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和开放的开端。入世前的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和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的改革和开放,自觉的改革和开放,摸索前进的改革和开放。入世之后,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有国际规制可循,有国际惯例参照,并受到国际检阅和监督的改革和开放。概言之,入世前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以改革促开放,入世后中国将更以开放促改革。

参考文献:

[1]. 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研究[D]. 郝璐. 吉林大学. 2017

[2]. 中国入世与外贸体制改革[D]. 朴明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0

[3]. 外贸体制改革与安徽省国有外贸企业的发展[D]. 段淑静. 安徽大学. 2004

[4]. 加入WTO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D]. 孙皓. 中国海洋大学. 2002

[5]. 入世后国有外贸企业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讨[D]. 廖丽虹. 上海海运学院. 2001

[6]. 入世与外贸体制改革[J]. 曾晓滨.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0

[7]. 1979-2005年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研究[D]. 缪德刚. 贵州财经学院. 2010

[8]. 地方政府外经贸管理制度变迁机理剖析[D]. 胡为涛. 浙江大学. 2005

[9]. 加入WTO与我国的制度变迁[D]. 周骏宇.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10]. 以入世为契机加快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J]. 周汉民. 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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