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与人道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亚当·斯密与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如斯图亚特、弗格森）通过工场手工业分工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他们一方面盛赞这种合理化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注意到与此相伴随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①]：第一，分工的发展和机器的初步引入，使生产获得了一种骤然扩张的弹力，经济生活过程原有的均衡会由此被打乱，造成工人失业。第二，分工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譬如斯密写道：“在文明社会，虽然实行分工，但却没有平等的分工，因为许多工人没有工作。财富的分配并不是根据工作的轻重。……负担社会最艰难劳动的人，所得的利益反而最少。”“要是我们说，给全世界提供衣着之人自己却衣衫褴褛，一点也不过分。”[②]最后，分工带来了异化的发展。斯密特别强调分工割裂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联系，劳动者由于过度分工在精神上变得弩钝，并且这种弩钝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发展成正比。[③]一位作者瓦切克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证明在异化问题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深刻地影响了黑格尔，并由后者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阐发。[④]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合理化和机械化对直接生产者的影响被概括为：生产者作为主体在这一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从属生产资料的客体。马克思将此视作拜物教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起源。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切，与重商主义恰好形成对比。重商主义把商业资本的发展视为近代国家追求政治权力这一目的的手段，市民社会诸阶级尤其是劳动阶级仅仅是这种马基雅维里式政策的工具。赫克歇尔认为，十八世纪末叶人道主义和慈善主义精神的滋长是使重商主义终结的有力因素之一。[⑤]但是，这种人道主义的复苏和重商主义所催生的市民社会的发展是相伴随的，后者使尊崇个性的个人主义成为普遍化的社会价值；而在重商主义那里，个人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原本为重商主义视作手段的东西，即近代市民社会的发展，逐渐成了塑造政治上层建筑的力量。经济借助于实用主义的政治摆脱了伦理和宗教的束缚，并且最终也要摆脱政治本身的束缚。马克思指出，重商主义“借口只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代替了旧时的天国。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了现代社会中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的基础。”[⑥]重商主义即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最初是作为国家的理财术而发展起来的。人们把这种理财术与古代按奴隶制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家庭或庄园的理财术（所谓“经济”）相类比，并创造了“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随着经济本身日益取得独立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含义也经历着微妙的转变。斯密虽然仍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⑦]，但是为达到这一目的所提倡的手段与重商主义截然不同。而且，通过“看不见的手”原理，斯密又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这个原理宣称：不管个人经济行为的起源或动机如何，就其最终结果而言，注定会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⑧]易言之，不需要由外部为经济行为确立任何规范。毫无疑问，这是使经济从各种旧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必要的一步。单纯从逻辑上看，“看不见的手”完全是个独断的教条。马克思指出，由每个人追求利己主义目的这个前提出发，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利益的肯定，而是普遍利益的否定。[⑨]抛开“看不见的手”原理为解除资本自由运动的障碍所起的意识形态作用不谈，它以头足倒置的方式表达了下面这个事实：“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⑩]斯密的片面性，他表述问题的“抽象”，在于把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当作给定的前提，并且以人类学方式永恒化，而不是当作历史的产物，当作由资本主义经济总体性内在地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承担者。
通过“看不见的手”，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被尊奉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上帝的注视下，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依循自己选择的方式，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而不必担忧这样做会遭到天谴。这样，经济就被确立为一个完全听任个人受自私心驱使而活动的领域，立法者和政治家在这个领域中只是守夜人：“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11]斯密为立法者规定了三项任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12]这样一来，斯密实际上否定了他曾接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定义（作为政治家和立法家的科学），而代之以新定义：“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应该“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13]这种“性质与原因”即在于按雇佣劳动方式组织生产，让个人受自私心驱策自由地运用其资本。在《富国论》中，斯密甚至把自由运用资本与劳动称作“ 最神圣的人权”。[14]
