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怎样的社会支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改革能否顺利前行并获成功，既需教育领域自身不懈努力，也需外部社会必要支持。在教育改革已经走过35年历程的今天，这一认识可以说已成基本常识。但问题是，对于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来说，由于其难度远非此前阶段所可同日而语，因而所需外部社会支持(以下简称“社会支持”)也绝非此前阶段所可相提并论，简单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支持已满足不了改革需求。为此，我们需要思考：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怎样的社会支持？
一、完整的社会支持
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可区分为若干基本层面，每一基本层面又可区分为若干主要因素，这些主要因素可称之为影响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要素”。
按照笔者主持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课题组的理解，就我国35年的教育改革历程来看，如图1所示，影响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要素可大致区分为“政府的职能”、“经济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及“公众与社会群体的影响”三个基本层面。①在“政府的职能”层面，影响教育改革的支持要素包括“财政投入”、“政策”及“体制”；在“经济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层面，影响教育改革的支持要素包括“人才市场”、“社会投入”及“社区”；在“公众与社会群体的影响”层面，影响教育改革的支持要素包括“专家”、“家庭”、“社会舆论”及“公众文化”。
图1 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要素
某些单项教育改革，尤其是一些微观层面的单项教育改革，由于其任务单一，规模较小，能否顺利推进并获成功主要取决于教育自身因素，尤其是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因素，诸如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或者校长的教育思想、管理方式等，故而对社会支持的要求也相对比较简单。
但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来说，由于其面广量大，且涉及价值论争、利益博弈、体制改造、机制转换等诸多深层次错综复杂的问题，因而所需要的就不只是某项社会支持，也不只是某些社会支持，而是图1列示的所有社会支持要素都发挥积极作用。具体来讲，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既需要来自“政府”的强力支持，也需要来自“经济与非政府组织”的大力支持，还需要来自“公众与社会群体的全力支持”。在政府支持的层面上，“财政投入支持”、“政策支持”及“体制支持”缺一不可；在经济与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层面上，“人才市场支持”、“社会投入支持”及“社区支持”缺一不可；在公众与社会群体支持的层面上，“专家支持”、“家长支持”、“社会舆论支持”及“公众文化支持”缺一不可。即是说，图1所列各项社会支持要素“一个也不能少”！换言之，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的是“完整的社会支持”，②而不是残缺的社会支持。
据此审视，迄今诸多教育改革，尤其是一些教育综合改革③或者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推进的教育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虎头蛇尾、甚至不了了之，其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社会支持残缺不全。一些必需的社会支持或者不时缺位，或者经常缺位，或者严重缺位，或者基本缺位。譬如，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中“政策支持”的不时缺位、中小学德育改革中“社区支持”的经常缺位、高考改革中“家长支持”的严重缺位、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中“体制支持”的基本缺位等等，均为明证。
推进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首先要厘清这一改革究竟需要得到哪些社会支持，检视各项社会支持要素的现实状况，确认哪些要素不时缺位，哪些要素经常缺位，哪些要素严重缺位，哪些要素基本缺位，以便有针对性有重点地采取措施，促使相关社会支持要素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真正得到完整的、全方位的社会支持。
二、谐和的社会支持
上文所述“完整的社会支持”是从社会支持与教育改革的关系的角度，来检视社会支持的“种类全不全”的问题；此处所谓“谐和的社会支持”则是从各类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社会支持的“关联好不好”的问题。
客观来看，在我国，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一直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整体。由于社会支持的主体多种多样，且不同主体对于教育改革的目标、过程及方式的理解及其同教育改革之间的利益关联不尽相同，因而对于教育改革的各种社会支持在回报期待、着力方向及行动过程等方面基本上出于各自为政、互不关联、凌乱无章的状况，呈现出一种“支持的乱象”。其中，对教育改革最具负面影响的，便是这些社会支持本身互不支持乃至相互冲突，以至于出现“支持的分裂”。譬如，“专家”关注的重心可能在于教育改革能否真正促进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他们支持教育改革、参与改革实践时，多半会强调教育规律的严肃性、改革过程的科学性、改革方法的合理性以及改革效果的真实性；而“政府”则可能更为关注本届任期内教育改革能否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所谓“标志性成果”，他们支持教育改革、制定政策、拨付经费时，通常会地强调改革经费的投入产出效益、工作任务的时段切割，并常常会给定一个通常难以按期完成的改革目标完成期限。且即便是“专家”的支持，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专家有时会提出不同的乃至相悖的改革主张或行动建议；即便是“政府”的支持，由于“部门利益”的存在，同一政府的不同部门对于教育改革的支持，有时也会基于各自利益，选择不同导向，提出不同要求。再如，一部分家长支持教育改革，主要关心的只是机会公平问题，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享受到同等的教育乃至优质教育的机会；另一部分家长支持教育改革，主要关心的则是教育对学生潜能发挥与个性发展的促进问题，希望自己的孩子的良好禀赋得以充分展现。
诸如此类相互矛盾乃至相互冲突的社会支持每每让教育改革实践工作者纠结不已。此时，诸种社会支持不仅不能形成“社会支持的相互强化”，从而对推进与深化教育改革赋予一加一大于二的正能量，反而会出现“社会支持的相互抵消”，结果对教育改革产生原本不应有的阻碍作用。
