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文学的力度，呼唤男子汉精神——2004年小说创作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男子汉论文,力度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篇小说是一个平常的年景
2004年是一个平常的年景，既没有丰收的喜悦，也没有歉收的忧愁。但有些作品还是 值得关注的。我读到的比较好的长篇小说有：王刚的《英格力士》、李洱的《石榴树上 结樱桃》、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孙惠芬的《上塘书》、范稳的《水乳大地》、王庆 辉的《雕像》等。《英格力士》可以将其归类到成长小说中，但它的精神价值不在于成 长，而在于作者回望文革这段特殊历史时的心态。在我读到的关于文革的作品中，作家 的姿态多半或是控诉，或是批判，或是悲愤，间或也有忏悔，发展到后来则转为戏谑、 反讽和颠覆。但这么些姿态的描述都不适合于《英格力士》中的王刚，王刚在回顾文革 的荒诞与残暴时并不乏戏谑，这种戏谑显然来自对当下的后现代精神的认同，然而他又 没有被后现代带到颠覆的地步，于是我们在他的戏谑之中感受到了一种难得的庄严，使 小说超越了所有反映文革历史的作品，把飘浮在历史上空的精神尘埃聚落在当代人的话 语中。《石榴树上结樱桃》反映的是当代农村生活，李洱的这部作品体现出一种不同于 大多数农村作品的写作姿态。我特别喜爱李洱的这部小说，因为它不仅带我们进入农民 的日常生活，而且通过日常生活直达农民的精神世界；它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农民的智慧 ，而且还通过这种展示在农民的心底挠痒痒。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和孙惠芬的《上塘 书》都是在小说叙述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因素。特别是《妇女闲聊录》可以说是一种 叙述的革命。从阐释世界的角度说，《妇女闲聊录》具有与《马桥词典》相类似的意义 ，它们的意义都在于从话语系统的角度对民间社会重新进行阐释，从而展示出现实世界 中被既定的权威话语所遮蔽的一面。但与韩少功的以思想取胜不同，林白是一位意象型 作家，她把王榨村的生活拆解为一位叙述者头脑中一段段的记忆碎片，在形而下的层面 还原了生活的本相，这种还原完全是感性的和情绪化的。在闲聊的叙述中包含着另外一 种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构成了民间的世界观，我们通过民间的世界观，看到了社会 日常生活顽强持久而又充满活力的一面。孙惠芬则是以地理志和地方志的方式来结构小 说，她的这种结构暗中吻合了农村的伦理结构系统，读《上塘书》，也许我们会感慨乡 村的伦理结构系统为什么这么经久耐用。《水乳大地》写了滇藏地区100年间轰轰烈烈 的故事和变迁，有人称其为一部史诗性作品，它包含的内容无疑很庞杂，但我更看重的 是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地区的变迁表现出信仰的力量。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非常坚定 地表达对信仰的敬意，这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也许具有一种作用，因为这20年间，在中 国大地上，信仰经历了一场“滑铁卢”战役。极左政治曾把信仰变成一种禁锢人们灵魂 的紧箍咒，随着对极左政治的围剿，人们也质疑信仰的合法性，特别是人们在卸去紧箍 咒之后开始放纵欲望，感受到无所顾忌的狂欢，人们不愿意再受到信仰的约束。与信仰 失落的社会现象相呼应，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难以觅见信仰的踪影。信仰失落并不是孤 立的现象，还有躲避崇高、英雄隐退、道德沦丧等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精神贬值 的文化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水乳大地》对信仰的召唤与讴歌，虽然说 不上是遗音绝唱，也肯定是“曲高和寡”。
典雅的文学精神保留在中短篇小说中
在今天，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基本上分野为两种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从整体来说 ，长篇小说越来越受到市场化的制约。现在长篇小说的生产说得上是像模像样的“文化 产业”了。为了符合这一产业的生产流程，作家们放弃了对小说的精致打磨，但文学作 品从本质上说类似于手工制作的工艺品，这样一来，以市场化方式生产出来的长篇小说 多半还是一件文学的半成品，这大大消减了长篇小说的文学精神。而中篇小说的情况比 长篇小说要好得多。从整体上说，中短篇小说的质量要高于长篇小说，特别是由于长篇 小说越来越成为受市场支配的产品，它的文学性因此大打折扣，而典雅的文学精神更多 地保留在中短篇小说之中。
