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认识论的实践转向及其元研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西方管理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相关的争论虽时强时弱，但始终存在[1-2]。目前，中国管理学界在质疑、讨论西方管理理论有效性的同时，也在积极探讨“中国式管理”、中国管理学元研究如何建构[3-4]。
从研究内容的学科归属来看，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是管理认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5]。因此，克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相脱节，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指引现代西方管理学诞生及演进的管理认识论是否存在偏颇。
1 现代西方管理学的缺陷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狭隘性密切相关
从现代西方管理学的演进历程来看，新康德主义、分析哲学等直接影响了现代管理学科学化进程的具体方式，从而隐含了相应的缺陷。
1.1 现代管理学的起源深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
从学科建制来看，现代管理学起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881年创立的沃顿商学院，其创建理念深受当时德国“洪堡模式”的影响。德国是当时全球的学术中心和文化中心，沃顿商学院创始人约瑟夫·沃顿懂德语，曾较长时间居住在普鲁士；且1887年时任沃顿商学院院长的爱德蒙·詹姆斯是在德国完成的博士论文。哈佛商学院首任院长埃德温·盖伊也是在德国拿到的博士学位[6]。
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正是新康德主义的统治时期，“德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哲学教授席位都被新康德主义者所占据”[7]。从科学哲学史的发展来看，新康德主义继承了自弗兰西斯·培根以来的近代经验主义认识论思想，进一步强调科学知识的经验证实性和逻辑自洽性，目的是把“科学知识”与“宗教知识”彻底区分开。培根在《工具论》中提出的实证分析方法成为知识证实的基础，“凡是实证的知识，通过经验的或实验证明的知识就是科学的，不能实证的所谓知识都是形而上学的、非科学的”[7]。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柯亨认为，“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是客观的，其形式是用数字方程式表示的确定规则”[7]。因此，新康德主义将数学、实验方法等带入了管理学研究、促进了管理学的发展，也使管理学发展走向了知识狭隘化的道路。
1.2 分析哲学的繁荣与管理学的科学化趋势
20世纪初期，由于数理逻辑的成功，在新康德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分析哲学。分析哲学认为，“知识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过感觉经验或实验证明的综合命题；二是通过逻辑或公理演算得出的分析命题。除此两者之外的，都是非科学的知识”[7]。分析哲学起源于欧洲大陆德国、奥地利等国家，“二战”前后大批分析哲学学者移居美国而使其在美国得到了快速发展，运筹学在“二战”中的成功运用则进一步推进了分析哲学在管理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影响力。
1946年起，美国卡内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GSIA)先后聘任了一批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和数学等领域的学者(包括管理决策理论代表人物赫尔伯特·西蒙)，并将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管理学研究，管理科学在更高的程度上依赖数学方法，而背后是一种对于数的精确性的信仰。“我们不再把数看作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或本质，而是把它看作一种特殊的获取知识的工具”[8]。正是这种思想体现了科学主义认识论通过将知识“狭隘化”以求得“普遍性可靠性”的缺陷。
1.3 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引起对分析哲学的质疑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相对日本和德国持续下降，管理工作成为人们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议的焦点，而商学院被认为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相脱离的始作俑者。“现代管理研究和教育培养出的是‘计算型管理者’，美式管理已变得‘沉迷于分析的独立和数量的优美’，一大批企业深受‘分析症候群’的困扰”[9]。在此背景下，美国商学院大学联盟进行了针对实践者和管理学者为期3年的调查，并于1988年发表了著名的“波特—麦基宾报告”[10]。
“波特—麦基宾报告”批评了美国工商管理教育过于注重学术研究而脱离实际，并呼吁对管理教育进行改革，这进一步引起了对现代管理学“科学化”路径和方式的质疑和批判。“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德国和日本管理风格的成功，开始暴露出美国管理神话在本质上的虚脱，西方科学的认识论危机和整体观的出现，则意味着美国应该开发出新的管理模式”[11]。
现代认识论的实践转向则为管理学走出分析哲学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方向。
2 现代西方认识论的实践转向
20世纪中叶以来，分析哲学追求确定性、逻辑实证知识的努力被哲学学者从两个进路进行了批判，一条进路是对其追求“确定性知识”目标的批判。基于“罗素悖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普里高津“不确定性”理论，以及进化论、复杂性理论等自然科学成果的出现，传统认识论追求“确定性、客观性、精确性”知识的目标让位于对“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相对性”的研究。不过，这一进路仍局限于命题性知识，没有突破传统认识论的缺陷。另一条进路则突破了命题知识范围，强调非命题知识(哲学、艺术等知识)、非语言知识(行动、技艺)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2.1 “实践技艺”说
