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与政治权威的依违离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离合论文,政治论文,权威论文,汪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59（2000）02—0063—07
汪康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积极的变法倡导者、杰出的报业经营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他所处的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然而，由于汪康年在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实践家而不是思想家，其主要功绩在于报业经营、文化营造而不是思想撰述，所以常被同时代的思想先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光芒所掩盖。目前学术界已有的为数不多的汪康年研究成果，大多都以汪康年的维新变法思想和他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为关注点。本文拟在进一步探寻汪康年与张之洞、刘坤一、瞿鸿机等清廷重臣关系的基础上，论述汪康年对政治权威（官方）的双重态度。
一、戊戌：汪康年与张之洞
汪康年与张之洞的关系，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这一年31岁的汪康年在会试报罢后，即“应两湖总督张孝达尚书（之洞）之招，课其孙刚孙、道孙兄弟，旋在自强书院任编辑事，又充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一时名流之在张尚书幕中及官于武昌者，先生皆与纳交。”（注：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近代稗海》第十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195。下引该书简称《传记》， 所标页码均为《近代稗海》页码。）在随后的数年间，汪康年一直呆在湖北，在此期间，他逐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并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这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走向。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代任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应张之洞之邀，汪康年于1895年离开湖北前往上海，并开始着手创办维新报刊。在《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汪康年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复杂而微妙的展现。
汪康年在张之洞幕中多年，又曾任张之洞孙辈的家庭教师，但张之洞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高。据张的亲信梁鼎芬所言，“（南皮）谓穰虽不甚明白，亦有不定处，然讲经济，办事有力。”（注：梁鼎芬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1914。下引读书简称《书札》。）仅对其办事能力表示赏识。1896年1月，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禁， 张之洞授意汪康年接收强学会余款，移作办报经费，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汪康年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汪康年筹建中国公会、参与上海强学会、在沪、鄂等地新派人物中已有“通达洋务”的声名。但在《时务报》创办过程中，汪康年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张之洞的阻力。1896年3月，张之洞离开南京， 回湖广总督本任，希望汪康年随他回鄂。但汪康年认为鄂中局面太窄，在上海更有利于报纸经营和事业发展，因而不肯回鄂，引起了张之洞的不满。汪康年在上海经济拮据，请张帮忙在沪谋一职位，张之洞婉言相拒，并表示：“开报馆，则无馆；不开报馆，则有馆。盖以在鄂、在沪定之也。”（注：梁鼎芬致汪康年，《书札》（二），页1895。）据其弟汪诒年云：“（先生）时方为两湖书院分教，乃亟向张尚书告辞，欲自至商埠集资设报社。尚书力尼其行，先生坚不从……。”（注：《传记》卷二·年谱一，而207。）为缓和与张的关系，汪康年于1896年8月《时务报》第一期正式刊出后，专程前往湖北为张之洞祝寿。可见在《时务报》的创办过程中，汪康年不仅要筹募经费，开辟销路，而且要承受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多方压力，为人际关系和各种事务而奔波周旋。