受市场化的制约，中篇小说集很难出版，因此我还要推崇2004年出版的两本中篇小说 集，一本是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一本是华夏出版社 出版的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这两本小说集大体代表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的 水平。再从文学内涵来看，两本小说集分别营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乡村世界，一个是 平民世界。这两个世界得到众多作家的关注，构成当下中短篇小说的主要风景。通过这 两个世界，作家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精神期待和人文情怀。这方面的小说可以举出不少 。如叶弥的《小女人》(载《钟山》2004年第1期)写一个叫凤毛的下岗女工，作者明显 地要为这些无助的、懦弱的小女人进行“精神伸冤”。须一瓜的短篇小说《海瓜子，薄 壳儿的海瓜子》(载《上海文学》2004年第3期)则是一篇批判精神很强的小说，小说通 过一家三代人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亲情的程式化问题。
在谈到2004年的小说创作时，特别应该提到两颗耀眼的新人，一位是山西女作家葛水 平，一位是广西女作家映川。葛水平这一年接连发表了五六个中篇，从她年初的《甩鞭 》和《地气》(载《黄河》2004年第1期)起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写当下农村生活是葛 水平的强项，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充溢着乡村田园的诗意，这不是传统士大夫的诗意， 而是生活在乡村上地上的一位女孩在她的想象飞升起来后获得的诗意，所以她写当下农 村生活的小说，既直视着裸露苦难的现实，又体会着农民丰富的精神想象，她的情感与 乡村处在一种无障碍的沟通之中。如《喊山》(载《人民文学》2004年第11期)中那些生 活在山梁上的农户，物质生活无疑是匮乏的，但作者透过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发现他们质朴的心灵在艰难生活的磨砺下闪耀出金子般的光泽。这显然与有些作家对苦 难乡村投入的怜悯和同情不一样，它具有更难得的民主精神。映川在这一年发表了两个 中篇，我以为她一直做的是拯救男性的伟大而又崇高的工作。《我困了，我醒了》(载 《人民文学》2004年第6期)是映川进行这项工作后的第一个成果，她不仅表现了拯救男 性的艰巨性，也表达出男性可堪拯救的判断。如果说映川在《我困了，我醒了》中写的 还是一名“问题男人”的话，那么她在《不能掉头》中就已经对全新的男子汉有了明确 的表达，小说一开始血腥暴力的洗礼，就表明一名男子汉站立了起来，他一路朝着阳刚 奔去，不能掉头。
男子汉精神的回归
今天，在媒体上常常出现“阴盛阳衰”的说法，尽管这个词语令当今的男人们十分沮 丧，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文学叙事的确在印证着“阴盛阳衰”，我们很难 从小说中看到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可以说是一种物极必反所留下的后遗症。因为 当代文学在革命宏大叙述的笼罩下，曾经是男子汉唱主角的文学，但这样一种文学趋势 逐渐走向极端，把男人完全等同于革命，小说中的男子汉就被彻底地意识形态化和政治 符号化了，于是男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成为出生入死的战士，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成为 品德高尚的楷模，然而就是缺乏作为父亲、丈夫、儿子的血肉之躯。后来，人们花很大 的力气解构了这个革命的宏大叙述，但这力气用得过猛，因此在解构的同时也把男子汉 应有的气概舍弃掉了。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文学走到另一个极端，仿佛把男 子汉塑造成战士、英雄或者楷模就是一种错误，一种羞耻；反过来，觉得只有强盗、土 匪、地痞、流氓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男人。于是我们在小说中读到的就是把男人的血性等 同于兽性、野性、蛮荒性、原始性，等同于欲望化。应该说，这样的文学变化具有历史 的合理性，它有助于恢复男子汉的血肉之躯，但这样的文学变化显然携带着谬误，甚至 是极大的谬误。它在否定过去对男人政治符号化的同时也把男性精神应该必备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献身精神、英雄精神统统否定了。放眼今天的社会，我们不是会切身感受到 ，男性精神的这些必备元素实在是太稀缺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读到《我的大爹》(作者 韩天航，载《清明》2004年第5期)后感到格外兴奋的原因，我从这篇小说中发现了阳刚 之气和男人血性的回归。
