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卷坐枯株，忘我兼忘世①——冯沅君和她的戏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忘我论文,戏曲论文,摊卷坐枯株论文,冯沅君论文,兼忘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95(2013)04-0063-07
戏曲研究学科的创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对沿袭已久的诸种世俗偏见，先驱者们需要具有非凡的学术勇气和毅力，并为之付出代价。在20世纪的前二三十年间，尽管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为社会所接受，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仍然有着较大的市场，研究学问几乎成为男性们的专利，更何况是颇受争议的戏曲。在20世纪上半期戏曲研究乃至中国文学研究的学人群体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女性学人寥寥无几。因此，女性学人要想成为戏曲史家，需要面对的是双重的困难。
但就是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有一位女性学人克服重重困难，毅然投身学术事业，她不仅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部高等教育，而且选择戏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戏曲研究领域，她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受到学界同仁的敬重，在20世纪戏曲研究史上写下浓笔重彩的一页。
此人就是冯沅君。
作为一位女性戏曲史家，冯沅君的人生道路和治学历程在今天看来似乎再平常不过，但是如果将时光倒流一百多年，回到20世纪之初，则完全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那个年代里，无论是女作家、女博士还是女学者，任何一种身份都透着一层传奇色彩，更何况冯沅君是三者兼具。有着如此经历和身份的女性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按照家庭原先设计好的人生道路，冯沅君的归宿不过是围着灶台、孩子转的贤妻良母、家庭妇女，这也是那个时期绝大多数女性的归宿，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出人意料的，她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人生之旅，这固然是她个人努力与家人帮助的结果，但更离不开她所处的那个孕育了众多名家大师的新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里，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研究成为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学问，在新的教育、学术制度保障下，女性们也获得了空前广阔的活动舞台，成就了像冯沅君这样的优秀女性学者。
冯沅君的治学之路发端于其家庭，是母亲和兄长冯友兰给了她最早的启蒙和引导，培养了她的学习兴趣，给她提供了走出家门的宝贵机会。有如此开明的家庭作后盾，冯沅君得风气之先，接受了连一般男性都难以企及的高等教育和学术训练②：
1917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成为第一批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女性。
1922-1925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深造，为该校第一位女研究生，研究题目为《楚辞的研究》。
1932年，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文学博士③，研究题目为《中国诗歌与法国诗歌的比较研究》，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如果仅就学历而言，在20世纪上半期的戏曲研究学人群体中，冯沅君的学历无疑是最高的。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使冯沅君研究戏曲有着一个很高的起点，不仅功力深厚，学风严谨，而且学术视野也更为开阔。
在求学过程中，冯沅君得到了胡适、陈中凡、胡小石等名师的指点。与丈夫陆侃如的结合，不仅成为学界佳话，而且也影响到其日后的学术生涯，两人相互合作，又保持分工，各有专攻，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之后，冯沅君的生活主要是在高等学府中度过的，她相继在金陵女子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公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等学校任教，一方面教书育人，一方面进行学术研究。
冯沅君的治学历程以20世纪30年代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之前为第一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冯沅君接受各类新式学校教育，并完成了从作家到学者的转变，开始在戏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冯沅君从事戏曲研究的时间比较晚，大体上是从法国留学回国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在此之前，她是以一个女作家的身份而为世人所知的。从1923年到1927年，她相继出版了《劫灰》《春痕》《卷施》三本小说集，受到社会的关注，与庐隐、石评梅等成为第一批现代女作家。