（注：《时务报》的详细创办经过及汪康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参阅廖梅：《汪康年与〈时务报〉的诞生》，载《学术集林》卷九，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时务报》创办以后，张之洞对其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力图控制《时务报》馆，将其言论限制在洋务派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所以他对报馆给予了财力上的支持，并饬令其属僚和两湖书院生员阅读《时务报》，与此同时，对担任《时务报》总理的汪康年极力笼络，想利用汪控制报馆乃至维新派。但是汪康年并没有被张之洞所左右，《时务报》也未被洋务派控制，相反接连不断地刊发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震聋发聩的文字（其中包括汪康年亲自撰写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文章），引起了包括洋务派在内的统治集团的恐慌和敌视。此时，张之洞便开始对汪康年和《时务报》施加压力，力图干涉报纸言论：一是“通饬所属停看该报，在政治上施加压力”，二是“授意幕僚致函汪康年抑压改良派的论议”。（注：汤志钧：《论洋务派对〈时务报〉的操纵》，《康有为与戊戌变法》，页206—207。）梁鼎芬反复来书批评汪康年：“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嘱其“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注：梁鼎芬致汪康年，《书札》（二），页1897。梁在信中还说：“弟处华夷纷杂之区，耳目已淆，品类尤伙”：（页1899）“徐（勤）文专攻南皮，弟何以刻之，岂此亦无权耶？”（页1901）“坚守初心，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页1899）并称“仆前救康长素，今救简竹居，他日幸勿有救两君之事也。”（页1900）言语间不无威胁之意。）叶瀚也力劝汪“多译实事，少抒伟论”。（注：叶瀚致汪康年，《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2547。）尽管张的属僚和汪的友朋多次嘱咐汪康年不要刊发攻击洋务派的文字，汪康年却以“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相推诿，致使缪荃荪愤然声称，如此则“不能名曰总理矣。”（注：缪荃荪致汪康年，《书札》（三），页3056—3057。）梁启超离沪赴湘后，《时务报》言论有所缓和，但仍以唤起人们变法图强意识为宗旨，在社会上继续产生影响。《时务报》从创办直到停刊，始终是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存在着，汪康年虽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做过一定的让步，但也并没有“完全投向张之洞一边”，（注：汤志钧：《论〈时务报〉的汪梁之争，《康有为与戊戌变法》，页201。）而是始终坚持了变法维新的立场。至于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反目，虽然有张之洞多方施加压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学术主张和变法策略的不同。汪康年虽然主张政治变革，但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以为然，并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宣传维新思想时渲染与康的师承关系。汪梁分歧公开化后，汪康年曾撰文指出：“康与卓如订交于庚寅年，两人交若兄弟，自开报馆以后，尤觉亲密。但以学术不同，加以构间，致渐乘异。”（注：《传记》卷三·年谱二，页235。 汪康年在文中还自表心迹云：“康年既不欲毛举细故，以滋笔舌之烦，尤不敢力争大端，以酿朋党之祸，盖恐贻外人之诮，兼惧寒来者之心。良以同志无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须恶相避而好相援，此则窃愿与卓如共相劝勉者也。”）同时，汪梁之争也含有地域派别之见的因素 在内。同为浙人的陈汉第曾致书汪康年云：“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此其时矣。先生宁困生忧思，而不欲与同志独树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此汉所不解者也。”（注：《书札》（二），页2045。）揆诸史实不难发现，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的代理人，汪梁分歧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之争的说法并不准确。戊戌变法失败后，当张之洞以朝廷代表的身分大力镇压维新派时，汪康年却不计前嫌，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再度接近，并在自己主办的《中外日报》上继续针砭时弊，宣传变法，得到了梁启超的钦佩叹服，称“《中外日报》之
