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待 西方法政知识的认知与逻辑 *
李 栋 杨 莹
摘 要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中国以极不情愿的方式被拉进世界万国体系之中。王韬作为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用自己的认知、表达和态度典型地展现了这一充满冲突与碰撞的过程。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于西方法政知识的具体认识经历了上海墨海书馆、流亡海外和重回故土三个时期，其对西方法政制度的认识存在着变与不变两种倾向。一方面，王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法政知识，超出了“朴素排外主义”的范畴，以一种“心灵开放的民族主义”态度和立场，加入了同时期其他人所不曾掌握的“世界性的元素”，调和了学习西方和儒学中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王韬始终坚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上性，对于西方以及英国的思考仍然在儒家“循环论”和“衰退观”的框架下进行，受到“强制同化”和“圣学投影”这种认知—评价心理的制约，因而最终未能更进一步，超越这一时期流行的“中本西末观”。
关键词 王韬 洋务运动时期 西方 法政知识 君民共主 中本西末观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中国以极不情愿的方式被拉进世界万国体系之中。传统“朝贡体系”被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条约体系”逐步取代。这一过程，意味着“条约体系”下新的秩序规则需要被国人所熟悉和掌握。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法政知识就有了在中国输入的需求和土壤。在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接触与碰撞过程中，传统中国人如何面对、认识和理解这些来自西方的法政知识，是一个十分重要且非常有趣的问题。学界过往研究大都从比较宏大的思想层面关注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对于西学的认知和理解，鲜见从具体法政知识的角度，尤其从涉及英美法的视角，对精英人物进行个案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以王韬(字紫诠、兰卿，号仲弢，1828-1897年)为典型，阐述、总结这一问题。
选择王韬是因为他极具代表性。①用学者朱维铮先生的话讲，他“生于江南，长在上海，青年时饱受西式教养，中年后避地香港英国，自三十四岁至六十二岁，人生最宝贵的而立至耳顺的年华，都在域外度过。由域外看域内，眼光不同，对中国的未来估计当然也不同。当时独具此双眼者，就是王韬。”②的确，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以译述西书为业的知识精英代表，王韬不仅长期接受西学，而且通过大量文字向国人介绍西方，并结合中国当时之情景，指责时政，臧否人物。因而，对于他的关注和研究，可以从非常具体的侧面，展现中国人对西方法政知识的迎拒态度和内在逻辑。
一 、墨海书馆时期 (1849-1862年 )的初步认识
上海墨海书馆时期，是王韬对于西学初步认识的阶段。1849年秋，由于父亲过世，家庭经济状况出了问题，他在英人麦都思的邀请下，进入新教伦敦会办的“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辑。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他经常与西人麦都思、美魏茶、合信、雒魏林、伟烈亚力、慕维廉、麦华陀、艾约瑟以及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等人交往。据美国学者柯文考，王韬于1854年8月26日在上海“受洗”。③促使王韬皈依基督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在墨海书馆一开始所从事的重新汉译《圣经》的工作。1850年7月他协助以麦都思为首的“翻译《新约》圣经委员会”完成了《新约全书》“官话”的翻译工作，接着，1853年又完成了《旧约全书》的翻译工作。
除了翻译《圣经》，王韬在墨海书馆还翻译了一系列其他类型的西学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和《西国天学源流》等五种；与此同时，他在与西人合作翻译的同时，还编成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以及《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从1853年起，王韬还参与了综合性科学刊物《中西通书》的翻译和编定工作。此外，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每天通过阅读报纸和从上海领事那，接触到大量西方的信息，这构成了他对于西学的最初认知。④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王韬接触了西学并长期与英人交往，但是基于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他还是认为中国的“道德文章”是西人无法比拟的，西人只是在轮船、火炮、天文和医学等方面强于中国。他在1859年写给友人周腾虎(字弢甫，1816-1862年)的信中就批评了口岸华人三种流行的观点：