随后，冯沅君结束其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活，转向学术研究。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她专攻楚辞。稍后转向词和散曲。其治学初期，涉猎面较广，撰有《楚辞韵例》《楚辞之祖祢与后裔》《读笔生花杂记》等文章，但并没有特别集中、明确的研究对象，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从法国留学回国后，才正式转向以戏曲、小说为中心的通俗文学，这正如其本人所言：“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读书的方向不断地变，最后集中到词曲方面。”④此后，她主要在这一领域耕耘。
20世纪30年代之后为第二个阶段。
尽管冯沅君着手戏曲研究的时间较之同辈学者稍晚，但她进步很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她相继独自完成或与丈夫陆侃如合作撰写了《南戏拾遗》《古优解》《古剧四考》等著述，受到学界好评，这些成果奠定了其在20世纪戏曲研究史上的学术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冯沅君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种改变也影响到其学术研究。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改变是，她担任了多种社会职务，如山东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等，加上不断参加各类政治运动，这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占用。对一位学者来说，失去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就很难在先前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冯沅君研究戏曲的视角与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此前其治学以实证式研究为主，特别注重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而这一时期则偏重对作家作品进行社会学角度的分析，这与她较为自觉地接受当时流行的社会学研究模式有关，这一时期所写文章大多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如《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试论〈红楼梦〉的人物塑造——以刘姥姥为例》等。当然，这种转变并非特例，而是那个时期研究者们的共性，冯沅君不过较为典型而已。
总的来看，冯沅君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无法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相比，她在这一时期所撰著述也不算少，但如《怎样看待〈一捧雪〉》《怎么看待〈窦娥冤〉及其改编本》《古典戏剧中浪漫主义初探》等再未达到此前《古优解》《古剧四考》的高度，更不用说超越了。这是时代因素造成的，对其个人来说，其中也有许多无奈的成分，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如果这二十几年，能让她少点外务，少点政治活动，少点‘厚古薄今’的批判，而在‘一间房，两本书’的环境里，继续她钟情的古剧研究，相信她定会有更高水平的成果出现。但是在现实中，谁又能真正躲开环境的左右呢？”[1]
从学术渊源来看，冯沅君在研究戏曲过程中受到王国维的影响较深，尽管她没有得到过王氏的直接指导，倒是其丈夫陆侃如曾亲得王国维真传。她对王国维评价甚高，认为《宋元戏曲史》“实在是一部划时代的杰作。书中有的是系统的叙述、具体的批评，使后来研究戏曲史的人不能不受它的影响”[2]，并在其著述中每每提及，不时征引。在研究课题与治学方法的选择上，她同样深受王国维的影响，有意将王氏曾涉及的一些问题予以扩展和深化。此外，她还撰有《宋元戏曲史疏证》，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一书做疏证。⑤无论是《南戏拾遗》《古优解》《古剧四考》，还是《说赚词》《金院本补说》，都可以感受到王国维的启发和影响。时人在介绍其《古剧汇考》一书时曾谈及这一点：“宋元戏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为开山之作。继起学者之研究，大都补充引申王书，罕能轶出王氏范围。冯女士是编，亦可谓疏证之类。”[3]
冯沅君不仅勤于读书，治学态度也非常严谨。其重要著述完成后，仍不断进行补充和修正，精益求精，并以跋语的形式附在正文后，使观点更为准确，论证更为周密。
与同时代的学人相比，冯沅君的戏曲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根据笔者阅读其著述的体会，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博专得宜，视野宽广。
博专得宜指的是冯沅君在研究过程中很好地把握了博和专的关系。就其平生治学来看，主要以戏曲为重点，取得不少成就，这方面的成果在其全部著述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但其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戏曲，她在古代小说、说唱文学、诗词等领域也都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在古代小说方面，她曾校点《歧路灯》，撰有《镜花缘与中国神话》《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等文章。说唱文学方面，编有《天宝遗事诸宫调》辑本，撰有《读笔生花杂记》《说赚词》《诸宫调的引辞与分章》《再论诸宫调的引辞与分章》《〈双渐小卿诸宫调〉的作者与改者》等文章。在诗词方面，著有《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撰有《南宋词人小记》等。
正是因为涉及面广，具有通观意识，才会从小说中挖掘戏曲史料，写出《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这样的文章⑥。该文以《金瓶梅》中的相关描写为史料探讨戏曲的发展，拓展了戏曲史料的来源。