直，实可惊叹，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也。”并请汪在日报上刊载介绍《新民丛报》章程和特色的文字以广其销路。（注：梁启超致汪康年，《书札》（二），页1870。）这也表明汪梁有着大体一致的政治主张，而与张之洞等人则有所区别。
二、庚子：汪康年与东南各督抚
1900年是汪康年与政治权威发生关系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年为旧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八国联军的入侵、自立军起义、中国议会的活跃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关节点”。汪康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变革的理想和希望，相反在前段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交往面，为寻求变革的道路进行了更广泛的尝试。1899—1900年，汪康年除继续与叶瀚、夏曾佑等江浙士绅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海外维新派保持联系外，还开始与革命派、民间秘密会党以及日本人进行联络，多方探索变革之路。到了多事之秋的1900年，汪康年参与发起正气会和中国议会，试图在极度混乱的局势中以自己的力量影响甚至改变政局，以实现其变政革新的夙愿，从而达到了他一生中激进的顶点。
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中国议会的渊源始末以及汪康年、唐才常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桑兵教授撰有长文专门探讨，（注：桑兵：《论庚子中国议会》，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此处不拟赘述，只想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论析汪康年及中国议会（又称“国会”）对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的双重态度。在正气会和“国会”内部，以唐才常为首的康梁派和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派之间始终存在矛盾和摩擦。导致两派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是政治宗旨上的分歧：“由于汪康年派旨在发扬清议，徐图振兴中国之策，并依靠张之洞等督抚保障东南，并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而康有为派则痛恨后党，坚决勤王起事，部署即将就绪，召开国会旨在取得合法依据。因此两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注：胡珠生：《自立会历史新探》，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汪康年一派的确与东南督抚保持着密切关系。除了历史渊源之外，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汪康年等人反对排外，力主和局，因而极力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督抚发起的“东南互保”。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对东南互保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端逆、刚毅等盗窃兵柄，窥伺神器、征外兵、发伪诏，务使通国皆从其为贼而后逞志。幸而东南督抚，半皆老成，洞烛奸伪，相约共不遵奉，复与各国互订保护条约，于是东南十数行省，得以暂获安全，则一、二疆臣之力也。”（注：《筹南十策》，翦伯赞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页189。 下引该书简称《义和团》。）据汪诒年记载，庚子五月，“闻英与诸国将遣兵轮入长江保护侨民，先生以为此时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欲保南方，非先与各国切实订约，使中外相安不可。遂有赞助上海各官绅，商请两江、两湖总督委派江海关道与驻沪各国领事订约互保东南之举。”（注：《传记》卷三·年谱二，而243。）可见， 汪康年还亲自参加了东南互保的发起工作。