可是，斯密并未耽溺于对经济自由的盲目信从，他又清醒地看到了个人利己主义的局限。譬如他说“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至于什么用途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最大，什么用途所能增加的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最多，他从来不会想到。”[15]他曾针对私人银行发行钞票一例指出：“也许有人说，银行钞票无论数额大小，只要私人愿意，就应在许可之列。政府禁止其领受，取缔其发行，实在是侵犯天然的自由，而应予以扶持。从某观点看，这限制诚然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但会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却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16]这里证实了上文引述的马克思的评论，以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完全可能得出与“看不见的手”原理相反的结论，这些个人相互妨碍、相互冲突。斯密甚至这样说：“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17]这段话前后两句是相矛盾的。后半句重复了“看不见的手”原理，即自由竞争是促进社会利益的必要条件。但在前半句话中，一种事业于社会有益，是广其竞争的必要条件。这样，斯密就把“看不见的手”原理完全颠倒了过来，重新为自私心套上了一条伦理的锁链。这种矛盾以更突出的形式反映在所谓“斯密问题”中（即《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心和《国富论》的自私心之间的矛盾）。“看不见的手”原理事实上是在特定历史时代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把资本主义的成熟因素从封建主义母胎中彻底解放出来）而提出来的面向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口号，只是当资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政权以后，这一原理才日渐成为片面服务于资产阶级一己利益的保守的教条。
斯密对当时主要由商人和制造业主组成的资产阶级有时持一种极其严厉的批评态度。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18]资产阶级的这种“卑鄙的贪欲”和“独占的精神”使他们完全不配成为“人间支配者”。[19]但这样一来就生发出一个问题：凭什么还能把斯密称作资产阶级思想家？多布就此解释道，对斯密而言，他在理论上的使命是为刚刚诞生的新制度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局部利益恰恰妨害这个大目标的实现。[20]决定斯密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理论分析的前提和素材，往往采自资产阶级生活表面那些流行的意识形式，资产阶级由于其社会存在必须以这些意识形式来把握世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依据由这些意识形式提炼和概括而成的范畴和原理解释了生产如何在现存关系下进行，却没有交待这些关系由以产生的起源。正是这一点在方法论而非仅仅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决定了斯密（以及李嘉图，甚至西斯蒙第——关于他下文还要特别提到）作为经济学家所固有的资产阶级局限。
斯密虽然反对资产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级，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清楚，在现实社会中，劳动者阶级与资产阶级相比，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造成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有三方面：首先，“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最后，“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失业劳动者，一星期生活都难以支撑，而资本家靠资本可以维持一两年生活。[21]在斯密看来，雇主的联合以及法律对于这种联合的偏袒，是对理想的自由主义原则的践踏。可是随着产业革命的到来和资本主义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经济自由却处处表现为只是资本剥削劳动的自由（即所谓曼彻斯特式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一方面反对国家对资本自由运动的任何限制，另一方面随时准备利用国家机器对付劳动者阶级。恩格斯在他为英国产业革命进行总结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资产阶级对待国家的实用主义态度写道：“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22]斯密仿效洛克，把保护私有财产使富者不受贫者侵犯，当作政府由以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目的。[23]而这和他想要倚靠国家阻止资产阶级成为“人间支配者”，恰恰形成矛盾。斯密不仅未尝着手解决这一矛盾，甚至没有把它作为矛盾有意识地提出来，反而认为理想的自由主义可以通过立法化作现实。他写道：“英国的法律保证了一切人都享有其自己劳动的果实。只要有这种保证，就能使英国繁荣……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24]这段话头一句是洛克式的自然法命题；整段话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似乎斯密不是为某个特殊阶级，而是为全社会争取自由竞争的权利，似乎自由主义不是服务于资产阶级，而是服务于全社会。缪尔达尔将这种植根于自然法的理想的自由主义称作“革命的自由主义”，以与保守的自由主义即资本自由剥削劳动相区别，并将斯密看作后来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前驱。[25]可是，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事实上只是早期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对立不发达的产物，是斯密作为道德学家的无害的幻想。随之而来的产业革命证明斯密所憧憬的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是纯粹的乌托邦。在斯密看来，“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26]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为曼彻斯特式自由主义辩护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把这一理论称作“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27]马尔萨斯把英国工人阶级在产业革命中所遭受的悲惨境遇宣布为不可移易的自然必然性：社会下层阶级“所受的困苦的压迫，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弊害，非人类智力所能疗治。”“人类最下层最多数从而一般说又是人类最重要的阶级，决不能在境遇上，有任何巨大而决然的改良。”[28]
斯密的人道主义倾向反映在他对工资理论的表述中。与李嘉图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上来就确定工资的平均标准，而是把工资水平的确定首先看成劳资双方协议的结果，即把它看成对立的两个阶级间力量对比的产物，似乎工资水平的确立更多地取决于阶级斗争，而不象在李嘉图那里主要取决于具有自然规律性质的经济规律。由此出发，斯密进一步谈到“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的固有界限；它必须足够维护劳动者生活，而且能“赡养家室和传宗接代”。[29]劳动价格的决定，和任何其它商品的价格决定一样，总是作为该类商品的总体被决定的。因此，工资决定和人口理论必然联系在一起。斯密的人口思想已经包含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所有要素。他提出人口的繁殖要与生活资料成比例，并认为这一规律只适用于下层阶级，如要限制人口增殖，除了杀死下层阶级的子女外没有别的办法。[30]斯密还表述了后来为拉萨尔称作“工资铁律”的思想，这个思想的要点是：作为工资基金的那部分资本与工人人口作为总量直接对峙，并通过供求机制决定工资水平的波动。[③①]从方法论上看，“工资铁律”和休谟式的货币数量论具有共同特点，它们所涉及的都是总量之间的机械均衡关系，都把总量范畴当作给定的前提而拜物教化。工资铁律和休谟货币数量论是资产阶级庸俗宏观经济学的两个古典范例。斯密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和他的人道主义倾向是相矛盾的，这些矛盾在十九世纪初重现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它的各式各样的反对派之间的对立之中。
二
