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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全球化问题开始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注：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1991年公布的资料，1990年在主要经济杂志上总计有670篇文章在标题中使用了“全球的”或“全球化”的词句。 与此相比，在整个80年代研究全球化的文章总计不过50篇。参见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第199页，注释27。）。将近10 年的全球化学术辩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趋势，反映了70年代中期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巨大变动，这种变动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涉及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内政策与国际关系、发达国家与门槛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相互关系、世界基本格局与人类前途等不同范畴的重大问题。这场学术讨论对于学术界本身的冲击和影响反映在“全球化社会学”（注：参见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版。）、“全球化政治经济学”（注：参见阿洛伊斯·普林茨与汉诺·贝克：《全球化政治经济学》，[德]《议会周报——政治与现代史》，1999年第23期，第11—16页。）、“全球化政治学”、“全球化国际关系学”、“全球化文化学”等一系列新的学科概念与学科领域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讨论是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总结，也是对于21世纪世界发展的展望。
什么是全球化？这是在目前的全球化讨论中一个基本的，也是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它涉及全球化研究的一系列问题。本文拟集中讨论这个基本概念问题。首先介绍西欧学术界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大家讨论。
施密特论全球化现象
赫尔穆特·施密特1974至1982年曾经担任联邦德国总理，下野以后成为颇有影响的政论作家。1998年施密特写作出版了《全球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挑战》一书，这本书是他1997年12月15日至1998年1 月12日在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做客作教授系列讲座讲稿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的。书中试图从全球化现象的具体描述入手，从形象到抽象逐步深入探讨全球化问题。
施密特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实践政治命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命题，还是一个思想文化命题。他列举了跨国界收看电视节目、德国轮船航运事业的发展、乘飞机旅行、国际金融等四个方面的事例（注：详见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挑战》，德国出版社，斯图加特，1998年版，第12—14页。），说明“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在地球五大洲之间，在世界200 多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接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同时经历了巨大飞跃。总而言之，2000年的世界与1900年的世界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要比1900年的世界与1800年的世界之间的差异大得多。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不仅是飞机，还有集装箱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交往技术、现代贸易技术和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发生了强有力的变化。这种发展在19世纪就已经加快速度，20世纪更是大大加快速度，特别是本世纪的下半叶。”（注：详见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挑战》，德国出版社，斯图加特，1998年版，第14—16页。）
施密特把全球化笼统地界定为世界五大洲之间、各国之间联系与接触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巨大飞跃，界定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展。他描述的4个全球化的事例分别涉及到社会文化（电视文化）的全球化， 公司企业经营方针的全球化，交通运输的全球化，以及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他在围绕这些事例发挥的论述中谈到世界人口的爆炸，在短短几年内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成倍增加，技术进步与先进技术的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谈到贸易的自由化，工商企业经营的自由化，货币与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发达国家劳动岗位的转移；谈到世界大国力量对比的新格局。他没有给全球化下一句明确的定义，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他的论述虽然并不十分精确，不完全，语言也有些罗嗦，但是基本意思还是清楚的，抓住了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他这本书的主要篇幅用于讨论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作为年过八旬的社会民主党的老政治家，思路清晰，目光锐利，敏感地抓住了世界最新发展趋势。
达伦多夫的全球化预言
拉尔夫·达伦多夫作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政论家在西欧政治文化领域独树一帜，自成一派。这位德裔英籍学者曾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现任牛津圣安东尼学院院长。1998年他发表了《论全球化》一文，文章不长，但很有影响，很多人的文章都引述他的观点。
