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冬青[1]2016年在《张乔及其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张乔,晚唐“九华四俊”、“咸通十哲”成员,安徽池州人。他的广泛诗友圈,联系着晚唐的众多名家大家,甚至包括海外友人。《全唐诗》存其诗两卷,共计171首。本文对张乔其人其诗进行由外而内的系统研究。张乔的生平、交游和创作情况是研究的基础内容。张乔诗歌的题材类别可以分为四类：情深意切的赠别诗是张乔的贤士之歌,羁旅江湖的咏怀诗是张乔的游士之歌,行吟天下的边塞诗是张乔的壮士之歌,静水流深的隐逸诗是张乔的隐士之歌。通过解读和分析张乔的诗歌,可以得出张乔的思想内涵：心怀魏阙的儒家情怀,闲适自然的道家境界,超脱红尘的佛家心灵,叁者共同构成了张乔的思想世界。张乔诗歌的意境是其诗歌意象组合的自然产物,张乔善用渔樵意象、云帆意象和松鹤意象,从而营造了闲淡空远、清寂绵幽的诗歌意境。张乔诗歌的抒情艺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他的诗歌多次使用真诚、深刻和隐秀叁种抒情方式。张乔自觉追求清雅明净、婉曲流逸、瘦寒孤冷、悲怆奇崛的语言。张乔诗歌之所以呈现以上特点,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地域文化和个体经验密切相关,云诡波谲的晚唐世风、诗可以群的池州文化、四海为家的生命体验共同成全了张乔的诗歌艺术。张乔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应秉承一个客观的态度来评价,不可拔高,亦不能贬低。他是晚唐安徽诗坛的翘楚,更是咸通年间活跃在京城的贤哲,他的诗歌从唐五代至今一直流传,历代藏书家、诗选家、诗评家均有提及。
聂乐根[2]2002年在《许棠生平及其诗歌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许棠是晚唐较重要而又成就较大的诗人，其代表作《过洞庭湖》诗的广为流传，使他被时人称为“许洞庭”，并拥有“咸通十哲”之一的美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有关其生平事迹的史料记载却较少，今人对之所作的考据和整理也较为零散；有关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古人仅停留于局部作品的鉴赏与品评，今人亦未作过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选择许棠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不仅填补了唐诗作家作品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对晚唐诗发展流程这一较为薄弱的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弥补和推动作用。本文从叁个方面对许棠生平及作品进行研究：一是屡试不第而坎坷不平的仕途经历考，二是穷愁孤苦而不甘沦落的诗人形象论，叁是苦心孤诣而成就突出的诗歌艺术论。“考”的目的意在以确凿的史料弄清诗人一生的主要身世经历，为后文的“论”奠定必要的基础；“论”的目的意在以诗人的身世经历为基础，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对其作品中的诗人自身形象及艺术成就作出深入论述，并由此而归结出许棠诗在晚唐诗歌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何祥[3]2011年在《“九华四俊”及其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九华四俊”是晚唐一个较有名气的诗人群体,他们是许棠、张乔、张蠙和周繇。四人均来自皖南九华山周边地区。“九华四俊”以诗歌创作驰名文坛,有449余首诗歌流传于世,除一首古体诗外,其余全部是近体诗。他们绝句、律诗创作成就较高,其中不乏佳言警句。“九华四俊”作诗学习贾岛,苦吟为诗,为世所称,但两唐书都没有为其立传,“九华四俊”的生平事迹在唐宋及后代的文献中记载很少,可考的文献有:《唐诗纪事》、《唐摭言》、《唐才子传》、《北梦琐言》、《唐语林》等。这些文献对“九华四俊”的生平事迹和诗作有一些粗略的记载,但多是一些片段性的描述,并没有太深太多的研究。由于史料欠缺等原因,学术界对于“九华四俊”的关注是有限的。近年来学术界多集中在“九华四俊”的个案研究上,“九华四俊”的生平事迹、思想、诗作内容及艺术特色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全面整体研究。本文以“九华四俊”现存诗歌为基础,结合史料及相关文献,对“九华四俊”及其诗歌进行探讨。论文主要从考证和诗论两方面着手,分为四章。