工人作为雇佣劳动的承担者，在古典经济学眼中“只是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和单纯的生产工具，注定只能拿最低限度的工资。”[32]这种“最低工资论”源于配第，经斯密和马尔萨斯诸人，最终由李嘉图赋予该理论以经典形态。英国新古典经济思想史家布劳格把最低工资论看成古典经济学家为削减变量数目以简化分析的例证，[33]这是片面的，古典经济学这样做有其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正当理由。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的发展，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因而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34]另一方面，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欧诸国雇佣劳动的工资一直处于下降期，工资跌落到仅仅包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35]“最低工资论”既是赤裸裸的辨护论，又是对工人阶级现状的物化解释。古典经济学把工人看作生产的技术因素，看作生产费用的物质组成部分，这与它同时把劳动理解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作用价值的唯一积极创造者是相矛盾的。按照前一观点，雇佣劳动作为历史形成的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这一性质就被掩盖了，剥削劳动的过程物化为生产的技术过程。虽然最低工资论看上去有个长处，即它把工资把握为生产范畴，而不是仅仅当作分配范畴来看待，但是，一旦将生产仅仅理解为技术过程，这个表面上的长处也化为乌有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种物化视野中被排斥在外，利润被看作资本的物性，资本象梨树一样，是会自行结出果实的东西。[36]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体认到，所谓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是完全相对的概念。[37]对人的需要所作的划分（例如划分为必需品需要和奢侈品需要），只是为了从理论上思维重建需要这一具体整体所做的抽象。斯图亚特曾就这个问题写道：“不管为别的动物确切地设想其生理必需品是何其容易，没有什么比划定人的生活必需品的适当界限更为困难的了。”只要谈论的是属于人的需求，它就已经是在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对纯粹的自然生理需求的超越，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都打上了理性与自由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古典经济学家要维持最低工资论，除了事实上把无产者看成同奴隶、驮畜、机器和商品一样，就没有别的出路。譬如，斯密援引康替龙的意见，认为雇佣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相当于一个强壮奴隶劳动的生活费。[38]詹姆斯·穆勒在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虽然不是古典经济学家，但是下面的观点也反映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共同意见。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奴隶生产方式的“唯一不同在于购买劳动的方式上。奴隶主一次购买奴隶能够做的全部劳动；而付工资的资本家只购买工人在一天中或在任何规定时间中的劳动。”在占有全部劳动成果这一点上，奴隶主和现代资本家则完全一样。[39]李嘉图在讨论劳动价格决定时，则把工人比作帽子。[40]这种类比——马克思指出——“却没有任何卑鄙之处”，因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实际地位即是如此，“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41]
李嘉图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物化性质，并且从不顾惜这一物化关系承担者的命运，不论这一承担者是工人、地主，还是资本家。在1815年《论利润》一文中李嘉图写道：“若是为了照顾任何个别阶级，而听任国家财富和人口的发展受到抑制，那是极其令人遗憾的。”马克思曾将这段话与另两段话搜集于一处，认为这表明了“李嘉图科学上的公正”：为了财富的生产，无论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或者使资本家的资本贬值都是无管紧要的，拥有和保持资本只是手段而已。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把资本家的资本称作“我们的资本”，这个“我们”指的是国民平均数，“我们的”财富增加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个社会财富本身就是目的，而不管这个财富由谁分享，[42]在这里，李嘉图完全超越了个别阶级的狭隘眼界和自私利益，同时也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为生产而生产作为目的本身，作为绝对的价值，乍一看失去了任何此岸性：既然任何阶级都要作为手段为这一目的作出牺牲，这个目的本身的意义何在呢？它为什么能作为一种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绝对价值提出来呢？仿照“斯密问题”这个提法，我们不妨将此称作“李嘉图问题”。
三
西斯蒙第代表着与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另一理论类型。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西斯蒙第有关政治经济学定义的见解上。在斯密那里，道德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总称，而西斯蒙第用来统摄一切社会科学的则是政治学。政治学研究促进普遍幸福的方法，而幸福分为两类，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后者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西斯蒙第写道：“我们给政治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研究一定的国家绝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该国政府所能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43]西斯蒙第继承了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商主义定义，即将其看作立法者的科学。同时，在西斯蒙第看来，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学说不配称为政治经济学，而是财富学它把生产尽可能多而廉价的物品视为目的，完全忽略了产品的分配要尽可能保持最多的幸福。斯密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彼此矛盾的定义演化成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尖锐对立。
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由一个鲁滨逊模型出发。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鲁滨逊故事一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向洪水期前的投影；而西斯蒙第的鲁滨逊模型，既是研究经济制度的方法，又是对经济制度进行评价的理想规范。西斯蒙第的社会契约论，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旧契约论不同，在后者看来自然状态在订立契约后即已放弃，而前者则把自然状态作为评判制度和指导社会的标准。在这一点上，美国现代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可以说继承了西斯蒙第的路线。[44]
西斯蒙第鲁滨逊模型的要点如下[45]：