视野宽广指的是冯沅君在研究戏曲的过程中，时常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此为参照，观照本土戏曲的发展状况及诸种特性。比如在《古优解》一文中，她以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古优十分相似的Fou作比照，对古优进行全面的探讨。鉴于“关于Fou的种种，在西方早有了系统的研究。Fou与优既极近似，我们不妨借石他山来做古优的探讨”[4]。在探讨宋元时期的勾栏时，则以英国古剧场的情况作参照。[5]冯沅君曾有过留学法国的经历，对国外学术动态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因而能借鉴国外学术成果，这是冯沅君的学术优势所在，也是其研究特色所在。
冯沅君撰写的戏曲研究著述从数量上来说，并不算多，在同时代学人中可以说是比较少的。自然，一位学人的学术成就并不一定与其著述的数量成正比，少往往意味着精，这正是冯沅君治学的一个特色，其每篇论文都有相当的分量。
根据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以下将冯沅君的戏曲研究分南戏、古优、元明杂剧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介绍和分析。
首先，介绍冯沅君对南戏曲文的辑佚与研究。
对南戏曲文的辑佚是冯沅君从事戏曲研究的第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是她从法国留学归国后与丈夫陆侃如一起合作进行的。此前，南戏研究是戏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文献散失严重，人们看到的只有四大南戏和《琵琶记》，对这一戏曲样式了解不多。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一书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至何时进步至此，则无可考。吾辈所知，但元季既有此种南戏耳。”[6]连专门研究宋元戏曲的王国维都觉得“无可考”，一般人更是不清楚。
对南戏的研究是从对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开始的。1920年，叶恭绰在英国伦敦发现《永乐大典》所收戏文作品三种。1934年，赵景深、钱南扬分别出版《宋元戏文本事》《宋元南戏百一录》，两书从《南九宫谱》《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曲谱、曲选中共辑录五十六种宋元南戏的曲文，都使人们看到的南戏作品大为增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由于当时所见资料有限，南戏曲文的辑佚仍有较大的空间。其后，《南曲九宫正始》的发现使这一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工作是由冯沅君和陆侃如完成的。
《南曲九宫正始》是明末清初曲家钮少雅、徐迎庆合作编撰的一部重要曲谱之作，有着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可借以辑已佚的元剧”，“可借以校明剧”，“可借以校辑散曲”，“可借以正曲律”，“可借以得其他史料”。[2]但由于该书存世稀少，知者不多。1936年5月，陆侃如、冯沅君从书贾处得见此书的一个早期精抄本，于是“邀集朋好，集资购来”[2]。后北平戏曲文献流通会将该书影印出版，学界对其才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和利用。
集资购买之外，冯沅君还和陆侃如一起率先对该书所收南戏曲文进行辑佚，撰成《南戏拾遗》一书[2]，目的在“把这些贵重的材料整理出来，给研究戏剧史的人们做参考”。该书对《宋元戏文本事》和《宋元南戏百一录》进行了较大的补充，使人们可见的南戏曲文又有较大的增加。
全书分上下卷，上卷收录未曾著录的南戏曲文73种，“它们纯粹是新材料，别的书上没有引到过的”，下卷则对已知43种戏文的佚曲进行增补，“别的书上已引过，但可以增若干曲乃至数十曲的”。对所收曲文的文字采取审慎态度，“在未得佳本校正以前，我们也不敢臆改，即有极明显的笔误也都保存原状”。在曲文的标点上，“一面要顾到文意，一面又要迁就曲谱”。
辑佚曲文只是工作的第一步，因为作者的“目的不仅在辑佚，尤其在本事的寻索。或据古籍的记载，或据同题材而现存的剧本或小说，或据残曲本身(其无从查考者，只好阙疑)。所引书必详注版本及页码，以备复检”[2]。具体做法是对所收各剧，皆征引各类文献，考其剧情及本事；对收入曲文，标明出处及演唱情况，“各戏本事不全可考，其可考者，我们尽量加以说明。材料短者引原文，长者作提要。与戏文同题材的其他剧本，也尽我们所知者列举出来……每曲该是何人何时唱的，也尽可能地加以探讨”[2]。卷首还有一篇较长的导言，在回顾戏曲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对新发现《南曲九宫正始》一书的著录情况、两位编撰者的生平、成书过程及所收戏文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探讨。
其后，冯沅君又先后撰写了《南戏拾遗补》《南戏拾遗补跋》两文，对《南戏拾遗》一书进行补充，其中《南戏拾遗补》补充了16种戏文的本事，《南戏拾遗补跋》对《浣纱女》《貂蝉女》《董秀英》三剧的本事进行了探讨⑦。
《南戏拾遗》一书面世后，得到了学术同仁的高度评价，青木正儿、顾随、魏建功、赵景深等学者分别写信给予肯定。如顾随在给陆侃如、冯沅君二人的信中乐观地说：“窃意《南戏百一录》与《戏文本事》后，复有《南戏拾遗》，功行可谓圆满，嘉惠士林不浅也。”[7]
自然也有研究者感到不太满意：“他们做得都还不够，并且还时有错误，《南戏拾遗》把散曲《现团圆桂轮》当作戏文便是例子。”[8]
不过瑕不掩瑜，总的来看，《南戏拾遗》与赵景深、钱南扬二书共辑佚戏文曲文128种，“现存的早期的南戏大约搜罗得差不多了”[2]。因系后出，《南戏拾遗》一书在体例上要更为完善，学术质量也更高，宋元南戏的辑佚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南戏是戏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为20世纪上半期戏曲研究的重要收获，这其中自然也有冯沅君的重要贡献。