尽管此时的王韬的主张仍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色彩，以“握利权”“树国威”为目标，
学习西方的内容还未涉及到法政方面，只是局囿在除弊兴利，学习西方轮船、枪炮、田器织具、历算格致、语言文字以及重视商业等内容，但是，这些主张显然已经超越了上海墨海书馆时期的观念。美国学者柯文将这种变化概括为“由一种文化世界观过渡到民族世界观”，并预示接下来“他到西方的出游，将使这种转变走得更远。”
王韬首先认为，与西人通商“即大害之所在”，长此以往“华风将浸成西俗，此实名教之大坏也。”其次，基于受雇于洋人的遭遇，他对西人并无好感，认为他们“藐视傲睨而不为礼”。最后，他认为西人的科学技术虽然精妙，但不适合于中国，故“而我中国决不能行”。⑥相反，他始终坚持认为此时的中国在“治本之源”方面是优良的。对此，他说道：
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⑦
正是在“形而上”方面的自信，王韬甚至指出了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法政有三大缺陷：(1)“政教一体”；(2)“男女并嗣”；(3)“君民同治”。文载：
而西国所行者，皆凿破其天，近于杂霸之术，非纯王之政。其立法大谬者有三，曰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商贾之富皆归于上，而国债动以千万计。讼则有律师，互教两造，上下其手，曲直皆其所主。男女相悦而昏，女则见金夫不有躬，而无财之女终身无娶之者。尚势而慕利，贵壮而贱老。藉口于只一天主而君臣之分疏，只一大父而父子之情薄。陋俗如此，何足为美？⑧
基于这些缺陷，王韬认为目前中国的窘境只是“力”有不足，但“德”依然具有优势。对此，他以历史上戎狄以“力”欺凌中华，后反被中华以“德”化之的事例进行论证，并作出英人也将步其后尘的结论。中国当务之急所要做的只是：“一则静听其然，以待天心之厌乱，一则励精图治，以俟人事之振兴。”⑨
尽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政策规范促进PPP模式发展，但始终没有制定针对PPP的专属性税收政策或指引，与PPP相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不尽合理，对PPP中存在的广为关注的特定问题缺少明确对应规定，运行中与税收政策对接的顺畅性不够。其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尽管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此时的王韬仍然未从根本上将西人以及西方文化看成一种足以同中国相抗衡、相媲美的文明存在，依然真心地认为传统中国的政教制度是至优的，并坚信“今日之英，骄盈极矣。然盈必覆，骄必败，天道然也。”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此时的王韬较之朝野上下之人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例如，他在1859年写给江苏巡抚徐有壬的信中，就对当时朝野上下所惊恐的是否应允许外国派驻驻京公使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认为公使“驻京”“通商”乃是“常事”。
他在写给徐有壬的第二封信中直接点明中国积弱的原因，即“武功不振”和“内患未宁”，对此，他认为，中国应主动“自强”，甚至可以学习他们的强盛之术。
二 、流亡海外时期 (1862-1874年 )的不同变化
1862年王韬以“黄畹”之名“禀帖”太平天国，探讨进攻上海的具体问题，遭到清廷通缉。同年10月5日，在墨海书馆麦都思儿子—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华陀和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的帮助下，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邮轮逃离上海，11日抵达香港，开始了其流亡海外的日子。
抵港后，王韬在英国伦敦会的帮助下，进入英华书院(The Anglo -Chinese College )仍旧从事翻译工作。在香港与王韬合作翻译的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年)。从1863年至1873年，王韬与这位英国汉学家共同翻译了《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 )中的《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等作品，在此过程中理雅各对王韬评价极高。
开县世行项目开州项目区位于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小江支流东里河下游，海拔高程为198.5～1 105 m,项目区面积63.87 km2。地貌类型有低山、丘陵和平坝，其中低山最多。以水稻土和紫色土为主，属亚热带阔叶林区，多年平均气温17.3℃，年无霜期276天，多年平均年降雨量1 280 mm。降水分布不均，山地降水量多于平坝。该项目区包括津关溪、周家沟和沿江溪等3条小流域，涉及2个镇7个村6 281户（其中贫困户640户），水土流失面积38.27 km2。计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8.27 km2，利用世行贷款200万美元，欧盟赠款18万欧元。