1.为了了解社会的组织和社会所追求的目的，唯一的办法是把人们孤立开来，观察一个单独的人。这个单纯的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劳动的目的就是满足其欲望和需要，因为一个人工作即是为休息和享受，一个人生产即是为了消费。他的生产和消费是平衡的。衡量他的财富的尺度不是交换，而是他所能满足的需要的范围。
2.一旦出现商业和交换，个人就再也不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劳动变成劳动果实被消费的时候了，他再也不能自己规定从事劳动以及休息的时间了，他必须为社会的公共需求不懈地劳动，而这种公共需求完全不是他个人所能判断和预料的。
对鲁滨逊模型的批判必须由这个模型对劳动范畴的歪曲开始，这种歪曲是西斯蒙第从理性主义社会图景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改造的契机。劳动范畴在发生学和结构上都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劳动在本质上并非植根于财物的匮乏和需求的满足，而是对人所在的每一种情境的永恒超越。[46]虽然劳动范畴自身的结构中包含着目的论要素，但劳动范畴的产生却不是目的论过程。西斯蒙第把需要和闲暇看作劳动的先验给定的目的，将劳动看作满足需求和享受的手段，提出了一种需要和闲暇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所包含的错误的范畴等级制，和斯密在《国富论》人类学分工图景中提出的范畴等级制一样，抹煞了劳动范畴在构造社会存在中的核心地位。但是，鲁滨逊模型中的个人与斯密的人类学社会图景中的个人仍然有所不同。在斯密那里，这种个人作为分析的基元，事实上是从资本主义经济总体中抽象出来的、因而是完全具体的社会化的个人[47]；而西斯蒙第的鲁滨逊则是外在于现实经济制度的理想规范。西斯蒙第依据社会契约论的逻辑，将生产的特定形式看作目的论设计的产物。在叙述中每一种新范畴都是插在鲁滨逊模型的两个极端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并且都以目的论方式做了处理。这种理性化必然会受到现实的非理性的顽强抵制。在西斯蒙第那里，经济范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本身就是鲁滨逊模型的发展，潜在地包含着理性化特征，它在现实中的非理性只是社会组织遵循错误方针而造成的人为后果。这一类范畴的例子是“商业”，即所有交换的通称，它在《新原理》中是较早出现的范畴。西斯蒙第写道：“我们发展商业的目的是按照全国人口来增加国民收入，从而使全国人民能够过幸福生活。”[48]第二类范畴则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专有的经济范畴，譬如雇佣劳动，这一类范畴无法直接理性化，西斯蒙第为此采取了一种间接方式，即只把它看成“现代人为组织所产生的后果”[49]，而在一种合理的社会组织中将被抛弃或改造。在对现代雇佣劳动关系所做的批判中，西斯蒙第充分运用了鲁滨逊模型的规范作用。他写道：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利益对立的市民阶级（按：中译本译作“公民阶级”）为完成各种生产而进行的合作，决不是人的本性或劳动性质的结果。”[50]“单个人的劳动是为了自己，而社会人的劳动，则是为了使别人休息；个人积累劳动是为了以后的享受，而社会人血汗劳动的果实却被应该享受的人用去。”“因此，工业的进步，与人口相比较的生产的进步，能大大加强人类不平等现象的趋势。一个国家在技术和工业方面愈先进，劳动者和享受者的命运之间的不协调现象也就愈严重，前者受苦越多，后者越可以恣意挥霍。”[51]这种人道的理性主义使西斯蒙第能够自觉地站在被他称为英国财富学派的物化观点的对立面，把支配工人阶级命运的物化规律，尤其是人口规律，还原为特定生产关系中具体的历史规律。他正确地指出，马尔萨斯把生活资料对人口的限制看成自然法则是一种不适当的抽象，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生活资料从未被完全生产出来过，“任何国家的土地所有者都反对、而且必须反对专以增加生活资料为目的而不能增加他们收入的耕种方式。早在一个国家不能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使人口停止增加以前，人口的增加就由于人们无力购买生活资料或者不能进行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而停止了。”[52]
鲁滨逊模型把消费确立为生产的界限，这使西斯蒙第突破了李嘉图等人把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其实现直接同一的观点，强调这一实现要受到需要及消费、进而言之受到收入的限制，并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视为资本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西斯蒙第把收入确立为生产的决定因素。植根于鲁滨逊模型所提出的需要及消费的人类学。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有机整体的发展中，每一个结果都会变为原因，原因又成为结果。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结构上看，生产归根结底决定消费，但是在实际过程中，生产又会成为被决定的对象，如此循环不已。西斯蒙第体认到这一点，[53]他依据需要的人类学打破了经济现象彼此互相决定的网络，建立起收入决定生产这个因果性命题。他在一处甚至说，需要是“推动整个社会机器的动力。”[54]在西斯蒙第看来，受到阶级关系制约的收入分配关系是生产本身的中介，在这一点上他破除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为生产而生产的拜物教。但是，他赋予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相互联系的整体中以支配地位，又陷于一种新的拜物教。
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行列里，西斯蒙第是唯一直率地批驳“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人。他不点名地批评斯密：在现实社会中，“个人的利益打破了把各个人团结在一起的联系。他们依靠贸易，依靠货币，可以各自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顾共同的利益；他们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只是慈善家认为，最好是说，最好是相信他们之间的对立使大家都满意。”[55]针对“看不见的手”，西斯蒙第提出了“慈善的手”，依据它将财富合理地分配于社会。[56]这只慈善的手便是立法者或国家。西斯蒙第一反重农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传统，他写道：“亚当·斯密一直反对政府干预一切有关增加国民财富的事，而我们却一再呼吁政府对此进行干预。”[57]可是，在规定国家的具体经济作用上，西斯蒙第却碰到了困难。依据他的理性主义社会图景，社会财富最好能逐渐地均衡地增加，任何部分都不致过分迅速地发展，这样财富的增加才会造成普遍的福利。政府的职责恰恰在于以此为目标调节财富的增长。[58]但是，要求资本主义经济一切领域均衡地发展，等于假设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西斯蒙第并未就“管理公共财富”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只确立了一些抽象的规范。[59]他认为：“经济学家能够一致向最高当局指出彻底改变法律制度的时代”，“还在遥远的将来”。[60]不过，西斯蒙第曾预见到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只是由于这些政策和他的理性主义相矛盾，西斯蒙第才未象凯恩斯那样将其作为可行的政策进一步加以考虑。西斯蒙第指出：政府耗费巨大的奢华、庞大的军费开支、战争对财富所造成的破坏，可能是解决消费不足引起的危机所不可缺少的东西。[61]西斯蒙第与凯恩斯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前者把需求不足完全归因于消费方面，而后者在其总需求概念中则特别强调投资需求。凯恩斯在经济思想史上的狭隘视野使他完全忽略了西斯蒙第，仅仅把马尔萨斯作为其理论的前驱。另一方面，马克思则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完全是对西斯蒙第的抄袭。然而西斯蒙第本人却很乐意将马尔萨斯引为同调；他与马尔萨斯的区别在于，后者鼓励一部分非生产性阶级过度消费，而西斯蒙第则力主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在这点上凯恩斯与他一样）。[62]他甚至以古代世界为例，指出在古代立法者看来，让一些人劳动而让另一些人享受，破坏了共和政体中的平等。[63]西斯蒙第是法国革命在精神上的继承者，他与巴贝夫相似，力图将平等由政治领域推展到市民社会。但是在手段上，巴贝夫为平等而密谋，西斯蒙第则诉诸温和的立法改良。西斯蒙第还反对平分财产，因为“这样做可能破坏唯一能创造一切财产的劳动的热情，而且劳动只在这种不平均的情况下才能受到鼓舞。”[64]保留财产差别和阶级差别在他看来对社会有益。[65]他所反对的只是财产在少数人手里过份的集中和下层人民极度的贫困化。