美国实用主义学者杜威和赖尔强调知识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自1910年起先后对知识进行了两维度区分：作为Knowing What，知识经验往往表现为一个命题的集合；而作为Knowing How，知识经验体现为一组行动和实践。只有把两个维度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对知识经验的完整理解[12]。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知识本性的理解和上述哲学家十分接近——强调“技艺”的重要性。挪威哲学家约翰内森在对后期维特根斯坦学术思想的诠释过程中，将这一特征概括为“认识论的实践转向”，并把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称为一种“实践哲学”[13]。
2.2 “体验”说
法国现象学学者Maurice Merleau-Ponty提出，现象学的策略就是试图直接描述我们的体验之所是。“体验”是一个界域，在“体验”中，不只是视觉存在，还有其他的诸如听觉、味觉、触觉以及它们各自界域中的物体。观念合成来自于身体。
“通过身体认知世界”的思想，在20世纪末的Lakoff和Johnson那里进一步得到了彰显，他们认为，传统认识论忽略了人类认知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即人类的生理构造、身体经验以及想象力在理性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讲，思维产生于人的身体经验。人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
2.3 “隐性知识”理论
被西方一些学者誉为当代认识论中哥白尼式革命的是英国哲学家Polanyi提出的“隐性知识”理论[14]。“人类的知识有两类。人们通常所说的知识，是指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显性知识，而那些未用语言明确表述出来的知识，如在做某事行动中所运用的知识为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无法充分用语言手段表达，更适宜表现为非语言方式，其中，行动就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代典籍《庄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篇也表达了同一观点。轮扁所说的得心应手而口不能言的斫轮技巧、技艺，可看作是Knowing How的一种高级知识形态，是一种典型的隐性知识。
2.4 “实践智慧”说
“实践智慧”说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将人类知识分为理论、技巧和实践智慧三个领域，分别存在于理论领域、制作领域和实践领域。现代存在主义学者海德格尔则把实践智慧与技艺看成揭示真理的两种方式。
“实践智慧”说认为，纯粹理论知识只能帮助我们理解和说明自然，而关于如何生活的知识，则应求助于实践智慧。要拥有实践智慧，除具有原则性知识之外，还要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中体验、领悟怎样在正确的时间、地点以正确的方式行动。毛泽东的《实践论》阐述了理论向实践智慧转化的认识论基础。Kolb构建了“行动—观察—反思”的学习螺线模型[15]。
从上述方面来看，“不完整性”是科学主义认识论在知识形态方面的致命缺陷，正是这种“不完整性”，从深层根源上导致了现代管理学与实践的脱节。现代哲学沿着扩充知识形态、完善认识过程的思路发生了实践转向，这一转向通过对实践类知识形态的强调将有助于消除理论与实践的隔阂。相对于传统的追求确定性命题形式知识的科学主义认识论或分析认识论，可以将强调行动、体验、技艺和实践智慧等非命题、非语言知识的认识论概括为实践认识论。
3 实践认识论视角下的管理理论创新
现代认识论的两大进路直接影响了管理认识论的演进方向，并进一步影响了管理理论的创新方向和创新内容。这种影响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命题知识领域内寻求突破，复杂性、混沌、进化等关于事物不确定性特征的命题知识成为管理学研究的新主题、新领域，其代表是复杂性管理理论的兴起；另一方面则是围绕非语言、非命题知识的重要性而展开，管理经验、管理行动、管理实践智慧等新知识形态得到承认，其与命题类认识之间的转化机理等受到重视。后一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3.1 管理技能开发理论
管理技能开发理论主要探讨的是个体层面的管理经验等实践知识的重要性[16]。该理论认为，管理知识的积累和增长表现为个体管理技能的提高，而提高管理技能不能仅仅依赖于传统命题性知识的复制，更要靠管理者自身的行动和实践经验。“管理效率的提升不是一个管理学知识的复制过程，而是一个立足于管理者个人实践的技能开发过程”[17]。其中，管理研究—实践困境沟、管理学知识转化难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8]。
3.2 组织学习理论
实践认识论转向组织层面的突破，主要表现为组织学习理论的兴起。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提出，企业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19]，是企业有机整合一组关键性技术和技能的独特知识与经验，更进一步强调了技能、经验及其与理论知识结合的重要性。而彼得·圣吉则强调系统思考、心智模式对组织管理的重要性，“综合五项修炼从而融合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整体，以代替西方文化中盛行的还原主义”[20]。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明确区分了组织内“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并构建了组织内两类知识转化从而推动创新的知识螺旋模型[21]。
3.3 管理知识的生产研究
在承认管理知识形态二元或多元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知识管理、知识社会学等理论被应用于管理知识的研究，目前初步形成了“管理知识的生产”或“管理知识的管理”研究。该研究目前所取得的进展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管理知识生产模式”说，范艾肯等学者受英国知识科学学者吉本斯“知识生产模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管理知识生产方式是‘学院式科学’还是‘后学院式科学’的争论”[22-23]。强调管理学研究要走出象牙塔，“高质量管理教育的目的，是使在工业组织中工作的管理者、管理应用专家和以学术为主要工作的管理教师、管理研究者等主要管理参与者能够相互理解和沟通，达到和谐的状态从而改进管理”[24]。另一方面则是关于管理知识生产动力的研究，区域层面的管理学知识生产，应从知识营运人、资源、知识流动过程与状态等方面进行整体性反思与改进[25-27]，管理学者、管理实践者、管理咨询公司、知识运营商等相互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提升区域层面上管理知识体系的创新效率。
