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寓言：马丁183；艾姆斯的时间之箭_时间之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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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是英国当代重要作家，其父为英国文坛声名赫赫的金斯利·艾米斯(Kinsley Amis，1922—1995)。马丁·艾米斯少年时期在继母、小说家伊丽莎白·简·豪(Elizabeth Jane Howard，1923—)的引导下，开始阅读简·奥斯丁的作品，1968年入剑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学习，197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受聘为著名周刊《观察者》(Observer)撰写书评，由此开始了写作生涯。1973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瑞切尔档案》(The Rachel Papers)，这部描写青少年成长的小说使马丁·艾米斯荣获1974年度毛姆文学奖。此后他陆续发表了《死婴》(Dead Babies，1975)、《成功》(Success，1978)、《他人：一个神秘故事》(Other People:A Mystery Story，1981 )等小说、散文作品十多部。马丁·艾米斯常和小说家伊恩·麦基万(Ian McEwan，1948 —)等一起，被誉为“牛津新才子”，他的写作风格也成为众多写作者的追摹榜样。

长篇小说《时间之箭》(Time's Arrow)发表于1991年，曾获布克文学奖提名。正如这部小说的副标题——大屠杀之本质——所示，小说探讨了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何以能对犹太人实施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行径。在小说的“后记”中，艾米斯表达了他对大屠杀的看法：

……大屠杀是独特的，不是因其表现出的残暴，也不是因其表现出的怯懦，而是因其方式——因其返祖与现代相融合的方式。大屠杀既是爬虫式的又是“符合逻辑的”。尽管大屠杀不只限于德国，但其方式却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找到了爬行动物的脑核，并修筑了通往那里的大道。(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 .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

这种对大屠杀本质与根源的看法，诚如德默特·麦卡西(Dermot McCarthy)所言，并不深刻与独特(注：Dermot McCarthy,“The Limits of Irony:The Chronillogical

World of Martin Amis'Time's Arrow,”in War;Literature the Arit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Vol.11,Issue I(Spring/Summer 1999),p .295,p.297.)，但艾米斯在《时间之箭》中所使用的独特的叙事手法却使作品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对德国纳粹暴行这一具体事件的探究，使作品构成了一部后现代寓言，而自启蒙运动以来就耀眼夺目的现代性大旗的合法性也在这里受到了质疑。

“现代性”这一词语很早就已出现，其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学科中也各有侧重和不同，但在这里这一概念指与启蒙运动相联系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最重要的特点是信奉和倡导理性与自由，认为人类历史的过程就是基于线性的、不可逆的时间之流上的不断进步的过程。(注：马泰·卡林内斯库从语源语义上较为详细地考察了“现代性” 这一概念的源起与变化，具体内容见《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102页。)《时间之箭》所质疑的正是这种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本文将从三方面展开对这种质疑的讨论：小说对启蒙运动以来以主导时间观念为基础的永恒进步的历史观的质疑，对理性及主体性的质疑，和对独立自主自足的自由观念的质疑。

一

启蒙运动以来的主导时间观念，认为时间是“线性的、矢量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进程 ”。(注：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 002年，第217页。)这种观念源自于基督教的时间观，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思想中的创世时间与末世论时间，而将犹太思想中的时间是非连续性的意识变更为时间是以神圣事件为中心的持续过程的观念：

……历史时间既是在量、也是在质上被划分为前后两个时代，历史处在从神创行为向最后的审判的运行之中，位于历史事件中心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神圣事件，即基督的降临和受难。这一中心事件赋予历史一个确定的结构，决定了历史时间的流程的先定的涵义和整个历史演化过程的最终目的。由此人类的历史被理解为一种拯救的历史……与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降临、受难与复活这一决定性事件相应的，人类历史时间的知觉基于这样三个事件或三个时刻之上：那就是人类的诞生、堕落和拯救，这些事件标明了时间：这是矢量的、线性的和不可逆的。(注：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

呼唤人性复归的文艺复兴运动，继而高扬理性、反对宗教迷信的启蒙思潮，将上帝逐出了巍峨的神殿，“祛魅”了的基督教时间观也转而成为近现代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哲学的基础。时间是“矢量的、线性的和不可逆的”，历史也成为一个“线性的，无限进步的”过程(注：冯-赖特：《进步的神话》，载陈波编选：《知识之树》，陈波、胡泽洪、周祯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65、55、63、64页。)、一个乐观主义的“关于进步的现代神话”。(注：冯-赖特：《进步的神话》，载陈波编选：《知识之树》，陈波、胡泽洪、周祯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 03年，第65、55、63、64页。)