如何在保留阶级差别的同时缓解尖锐的阶级对立，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经济学家曾提出过一种富于远见的设想：他们寄望于中等阶级的人数在人口中的比例逐步增加。马尔萨斯指出：“我们虽不能希望从社会排去富与贫，但若我们能发现一种政体，能使两极端的人数减少，中间的人数增多，我们自然有采纳这政体的义务。”[66]马克思曾对马尔萨斯这个观点特别留意过，他写道，在马尔萨斯自己看来，增加中等阶级的比例“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67]这个评论看上去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相冲突。马克思或许只把中等阶级比例的增加看作一种趋势，在这个趋势尚未改变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力量对比之前，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业已结束了资产阶级社会依循这一趋势发展的抽象进程。然而，时至二十世纪初，中等阶级增加的强大趋势却终于成为伯恩施坦提出其“修正主义”的客观基础。
在缓解乃至消除阶级对立的问题上，西斯蒙第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直接呼吁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互相“联合”。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视作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西斯蒙第写道：为了实行这一“联合”，“我所要求的只是法律上的缓慢的、间接的办法，只要求在老板和工人中间实行一种完全合理的裁判，要老板对他给工人所造成的危害负完全责任。希望法律不断促进遗产的分散，而不推动财产的积聚，希望法律能使老板和工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以更长的时间雇用工人，使工人分享他的利润，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样，具有正确方向的私人利益可能单独弥补私人利益给社会所造成的不幸。”[68]这同时要求对私人所有权加以约束。西斯蒙第认为：“所有权本身的建立，是社会契约论的结果”，如果在既定的所有权下个人利益发生偏向，国家应该在必要时对所有权加以限制。[69]但是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那样主张以集体利益取代私人利益，在西斯蒙第看来又是不切实际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李嘉图持有相同的立场。[70]
这里我们要修正一个陈袭既久的观点，即将西斯蒙第单纯看作一个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他开创了所谓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共产党宣言》这份政治性文件里，西斯蒙第被称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而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西斯蒙第则被视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这种从不同角度为西斯蒙第贴上不同阶级标签的灵活手法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一度消失了。列宁甚至认为：西斯蒙第的“一切独立见解都是不科学的、肤浅的，是反映他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71]西斯蒙第虽然主张过恢复小生产（这一点《政治经济学研究》较《新原理》表现尤著），但只将此视为疗救现实的一种方案，对这一方案他还有保留意见。[72]从其作为规范而提出来的鲁滨逊模型看，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西斯蒙第力图以人道主义改造政治经济学，他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财富学派的批判，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对另一派别的批判。
在西斯蒙第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所谓“短工制度”）只是昨天刚刚出现的新事物，“这种社会组织太新了，可以说它还没有完全确立，只有工业最发达、最丰富、最先进的国家（按：指英国），进入了我们还几乎没有经历过的这种社会制度。[73]旧大陆发展的后进性使西斯蒙第得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出一种历史方法，与英国财富学派的抽象方法相对立。西斯蒙第写道：“由于我们比其它经济学家更关心历史，因而更能够进行今昔对比。”而英国学派仅仅限于就工业发展的结果进行“观察和解释”。[74]他指出：“在社会的低层阶级的组织方面，我们已经先后经历过两、三种制度了……难道就不应该像发现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那样来发现短工制度的基本缺点吗？”[75]这种历史比较方法同时也是对现实的评判。与本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是，西斯蒙第发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别受到不同的经济价值的支配。在前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生产主要为了使用价值；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完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使用价值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所谓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正是由这种为交换价值原则所支配的生产中产生出来的现实倾向。在讨论西斯蒙第的观点之前，我们先就价值由表象发展为经济学范畴的过程做一简略的回顾。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价值等于财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包含两个方面，以鞋为例，同样是使用这双鞋，有的用来穿在脚上，有的则用来交易。但后一种用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是鞋的正用。[76]在这里，交换价值作为财物对于所有者的功利主义有用性，受到非经济的社会价值的约束和规范。到了近代，譬如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价值的两个方面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开始分化并形成对立，一方面使用价值开始脱离单纯作为简单劳动过程的评价尺度以及作为相对于生产者本人的有用性这种狭隘形式，日益发展成为社会有用性即马克思所谓社会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交换价值在货币、最终在资本上所取得的独立性的发展，使它变为支配商品形态变化和决定商品相对价格运动的纯粹客观性范畴。在李嘉图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始告完成。