另一方面就涉及评价心理的“圣学投影”来讲，王韬在对待、评价西方法政知识时，基本是在坚持“中本西末”说。既然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在认知心理上坚持的是“强制同化”，具体表现为“西学中源”，那么，中西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即中国的“圣学”是放之四海的，而西学只是“圣学”在泰西之地的延伸。因而，很自然评价西学标准自然是“圣学”，“圣学投影”就成为一种评价心理。“西学中源”说只是在文化源头上做出了解释，而“圣学投影”需要进一步在文化的性质上明确中西之间的全部关系问题。于是，“中本西末”说就成为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评价心理“圣学投影”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在这封写给李鸿章的信中，王韬首先批评了鸦片战争后国人不能正视西方的虚骄之气，明确提出应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西方之利，师其所长。为了促使中国改变对于西方的态度，王韬还用近邻日本为例，介绍日本学习西方后“不下西人”的变化。
(1)外贸的增长带来大量关税，因而于中国有利；(2)中国将以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而富强，这些技术包括船坚炮利、铁路纺织及农业机械；(3)中国学者掌握像天文、数学、地质、生物、水文和医学等西学，将有实际的益处。⑤
1867年理雅各因身体原因暂回英国，但很快理雅各发现《易经》的翻译工作无法离开王韬，于是来信邀请王韬赴英协助翻译。于是，在1867年至1870年间，王韬有幸游历欧洲，亲身感受、实地接触西方。1867年12月15日，王韬乘轮船离开香港，途径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埃及的苏伊士、亚历山大和开罗、法国的马赛和巴黎以及英国的伦敦、牛津、爱丁堡、阿伯丁和格拉斯哥，驻足游览过法国的罗浮宫和公共图书馆，以及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圣保罗大教堂，甚至受邀在牛津大学毕业班发表演讲。这近两年的旅欧见闻和感受，王韬都将其记录在《漫游随录》中。
通过阅读该游记可以明显地看出，王韬此时对西方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在牛津大学演讲期间，曾有听众问儒学之道和泰西基督教有何区别，王韬借用宋儒陆九渊“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话，表达了世界大同的观点。
本文研究对象为42 m高的摩天轮。轮外将装挂24个透明吊厢，大盘的直径为37 m，总质量为55 t。摩天轮结构示意图如图1。
首先，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究其一生，我们发现王韬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上性始终是坚信的。这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他的《弢园文录外编》卷1《原道》中，其开篇就提到：
正是对英国政教风俗的“刮目相看”，王韬旅英期间特别留意了英国的法政制度。他参观过英国的议院，了解到议院是“国中遇有大政重务，宰辅公侯、荐绅士庶，群集而建议于斯，参酌可否，剖析是非”的重地。
此外，他还找到了英国为何能“制造一切器物”的原因，即国家保护创造的人的知识产权制度，
参观了“居舍既洁净，食物亦精美”的英国监狱。
当然，基于认识和知识水平的缘故，王韬对英国一些法政制度也有一些不太正确的看法，如他在爱丁堡时就拿英国的刑事审判强行比附中国，认为“其谳事也，与众佥同，一循中国古法，叹为醇风之未远焉。”
从这段比附中可以感觉到，至少此时在王韬心中英国的法政制度并没有成为一种绝对的学习标准，超越于乃至凌驾于中国之上。
尽管这段旅欧的经历使王韬的思想产生了些许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剧烈。不过，这段切身的观察对他重新回到香港后所从事的新工作具有一定意义。
三 、重回故土时期 (1874-1897年 )的表达运用
1872年理雅各退休回国任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王韬结束了“佣书”生涯。1873年王韬与友人黄胜，在其他友人的帮助下，以1万墨西哥鹰洋合资买下了英华书局的印刷设备和字型，改名为“中华印务总局”，并于1874年2月4日在香港创办了近代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循环日报》。由此，王韬走向了介绍西学、评论西学、运用西学的道路。
之所以选择办报，除了经济和王韬不想再受制于洋人等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此时的王韬通过游历英法，已经认识到报纸是可以缩小君民隔阂的最佳手段。其实早在1862年，王韬返回家乡照顾病重母亲时，就作《臆谭》一文，表达了中国传统政治症结在于君民之间裂缝不断扩大，“民视君阍如九重之远矣”的观点，并向往三代时那种“君与民近，民间疴痒得以上达，而臣下多怀得以告诸君”的状态。
因此，报纸是践行王韬理想的一种方式。
由于王韬利用报刊发表时政评论的巨大影响，1884年在李鸿章的大力斡旋下，王韬时隔20多年，再回上海，任《申报》编纂主任。1885年王韬在沪创办木活字印书馆“弢园书局”。同年，王韬接受唐廷枢、傅兰雅、丹文等诸位董事的联合聘请，执掌“格致书院”，并长期担任《万国公报》特约撰稿人。总之，重回上海后的王韬被国人视为“魁儒硕彦”，对西学略有所知以及希望了解西学的人都对他推崇有加。