艾米斯的小说《时间之箭》正是颠覆了启蒙运动以来的主导时间观念——时间的线性和不可逆性，将时间的流程倒置过来，使时间的不可逆性成为了可逆性，通过戏仿诞生、堕落和拯救的人生模式，构成了对现代性特征之一的永恒进步的历史观的质疑。

小说开始于托德·弗莱德雷肉体的死亡与其“魂灵”的诞生，结束于二者合二为一进入母腹。由于时间流程的颠倒，一切颠倒了过来。叙述者与弗莱德雷，和其他人一样，不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老，而是越来越年轻(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而在小说的第五章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也就成为使犹太人从灰烬中死而复生的“创造”工程：“从天气中创造出一个民族。从雷鸣中。从闪电里。用毒气，用电力，用垃圾，用烈火。”(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 ,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 ,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 3,p.96,p.102.)

这种时间倒置之后产生的看似荒唐的逻辑，一方面如葛瑞格·哈里斯(Greg Harris)所言，实则折射了纳粹德国国家机器对战争、对屠杀犹太人的看法，即战争与屠杀正是为了一种新秩序、新世界的诞生，正是一种创造。(注：Greg Harris,“Men Giving

Birth to New World Orders:Martin Amis's Time's Arrow,”in Studies in the

Novel,Vol.31,Issue 4(Winter 1999),p.492,p.490.)另一方面，这种倒置同时也为戏仿诞生、堕落和拯救的人生模式进而从象征意义上质疑永恒进步的历史观奠定了必要的时间基础。

这种时间倒置使托德·弗莱德雷的死而复生成为了生命的开端，托德·弗莱德雷生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犯下的罪恶成为了一种类似于原罪的罪恶，成为了一种一直萦绕于他心头、唯恐受到最终审判的恐惧的根源：“托德是恐惧银行的大储户。”(注：

……有时，在夜半时分，托德·弗莱德雷会创造事物。他疯狂地进行修理整治。他会抓起木料和网布，猛地一击地板，只一击他就会造出一把厨椅；猛烈而颇富技巧地一踢，虽然脚疼，他就会修复冰箱上的深坑；脑袋一撞，他就会修复盥洗室破裂的玻璃，同时也治愈赃污的额头上恶化着的爆起的伤痕……(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 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 0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

赎罪的渴望与赎罪机会的难得使得托德·弗莱德雷不断抱怨这个世界“没有意义”。而当奥斯维辛集中营创造犹太人的第五章一开始，混乱的世界就“开始产生意义”(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 ,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 ,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 3,p.96,p.102.)，在继续创造犹太人的第六章，这个世界也在“继续产生意义”(注：

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 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 .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在第七章，创造犹太人行为的结束意味着世界也“不再产生意义”，因为赎罪与拯救的目标已经实现，此时的世界已不复是过去的世界，奥蒂洛也已不复是过去的奥蒂洛，奥蒂洛已经赎罪，已经得到了拯救，已经成为“纯洁的”奥蒂洛(注：

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 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 .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深重的罪恶终于像蛇蜕一样从他身上剥落、在创造犹太人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他的梦也成为“驱除了威胁与疾病的”“纯洁的”梦，而长期以来困扰他的生理疾病也不治而愈：“他可以雄起了。”(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不难发现，从罪恶累累到纯洁无瑕、从死亡衰老到青春健康，在以反向的时间之流为基础的诞生、堕落与拯救的人生模式背后隐伏着的是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在论及何谓“ 进步”时，冯·赖特认为：“进步明显是一个价值概念”(注：冯-赖特：《进步的神话》，载陈波编选：《知识之树》，陈波、胡泽洪、周祯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65、55、63、64页。)，它与事实无涉，因为“价值是被一个评价主体归属于或者指派给某件事情的……是主观的。”因此，“现代的进步神话是一种猜想，它想象人们及其社会，如果……相信理性而不是相信权威，他们就会生活得更好。”(注：冯-赖特：《进步的神话》，载陈波编选：《知识之树》，陈波、胡泽洪、周祯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65、55、63、64页。)《时间之箭》中的虚拟时间观念使作品也具有了同样的涵义，正如作品中所说：“时间，这一人之纬度，使我们成为了我们。”(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 .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 .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在作品可逆性的时间观念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了创造，成为了进步，成为了跳越罪恶渊薮、获得生理及道德新生的必由之路。德默特·麦卡西认为，《时间之箭》中可逆性的时间观念是一种陌生化策略，这种策略恢复的是道德感的敏锐性；这种策略通过对现代史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事件的陌生化，强化了读者对其中所展示出来的人类的巨大罪恶的感受性。(注：Dermot McCarthy,“The Limits of Irony:The Chronillogical World of Martin