接下来介绍冯沅君对古优的考察。
这同样是一个较为重要的研究论题，探讨这一论题有助于对戏曲起源的深入了解，冯沅君对此有着颇为清楚的认识：“倡优是向来为人所轻视的行业，但它实是个值得学人们费番心思来研究的论题。因为在过去的三千年中，它给予政治、文学以及民俗等等的影响是很深巨的。”[4]1
由于倡优在中国古代地位很低，多是作为文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被谈论、被记载，缺少严肃、认真的探讨。最早将其纳入中国戏曲史、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是王国维，他不仅编有《优语录》，而且将其作为中国戏曲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察。此举对后来的研究影响甚大，冯沅君的《古优解》一书即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用其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将以前学者所论列者加以补苴整理，时代则以先秦为主，间涉及西汉”[4]1。
《古优解》分五个部分，对中国古优的起源、技艺、特征、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作者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古优问题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她认为古优起源甚早，“天子或诸侯在前八世纪早年已用优了”，不过“用优的风气决不始于此时，或者竞始于西周初年”[4]7-9。对于优的演变，她认为其间经历了一个从巫到师、瞽、医、史，再到优的过程。人们之所以需要倡优，“是基于寻求笑乐的本能。这种本能虽不似饮食男女那些本能的重要、强烈，但也不容忽视”[4]15。她将古优的技艺分为四种，即滑稽娱人、歌舞娱人、竞技娱人和音乐娱人。对于古优的特征，她从形体、智力、服装、社会地位和生活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全书核心部分是探讨古优的影响，特别是对戏曲产生发展的影响。她将其分成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层面为“优人本身对于后代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后世各个时期戏曲内容、风格、角色及演技的深远影响。广义层面则为“一切与滑稽有关的言行文字”[4]65，具体体现为各类具有诙谐风格的文学作品。
在《古优解》附记中，冯沅君对古优代表人物淳于髡、东方朔、古优与汉赋、隐语关系、古优的数量及女优等问题进行了简要探讨。
后冯沅君又撰写《古优解补正》《汉赋与古优》二文，对《古优解》一书的观点进行补正和发挥。其中《古优解补正》一文补充了十九个方面新的材料，修正了一些观点，包括认定古优的身份为奴隶，将用优的时间从西周初年提前到商季周初，等等。《汉赋与古优》一文对古优与汉赋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详细考察。经过两文的补正和发挥，作者有关古优的见解更为周密、深入。
总的来看，该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将中国古优放在世界文化艺术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视野开阔，表现出良好的学术素养。在探讨古优问题时，冯沅君充分借鉴西方对中世纪Fou的研究成果，并将其作为重要参照和补充，不时进行比较。这种参照和比较并不牵强，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性，“都是以诙谐娱人，能歌舞，其诙谐的言动往往足以排难解纷”[4]1-2，而且“西方学者对于古Fou的认识，实比中国治戏剧史者对于古优的认识精深得多，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得到不少启发”[9]。通过与西方中世纪Fou的横向比较，中国古优的特点体现得更为鲜明。
二是立论建立在丰富文献的基础上，论证扎实，表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力。作者对相关文献十分熟悉，旁征博引，将先秦时期有关优的资料搜罗殆尽，又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且其对西方中世纪Fou的情况及研究成果也不是一般性的了解，而是有着深入的研究，因而能出入中西，游刃有余。在当时，具有如此学养的学人并不多见。
戏曲起源是戏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疑难问题，从王国维开始，不断有研究者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冯沅君以古优为切入点，通过搜集中西文献，对古优各个方面进行了十分精细的考察，理清了戏曲产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动了一步。这是冯沅君对戏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最后介绍冯沅君对宋元戏曲的研究。从冯沅君的相关著述来看，她对明清时期的戏曲涉及不多，主要集中在宋元时期，重点在对戏曲搬演情况的考察。宋元时期是中国戏曲的形成期，由于年代久远，加之不受重视，文献散失严重，人们对这一时期戏曲搬演的情况不甚明了，冯沅君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力，广为搜集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且卓有成效的研究。
冯沅君研究宋元时期戏曲搬演情况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部著述中，一为《古剧四考》，一为《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