从管理认识论的视角来看，上述理论的学术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增加了若干新的管理学派或管理理论，而是在承认了两种或多种管理学知识形态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克服管理“知行脱节”的可能路径，其在管理认识论层面的突破所形成的影响，不亚于上述理论具体内容的学术价值。
4 对中国管理学元研究的启示
西方管理认识论的实践转向，既为把握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演进的内在机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线索，也为理解、克服管理“知行脱节”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中国式管理”研究开阔了新的思路。
4.1 “中国式管理”需要继续辩护其主张的合法性
“中国式管理”的主张，现实依据在于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相脱节现象的存在[28]，理论背景则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本土化思潮的全球传播。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现实依据，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升华。如果从实践认识论的立场来看，依据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相脱节这一现象，既不能充分否定管理理论的合理性，更不能充分论证“中国式管理”的合理性。
从实践认识论来看，管理理论是命题知识系统，而管理实践则是非命题、非语言知识系统，两者是相对独立的，但也有内在联系。因此，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相脱节存在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管理理论确有缺陷，二是管理实践落后于管理理论[29-30]，三是在于命题型管理知识与非命题型管理知识之间难以协调、转化。进而，解决脱节问题的思路并不完全在于否定现存管理理论的合理性，还应该反思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相结合方式的有效性。比如，提升管理咨询活动的专业水平，是否就能有效地克服或大大缓解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脱节？或者说，提升中国管理咨询的从业水平，是否比构建“中国式管理”更具现实性？针对类似的逻辑追问，“中国式管理”的主张者需要对其立场的合法性作进一步的辩护。
4.2 “中国式管理学习”应成为构建“中国式管理”的可能方向之一
从实践认识论来看，当代中国企业成长与发展的经验，关键之处并不必然在于中国企业需要或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而可能在于中国企业探索和积累了若干移植西方管理理论并与本土情境相结合的“中国式管理学习”经验[31-32]。基于组织学习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揭示“中国式管理学习”过程中的机理、提出“中国式管理学习”模式，应成为中国管理学研究重视的学术方向之一。更进一步地来讲，可开展基于实践认识论的中西方企业“管理学习”的比较研究，也需要对中西方管理咨询公司的咨询模式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4.3 深化“管理认识论”的理论研究
如果说“三个接着讲”精炼地指出了中国管理学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思路[33]，那么构建基于实践认识论的管理认识论知识框架，便是体现“三个接着讲”的一个具体研究主题，因为实践认识论能够实现“三个接着讲”的交汇或综合。
从“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来说，实践认识论是当代西方管理学研究的演进方向，建构管理认识论知识体系，便是一个具体的“接着讲”研究行动。
从“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来说，实践认识论具有深厚的本土传统，而基于西方科学认识论的实践认识论，既是对西方科学主义认识论的超越，也是对中国传统实践认识论思想的一种现代性转换，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西方科学精神的融合。
从“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来看，实践认识论能够体现出近现代中国企业引进西方管理科学并与本土传统相融合的基本特征与演进机理，也能够对当下中国企业如何迈向全球化并成长为跨国公司提供启发性的思路。
当然，建构“管理认识论”理论，并不能局限于将哲学认识论的基本概念如主体、客体等直接与管理学相关概念进行拼接的层面，更需要以哲学认识论的演进脉络为线索，从西方管理思想史、中国近现代传统文化中整理出管理认识论的演进脉络与机理，构建“管理认识论演进史”。从这一视角来看，当下中国管理学界的“接着讲”便存在一定的偏差，对于混沌、阴阳、生成等与西方复杂性理论具备一定契合性的观念探讨相对较多；而对于实践智慧、实践技巧等与西方实践认识论思想相关联的观念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管理认识论的相关研究。
5 结论
中国管理学研究应寻求的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必要的前提之一便是积极把握西方管理学的发展脉络，并从这种发展脉络中把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切入点。从管理认识论的视角来看，曾经指引但也束缚着现代西方管理学发展的科学认识论发生了实践转向。广义的实践认识论既指引着当代西方管理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也为中国管理学界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梳理管理认识论演进历程及机理的基础上，开展“中国式管理学习”理论，是值得中国管理学研究关注的主题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