Amis'Time's Arrow,”in War;Literature the Arit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Vol.11,Issue I(Spring/Summer 1999),p.295,p.297.)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换个角度看，小说中的虚拟时间观的义涵就不止于此：可逆性的时间观念使虚拟的叙事世界形成了一个逻辑上完全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对大屠杀的“ 创造”、“进步”的符合其逻辑的定位彰显了“进步”这一观念的“猜想”、“主观” 的内涵，从而构成了对启蒙运动以来线性进步这一观念的质疑。

在《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虚构，是历史修撰者依据一定的叙事模式将过去的事件编写而成的、反映了一定意识形态的故事。(注：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陈永国、张万娟对此书内容作了精要概括，具体内容见《译者前言：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戴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时间之箭》中，“魂灵”颠倒善恶的自传式叙述，通过颠倒时间的自然进程在构建了其追求“善”的一生的同时，也改写了纳粹屠杀清洗犹太民族的罪恶史，从而形象地表征了历史的虚构特性和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无疑，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历史的文本性使得历史叙事失去了指涉之物，成为了指向自身的能指游戏，也使启蒙运动以来的永恒进步的历史观成为了无皮之毛、无本之木。

二

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中，人是理性的人，因为理性，他成了“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的大写的人。理性高高在上，如主宰一切的上帝，这位上帝统治着他的臣民—— 身体，即身体“是第二性的，它需要被管制、被束缚、被理性引导，被魂灵鞭打，而身体内在的潜能，它的活生生的欲望，它的蓬勃的本能，它的粗糙的肉体性，在总体性的框架内，只好委曲地收藏起来，隐而不现。”即主体是一个以理性为主导的整体的主体。但精神分析学的出现却终结了这一统一主体的神话，它表明理性在主体内部并不具有至尊地位，主体内部还共居着一个能量巨大的他者，因此主体内部是一个分裂、混乱的世界。(注：汪民安：《后现代性的谱系》，载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001—011 页。)

在某种程度上，小说《时间之箭》中主人公的“魂灵”、“身体”二分法的叙事方式正体现了这种主体分裂的批判主体性的观点。

在《时间之箭》的后记中，艾米斯表达了对朋友罗伯特·杰·里夫顿的感谢，因为后者的《纳粹医生》(The Nazi Doctors)一书给他带来了灵感：“没有那本书，我的小说不会也不可能写出来。”(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 .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里夫顿在《纳粹医生》里也这样写道： “如果理解纳粹医生何以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进行那样的工作，关键是了解我称之为 ‘双重自我’的心理原理：将自我分裂为两个行动的自我，这样其中的一个作为一个整体自我来行动。”(注：转引自Greg Harris,“Men Giving Birth to New World

Orders:Martin Amis's Time's Arrow,”in Studies in the Novel.Vol.31,Issue 4(

Winter 1999),p.490.)据此，葛瑞格·哈里斯(Greg Harris)认为《时间之箭》是里夫顿《纳粹医生》一书的小说版，“因为只有通过‘双重自我’和‘心理麻木’，托德( 那时叫‘奥蒂洛’)才能有效地进行作为一名纳粹医生的工作”，并认为托德正是在战争期间通过以分裂的自我来行动才使自己的良知适应了纳粹的意识形态。(注：Greg

Harris,“Men Giving Birth to New World Orders:Martin Amis's Time's Arrow,”

in Studies in the Novel,Vol.31,Issue 4(Winter 1999),p.492,p.490.)