卢卡奇就这一问题写道：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价值的设定和实现产生出由复杂的因果运动组成的社会整体，“从一定的阶段开始，这个整体就不再是进行设定和作出可选择的诸多单个经济主体所能盲目把握的了，所以，主体就不再能象进行简单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那样，按照价值进行抉择。须知，在大多数情况，人们几乎不能正确地把握他们自己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那么，他们的价值设定怎么能够造成经济价值呢？但价值本身毕竟是客观地存在着的，而且正是它的这种客观性，也在规定着诸多个别的目的论的、根据使用价值进行的设定——尽管这种规定在客观上没有相应的确定性，在主观上没有相应的理解。”[77]因此，周期性危机便成为经济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古典经济学家中，西斯蒙第最清楚地认识到价值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物质的东西”，即把价值看作资本的规定性。这种作为实体——主体而保持自我同一，并与自身相比较不断增殖的价值，仿佛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它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成为支配和控制人的物化和异化的力量。西斯蒙第从经济价值发展了的形态即相对剩余价值运动中，具体地揭示出这一运动与其它非经济社会价值相背离的敌视人的倾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把一部分工人从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在李嘉图看来，这部分游离出来的工人对于一国纯收入的生产而言属于多余人口。另一方面，相对剩余价值运动缩减了工人劳动力价值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却没有为工人带来任何享受和闲暇，相反，为了给社会生产出这一闲暇，工人本身必须用劳动把剩余劳动时间填满。西斯蒙第就此写道：“机器提高了工人的生产能力，强迫工人拿同样的工资，可是每月的劳动时间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更长了，这是当前奴役工人的社会组织造成的。”[78]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组成社会不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用低廉的价格生产金属钮扣或棉布。”[79]亚里士多德说：“奴隶无闲暇。”英国财富学派则把奴隶换成了现代雇佣工人。马克思就此写道：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看来，“为了使人类的（社会的）能力能在那些把工人阶级只当作基础的阶级中自由地发展，工人群众就必须是自己的需要的奴隶而不是自己的时代的主人。工人阶级必须代表不发展，好让其他阶级能够代表人类的发展。这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过去的一切社会所赖以发展的对立，是被宣扬为必然规律的对立，也就是被宣扬为绝对合理的现状。”[80]西斯蒙第对这种现状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我们说怀疑，因为他有时也和英国财富学派一样为占有闲暇的富人阶级的存在辩护。[81]但是西斯蒙第的主要倾向仍然在于消除闲暇和财富的创造者与占有者之间的阶级对立。
通过鲁滨逊模型，西斯蒙第提出了另一个经济价值定义：“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只是由于能为人类的需要而服务才具有价值。”[82]在这里，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作为一种规范，与受交换价值支配的现实资产阶级生产相对立。与李嘉图等人不同，西斯蒙第未把交换价值看作商品固有的物性，他体认到商品内在两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但他却把这一矛盾改造成为规范和现实的矛盾。鲁滨逊模型所提出的经济价值定义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即它恢复了经济价值和其他非经济的社会价值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失却了的联系。象闲暇这个与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范畴，同劳动一起统一在鲁滨逊一个人身上。[83]这种统一事实上只有一个近代思想家才可能提出来。正如西斯蒙第在历史比较中所发现的，社会舆论对劳动的态度从古代世界和中世纪的鄙视中摆脱出来，只是“近六十年来”才发生的事情。[84]倘若要为鲁滨逊模型在历史中寻找一个对应物，那只能在小生产的田园生活中才能找到。但是这种小生产本身从未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时代，在近代他们是封建主义瓦解、资产阶级生产还未掌握农业这一过渡阶段的产物。[85]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流行的鲁滨逊故事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社会所造就的原子式个人在理论上的反映。这种摆脱了先前的自然联系而社会化的个人在个性上的全面发展，恰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形成的价值。鲁滨逊模型的提出受到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矛盾的制约，就象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同样受到这种矛盾制约一样。西斯蒙第的浪漫主义，他的向后看的倾向（即以过去评判现在），[86]是针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身那些表面上看来无法解决的矛盾而提出来的一种解决方案。西斯蒙第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把鲁滨逊个性的狭隘的完整性非历史地确立为绝对价值，但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求助于宗教为这一价值的起源寻找一个先验的基础。[87]鲁滨逊模型排斥未来、排斥发展、排斥文明，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会打破鲁滨逊身上那种狭隘的自我满足状态。西斯蒙第写到：“于是，人们开始对文明的进步感到遗憾，这个文明把很多人聚到一起，只是增加了他们的痛苦；而在荒漠中，它只能为害少数人。”[88]西斯蒙第激烈地反对竞争，他把竞争称作“反社会的”。[89]在他看来，商品交换的发展“败坏着人民的善良习俗”。[90]他没有看到，象竞争和交换这样的范畴，一方面是人的社会性得以建构和发展的动力与媒介（康德：“非社会的社会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把个人从缺乏任何形式规定性的自然存在的混沌中解放出来，将自身规定为个性。为此荷马之后古希腊最早的诗人赫西俄德曾以神话方式把竞争区分为两种，一种给人类带来争斗，另一种则有益于人类。[91]西斯蒙第有时发现自己陷入了卢梭式的崇尚自然状态的粗陋的困境。他一再替自己申辩：“我所反对的决不是机器，决不是发明、决不是文明，我们反对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92]这种申辩，和李嘉图因萨伊等人指责他为了生产而置工人阶级幸福于不顾时所作的申辩，恰好形成绝妙的对比。西斯蒙第和李嘉图形成古典经济学内部对立着的两极。依据马克思的意见，李嘉图学说所蕴含的结论是：“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的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如果象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93]如果说西斯蒙第全然未看到或大或小的类的利益要靠牺牲个人乃至阶级来实现，那是不公正的。[94]这种自然界和人类一致遵从的规律，被马尔萨斯淋漓尽致地发挥过。但是西斯蒙第所面临的并非这样一种一般性的矛盾，而是一方面，崭露头角的资本主义造成了为生产而生产即类的能力空前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个性的价值伴随资本主义的出现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成为普遍化的社会价值。马尔萨斯由于把这一矛盾非历史地抽象化，成为保守势力的代言人。而在马克思那里，这一矛盾的解决有时又带有历史目的论的意味。《共产党宣言》所谓：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不应看作历史应该趋向的目标，而是评判和塑造现实的原则和力量。