第一章为“九华四俊”的生平和思想,通过对“九华四俊”生平和思想探索,可以更好地分析他们创作经历,以便能对这一作家群体作一全面整体的认识;第二章为“九华四俊”交游研究,主要考察“九华四俊”与当时的朝廷官员、诗人文士、僧人禅师的交游往来,反映出包括“九华四俊”在内的广大晚唐寒士的困苦际遇及创作心态,他们的创作心态和人生际遇是晚唐大多数文士的生动写照。第叁章为“九华四俊”诗歌内容研究。根据主题取向,把“九华四俊”诗歌分为寄赠酬唱诗、咏怀诗、山水诗,边塞诗,咏物诗五类。“九华四俊”诗歌的主题取向,在晚唐众多文士中有一定的典型性。第四章是“九华四俊”的诗歌艺术特色。论文从体裁形式、苦吟诗风、诗歌意象、表现手法四个方面对“九华四俊”诗歌艺术特色进行分析,这有助于全面认识晚唐诗歌的艺术特征。结语总结了“九华四俊”作为晚唐的一个寒士群体,其诗歌无论是在生平思想、诗歌内容还是艺术特色上,在晚唐文士中都有一定典型性,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他们身世凄苦,仕途坎坷,他们学习贾岛,苦吟为诗。在贾岛姚合之后,很多人学习贾岛,如“晚唐体”诗人、九僧等,“九华四俊”在其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孙吴[4]2015年在《李频及其诗歌研究》文中提出李频作为晚唐“苦吟”诗人,在晚唐诗坛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他的诗歌继承贾岛、姚合的诗歌特色,脱颖而出,对“咸通十哲”等诗人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对李频生平事迹、其《梨岳集》及其诗歌艺术特色的研究,尚有进一步研究的探求空间。本文从李频生平事迹、诗集、诗歌及其传播形式四个方面全面认识李频及其诗歌。绪论部分主要综述目前学界对李频及其诗歌的研究现状,突出研究目的和意义,并指出本文研究的创新之点。正文部分共有四章。第一章主要考证李频生平重要事迹,包括生年、及第时间、婚姻、仕途经历、墓冢地点和祭祀祠堂,并对其交友群体情况加以进一步考证。第二章以《全唐诗》收录的李频诗歌为依据,对其部分诗歌的重出误收、诗题予以辨析,以及对其诗集的存诗数量、版本概况予以考证和论述。第叁章主要论述李频诗歌艺术特色,分为四节：第一节是结合晚唐时代背景,分析李频诗歌创作历程,即从前期的“汲汲于科举”到后期“亦官亦隐”的转变；第二节是基于文本细读,论述其精思壮健和清雅平淡的诗歌风格；第叁节从两组诗歌意象进一步分析其诗歌艺术特色；第四节对李频诗歌语言特色给予分析。第四章从传播学角度论述李频诗集的传播形式,展示其诗歌作品在历史上的流传演变。结论部分总结全文。李频6及其诗歌在晚唐“苦吟”诗派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其的研究之于全面认识李频及其诗歌创作具有积极意义。
王宇[5]2013年在《许棠及其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许棠是唐末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主要成名于咸通时期，是“咸通十哲”之一，同时又是“九华四俊”一员。由于《过洞庭湖》一诗获得赞誉，世人称之为“许洞庭”。论文通过对许棠及其诗歌的研究揭示了许棠诗歌的艺术特点，同时为唐末文学研究提供参照。论文首先介绍了许棠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生平、交游等情况。接下来便从许棠思想和心态方面进行研究，力求对许棠个人及诗歌创作源头有更深入的了解；第叁部分则重点对许棠诗歌题材进行研究，全面了解许棠诗歌内容以便深入探究其诗歌风格特色；最后则针对以上的分析对许棠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探究，说明身处唐末乱世之中的许棠，其诗歌创作仍有独特之处：沉郁苍凉的诗风、颇具个性的意象运用以及简炼浅切的语言特征。
刘亮亮[6]2016年在《咸通年间长安诗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咸通年间是晚唐政治的转折点,也是晚唐诗歌前后的分界线,而作为唐帝国政治文化的心脏——长安,则见证了这种巨大的转变,鉴于咸通时期在唐代历史中的特殊性,和长安诗坛在唐诗演进中的重要性,把二者联系起来,通过文史结合的角度,以求完整的、直观的、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晚唐诗歌的内容、意义、风格。在更宏大的层面上加深对唐代文学的研究。论文分四个部分：一、唐王朝在咸通年间的政治背景和士人心态。