这种理解当然有其道理，《时间之箭》确实从《纳粹医生》这本书中受益匪浅，小说处处都可看出此书的影响，用纳粹医生做主人公自然不必说，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五章中所谓的“派芘大叔”也是源自于此书中所写的真实人物。但如果从人的理性和主体性看，小说却是对启蒙以来大肆宣扬的大写的人的讥讽。小说中的主人公分成了两个部分：“魂灵”与“身体”，而两个部分却常互不了解，互不统属。“魂灵”不了解托德·弗莱德雷——“身体”：“我无法知道他的想法”(注：Martin Amis,Time's

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 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 .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但两者又没有彻底分离，因为他们共有一个身体：“托德的想法当然我无法知道，但我却是他身体的隐蔽的分享者。”(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 .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 .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而且感情相通：“我无法知道他的想法，但我浸润在他的感情里。”(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 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 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对两者的关系，“魂灵”在刚刚诞生后不久在困惑的同时就有一个初步认识：“其他的人们，在他们的体内是否有另外一人——像我这样的过客或寄主?”(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 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 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

正因为这种关系，“魂灵”对“身体”(托德或其他名字)的所作所为常感困惑，常持批评态度，但又无能为力。当“魂灵”对“身体”的行为极感厌倦时，在庆幸不是自己的同时，也只能发出无奈的哀叹：

我很高兴实际触摸他们尸体的不是我的身体。我很高兴我拥有的是他的身体，在我和那些尸体之间。但我是多么希望能拥有自己的身体，一个执行我的指令的身体。我希望我有一个身体，一个仅是用它或通过它来感觉疲累的工具，一副耷拉的肩膀，一个后侧着来面对太阳的头颅，一双拖着走的脚，一副呻吟、叹息或沙哑地请求原谅的嗓子。

……

我就像那个从厕所里带来的婴儿。我有一颗心但却没有面孔：我没有可以哭的眼睛。没人知道有我在。(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93,p.99 ,p.97,p.87,p.103,p.33,p.96,p.102.)

在叙述者“魂灵”的眼里，“身体”是他者；而在他的感觉里，他自己又是他者。但无论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主体都是一个分裂的主体。

在小说中，“魂灵”与“身体”也有合二为一的时候，也就是“魂灵”所谓两者的意愿相“交叠”的时候：“我们的需要和各自事情的轻重缓急决非一致，但至少有相互交叠的时候。”(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93,p.99 ,p.97,p.87,p.103,p.33,p.96,p.102.)所以叙述者“魂灵”除用“我”与“他”或名字分别指称他自身与“身体”外，有时还用“我”或“我们”同时指称两者。颇富意味的是，其他几章所用指称有三个：我、我们和他，而在实际屠杀迫害犹太人的第五、第六章，“魂灵”与“身体”突然合而为一，指称也转为用第一人称“我”，只是在向“世界已不再有意义”的第七章过渡的第六章结尾才又出现“他”和“奥蒂洛”的指称。在进行屠杀迫害时主体是一个整体，而在其他时间主体却是分裂的，这无疑是对理性与主体性的绝妙讽刺。

主体不仅是分裂的而且还是卑微的，这种卑微就表现在主人公肉体性的高扬上。在托德·弗莱德雷的生活中，两性关系是重要内容，他断断续续长期和艾琳保持着两性关系，同时又不断地和众多女性逢场作戏。他可以谄媚任何一个女性，无论是对艾莎还是对罗斯玛丽，对朱妮塔还是贝蒂-吉恩(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 ,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 ,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他的女友多达三打(注：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不能成为他女友的条件只有一条，即不能有孩子，除此之外，一切均可：“她们可以有丈夫，可以愿有多少男友就有多少。”(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我们有很多爱好……但我们的主要业余兴趣自然是女性的身体。女性身体，约翰尼发现它们是那么得有意思，比其他的一切加在一起都有意思得多。他追求女性身体的目的不止一个，约翰尼不是那样。他之所以追求女性身体也为所有下面这些东西：爱、精神交流、忘我的境界和极度的愉悦。女性身体能激发他所有的细腻情感。女性身体上部有头颅远不止是细枝末节的事。不要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他需要那颗头颅，因为头颅上有面孔，且提供头发。他需要那张嘴巴；他非常需要那张嘴巴。至于那颗头颅里有什么，哦，对了，约翰尼需要那里面存在的一些东西：意愿、欲望和堕落。从性存在于头部的程度上来说，约翰尼需要那颗头颅。(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在这段“魂灵”的叙述里，读者读到的除了此时已改名为约翰·扬的托德的残忍研究兴趣之外，最明显的就应该是他的自私与淫欲。正是这样的卑微与龌龊让叙述者“魂灵 ”在另一个地方表达了他对人的鄙夷与不齿：“也许我已厌倦做人了，如果人就是我这样子。我厌倦做人了。”(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 .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