重回香港创办报刊后，王韬开始系统总结自己关于西方尤其是法政方面的知识，并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编辑文章。他的这些观点、思考和主张，基本都收录在他于1883年自编的以政论为主要内容的《弢园文录外编》之中。该文集文章主要是从《循环日报》和其多年积稿汇编而成，因过分追求体系和结构，没有具体标明每篇文章的发表时间，因而，很难从时间上把握其思想的细微变化。尽管如此，这些文章基本可以代表王韬1874年直至其去世前的整体思想。
游历英国前，王韬坚持认为中国的政教风俗是优良甚至是无可比拟的，英国人只是强于船坚炮利，但是在英的切身观察，使他不得不承认，英国在政教风俗方面也不落后于中国。他说道：“英国风俗淳厚……无论中土，外邦之风俗尚有如此者，吾见亦罕矣。”
在爱丁堡游历时，他还将英国的“礼义教化”视为英国富强的重要原因。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苟舍人伦言道，皆其歧趋而异途者也，不得谓之正道也。
在王韬眼中，“三代之治”即是“文明之天下”。
其次，在王韬眼中“三代以下”的历史是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最为集中的表现在“不通下情”。对此，他在《重民·下》中说道：
大学生体质弱势群体公共体育教育“理论+实践”融合育人模式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体质弱势大学生，不仅要对其进行体育理论教育，还要加以康复性运动技能教育。该模式的要义在于“融合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要求创编与选用应用型体育保健类教材，开发康复性体育运动技能等。“理论+实践”融合育人模式强调不仅要向学生教授以保健性、康复性、养生性运动技能为主的体育保健课程内容，还要从体育文化理论的视角入手，向体质弱势学生传授体育保健理论知识，从而提升学生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建立体育参与自信心，进而全面发掘体质弱势大学生体育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持续强化学生体育习得的主观体验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如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
再次，为了改变这一君民不通的状态，回复“三代之治”，特殊的西学背景与海外游历经历使王韬没有像之前的黄宗羲、顾炎武一样，将药方定在“原君”、“原臣”、“重教化”等传统手段；相反，他引入了西方的议会政治，尤其是对英国法政的观察。一方面，他在《重民·下》介绍了西方“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三种主要政制制度及其特征，并肯定了君主与民众分权的“君民共主”的英国式的政制。是谓：
对于“中本西末”说，王韬认为：“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其末”
，且本末应同时进行，由本及末。
在此，王韬不仅明确了“本”是“中国之政治”，“末”是泰西诸国“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而且还批评了洋务派徒袭西人皮毛，而不固国本的问题。对此，王韬在《上当路论时务书》中又一再重申“中本西末”说，即其中的“本”就是中国固有的“圣学”，“末”是西学，学习西学的目的是为了“相辅而行之”。
这种政制之所以被推崇，主要是因为它很好地解决了王韬一直所关注的“不通下情”的问题。因此，王韬在其很多的文章中一再提及了这一点。如他在《法国志略》中也提到：
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如是则上下相安，君臣共治，用克垂之于久远，而不至于苛虐殃民，贪暴失重。盖上下两院议员悉由公举，其进身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若一旦举事不当，大拂乎舆情，不洽于群议，则众人得而推择之，亦的而黜陟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顾忌不敢也。中国三代以上，其立法命意，未尝不如是。每读欧史至此，辄不禁睪然于黄、农、虞、夏之世，而窃叹其去古犹远。
《上海护理》为上海护理学会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护理学技术类期刊。本刊以广大护士为主要读者对象，主要报道护理学领域领先的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护理学术动态、护理教学理论和方法以及与护理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本刊的办刊宗旨是:贯彻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贯彻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反映我国护理临床、科研工作的重大进展，促进国内外护理学术交流。
同时，我们亦可发现，王韬之所以推崇西方，是因为“三代之治”在西方社会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而其中体现的最为完美的当属英国。对此，他说道：
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夫尧、舜为君，尚赖有禹、皋陶、益、稷、契为助，而天下乃治。今合一国之人心以共为治，则是非曲直之公，昭然无所蒙蔽，其措施安有不善者哉？窃以为治国之道，此则犹近于古也。