其二，汪康年等人想借助张之洞等封疆大臣之力，一则争取和巩固在“国会”中的领导地位，二则实现其变政革新的目的，所以极力维持并力图发展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关系。汪康年派对张之洞等人寄予希望，认为“（南皮）固不甚中用，然尚赖其支持一二，若并此无之，真举国无人矣。”（注：汪大燮致汪康年，《书札》（一），页997。）“然而环顾海内，舍仪老、香帅而外，更无人可与言大计者。”（注：王修植致汪康年，《书札》（一），页75。）而在局势极不明朗的情况下，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对“国会”的成立和早期活动均未加干涉，张之洞的亲信陶森甲还加入了“国会”，这进一步促使汪康年等有声望而无权势的江浙士绅倾向于争取督抚的支持。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汪康年先后向张、刘、李上书进言，请其北上勤王、剿匪议和。据其自述是年行踪云：“五月至鄂，以剿匪劾政府之说干南皮制军。旋又至江宁，亦以其说请同志达诸台座（刘坤一）。李傅相至申，则合同志上书，请即率兵入都，以剿匪为议和之根本。七月又至江宁，与同志商量，欲请公举兵入都，护卫两宫，因以弹压西兵，主持和议，以为时已迟，不及上达而止。”（注：汪康年：《上江督刘岘庄制军书》，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遗文》，（台北）文海出版社，页146—147。）
然而，东南各督抚并没有采纳汪康年等人的建议，相反“与议会大相嫉恶，尝以解散及破坏为宗旨。”（注：《哥老会巨魁唐才常》，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217。 ）其根本原因在于，两方的政治宗旨和立场完全不同。据亲历其事的井上雅二记载，“国会”宗旨为：“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四、入会者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不承认现在通匪诸矫传之伪命。”而“其中大多数人抱有以下三点宗旨，且不排满。一、尊光绪帝。二、不承认端王、刚毅等。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注：《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载《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些只是“国会”公开宣布的宗旨，而它的“真正宗旨是极为秘密的，会员很多人不知道”，其主要内容为“废除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化。”（注：《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载《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由于江浙派在“国会”领导层中占有优势地位，因而可以认为上述宗旨代表了汪康年等人的立场。汪康年自己还就“国会”的具体方略提出了两种选择：“第一，众人议定政令、法令，一旦大变之后，即推戴一名人为总统。第二，各省按地区自行处理。要乘今日民心纷扰之时，派人去各省联络土匪，以造成势力。各地民间均有秘密团体，派别不同，组织严密松散也有所不同。有的聚集一处，有的分散各地。这些人颇有力量。若能联合驾驭他们，那是很有用的。第一个办法似易却难，第二个办法似难却易。”（注：《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四日。载《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综上所述，汪康年和中国议会的政治宗旨、方略可以简要概括为：联络会匪武装，废除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以图变政革新。与唐才常派相比，二者不仅在宗旨上，而且在实施手段上都无根本差别，唐才常所领导的自立军起义，甚至可以看作是汪派政见的一次实践。
相反，表面上与汪派宗旨相似（实行东南互保、拒绝与列强开战）的东南督抚们，绝不能容忍汪康年等人如此激进的变政主张。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和辖区的利益，督抚们不会同意北上勤王，诛杀端、刚的建议，因为他们“权力的合法化基础来自朝廷任命和西太后信任，同时又心存自保善终之意。”（注：桑兵：《论庚子中国议会》，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所以对汪康年的一再上书建言， 他们只是一笑置之，不以为然。据井上雅二观察，“刘坤一仅保全自己的辖区，而且还有卸职还乡的打算。是自立还是北上，没有表示。对西太后还是拥护的。张之洞大概也一样。他声称只有列强准备瓜分时，将坚决抵抗。李鸿章和太后关系密切，不可能分道扬镳。”（注：《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载《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是他们政治态度的真实记载。更为重要的是，“国会”与督抚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冲突。井上雅二已经指出：“中国国会与张、刘很难两立，若不破除东南互保，难于发动国民的大运动，同时不能与各国共同协商。”（注：《井上雅二日记》，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载《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国会”力图通过扶植光绪亲政或者以武力建立新政府来达到变政目的，东南各督抚则承认西太后，办保大局安定，双方的宗旨其实除了反对排外这一点之外毫无共同之处。这就决定了“国会”与督抚决裂的必然。