达伦多夫认为，70年代的生态危机，80年代的核武器辩论（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后），使人们产生了全球意识。“信息革命把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变成现实的空间。从电话经过电子计算机到国际互联网的发展道路消除了人们的空间界限，这是以前的任何技术发展所无法实现的。”（注：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收入乌尔利希·贝克主编：《世界社会的前景》，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第41页。）他强调，除了技术因素以外，80年代以来各国普遍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是推进全球化的前提条件。“新的技术能力首先是在一种广泛流行的放松控制的气氛中实现的。”“这种情绪在大国中，首先是在美国、英国这些国家中渗透，但是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美元作为拟议的储备货币身份的终结——1971年取消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价——是一个重要步骤。伴随汇率浮动开始了一个至少有利于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过程。而且开始了两个贸易自由化的多轮谈判。当时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的乌拉圭回合在某种范围内还包括了服务业。它导致了一个新的调节机构的出现，这就是1945年人们曾经努力追求，但是当时毫无结果的世界经贸组织，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注：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收入乌尔利希·贝克主编：《世界社会的前景》，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第43页。）在这种条件下，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在90年代经济发展不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事情。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事业（注：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收入乌尔利希·贝克主编：《世界社会的前景》，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第44页。）。
达伦多夫同样没有为全球化作出明确定义，但是他批评了目前人们对于全球化的片面认识。“全球化概念不仅被人们（错误地）想象为一条单行道的路线，而且还是一条以同样的方式涉及到所有方面，所有的人、所有企业、所有国家的道路。全球化看起来确实像是一个伟大的平均主义者。然而这是一个轻率的又危险的错误。”（注：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收入乌尔利希·贝克主编：《世界社会的前景》，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第53页。）他认为“全球化是具有极限的。它既有区域上的、也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极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称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仅仅“遍及发达国家经济”（注：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收入乌尔利希·贝克主编：《世界社会的前景》，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第46页。），事实上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企业在整个世界进行活动。”（注：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收入乌尔利希·贝克主编：《世界社会的前景》，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第44页。）其次，达伦多夫认为，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全球化和市场化。例如国家对于法律和秩序、对于福利、对于教育、对于税收的行政管理，还有服务业的某些领域，某些生产部门，某些区域性经济空间都应该摆脱全球化的压力。“总之有一个全球化的限度问题，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注：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收入乌尔利希·贝克主编：《世界社会的前景》，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第45页。）。
达伦多夫用更多的篇幅论述全球化的后果。“从益处方面来说，全球化为千百万人开辟了一种出乎意料的生活机遇”，“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十分发达的世界中，全球化意味着新的经济增长”，“总体看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越来越富”（注：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收入乌尔利希·贝克主编：《世界社会的前景》，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8年版。第46页。）。“全球化意味着把竞争两个字写得很大，把团结互助几个字写得很小。”“全球化使得使用很少的人力劳动就可以满足生活需要的产品与服务，比以往在有限的经济空间内所需要的劳动力要少得多。”“由于全球化导致的劳动世界的变化导致了一种社会失控。”“全球化剥夺了迄今发挥作用的代议制民主唯一的家园，即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全球化损害了市民社会的团结。”“走向全球化的发展及其社会后果与其说会助长民主法制，不如说助长专制的法制。”“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集权主义的世纪绝对不是难以相信的预言。”他的这个预言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被广泛讨论，显示出他在目前西欧学术界的巨大威望和影响。
哈贝马斯的全球化定义
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1998年发表了《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一文，明确地把全球化界定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哈贝马斯认为：对于市场全球化必须要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它指的是一个过程，对于这个过程主要有4个显示指标：
▲国际贸易在地域上的扩大，相互作用的密集程度日益增多。首先是工业商品的贸易，把各个局部市场上的各国国民经济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的附属品。与此同时，这种贸易的结构组成也在发生变化：新的通讯交往技术的引进使得各个大洲之间能够借助服务业进行国际贸易，在相隔很远的地方进行生产、储存与消费（如软件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金融市场的国际网络化促进了短期投资，加快了资本流通，运动中的资本很容易摆脱各国税务机构的干预，在国际交易所的压力下，政府陷于一种局外人的地位，这些交易所可以对于各国政府的利率政策、财政预算政策等方面的决策作出反应。结果使得外汇投机与金融衍生物投机组成了一种独立的“符号经济”。
▲在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归功于跨国协调合作的发展，这种协调合作在决策中越来越独立于本国生产基地，因为它们可以使用资本外逃的选择权（并以此进行威胁）。在这方面，关于所谓“劳动岗位的出口”，例如从西欧转移到东亚、拉丁美洲，以及中欧、东欧等低工资国家，正在引起人们的争论。在发达国家里，这首先冲击到技术装备较差的工业中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力。
▲从“门槛工业国家”出口的工业商品直线上升，这加强了对于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的竞争压力，推动它们在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方向上，对于本国经济进行改造（注：于尔根·哈贝马斯：《超然于民族国家吗？》，收入贝克主编：《全球化的政治》，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1页。）。