为此，王韬专作《纪英国政治》一篇，从剖析英国富强之因入手，富有洞见地得出英国立国之基并不在于时人所说的“船坚炮利”，而在于“君民共主，上下相通”的法政制度。文载：
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由此观之，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强雄视诸国，不亦宜哉！
这一观点的得出，不仅修正了之前王韬对于西方的看法，而且已经开始摆脱从“器物层面”，走向从“制度层面”认识西方的新阶段。
此外，王韬还对西方的“人民主权”、立宪思想以及司法制度有所关注。王韬通过成书于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志略》，不仅深化了对英美政制的了解，甚至还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介绍了“制国宪定君民权”的观点。是谓：
原使用简易倒车平台尺寸为6.0 m×1.5m，大小与钢板路基箱相同，但由于通行的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属大吨位车辆，重车总质量最高可达35～40 t，由于车辆对简易倒车平台的覆盖面积相对较小，车辆在简易倒车平台上通行时平台稳定性较差。现对简易倒车平台进行优化改进，将其宽度增加至2.4 m，增加车辆对平台的覆盖面，从而提高车辆通行时平台的稳定性。路基箱棱角去除后，卸料时稳定性有明显提高，两侧采用镂空设计便于清扫，质量适中挖机移动方便。改进型卸料平台如图3所示。
异史氏曰：余观路易护民权及腓立谕国人有自由权利喟然叹曰，欧洲各国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其在斯欤！……岂非以自由心性出于天而非他人所能限定之故哉？欧洲各国有见于此，故分之权限，设之法制，使人人享自由之权利莫之妨害。……
1.4.2 黏膜瓣推移术 黏膜瓣推移术曾是欧美国家治疗肛瘘的主流术式，切口可在无张力情况下以可吸收线缝合，且对瘘管的处理形式灵活多样，亦可行隧道式切除或瘘管切除后严密缝合。复发病例可重复手术获得治愈，ASCRS指南中推荐等级为1B，可确切处理消灭内口，但操作较复杂，且对管道的处理需联合其他术式[3]。
所有法律皆成于国会所定，故其为法以护人民权利为主。人民权利日愈增加，而国家元气日愈充厚矣！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交固，国家有大事千万人心为一心。近世欧洲列国雄视宇内，职是之由。呜呼！世之论政体得失者，宜鉴于此也。
在评价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王韬转引了一位日本学者的观点，即防止革命的关键不在于寻找一位德才兼备的君王，而在于创制一部能够限制君王权力的宪法。文载：
盖人君之所以不敢挟其威虐其民者，以国宪限其权也。国民之所以不敢负其力凌其君者，以国宪定其分也……故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义也。
妻子抓痒，每天有两个时段抓得最多，一个是白天从忙碌中闲下来，一个是夜深人静一觉睡醒过来。白天，妻子身上穿衣服，抓痒不方便，或者说隔一层衣服抓痒不解恨，就卷裤腿捋衣袖，大动干戈地抓一抓。一般情况下，妻子都回避开，躲一边静悄悄地，一个人偷偷摸摸地抓。要是我看见，妻子就会说，去、去、去，抓痒有什么好看的。过一会，妻子强调说，医生说神经性皮炎不传染，你不要这样皱着眉头看着我。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王韬在对后文进行评论时并不赞成此观点，但其中的“民权”和“国宪”等观点远远早于之后维新变法时期的康梁等人。在该书的最后，王韬还对西方的司法制度有所概括，并赞叹其“法极周详，刑无苛酷”。
他要钓的是鱼，不是乌龟！这只蠢笨的爬行动物干吗要咬钩？他得让大伙瞧瞧，毁了圣保罗水管工的周六下午，它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男人摸起手钩，甩了出去，但落下的大钩却没有击中目标。
最后，这一时期的王韬还对英美的国际法有所思考和运用。他在很多评论文章中就表达了对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不信任，并深刻地认识到国际法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一国背后的“利”与“强”，否则国际法在本质上是不可靠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王韬就排斥国际法，相反他认为中国应主动使用国际法知识来捍卫国家主权。例如，他在《宜索归澳门议》中就极力主张总理衙门与葡萄牙政府谈判，收回对澳门的管辖权。
他在《除额外权利》一文中呼吁，用国际法知识与列强据理力争，收回领事裁判权。
因此，王韬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主张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中国人。
四 、王韬对待西方法政知识的变与不变
王韬生活的同光年代，既没有之前道咸时期的封闭与无措，也没有甲午之后的惶恐与激进，然而，面对西人与西学的影响，王韬必然要面对“中西古今”问题的拷问。究其一生，可以发现，他的思想“变”的是对于西方尤其是本文所重点关涉的西方法政的认知过程；“不变”的是，他作为一个深受儒学影响下传统读书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坚信与固守。
