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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见过权力？也许谁都见过。但谁能说出权力的具体形状？谁也无法说出。权力无处不在，但又无法捉摸。它象空气，也象飓风，人们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看到它产生的威力，就是说不清它的实体。然而，就是这神秘的可感觉而不可实见的权力主宰着人类社会。
权力是什么？有人说权是一支笔，这支笔可绘美丽之图画，又可胡乱涂鸦，既可打“×”，又可打“？”。也有人说权是一杆枪，但枪口须对外，向着危害人民的假、丑、恶之类，如果枪口掉转，对着自己，其后果便可想而知。解开权力之谜，揭示权力的本质，的确是一个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
权力是把双刃剑：即可以构筑人民事业的丰碑，也可以开掘自我毁灭的坟墓
权力是社会发展的杠杆，有了权力才有了除暴安良的正义的力量，才有了社会兴利除害秩序井然兴旺发达。权力又是魔鬼和孽障，有了权力便有了究凶极恶的暴君，便有了形形色色的腐败，便有了剥削压迫民不聊生……是非毁誉，莫衷一是。
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强制性力量，离开了它的协调和指挥，整个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一片混乱，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所以，文明选择了权力。但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支配性的力量一旦自发扩张而超越了应有的限度，权力的拥有者随心所欲地加以滥用，人民便开始遭殃，这一点也是历史事实，也因此，提起权力，人们便会产生莫名的畏惧。这就是说，权力既可造福人类又会贻害无穷。
对于一个人来说，权力同样可以培养人，也能够腐蚀人。有的人拥有权力后，可以在人生大舞台上尽情地施展才华，为人民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也使自己得到提高和锻炼。而有的经受不住权力的诱惑，就往往成为它的俘虏，在拥有权力后，便产生罪恶的念头，利用它为自己攫取财富，给社会给人民带来危害，最后自己也遭受其害。古有包拯以权除暴安良千古称道、秦桧以权行奸死有余辜之鉴。今天更有许许多多对比强烈的事实。笔者曾接触过一位老八路，他的成长经历就很能说明权力是怎样培养一个人的。这位老八路只有私塾高小文化，在今天看来算半个文盲，但他从普通一兵干起，当了班长、排长、连长……官职越来越高，他就越来越担心自己能否干好党交给他的工作，于是就更加勤奋好学，认真做事，慢慢地，在处理一些大事情上就有了相当的能力，后来当上了军区司令。他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哪儿来的那么大本事”。但是与其相反的事例仅见于报端者难道还少吗？
一正一反，权力呈现了截然相反的秉性。它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构筑人民事业的丰碑，也可以开掘自我毁灭的坟墓。
共产党人的权力观：为人民掌权，掌权为人民
任何权力在最初产生之时，总是源于社会公共管理的需要，因此权力具有社会性。掌握权力的人用它为公众谋利益，是权力的本性。但是权力又不可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行使，而只能由小部分人代公众行使，这样，实际掌握和使用权力的人就从权力主体中分离出来，谓之“官”或曰掌权者，这又构成了权力的内在矛盾性。它一方面同整个社会的需要和共同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掌权者的个人和集团利益相联系。由权力的内在矛盾性所决定，形成了权力自身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它同时具有社会性和私人性。掌权者把权力看成公众的，他就会运用权力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掌权者如果把权力看作是“自我享用”的工具，运用权力谋取私利和集团利益，就必然产生出恶，危害人民。
不同的掌权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权力及其意志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在权力实施中也必然坚持不同的价值取向。共产党人的权力观是：权力姓“公”不姓“私”，要为人民掌权，掌权为人民。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民主政权和民主政治。民主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政权，绝大多数人参与国家的政治，这都体现一个“公”字。另一方面，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为全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因此，共产党人的权力是最公正无私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共产党员手中拥有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权力接受者与权力授予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民群众委托中国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政府、官员代表人民群众去管理国家事务。掌权者作为受委托人必须为他们的委托人（人民群众）负责，如果掌权者不称职或者搞以权谋私，违背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质询、弹劾甚至罢免他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这种权力授受关系，真正把权力运用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
由共产党人的权力观所决定，权力在共产党员和干部手中就不再是一种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焦裕禄、孔繁森、李润五、李国安等，他们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的楷模，关键在于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他们理解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内涵，那就是只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权利，而没有为自己或少数人谋私利的权利；只有兢兢业业、做人民公仆的权利，而没有贪图享乐、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孔繁森在给他女儿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就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待权利的正确态度。他说：“女儿，我是你爸爸，但同时又是阿里的地委书记，这称谓不仅是一个职务，一份履历，更是一份责任，一副担子。我身负党的重托，不能顾小家舍大家，孩子，请理解你爸爸。”李润五所表白的一个共产党人的权利观更是朴实得象一句大白话：“不关心群众疾苦，算什么共产党员？”