哈贝马斯文章的重点在于论述全球化的后果问题，所以他用很大篇幅分析经济全球化如何“摧毁了一种历史上曾经使得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成为可能的政治力量对比格局，也许这种妥协绝对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部问题的理想方式，但是至少可以把所出现的社会代价维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注：于尔根·哈贝马斯：《超然于民族国家吗？》，收入贝克主编：《全球化的政治》，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全球化的经济剥夺了调控国家进行干预活动的基础。”（注：于尔根·哈贝马斯：《超然于民族国家吗？》，收入贝克主编：《全球化的政治》，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凯恩斯主义再也无法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发挥作用。”（注：于尔根·哈贝马斯：《超然于民族国家吗？》，收入贝克主编：《全球化的政治》，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使我们逐渐习惯于另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福利活动范围变得日益狭隘，看到人类共同承受的风险以及集体命运把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注：于尔根·哈贝马斯：《超然于民族国家吗？》，收入贝克主编：《全球化的政治》，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7页。）哈贝马斯说：“今天，社会科学绝对没有对于全球化这个已经引起人们惊慌失措的事实状况和影响置之不理，而且少数几位社会学家已经用他们的时代预言向广大公众发出警报。”
哈贝马斯和达伦多夫都已经发出了他们的警报。
贝克的《什么是全球化？》
在理论概念多元化的西欧学术界，关于全球化概念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就本文作者目前所读到的全球化著作视野内，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乌尔利希·贝克教授在1997年出版的一书中所下的定义比较全面细致。他把广义的全球化概念细划分为客观现实、主观战略与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进程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使用了全球性、全球主义与全球化三个不同的概念。
贝克写道：“全球性指的是，在封闭空间的设想全是虚幻的意义上，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世界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集团能够与外界相互隔绝，所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文化、政治相互碰撞，这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西方模式也必须为自己重新辩护。在这里，世界社会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会被整合在某一民族国家政治中，也不会被某一民族国家所支配。”“在世界社会的词组中，世界是存在差异、多样性的，社会是非一元化的社会，这样人们就把世界社会理解为没有实现统一的多样性。这个世界社会是以千差万别的差异为前提条件的：跨国的生产形式与劳动市场竞争、新闻媒介的全球消息报道、跨国的买方联合抵制、跨国的生活方式、全球关注的危机与战争、核能的军事与民事应用、自然界的破坏等。”（注：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版，第27—28页。）
是什么东西使得这种全球性变得不容修正？首先要说到8个理由：1）国际贸易地域的扩大，相互作用关系日益频繁，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跨国康采恩力量的增长；2）信息与通讯交往技术的持续革命；3）全面贯彻人权的要求——也就是全面贯彻（言论）民主的原则；4 ）全球文化工业的影像流动；5）后国际的、 多元行动主体与客体的世界政治——除了执掌政权的政府以外，还有大量的、越来越多的跨国行动主体（康采恩、非政府组织、联合国）；6）全球贫困问题；7）全球环境破坏问题；8 ）各地的跨国文化冲突（注：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版，第29—30页。）。
“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学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得人们的生活具有组成一个世界的意义？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活与行动、我们的组织与机构，按照地方—全球的坐标重新定向，重新组织。”（注：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版，第30页。）
贝克接着写道：“我用全球主义描述的是这样一种观念，用世界市场排挤或者取代政治行动，这也就是说，世界市场统治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单一地仅从经济上处理问题，把全球化的多范畴性简化为单一的经济范畴，而且是直线思维，把所有其他范畴——生态的、文化的、政治的、市民社会的全球化都置于世界市场体系支配下。当然，如果不赋予经济全球化一种核心意义，公司企业活动主体的选择权与行动就会被否认或者贬低。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在这里消除了第一次现代化的基本分歧，即政治与经济的差异。本来政治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创造出法律的、社会的、生态的基本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活动才能在社会上顺利运行，并获得合法性。现在却跳出了这种视野，或者说，完全颠倒过来。全球主义设想，领导诸如德国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上层建筑——也就是国家、社会、文化、对外政策——就像领导一个公司企业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经济帝国主义。公司企业要求这种帝国主义创造出能够以最佳途径实现自己目标的基本条件。”（注：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版，第26—27页。）
在对于全球性、全球主义作出如此解释之后，贝克提出了他的全球化定义。他说：“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进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注：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版，第28—29页。）“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归根结底，无论人们是否相信、是否理解，这些都与可以感受到的日常暴力一起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一切都被迫适应这种变化，并作出回答。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境。这些原来都是无法设想的。甚至政府也情愿让一些东西、人物、思想（毒品、非法移民、对于破坏人权的批评）在国外寻找出路。按照这种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解释，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由不同民族国家、宗教、区域、大陆组成的似乎是相互隔绝）的世界。”（注：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版，第44—45页。）