对此，汪康年等人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虽极力争取督抚支持，却并没有将全部希望寄托在督抚身上。在请求张、刘、李率兵北上的同时，江康年等人也将联络民间会匪武力变政的计划付诸实行。“国会”成立不久，汪康年就先后派人到扬州、湖北等地联络民间武装。夏曾佑回书汪康年云：“与中山合，此较妥。然事败则与俱败，事成则北面而侍人。”（注：夏曾佑致汪康年，《书札》（二），页1363。）可见仍试图与革命派保持接触。后来汪康年受到刘坤一缉捕时曾上书自辩云：“至或电称康年勾结革命党人，又或指康年勾结江湖中人，非特诬蔑之无因，抑亦侪偶之无类，非意存倾陷，即缘于误会。”称自己前此所为“大率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注：汪康年：《上江督刘岘庄制军书》，《遗文》，页146—147。）其实“勾结革命党人”与“江湖中人”，倒正是汪康年和“国会”的主要活动之一。实际上，汪派中人对张之洞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张有救国之能，另一方面又表示“夫南皮者，鄙人所不快之人也。”夏曾佑曾言：“而沪上之报又从而效之（指攻击南皮），南皮愤极，必尽力以抵抗，放手而为真小人。诸君子虽不畏之，然亦何益也，且于实事上之妨碍正大耳。”（注：夏曾佑致汪康年，《书札》（二），页1377。）足见交纳和争取张之洞等人，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汪派为减轻变政阻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三、丁未：汪康年与瞿鸿机
中国议会的武力变政计划失败以后，汪康年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的关系转入低潮，瞿鸿机取代他们成为汪康年与之交往的政治权威的主要代表。瞿鸿机与汪康年有师生之谊，二人交往相当早。1886年，“先生年二十七岁，浙江学政善化瞿子玖学士（鸿机）按试杭州，先生应岁试列第一名。”1888年，“先生年二十九岁，乡试报罢，学政瞿学士考试浙江优行生员，选取六人，先生列第二。”（注：《传记》卷二·年谱一，页193、194。）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瞿对汪十分欣赏，称汪“切实能干，有功世局”；（注：章梫致汪康年，《书札》（二），页1961。）汪对瞿也颇为敬重，在从事维新活动的过程中，常请瞿相助筹集经费、介绍关系等事。汪对政局的许多看法、意见，也力图通过瞿鸿机来表达和实现。他曾向瞿上书，请速定报律，令准民间开设报馆，（注：《传记》卷四·年谱三，页261：“诒年按：先生尝上书于瞿子玖相国，略言近年风气趋变，宜速定报律，令准民间开设报馆，如有不协，皆以报律从事。一面知照各国公使，无论何国人在我国界内办报，皆照律办理。如此报馆多，则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辩晰而愈明。”）又曾托人转告瞿，请其电阻将邮电之权交给袁世凯。（注：汪康年：《致张劭熙、朱桂辛二君书》，《遗文》页161 ：“电报系全国通消息之事，应隶邮部，断无归外省督抚之理；招商应归商部，亦无归北洋大臣之理。……（弟）谓为国家计，为师座（谓瞿相国）计，此事当再三审詧，如欲任其大成，当一切听之；若以为不可，则宜预为阻遏，否则事权尽在一人，一旦祸发，悔将奚及，请两兄即将此函转呈师座，以备葑菲之采。”）其他一些人欲向瞿进言建议，也往往利用汪康年的关系。（注：例如汪大燮曾于海外致书汪康年，请代向瞿相“极言泽公（载泽）之品端学粹，大可有为。”（《书札》（一），页837））
汪瞿关系最密切之时，当在1907年。这一年袁世凯的部下段芝贵向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进献歌妓杨翠喜，并贿银十万两，得以担任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具折参劾，反被罢斥。瞿鸿机再次上疏纠弹，汪康年也在《京报》上发覆其事，一时京城对此议论纷纷，朝廷被迫免去段芝贵巡抚之职。此事起因与歌妓杨翠喜有关，时称“杨翠喜案”。此后某日，瞿入值军机，慈禧太后言谈间对庆亲王颇表不满，有拟令其退出军机之语。不料此语很快传入驻京英使耳中，英使乃向外部询问，慈禧得知后甚为不满，下硃谕称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并不等复奏便“着即开缺回籍，以示薄惩。”《京报》馆也随即被封禁。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丁未政潮”。（注：丁未政潮事，详见《传记》卷四·年谱三，页263—27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页140。据戈所言， 慈禧之语即由汪康年泄漏而出：“瞿归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以告曾敬贻，初不过闲谈而已。讵曾竟告之伦敦《时报》驻北京访员马利孙。马即据以为实在消息，电告报馆发表。页驻京英使反无所闻，乃向外部询问。事为慈禧所知，甚责瞿之漏言。”此语确否，不得而知。）汪是瞿的门生，对杨翠喜案与瞿立场一致，事后又同遭厄运（谕旨所谓“暗通报馆”者，即指《京报》而言），所以时人皆视汪为瞿之心腹。