三

在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人是“独立的、自足的、自主的”，这也是现代性中“自由 ”概念的最基本含义。(注：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 001年，第7页。)在《时间之箭》中，由于时间的可逆性，这种“自由”观念也受到了颠覆。由于是对经验的再体验，过去也就成了未来，生活的一切难免朝着既定的轨迹运行，人不再能够通过自己的认识能力和能动性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失去了其由必然王国阔步前进到自由王国的“万物灵长”优越感，被逐步沦为被动、可怜而卑微的小动物，就连自己的生命也无法控制：“自杀不是一个选择，不是的。你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你一旦上了这趟车，你就无法下去了。你是无法下去的。”(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在另一个地方“魂灵”再次感喟：“自杀的念头我有过多次了。但生命一旦开始，你就无法结束它。你无法随心所欲地去自杀。”(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 ,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 ,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叙述者“魂灵”曾喊出如下的话语：“我们都是奴隶吗?我们还有点儿不如奴隶吧?”(注：Martin Amis,Time's

Arrow: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London:Penguin Books,1992,p.176,pp.15-16,p.30,p.128,p.63,p.63,p.124,p.148,p.157,p.157,p.76,p.175,p.15,p.22,p.64,p.15,p.16,p.102,p.40,p.60,p.61,p.93,p.99,p.97,p.87,p.103,p.33,p.96,p.102.)在《时间之箭》的世界里，人就是奴隶，是命运的奴隶。像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样的人类浩劫，人类也只能听天由命地慢慢走近，然后经历劫难。

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通过对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他在书中写道：

大屠杀弥散于我们集体记忆中的那种无言恐怖(她时常让人们产生强烈的愿望，不要去面对那场记忆)就是要令人痛苦地去怀疑大屠杀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我们猜想(即使我们拒绝承认)，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现在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统一实体之上。或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注：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0、18页。)

在理性明灯的指引下，通过对知识的追求、道德的完善、使艺术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来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幸福完美的社会，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美好的梦想，也是人类坚定的信仰。这种梦想与信仰尊崇“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 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注：包亚明主编：《哈贝马斯访谈录：现代性的地平线》，李安东等译，严锋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的个体自由。但大屠杀所昭示的却是现代性本身所蕴含的对这种自由的威胁：“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的文明化的理性世界使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注：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 10、18页。)齐格蒙·鲍曼在其研究中揭示了大屠杀这类悲惨事件是现代性的逻辑的必然，而艾米斯的《时间之箭》正是通过倒置的、不可改变的人生轨迹艺术地表征了现代性的这种扼杀人类自由的固有可能的黑暗面。

马丁·艾米斯1989年出版《伦敦田野》(London Fields)之后，由于其不可信的叙事者，而被评论者称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如大卫·格莱夫(David Glef)就认为这种看法是混淆了典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结果，认为马丁 ·艾米斯和他父亲金斯利·艾米斯一样对现代文明心存忧惧、厚古薄今而“盼望时钟倒转，”并认为《时间之箭》在大胆进行叙事形式实验的同时，又是马丁·艾米斯“最辉煌的保守主义之举”(注：David Glef,“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mis,Revisited,”in Southwest Review,Vol.87,Issue 4(2002),pp.561-562.)。本文无意在小说的叙事形式上论争作者或作品的主义归属，只是想尝试说明《时间之箭》这部小说中所蕴含的哲学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因素，即质疑现代性的核心观念——理性及主体性观念，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和自由观。正是这些质疑因素使《时间之箭》构成了一部质疑现代性的后现代寓言。马丁·艾米斯，一个生活创作于二十世纪后半世纪的英国作家，即使属于保守主义，其思想也会受到后现代光晕的浸染，绝非纯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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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寓言：马丁183；艾姆斯的时间之箭_时间之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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