贝克把目前的全球化称为第二次现代化。他认为：“全球化向第一次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提出了挑战，这个基本前提就是著名思想家亚当·斯密所说的方法学的民族主义。即一个社会的基本轮廓与民族国家的基本轮廓完全重合在一起。由于全球化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它们的所有范畴内都出现了与此相对的、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以前把民族国家与社会当作地域上用边界相互隔离的组织与生活单位，现在这种基本设想结构不断崩溃。全球性说的就是：民族国家与民族社会单位的破裂，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单位、民族国家活动主体，另一方面是跨国活动主体、跨国认同、跨国社会空间、跨国形势与发展进程，两者之间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新的竞争关系、新的冲突与相互关联。”（注：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祖尔卡姆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版，第46页。）
贝克作为全球化社会学的创始人，他的全球化概念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他与那种把全球化仅仅作为经济现象、仅仅作为跨国公司发展战略的狭隘作法相比，视野显然更加广阔，更加全面。在西欧的全球化辩论中，许多学者都把全球化看作是一种多元范畴的发展进程。
里斯本小组论全球化范畴
90年代初，欧洲委员会自然科学与技术评估预测计划的领导人、比利时勒芬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卡多·比德雷拉倡议建立由欧洲、北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近20名专家学者组成的“里斯本小组”，集中研究全球化问题。1995年出版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一书。在这本书中，里斯本小组对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范畴与发展动力作了比较权威的界定。里斯本小组写道：“经济与社会的全球化是一种新的现象，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与表现方式。其中一些形式与表现方式在今后10至15年内也许会消失，或者失去意义。民族的因素，还有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变化都不断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所以今天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普遍承认的定义。”“然而，对于全球化所作的任何一种类型划分都不能示范性地概括出全球化的全部本质与特点。任何一位居于领袖地位的理论家都不能说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准确地说出这一伟大真理的内容。”
“在最近15至20年内，在如此众多的领域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金融、通讯交往网络、基础设施、公司企业的组织、交通运输业、商品与服务的流动、消费行为、价值体系、民族国家的作用、人口增长、土地政策），诸如国际化、跨国化之类的概念已经不能准确地描述目前的发展和它的意义。全球化这种新概念的普遍流行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要求理解这一发展进程的需求，这个进程使得传统概念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或者变得很不明确。当然，并不是所有关于全球化的理论都是很正确的，简单地把各种各样的概念混合到一起也无法接近真理，我们的定义依据安东尼·迈克劳和他的助手的建议：全球化涉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从这些联系中产生了今天的世界体系。全球化由两种不同的现象组成：作用范围（或者横向扩展）与作用强度（或者纵向深化）。这个概念一方面解释了一系列发展进程，这些进程或者席卷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或者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空间内容。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在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横向联系、相互依赖关系的强化。横向的扩大与纵向的深化同时进行。——因此全球化远远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说出了现代生活的众所周知的典型特征。——当然，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从政治上实现统一，经济上已经完全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同文同质。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它的影响范围十分广大，它的结果又是多种多样的。”（注：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中心，1997年德文版，第47—50页。）
里斯本小组认为，人们可以区分出许多不同的全球化发展进程：
金融与资本占有的全球化。包括金融市场的放松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公司兼并与收购的增加，处于早期阶段的股票占有的全球化。
市场与市场战略的全球化。生意进程在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在国外一体化的工作程序的稳定化（包括科研与发展），在全球寻找组合与战略联合。
技术和与它相联系的科研与发展，以及知识的全球化。技术成为关键因素，信息技术与通讯交往技术的发展使得在一个公司内部，或者在几个公司之间能够建立起全球网络，作为“丰田化”／减肥生产过程。
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以及文化生活的全球化。居于优势地位的生活方式在各国之间相互转换与移植，消费行为的趋同，媒体的作用，关贸总协定的规则被用于文化交换。
调节能力与政治控制的全球化。民族国家政府与议会的作用被削弱，人们努力创造新一代的全球控制规则与机构。
作为世界政治统一的全球化。在一个中心权力的领导下，在一个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中，对于世界社会的一体化作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
观察与意识的全球化。以“第一世界模式”为榜样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以“世界公民”为基准的“全球化运动”（注：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联邦德国政治教育中心，1997年德文版，第49页。）。
总结