本章首先论述咸通年间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状况,以期发现其作为乱世开端的各种征兆,以及潜伏于其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其次探讨咸通年间文人士子的心态变化,由此时的社会状况而导致的士人呈现出不同的心态是研究咸通年间诗坛的关键；最后关注由于不同心态使得士人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从而展现出的文人空间分布状况,此时的士人主要有叁种价值取向：蹭蹬科举、入幕藩镇、隐逸世外,其中科举求取功名是士人的终极追求。二、咸通年间长安诗人群体研究。本章主要论述此时长安诗人群体的特点和诗歌唱和的盛况,共同的地域来源或相同的目标追求以及唐代文人诗酒唱和的传统,在文人聚集地的长安很容易形成诗人唱和群体和出现大型的诗歌交流盛会,群体研究集中论述“咸通十哲”、“芳林十哲”等此时活动于长安的主要诗人群体,以此来还原咸通年间长安诗人群体的风貌和总结群体唱和的特点：由于文人聚集于长安,出于诗艺切磋和延展声誉的需求,文人士子会围绕在某些达官名流周围进行唱和,所以对于诗歌交流盛况,本章主要论述以围绕在朝廷官员郑薰和供奉僧栖白周围的唱和为代表的诗歌交流盛会。叁、咸通年间长安诗歌题材研究。因为文人奔赴长安的主要目的是科举考试,应举成了文人在长安活动的核心内容,大部分诗歌也是围绕着文人应举而创作,文人居住长安的生活起居也会行诸歌咏,由于当时整个社会追求享乐,所以此时的艳情诗成为长安诗坛上一朵带刺的玫瑰,此时的朝中翰林学士夜间宿直在清寂的夜晚也会表露心声,故诗歌分为：落第诗、登第诗、干谒诗、旅京诗、艳情诗、宿直诗。四、咸通年间长安诗歌的地位和影响。从长安宫廷、文人、庶民叁点出发,对咸通时期长安诗风和之前大中时期长安诗风、黄巢之乱后的长安诗风进行比较。然后论文在前面长安诗歌群体、诗歌题材、诗风演变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最后有附录：咸通年间长安诗歌编年简史,以纵线条时间轴的方式展现咸通年间活跃于长安诗坛的诸多诗人活动轨迹以及他们的诗歌创作。在唐代文学的研究中,晚唐前期研究成熟,后期研究薄弱。晚唐后期懿、僖、昭、哀诸朝文学研究又相对充分,惜乎单独一朝诗歌研究又硕果不丰。又长安诗坛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所以论文选取懿宗朝咸通年间长安诗坛研究这一方向,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出发,在地域一长安,在时段—咸通,在时空的两个维度进行唐代诗歌研究,以求在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有所收获。
曹小燕[7]2014年在《晚唐诗人许棠研究》文中提出许棠（822-？），字文化，宣州泾县（今属安徽）人，晚唐时期的一位诗人。诗人的生平事迹散见于《唐摭言》卷四、卷八，《北梦琐言》卷二，《唐语林》卷七，《唐诗纪事》卷七○，《唐才子传校笺》卷九等古籍。《全唐诗》收录其诗并编为二卷，见卷六○叁至卷六○四，共计诗歌155首，除一篇为残句外，其余皆为五七言律诗。《全唐文》收录其一篇铭文（并序），见卷八一二。许棠的生平经历较为坎坷，此点从诗人的仕宦经历、游历经历、交往经历等方面便可以看出。从其仕宦经历来看，诗人约在五十岁之时进士及第，之前在科场受挫了近叁十载；从其游历经历来看，诗人在大中叁、四年（公元850年）左右第一次去秦陇一带游边，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至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左右曾去河东一带游边，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至十一年（公元870年）左右再次漫游秦陇及关内道；从其交往经历来看，诗人在游历边塞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文友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同时，诗人深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在不得志之时又受到了佛家“静退观”、“出世观”和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宁静与平和。许棠诗歌从情感内涵的角度来讲，主要抒发了四种感情：一是艰辛执着的仕宦之情，二是孤独悲愁的羁旅之情，叁是质朴无华的人伦之情，四是深切悠远的思乡之情。许棠诗歌从艺术特征的角度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许棠诗歌的语言富有色彩感、层次感、画面感；其二，诗歌的修辞手法应用自如，如对比、夸张、用典、对仗等；其叁，诗歌的意象常带有一种低沉的感情基调，如夕阳意象，白发意象，帆意象等；其四，诗人因受所处时代背景和自身坎坷经历的影响，其诗歌总体上呈现出穷愁孤苦的风格特征。