卢卡奇在其本体论巨著中更具体地谈到经济价值与非经济社会价值、类的财富与个性的财富在本体论上的内在联系。经济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内在地设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古典经济学从未对它做过一个正确的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具有永恒下降的必然性趋势。这种下降，是社会存在中自然界限退缩最根本的保证和基础，只有在这种下降的前提下才能谈论：如何充分地利用自由时间（作为人类发展的空间）？如果被束缚的人类潜能能够在现实中发挥出来，那么社会存在会按照何种主导方向发展？这种下降，如果抛弃资产阶级生产的狭隘形式来看，正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能力的发展，这一发展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产物同时就有了价值特性。经济价值是唯一其客观性以一种内在地起作用的规律性形式具体展现出来的价值范畴，经济价值既是价值（选择性设定）又是客观规律。[95]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前此所谓“李嘉图问题”才获得了解决的希望。
注释：
[①] 参见N.Waszek: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Hegel's Accountof'Civil Society',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8,P.210。
[②] E·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79页；第263页。
[③] 斯密写道：“在分工达到极点的时候，每个人只做一件简单的工作，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个工作上，除和这工作直接有关的思想外，他头脑中没有别的。……当一个人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一只扣针的十七分之一或一只扣钮的十八分之一的时候，见识必然更有限。扣针和扣钮制造的分工，已经细到这样的程度了。”而且，哪里工场手工业分工越发展，哪里的平民在精神上的弩钝就越严重，因此，“在一切商业国，下层阶级人民都非常愚笨。荷兰平民特别愚笨，英格兰人的愚笨，更有甚于苏格兰人。”坎南编：《亚当·斯密的演讲》，第261—262页。《国富论》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见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38页以后。
[④] Waszek 前引书，PP.225—228。
[⑤] Eli.F.Heckscher:Mercantilism,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Ltd.2nd edn.,1955,Vol.2,P.323。另请参见PP.285-307,那里对重商主义政策的马基雅维里式特点及其对下层人民的损害做了详细说明。
[⑥]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84—885页。
[⑦][11][12][13][14][19][24]《国富论》下卷，第1、102、253和28、245、153、65—66、112页。
[⑧] 斯密：资本家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国富论》下卷，第27页）严格讲来，“看不见的手”原理是一个绵延既久的思想运动的产物，斯密只是给了它一种经典的表达。“看不见的手”一词最早出现于斯密另一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一书中。
[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2—103页。
[15][16][17][18][21][26][29][30][38] 《国富论》上卷，第344、298、303、243、60、72、62、73、62页。
[20] 参见M.Dobb: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Cambridge Univ.Press,1973,P.55。
[22][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6、572页。
[23] 《国富论》下卷，第277页：“就保障财产的安全说，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就是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或者说，保护有产者来抵抗无产者。”另见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第41页：“造成财富不均的对牛羊的私有，乃是真正的政府产生的原因。……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财产，保护富者不受贫者侵犯。”
[25] G.Myrdal:The Political Elen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New York:Simon and chuster,1969.P.106。
[28] 马尔萨斯：《人口论》第一版，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9页和82页。
[30] 《国富论》上卷，第73页。
[31] 《国富论》上卷，第73—74页：“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不够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缺乏不久就会抬高劳动的报酬。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过多不久就使劳动的报酬减到其应有的程度。……因此，象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生产过于迟缓，则加以促进；生产过于迅速则加以抑制。”马克思对工资铁则的批判，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第699页前后。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第284页。
[33] M.Blaug:Economic Thcory in Rctrospect,Cambridge,1985,4th edn,P.75。
[3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35] 参见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42—143页。
[36] 正是李嘉图工资论的这个物化方面，为斯拉法所继承。斯拉法把工资区分为两个彼此毫无关涉的部分，一部分属于纯产品，另一部分即生活必需品则作为生产的技术数据与生产方程的其它技术系数一起包括在方程的矩阵中。与此同时，生产也相应变成单纯以物生产物的过程。参见Ricardo,Marx,Sraffa,ed.by Mandel and Frggman,London:Verso,1984,PP.100-102,P.111。
[37] 参见N.Waszek前引书，PP.155-157。
[39]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3页。