全球化这个概念涉及如此众多领域的众多现象，所以，全球化问题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巨大工程，而要想寻找全球化历史的开端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在理论多元化、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西欧学术界，硬要找出一个被大家公认的全球化起始年代，恐怕是徒劳无功的难事。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分歧是如此巨大。就经济全球化而言，把全球化等同于跨洋远程国际贸易的学者，自然把15、16世纪荷兰、西班牙商船远征看作全球化的起源（注：参见伊曼纽尔·瓦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圣迭尔出版社1974年版，第一卷。又可参见狄特玛尔·布洛克：《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国家》， [德]《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 1997年第33／34期，第12—19页。）。把全球化界定为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人，当然会把本世纪初世界经济概念的出现说成是全球化的开端（注：参见格雷厄姆·汤普森：《全球化与国内经济的可能性》，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出版《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1997年第2期， 第161—171页。）。如果把全球化解释为统一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那么就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开始起算（注：参见塞拉斯·比纳与贝扎德·亚格梅安：《战后的全球积累和资本的跨国化》，收入王列与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0页。）。而1972年布雷顿货币体系崩溃，美元与其他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则被那些把全球化定义为西方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学者当作资本全球化的序幕（注：参见约阿吉姆·比朔夫：《全球化，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分析》，收入张世鹏与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4页。）。还有人声称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世界化，他们把1989年苏东巨变，苏联东欧地区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实行彻底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全球化发展的历史界碑。
在全球化研究中有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把全球化的标准定得很高，断言只有当一个无所不包的、完全一元化的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的时候，才真正谈得上全球化。换句话说，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全球化，目前的所有全球化宣传不过是子虚乌有，夸大其辞。另一种极端态度把全球化的标准定得很低，宣布早在资本主义诞生以前，世界就已经开始全球化，至今已有五六百多年的历史，今天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继续，没有什么新东西。
迄今为止，本文作者所读到的全球化著作就基本立场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三派。一是传统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立场，他们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建立在亚当·斯密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在目前的发展。他们对于全球化的评价基本上是积极的。他们呼吁，为了加强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地位，必须加强科研，改革教育，降低工资成本，减少国家福利开支，削弱工会力量（注：参见[德]《国际政治杂志》，1998年全球化特刊。这期杂志收录了世界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关全球化的文件，还收录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德国政府首脑、跨国公司领导人关于全球化的谈话。这期杂志基本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点。）。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全球化著作，基本上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全球化问题。在德国比较著名的如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埃尔玛尔·阿尔特法特教授撰写出版的《全球化的极限》、《涡轮资本主义》，格奥尔格·科内特教授出版的《从金融资本到全球化》，《明镜》杂志记者彼德·马丁与哈拉特·舒曼合作的《全球化陷阱》等。他们认为，全球化是8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政党执政以来所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全球化带来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严重危机，使得西欧社会的大规模失业的劳动社会危机，社会福利国家危机，以及民主制度的危机进一步加剧，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不断扩大，达到威胁现存制度稳定的地步。他们把全球化研究与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基本打破了80年代垄断西欧社会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崇拜的社会气氛。第三种立场属于社会改良主义立场的学者，他们认为全球化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既带来了社会风险，又会使社会财富进一步的增长。他们一面呼唤效益，一面祈祷社会公正。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作了许多批评。特别是一批社会改良主义的学者，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如德国的乌尔利希·贝克，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他们以全球化问题为契机，在政治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针对政治领域的全球化，提出了“建立新的超越传统左右概念的政治坐标”、“世界公民权利”、“世界公民社会”、“世界国家”、“世界管理”等一系列新的政治概念。在西欧社会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基本上代表了以科技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新中间等级的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里斯本小组的《竞争的极限》基本可以划入这个范畴。
那么，我们在全球化研究中，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全球化这个基本概念？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化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具有许多层次，研究全球化应当避免单向思维。就字面而言，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全球化固然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进程，同时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诸如“地球变小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地球村”，“世界社会”。这些概念和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革命、通讯交往技术的革命扩大了人的视觉听觉范围，扩大了人的行动范围，使人长了“千里眼”、“顺风耳”、“日行万里”的飞毛腿以后的主观感受。所谓“全球意识”也就是对于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全球问题的观察与感受。所以我们认为，贝克把广义的全球化划分为全球性、全球主义，以及作为发展进程的全球化三个层面的作法值得重视。在中国的全球化讨论中，有人仅仅抓住全球性一个层面，声称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发展规律，只能积极欢迎，大力促进。与此同时，有人只抓住全球主义的层面，把全球化看作西方资本统治世界的战略方针，必须坚决抵制。这两种看法都各有片面性。