《我的大爹》写的是真正的男子汉。尤其是小说的主人公杨自胜，他很早就离家参加 了革命，与家乡、与母亲从此失去了联系，他一生也没有结婚，可以说他没有过父亲、 丈夫乃至儿子的正式名分，但通篇小说读下来，你会承认，他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 父亲、丈夫和儿子，他真正履行了一个父亲、丈夫和儿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也真正 抒发了一个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情感。另一方面，杨自胜这个人物形象又与我们惯常说 的“红色经典”中的男人形象有相似之处，小说从解放战争年代他作为解放军的一名副 团长写起，在参加解放大西北胜利后，又开进新疆大沙漠垦荒造田，历经各种政治斗争 风云，直到改革开放，这不是典型的战士、英雄或楷模的形象塑造吗?但小说在相似之 中又赋予其新的内容，这就是父亲、丈夫和儿子的血肉之躯。在杨自胜身上，战士、英 雄和楷模与父亲、丈夫和儿子成为水乳交融的统一体，他作为男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 及献身精神是从他作为父亲、丈夫和儿子的天性中流泻出来的。小说不仅写了杨自胜， 还写了好几个具有阳刚之气和血性精神的男子汉，如自叙者姬进军，如有着知识分子宽 广胸怀和美好情操的姬元龙以及朴素踏实的李松泉。作者韩天航也是有意要书写“这些 至今还保持着这种献身精神的男人们”，写出他们身上“独特的人情味和他们的男性魅 力”。(语见韩天航的创作谈：《世上需要这样的男人》，载《小说选刊》2004年第12 期)
男性精神首先体现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现在很羞于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 一种反常的现象，人们往往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政治，如果说在政治极端化的年代里确实 使这两个词变了味，那么时至今天，它不过是人们为放纵欲望和屈服于金钱的行为进行 开脱的托词。但是在晓航的小说中，我们听到了一种勇于承担的呼唤。晓航显然是2004 年一位值得关注的作家，这位业余作家是学理科出身的，他反对把小说理性化和观念化 ，而强调要把小说的故事写得充满可读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精神的放弃。晓航 的小说虽然以故事性取胜，但没有沦为庸常的通俗小说，这在于作者在讲述故事中渗透 了他对科学家精神境界的情感倾向。《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讲述的是物理学家打赌的 故事。晓航把他的人物安排在欲望化时代，但这些用知识装备起来的科学家都在恪守着 共同的精神承诺。因为精神承诺，他们不得不采取欺骗的方式，但这是一种多么可爱的 欺骗。这些科学家的可爱就在于，他们有凡人的一面，尤其要摆脱制度化对人的约束， 摆脱虚假的光环，追求凡人生活的情趣；但同时他们并不因此就泯灭了科学家应有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当他从名利圈走出来后，也要用另一种方式默默地将科学的成果传达出 去。
从本质上说，所谓男子汉形象，应该是一种精神指向，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在崇尚工具理性主义和商业拜金主义的今天，男性精神往往与竞争、拼搏、残忍、野心 、铁面无情等功利性很强的因素划上等号，这其实是对男性精神最大的曲解。因为这个 原因，我对2004年曾非常畅销、也得到众多好评的一本长篇小说《狼图腾》并不以为然 ，我觉得小说对狼性的推崇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正是人们曲解男性精神的一种表现。 网上对这部小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记住了其中一位网友陈鸿桥的话，他说：“我们 需要的不是所谓的狼性，而是一种勇于进取的、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是一种自唐代以 后逐渐被遗忘的开放的、尚武的阳刚之气……”这可以说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足以 让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们面对男性精神很好地深思。
男子汉精神说到底应该是支撑文学精神的脊椎。我们呼唤男子汉精神，其实是为了我 们的文学更有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