白爱平[8]2006年在《姚贾接受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唐诗人贾岛、姚合是具有独特地位的一对诗人组合。他们极端苦吟的创作态度、奇涩精警的五律体制、清寒幽僻的艺术旨趣，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晚唐姚贾诗人群体、唐末五代姚贾后学、宋初九僧等晚唐体诗人、南宋永嘉四灵及江湖派、明末竟陵派、清代高密派和同光派等诸多文学流派，都在效法姚贾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貌。因此，姚贾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接受过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特殊现象。 共时接受阶段，贾岛因为有韩孟等人的推扬，其怪变峭拔而终归平淡的诗歌风格、苦心推敲嗜诗成癖的创作态度，在元和年间即有名望。而姚合则在长庆初年创作了《武功县中作》等组诗以后方获得诗坛声誉。在贾岛偃蹇潦倒而姚合仕途渐趋通达并且乐于奖掖后进的情况下，姚合逐渐成为姚贾诗人群体的实际领袖人物。此派诗人大多兼师姚贾二家，也有更接近于姚合者。他们的诗歌有从拗峭尖新逐渐向清畅浅切过渡的趋势。 唐末五代时期，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以姚合为“清奇雅正”主李益的“入室”，贾岛为“升堂”，这是后世合称姚贾的肇始。齐己在其《还黄平素秀才卷》诗中首次将姚合、贾岛置于对举的地位。这时期的姚贾并称尚停留在个案性的阶段，没有达到大众化的普遍认识。晚唐五代时期是姚贾诗风广泛流衍的时期。姚贾后学从章法起结到奇联警句，从总体风格到表现内容，全方位地承继姚贾五律，不过鲜有青出于蓝者。在审美情趣上，表现出对僻涩峭硬风格的自觉修正和向平易冲淡作风的进一步靠拢。 北宋时期，诗歌史上第一次有了“姚武功”和“贾岛体”、“浪仙体”这样的称谓。“姚武功”叁字见于《新唐书·姚合传》，说明武功县中诸作最为世人传诵。“贾岛体”则首见于欧阳修的《弹琴效贾岛体》诗题，指一种好用复词、音节回环往复、风格幽奥冷峭的五言古诗。北宋末人马令《南唐书》卷十四中，提出了“浪仙体”这一称谓，用来指一种苦心琢磨、对仗精工的五言律诗。由于欧阳修和苏轼等大文学家的倡导，人们更多谈论的是“郊岛”，而非“姚贾”。以宋初九僧为代表的晚唐体诗人，延续了晚唐五代以来潜脉暗流的姚贾诗歌传统，将目光投向风花雪月一类寻常风景，笔调轻闲小巧，风格清苦工丽。不过意象更单调，形式更呆板，情感色彩更单一，基本上没有超越姚贾的藩篱。 南宋时期是姚贾接受的繁荣时期，这时期真正出现了姚贾并称的说法，并且得以大行于世，逐渐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诗学名词。赵师秀编选的《二妙集》问
赵目珍[9]2012年在《唐《诗人主客图》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对张为的《诗人主客图》进行全面、客观的梳理、分析与研究,并对其中部分诗人的家世、生平事迹、交游、诗文传播等进行考证,对少数诗人的诗歌进行辨伪、辑佚。通过研究与考证,试图将学界对《诗人主客图》的研究有一个大的推进。文章的中心论旨是：《诗人主客图》这一理论着作在中国诗歌流派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过渡作用,是钟嵘的《诗品》和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之间的桥梁,逐渐实现了中国诗歌流派由“体”到“派”的转变。《诗人主客图》划分中晚唐诗人八十余家入“广大教化”、“高古奥逸”、“清奇雅正”、“清奇僻苦”、“博解宏拔”和“瑰奇美丽”六派,其中不乏大家、名家,即使不出名的那些诗人,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名声或影响。文章主要包括叁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诗人主客图》的全面论析,即“上编·论析篇”。本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对《诗人主客图》的作者张为和《诗人主客图》的命运沉浮进行全面的考述；第二章从这一理论文本的形式上作考察,辨明其“主客”由来的渊源以及其在“摘句为图”上的演变；第叁章透过《诗人主客图》反映的审美取向来考察中晚唐时期诗歌创作的现实状态：第四章在梗概中国诗歌的风格理论之后,具体分析《诗人主客图》在从《诗品》到《江西诗社宗派图》演变中的重要过渡作用,并对其六大流派划分的可行性进行深入细微的发掘；第五章讨论《诗人主客图》的价值、意义和地位,分《诗人主客图》的文献价值、《诗人主客图》的理论价值和意义、《诗人主客图》在文学史方面的意义和《诗人主客图》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四个方面来考量。第二部分为对《诗人主客图》中部分诗人的考证,即“下编·考论篇”。本部分也分五章：第六章考证“广大教化派”中的“上入室”弟子杨乘以及费冠卿等六位“及门弟子”；第七章考证“高古奥逸派”的“入室”弟子李馀、刘猛、胡幽贞以及“及门”弟子陈润；第八章考证“清奇雅正派”“上入室”弟子苏郁以及刘畋等四位“入室”弟子、贾岛和厉玄这两位“升堂”弟子、僧良义等五位“及门”弟子；第九章考证“瑰奇美丽派”中的“瑰奇美丽主”武元衡以及其门下除“升堂”弟子许浑以外的十二位弟子；第十章考证“清奇僻苦派”“及门”弟子李溟和“博解宏拔派”“升堂”弟子司马退之。本部分合计考证诗人叁十八位。第叁部分为“附录”部分,包含《诗人主客图》各派诗人一览表、《诗人主客图》“瑰奇美丽主”武元衡年谱、武元衡及其相关诗文考证系年叁个部分。