[40] 《原理》，第140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到这一类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12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类比方式，如《资本论》第1卷写道：“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这种独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虚构来保持的。”在这段话之前，马克思还把工人称作“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9—630页。
[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33—134页。
[43]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14页。
[44] 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节。
[45] 参见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48页以后。《新原理》，第54页。
[46] 参见H.Marcuse(1933):"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abour in Economics",English trans,Telos,No.16,Summer 1973,PP.20-23。
[47] 详见拙文：《重农主义和〈国富论〉体系的本体论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夏季卷。
[48] 《新原理》，第262页，就商业在现代社会中的非理性一面西斯蒙第写道：“商业使人类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处于风雨摇摆之中，使他们日益严重地处于依附地位，使他们道德更加堕落，减少他们对祖国、对社会秩序的深厚感情”。商业“挑起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不可告人的竞争，它只是把一个工厂的繁荣建筑在自己同行破产的基础上”同上书，第268页。
[49][50][51][57][60][61][63][64][68][73][75][78][79][82][88][90][92] 《新原理》，第466、466、61、460、524、412、520—521、23、477、514、515、450、352、69、456、111、514页。
[52] 《新原理》第425页及以后诸页。另请参见《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卷，第90页。
[53] “国民财富的发展过程是一条循环往复的路程：每个结果都相继变为原因，每一个步骤都要受前一个步骤的制约并决定着他后面的步骤，而最后一个步骤又同样回到第一个步骤。国民收入应该调节国民开支，国民开支则应在消费基金里吸收全部生产；绝对的消费决定一种相等的或者更高的再生产，再生产又决定收入。”《新原理》，第80页。
[54] 《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卷，第91页。另参《新原理》，第525—526页。
[55][56][59][81][84] 《研究》第一卷，第96、25、103—104、14和117、38—41页。
[58] 《新原理》，第244页。另见《研究》第一卷，第92页：“如果不能肯定进行新的生产能产生新的收入，并同生产需要人们付出的努力完全相适应，那就用不着推动人民去进行新的生产。”
[62] 有趣的是，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也曾对财富分配过于不平等的现状表示不满。（第一版，第85页）但是这种观点不仅在当时和他思想中的主要倾向相矛盾，而且与他后来鼓吹的增加寄生阶级消费的思想也相矛盾。
[65] 《新原理》：“虽然社会中的各种财富分配得不均匀，但是只要这种不均匀有利于所有的人，他们就会得到保障。”（第21页）*
[66] 《人口论》，第一版，第108页。在詹姆斯·穆勒那里可以听到这种思想的回声。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6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第63页。
[69] 《新原理》，第436页。但是，西斯蒙第的契约论观点使得担负着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使命的政治立法实践完全脱离了历史。这一点决定了他只能把上述联合看成“应该追求的目标，却不敢冒味地指出具体实践的方法”。（《新原理》，第446页）
[70] 李嘉图针对欧文写道，许多世代的经验证明，只有对个人利益的关心才会促使人们努力生产。参见李嘉图1819年7月8日致特罗尔的信，《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4页。西斯蒙第的观点可参见：《新原理》，第476页。
[71] 《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一版，第164—165页。
[72] 例如他说：“我们既不偏向小农经营，也不偏向大农经营，我们只打算提一下，这两种方法终究都会走向极端的”。《新原理》，第150页。
[74] 《研究》第二卷，第125—126页。季德和利斯特认为，西斯蒙第的这一方法是德国历史学派方法的先声。季德和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5页。
[7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5页。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价值一词的使用更具特色，经济价值与其它非经济社会价值的对立也更显著。亚里士多德说：“所谓财物就是一切其价值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东西。”但是人的价值、德性的价值与金钱无关。“最善良的人也是最有价值的人。”（参见《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5页；第71—74页。）
[77]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86—97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第103页。马克思这段话是对詹姆斯·穆勒的评论，穆勒写道：人类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看来有赖于一群有时间供自己支配那种人的存在；也就是，这些人有钱，足以免除为获得过一定富裕生活的生活资料而担心。就是依靠这批人，知识才得以提高和扩大；也由于这批人，知识得以普及；就是这批人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准备承担社会高等和困难的职责，……有了这些人才，人类支配大自然的力量才能扩展。”《政治经济学要义》，第36页。
[83] “那个离群索居的人，最初是为了能够休息；他积累财富就是为了能够安闲地享受，休息是人类一种自然的愿望，也是劳动的目的和报酬。”（《新原理》，第59页）“作为休息，主要的是一切脑力活动，而且脑力活动只能和休息同时并存。……国家进行积累是为了使每个人能够得到启迪智力的必要的休息，使群众中的某些人能通过逐渐完善的途径来提高人类的品质。”（第59页）但是，“在今天，因为一个人劳动，而另一个人则休息，所以劳力和报偿是分开的，劳动者和以后的休息者不是同一个人。”（第59页）
[85] 马克思：“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1页注释。
[86] “我不能用别的方法来判断现在，只能把它和过去比较。”《新原理》，第514页。
[87][89] 参见《研究》第二卷，第152页。
[91]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间·神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2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124—125页。
[94] 西斯蒙第一度提到：“文明的社会看来和没有生命的大自然一样，受着牺牲个人而维护整体的一般规律的制约。”（《新原理》，第412—413页）
[95] 参见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第四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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