从整体上讲，他对于西方以及英国的思考仍然在儒家“循环论”和“衰退观”的框架下进行。就前者而言，他始终认为历史如同季节变化一般是循环往复的，中国之所以战败只是暂时的，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也不可能永远强盛下去，即“或谓有国家者，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也”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就是明证。为此，他还为其所办报纸定名为《循环日报》。就后者而论，王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三代之治是一个完美的时代，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衰退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王韬的逻辑世界中，“循环论”和“衰退观”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即衰退是因为偏离了三代之治的目标，而循环的方向就是否极泰来，从衰退的现在回复到之前的三代。这种儒家式的思维框架决定了中国古老的道德哲学仍是评价一切的标准，世界的未来也远未超出中国先贤的设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韬此时的认识尽管时有闪光之处，但依旧未超出既有的思维框架，甚至出现了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相互矛盾的地方。
西方尤其是英国政制的优良只是再一次确认“三代之治”的正确性和实现的可能性，以及秦以后“衰退观”的发生，最终他寄希望通过“循环观”回复到他理想中的“三代之治”。尽管在此过程中，王韬的思考、讨论和主张已经超出了此一时期“朴素排外主义”的范畴，以一种“心灵开放的民族主义”态度和立场，
加入了同时期其他人所不曾掌握的“世界性的元素”，甚至还隐含了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宏愿，
并通过对比中西，极力主张要主动了解西方。
但究其本质而论，王韬的这些说法和主张仍未超越“中本西末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将此时期概括中西文化之间关系的语词使用“中本西末”，而不是“中体西用”，是目前学界之通说。
儒学的价值在此时仍被王韬认为是“万古不变之常经”，只是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不应是羸弱不堪的，需要借助西方的影响富强起来。
通过前述对王韬接触西方法政思想演变的历程，笔者概括其处理西方法政知识的内在逻辑大致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用“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把西方异质器物、制度和思想，用固有的范畴和概念进行归类；第二步即用亘古不变的儒学精义进行“圣学投影”，以演绎的方式对其进行评价。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在洋务运动时期呈现为两种具体的观念或者说是范式，即“西学中源”说和“中本西末”说。
令人感到吊诡的是，“西学中源”说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不仅被保守派使用，而且也是洋务派所坚持的；同时，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也对此深信不疑。甚至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将“西学中源”说的范围从“声光器电”，扩展到“礼乐刑政”。例如，王韬就在《弢园文录外编》“原学”篇得出“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的结论，并用大量篇幅予以溯源。
由是观之，“西学中源”说构成了王韬践行“强制同化”认知心理的主要方式。这其中既有他从明末清初官方确立“西学中源”说所载的知识方面的来源，同时也有其应对保守派策略上的考量，但笔者认为主要还是源于其根深蒂固的认知心理。这一点可以从早期维新派拓展“西学中源”说的范围得以验证
物理学科的知识与我们实际的生活具有密切的关系，学好高中物理知识，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时，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认真听讲，做好基础知识累积，引导学生严格按照步骤进行物理题的计算，并帮助学生弄清物理实验的过程与原理，从而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物理知识的方法与提分技巧，切实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物理成绩。
到达香港后，王韬的世界观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前述墨海书馆时期，我们看到他对于西方大体采取的是负面的态度，在其眼中除去坚船火炮和语言外，学习西方对于中国而言，并没有太大的益处。而这些观点，在1865年左右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这些变化直接体现在1865年其代友人黄胜撰写的《代上苏巡抚李宫保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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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谓，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壹，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由此，我们看到早期维新派中的王韬虽然批评洋务派只学习西方之“末”，但对应坚持中国之“本”并无异议。相反，他还提醒洋务派在学习“西末”的同时，更应该提升“中本”，且后者更为重要，纲举才能目张，“此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