“做官即不许发财”，则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共产党人的权力观。1996年新年伊始，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3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 每人得到一份纪念品：中共昂昂溪区纪委、区监察局赠送的一张贺年卡，上书7个醒目的大红字“做官即不许发财”。一时，在当地传为美谈。 据说，“做官即不许发财”最早是吉鸿昌于1920年提出来的，他把这7 个字亲笔书写，烧制在细瓷茶碗上分赠部下，以告诫部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这表达了吉鸿昌的权力理想。但在今天，“做官即不许发财”，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共产党人权力观的一种现实要求。
由共产党人的权力观所决定，每一位党员干部在运用权力过程中都一定要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做什么事都该用群众心中的秤来称一称，自觉抵御灯红酒绿的诱惑和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自重、自律、自警、自励，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长城。时时刻刻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权力行为取舍上的最高标准，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在实际中不断研究和探索如何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新路子。
“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
前不久，四川省一个市的原市长因犯贪污、受贿罪被押上了审判台。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在我官做得小一点的时候，还很谨慎，后来官越做越大，各方面对我的约束反而越来越小，这是我走向犯罪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栽倒在市长这个职位上的。”这番话确实令人深思。市长为什么会栽倒在这个职位上？这是因为市长这个职位有“权力效应”。权力又如何被滥用而走向腐败？这位前市长的“体会”是“权越大巴结的人越来越多，权越大约束越来越少”。这“一多一少”看来就是权力异化的外因了，也就是说，个人对权力的滥用和社会对权力的失控是权力腐败的两个重要根源。
凡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遭致滥用，权力被滥用，必定导致政治腐败和专横，这是人类数千年的政治史所反复证明的规律。这一规律的另一种表述是：要创造清廉和民主的政治，必须能防止和制止权力的滥用；而要杜绝权力的滥用，必须使权力受到制约。
关于权力需要制约的思想，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并把权力制约看成是保证共和国不变颜色的前提，认为权力制约应和民主制度建设结合起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即，在延安的窑洞中，穿着一身补丁衣服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充满信心地对黄炎培先生说：我们找到了一条摆脱权力腐败周期率的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权力变质和权力腐败的可能性。因为私有观念仍然存在，权力行使者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仍然可能滥用权力。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体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但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只能以间接民主为主，只能将权力交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去行使。这样就造成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相对分离。这一权力特征，就使权力行使出现两种可能，产生两种作用。一是积极作用。假如权力行使者能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或者权力所有者能控制权力行使者，限制其权力滥用，那么权力就成为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推进社会进步。二是消极腐化作用。如果权力行使者脱离权力所有者的监督、控制，而自身又不能约束自己，那么，人民给予的权力就会成为少数人谋私利的工具。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可能“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防止和杜绝权力腐败，必须要对权力实行全面的控制、管理，对权力行使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制约，使其真正地为人民行使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解决的办法，要解决思想问题，更要解决制度问题，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并使之成为反腐败的体制力量。要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尤其是要建立和加强反腐败和保障廉政的法律规章。依靠严格的法律，使权力运作和权力监督制度化。要有群众参加的监督机制，形成社会广泛的监督体系。在防范和惩治腐败的专门制度方面特别要努力，基本的原则是让阳光照亮体制，即建立便于群众和社会监督的组织体制和工作体制，赋予反腐败机关以特别的权力，以“大权力”限制制约各级权力腐败，这是国际反腐倡廉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也可以吸收。只要我们坚持共产党人的权力观，教育引导掌权者按这种正确的权力观行事，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就一定能够制约权力、铲除腐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群众》杂志副总编辑）
1996年是“九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是实现今后15年奋斗目标的起步之年。今年的工作十分重要。总的工作要求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切实加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全面实现“九五”计划奠定良好基础。
全面完成今年的各项任务，必须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奋发进取，讲求实效。统一思想，就是要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的条件下，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真正统一到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上来，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工作部署上来，在重大问题上统一行动。齐心协力，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增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心同德，再创佳绩。奋发进取，就是要振奋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克服困难，开创工作新局面。讲求实效，就是要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