《古剧四考》系冯沅君将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一书做疏证时所搜集的资料整理而成。全文分勾栏考、路歧考、才人考和做场考四部分，分别对宋元时期的剧场、伶人、编剧者和演出进行考察。具体做法是将当时所能见到的搜集汇编在一起，并下一个简短、准确的断语。该文没有展现详细的论证过程，特点在资料的丰富翔实，因此可以看作是一个宋元时期戏曲搬演的资料汇编。
稍后，作者又撰写《古剧四考跋》一文，从十九个方面对前文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一书系冯沅君依据当时新发现的重要戏曲文献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来撰写的。这一重要文献于1938年重现世间，经郑振铎等人积极奔走，为北平图书馆购藏。1941年，王季烈根据这批文献整理而成《孤本元明杂剧》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刊行。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受交通、通信不便等条件的限制，冯沅君未能看到《孤本元明杂剧》一书，只看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据该书抄录的21种杂剧。尽管作品数量只占原书的一小部分，但她目光敏锐，还是从中发现了不少问题，遂写成《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一书，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专刊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于1944年出版。
全书分六个部分，内容包括对元剧上演时各角色服装的考定、对唱念“题目正名”者的探索⑧、对元剧联套程式的补正、对“脱剥杂剧”的解释、对《狄青复夺衣袄车》一剧的校勘等。全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利用新发现文献，切实解决了戏曲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元剧各角色服装及题目正名念唱者的问题，若非新文献的发现，是难以解决的。同样，如果不是新文献的发现，对元剧联套程式也无从补正。该文在内容上与《古剧四考》一脉相承，可以看作是对前文的补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金院本补说》也是冯沅君研究早期戏曲的一篇重要文章，该文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一书的基础上，对《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柳青娘》《白牡丹》《货郎孤》《说狄青》及《范蠡》等五种金院本剧目的剧情、本事等情况进行考察。⑨《金院本补说跋》《史弘肇》(金院本补说之一)等文又增加了一些材料⑩，补充前说。
相关论文尚有《元杂剧与宋时小说中的几种称谓》《元剧中二郎斩蛟的故事》《“科”与“科泛”》《关汉卿及其所创造的女性》等，这里不再一一详细介绍。
上面介绍的是冯沅君研究戏曲用力最勤、成果显著的三个领域，除此之外，她对关汉卿、古代女曲家等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介绍。冯沅君的著述大多公开刊布过，但也有一些如《宋元戏曲史疏证》《天宝遗事诸宫调》辑本《录鬼簿》校勘本等一直未见发表。此外，她还做有多种读书笔记，如《媛庐读词》《媛庐读曲》《己卯从录》《涪滨余录》《辽海杂录》等①，也未见整理刊布，这无疑让人感到遗憾。
①本文题目出自冯沅君《读书》，载其《冯沅君创作译文集》第22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有关冯沅君早年所受教育情况，参见其《我的学生时代》一文，载《妇女新运》第4卷第5期(1942年5月)。
③袁世硕在《文学史学大师冯沅君》一文中说是巴黎第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文史哲》2011年第5期。
④冯沅君《记女曲家黄峨徐媛》，《妇女新运》第4卷第6期(1942年6月)。在写于1945年12月的《古剧说汇》自序中，她又说了类似的话：“把读书的兴趣由词与散曲移到戏剧史上在我是最近十年的事。”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⑤据《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教授最近研究概况及著述》一文介绍，冯沅君“近著《宋元戏曲史疏证》，就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为底本，补正最近二十年来发现之新材料，现在属稿中”。文载《图书季刊》新第1卷第4期(1939年12月)。不知该书完成否，后未见刊行。
⑥该文先以《一种古小说中的文学史料》为名刊于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部所编的《语言文学专刊》第2卷第1期(1940年3月)，后以《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为名刊于《艺文集刊》第1辑(1942年8月)。
⑦《南戏拾遗补》刊于《责善》第1卷第13期(1940年)，1941年6月7日、14日《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作者后将该文与《南戏拾遗补跋》收入《古剧说汇》一书，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⑧这部分内容冯沅君曾以《元剧题目正名的唱念者》为题单独发表过，载《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1944年5月)。
⑨《金院本补说》一文最初刊出时，只涉及《柳青娘》《白牡丹》《货郎孤》三剧，文载《志林》第4期(1943年1月)。《说狄青》《范蠡》二则为1943年秋所写。
⑩冯沅君《史弘肇》(《金院本补说》之一)，载《文史杂志》第6卷第1期(194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