实际上，汪瞿二人虽有很长时间并且一度相当密切的交往，但汪始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并据此行事，不同于一般门人幕僚，更说不上是瞿的“心腹”，他并未对瞿言听计从。1896年《时务报》创办不久，瞿鸿机（时任江苏学政）认为其言论“过激”，以座师身分写信劝告汪康年：“近惟有时议论恢张，不能无矫枉过正之弊，……尚愿少加谨慎，留意选收，即保令名，亦全盛举。”（注：《传记》卷二·年谱一， 页215—216。）汪对此不置可否。丁未政潮间汪与瞿立场一致，但二人的出发点并不相同。瞿鸿机与袁世凯素来不和，据汪大燮云：“至去年（1906）改官制，袁实欲与瞿同为副总理。其不成者，实瞿相手腕，故袁怨之深。又因陆军部已立，而撤北洋两镇以归部，遂为不解之仇。”（注：汪大燮致汪康年，《书札》（一），页950。 ）瞿鸿机时任军机大臣，在朝中向有清议领袖之誉，对贿任之事固然不能视而不见，但他参劾段芝贵却也不无借机报私怨、攻政敌之嫌。而汪康年在《京报》上揭露此事，此他办报的一贯宗旨和倾向是一致的，并非全出于瞿的授意。汪康年向以报业经营和文化营造为己任，希望能借助报刊之力以“言论救世”，要求报刊“事必求其确实，论必求其正当。”（注：《笔记》卷三·杂记，页408。）这是汪康年办报的最基本准则。除《京报》外，汪康年用力最勤、坚持最久的《中外日报》，也因其直言不讳而被迫让与他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汪康年与政治权威打交道时所表现出来的双重行为特征。一方面，受古代士人“好为王者师”传统的影响，汪康年希望得到当权者的赏识，以借助其力量进行变革。他在创办和经营《时务报》时以张之洞为奥援，组织中国议会时又极力争取东南督抚的支持，都是希望能借政治权威之力以实现其变政革新的愿望。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危机已极度深重，变革的力量却相当弱小，如果不能得到当权者权势和威望的支持，变法图强的目标将很难实现。
另一方面，作为具有变法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汪康年不能背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借重政治权威的同时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主要表现在与当权者打交道时：其一，有所选择。同样是清廷重臣，汪康年对张之洞和瞿鸿机颇为敬服，借重较多，而对袁世凯和奕劻则始终嫌恶，不肯交纳。当然，能否交接权贵以及交接哪些权贵，机缘是很重要的。不能否认汪康年与张、瞿的交往有一定的偶然性（有人介绍或有师生之谊），但在当时士人心中，张瞿为官的声誉确实高于袁世凯、奕劻等人，而汪对后者的许多做法又确实极为不满，所以汪康年与他们交结与否，仍然不能排除他自己主动选择的因素。其二，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被当权者所左右。戊戌时借助张之洞，但不愿将报纸论说限于洋务范畴；庚子时争取各督抚，但不愿放弃武力变政的激进宗旨；丁未时不惜开罪直隶总督和庆亲王，将贿任内幕公诸报端，这都表明汪康年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不以权贵意志为转移。其三，不以个人好恶为是非。张之洞和瞿鸿机是汪康年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大员，但对他们的不足之处和失当之举，汪并不讳言。他对袁世凯极为不满，甚至连他的去世都与得知袁被重新起用有关，（注：《传记》卷五·年谱四，页315， 记载汪去世的情形：“（先生）初无他疾，十二日方晚餐，得京中友人密书，言政府将起用袁世凯。先生太息言，今方主张共和，然是人可为拿破仑，不能为华盛顿也。语毕遂起就枕，至夜半，家人闻有呻吟声，亟起视，则已昏迷不能言。进以参汁，啜少许，仅能下咽，翌日未时遂卒。”）但对袁的某些可取之处他也曾表示肯定，并在《中外日报》上刊发过赞赏袁世凯的文章。（注：《论除刑讯必先开化愚民》：“近闻直督袁制军，特令人创造切音新字，以教其部下之兵士……吾向所谓至难之事，当以至易之法御之者。袁制军此举，其殆深得此意者乎？然则开千古未有之首功，舍制军其谁与归也耶？”（乙巳（1905）四月初二日《中外日报》）。）
总之，汪康年在与政治权威人物交往时以是否符合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主张进行选择取舍，始终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既是传统士林风骨在近代的延续，也与汪康年等维新人士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密切相关。另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随着报刊、学会等近代文化事业的兴起，知识分子们在为官从政之外，已经可以借助社会舆论这种新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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