全球化这个词汇本身没有主语，很模糊；如要加上一个主语，这个主语实际上也是多元的，变化不定的。全球化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正像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中所说，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也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人们很难（几乎无法）用一句明确的解释准确地描述全球化所涵盖的全部内容。而现在人们谈论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而且主要把目光集中在80—90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而经济全球化包含的内容一方面是世界经济领域客观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又是某些经济活动主体（例如跨国公司）的运筹行动战略。
在经济发展进程的层面上，全球化确实存在着极限，存在对于地域范围、发展程度、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的冷静估计问题。目前确实远远没有形成一种一元化的世界经济，没有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一元化的世界市场。事实上主要是北美、西欧与日本、东南亚这个世界范围的三角地带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完全被甩到全球化进程的外面。真正谈得上全球化的主要是金融市场，资本流动实现了全球化。而劳动力市场目前主要还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的流动，虽然国际劳动移民问题的严重性被大肆渲染。全球化的活动主体主要是西方跨国公司，它们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正在讨诸实施，并且从中获取超额利润。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直接牵涉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利益。前者一方面使我们有可能获得外国资本的投资，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金融投机的全球化，金融风险的全球化。这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威胁。而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利弊得失需要认真计较。总之都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问题。经济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我们是“双刃剑”。需要冷静思考，灵活处理，特别要有长远打算。“明知陷阱需谨慎”，不能落入西方经济活动主体布下的陷阱之内。
在谈论经济全球化的时候，另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全球化资本主义。如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著名左派学者埃伦·伍德在1996年发表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文中所写的：“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资本主义本身正在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正在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我们看到的也许是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体系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最初的真正影响。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作为这样一种体系的后果，这种体系不仅再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而且也没有一条真正的出路。资本主义带着它自身的内在的矛盾孤独地生活着。它在自身内在机制之外找不到任何帮助，来纠正或者补偿这些矛盾及其破坏作用。甚至被称为资本主义最后避难所的帝国主义也不像当初那样了。”（注：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收入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77页。）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命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发展的颠峰阶段，它的内部发展潜力还没有挖掘净尽，还具有相当旺盛的生命力。作为经济尚且处于落后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目前正面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而在今天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已不可能。这种形势又向我们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与西方资本的同时不会被西方“套牢”，落入“陷阱”？第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特别是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在西方的全球化辩论中，新自由主义派别有意识地宣传一种强者生存，胜者通吃，弱肉强食的竞争主义，片面强调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实力，而否定社会公正，团结互助的重要价值。苏联在改革过程中，改革路线不断向右调整，最终在彻底资本主义化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下闹得国家崩溃，民族分裂，天下大乱，少数权贵一夜暴富，绝大多数人民跌入贫困化的深渊。对此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至于政治领域，目前远远没有实现全球化。相反地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政治上的民族利己主义、民族霸权主义、种族分裂主义、种族排外主义、资本帝国主义的霸权政策、新干涉主义的战争行动日益升级。人们称为“全球化的悖论”。西方资本国家在政治全球化的口号下，提出“世界公民权利”，“世界社会”等十分超前的新概念，实则贩卖霸权主义，要求把一部分民族国家主权交让给被霸权力量控制的某些国际组织，用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企图剥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主权。对于全球化辩论中的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