需要说明的是，王韬上述“中本西末”说是其“道器论”的衍化，大体上“道”对应的是“中本”，而“器”则指代的是“西末”。这一推衍过程则进一步说明了“圣学投影”在王韬评价心理中的客观存在。
按照这种认知—评价西方法政知识的内在逻辑 ，西方法政知识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命运，要么像保守派那样被彻底否定，要么像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那样被有限地接受，其接受的效果无法从根本上置换掉中国固有的“圣学”传统，走上了类似佛教、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老路。终其结果，要么像保守派那样，呈现出一种近乎迂腐般的盲目乐观情绪，进而滋生一股虚骄、排外之气；要么像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那样，随着对“西末”了解、接受程度和广度的深化，在思维层面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观念与现实的极度混乱和悖离，痛苦不已。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韬接受西方法政知识，经过思考，之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学习西方和儒学中国之间的矛盾，并试图了解西方、正视西方、分析西方，这为后来盛行一时的“中体西用”观打下基础。当然遗憾且必然的是，王韬没能超越时空的限制，往前更进一步。
①关于王韬的生平述略可参见张志春编著：《王韬年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②⑥⑦⑧⑨⑩[清]王韬：《弢园文新编》，钱钟书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导言，第2～3、189～192、194、194、195、195、202、202、242、246～249页。
③⑤[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14、17、44、48～49页。
④有关此类活动的细节在王韬日记中有大量记载，参见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68页。
第五，法制教育缺失。用社会主义法律的基础知识来教育年轻一代，使他们从小就受到守法的教育，懂得和善于履行社会主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增强法制观念，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行为习惯是学校与家庭教育的题中之义。在格鲁吉亚,大学生、中学生的法制教育是不到位的，结果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出现了一批没有原则的年轻流氓”,“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不惜去犯罪。”[6](P211)他们法制意识淡薄有多种原因，其中学校和家庭法制教育的缺失和弱化，应该被看着是主要原因。
[清]王韬：《漫游随录》，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8年，第9～166、97～98、107、127、111～112、115、149、128页。
[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10、1、9、19、18～19、20、80～90、27、175～176、73～74、169、2、68、89～90、13、27、246、29页。
试析道路桥梁设计中的问题和施工中的裂缝成因……………………………………………………… 谷进会（1-154）
[清]王韬：《法国志略》卷16、3、5、17，转引自注③书，第141、80、82、84页。
参见戚其章：“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中图分类号 D 9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19)02-0220-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英美法在中国近代输入与影响 ” (项目号 15CFX 013)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李 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 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武汉 430073
[责任编辑 周联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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