张海[10]2005年在《前后蜀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代十国是晚唐的延续,北宋的肇端,处于唐宋这两个文学高度繁荣时期之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在我国历史上,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然而,若干战国形态的分裂时期不时与之交替,为时也并不短暂。五代十国,就是在统一遭受破坏之后,陷于全面分裂的一个历史时期。统一或分裂,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文学来说,同样命运攸关。文学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在统一时期与分裂时期就各不相同,至少有着重大差异。五代十国的文学,历来被认为是处于前有唐音、后有宋调的两个巅峰之间的一条峡谷。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宋代文学的复兴,可以说是统一的结果。五代十国文学发展相对停滞落后,则是分裂的结果,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在整个相对停滞落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文学也有局部的繁荣。前后蜀时期的文学便是这一时期较为繁荣的文学之一。 从时间上看,前后蜀文学处于五代十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前承唐音,后启宋调,是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学。从空间上看,前后蜀政权偏安于巴蜀,其文学又不得不带上浓郁的地域色彩。因此,前后蜀文学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一种文学形态。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都有其独特性。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 绪论部分,阐述本课题选题的意义和价值,简介本课题国内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本文认为虽然目前学界已对前后蜀文学有了零星的关注,但仅停留在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探讨上,将前后蜀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性文
参考文献：
[1]. 张乔及其诗歌研究[D]. 任冬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2]. 许棠生平及其诗歌考论[D]. 聂乐根. 湘潭大学. 2002
[3]. “九华四俊”及其诗歌研究[D]. 何祥. 安徽师范大学. 2011
[4]. 李频及其诗歌研究[D]. 孙吴.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许棠及其诗歌研究[D]. 王宇. 黑龙江大学. 2013
[6]. 咸通年间长安诗坛研究[D]. 刘亮亮.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7]. 晚唐诗人许棠研究[D]. 曹小燕. 广西师范学院. 2014
[8]. 姚贾接受史[D]. 白爱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06
[9]. 唐《诗人主客图》考论[D]. 赵目珍.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10]. 前后蜀文学研究[D]. 张海. 四川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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