推进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仅需要社会的完整的、全方位的支持，而且需要社会的谐和的、有合力的支持，需要各种社会支持之间能够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相互强化、相互推动。毋庸置疑，形成这种谐和的、有合理的社会支持局面绝非易事；但同样毋庸置疑，若不形成这样的社会支持局面，则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能否顺利推进与深化并最终取得成功，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适度的社会支持
“过犹不及”。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同样有一个是否适度的问题。④就实际状况来看，对于教育改革的“过度社会支持”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经费上的过度支持”——倘若某项教育改革所需支持经费三百万元足矣，而相关社会主体(政府部门、民间组织、个人)“不由分说”所予支持的经费却多达一千三百万元，远远超出实际需要，此类支持即为“经费上的过度支持”。另一种是“评价上的过度支持”——倘若对于某项教育改革，不是既肯定其值得称道之处，也指出其需要改进之处，而是对其取得成绩用尽溢美之词，对其存在问题却全然避而不谈，此类所谓支持即为“评价上的过度支持”。
经费上过度支持的现象近年来屡有发生，且随着政府财政收入、企业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而渐趋增多。在支持教育改革方面施以“大手笔投入”，以至于连教育改革者都感到有点“供过于求”，这在今天已非凤毛麟角。尤其是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出于“政绩工程”的需要，甚至会不时出现“大手笔投入”的“竞赛”。于是，在有些领域、有些地方，教育改革已从当初的“很差钱”，发展到后来的“不差钱”，并终于到现在的“过多钱”。
经费上的过度支持不仅会造成极大浪费，而且容易“怂恿”改革者对原本比较稳妥、合理的改革计划与改革方案进行不必要的添加、扩充或提升，并且容易转移改革者对于改革本身的专注，导致改革者过多关注改革利益的分配与获取，以至于诱发改革者内部因过量经费分配问题而产生矛盾、发生冲突，甚至会催生教育改革中的奢靡空间，助推教育改革中的腐败行为。这些都表明，经费上的过度支持反而会“扰乱”教育改革的正常秩序，“扭曲”教育改革的正常过程。
评价上的过度支持在迄今的教育改革中一直存在。此类支持的主体多为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完全认同改革理念的专家以及与改革利益密切关联的家长。政府出于引导方向、推进过程或彰显政绩之需要，往往会将某项教育改革树为典型，不遗余力地予以褒扬、宣传、推广；新闻媒体基于传播先进文化或制造轰动效应之动机，往往会将某项教育改革作为重点报道对象，不遗余力地加以凸显、包装、美化；专家由于坚守某种特定价值取向，往往会特别偏爱某项教育改革，竭力为之论证、阐述、倡导；家长则因为替孩子的利益着想，往往会特别赞同某项教育改革，全力为之呼吁、呐喊、奔波。
由于“逆反心理”心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且在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的当下社会转型期，“逆反心理”的作用尤为强劲，⑤因而，上述评价上的过度支持很难避免对教育改革产生负面效应。更确切地讲，来自某一方面对教育改革的评价上的过度支持几乎一定会导致其他某些方面的“逆反性”负面评价，这已为教育改革实际所反复证明——“政府”在评价上的过度支持往往招致民间吐槽，“新闻媒体”在评价上的过度支持每每使读者产生“不真实”的疑问，“专家”在评价上的过度支持常常引起社会舆论的警惕，“家长”在评价上的过度支持则容易招致另一部分家长的反弹。
这意味着，对于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越多越好，而是适度最好。从经费上的支持来看，教育改革虽然绝对不能“很差钱”，一定需要“不差钱”，但却不宜“过多钱”。为此，推进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就有必要公开透明地提出能够充分满足改革需要的合理经费预算。无特殊情况不能在预算之外超标、尤其是巨额超标接受所谓支持经费原因如前已述，经费上的过度支持反而会对教育改革产生负面影响。从评价上的支持来看，教育改革虽然需要得到肯定评价，但过度赞誉却是改革之大忌。为此，推进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就有必要促使外部社会对于教育改革的任何评价，都应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确保教育改革能在一种客观、健康、有张力的评价氛围中稳步推进、逐步深化。
四、大致均衡的社会支持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并非只有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的所谓“国家层面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一种类型，而且还有各地区(省、市、县)根据本地区实际而规划与实施的诸多“地方层面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且即便是国家层面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终究也还是要由各地区具体实施。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地方层面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还是国家层面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说到底都是在具体“地区”进行的。而这，就涉及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的地区差异问题了。
可以说，在教育改革的所有社会支持中，“地区”的制约作用几乎都无处不在。从图1所示三个基本层面来看，在“政府的职能方面”，不只存在着国家的“财政投入”、“政策”及“体制”对教育改革的支持问题，而且存在着地方的“财政投入”、“政策”及“体制”对教育改革的支持问题，而后者的支持对象就是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在“经济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方面”，“人才市场”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区特征，“社会投入”中也有相当大的比例只面向本地区；至于“社区”，则更是归属于并服务于本地区。在“公众与社会群体的影响方面”，“专家”既可为国家教育改革建言献计，更可为地方教育改革出谋划策，拥有数量较多、水平较高的专家的地区便可“近水楼台先得月”；“家长”影响所指向的，主要也只是本地区乃至本地区某学校的教育改革；“社会舆论”有大小之分，本地区社会舆论对生存于其中的教育改革者的影响，往往要大于更广范围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因为前一种影响更直接、更日常；至于“公众文化”，则常常具有浓厚的地区色彩。
正是由于上述缘故，一旦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文化观念、制度建设等方面极不平衡时，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往往也会出现明显的地区差异。譬如，在经济发展、文化观念、制度建设等方面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地区(可以是省、市、或县)，地方政府便无法像发达地区那样以比较充足的“财政投入”来支持教育改革，民间“社会投入”也不像发达地区那样面广量大，相对封闭保守的“家长”、“社会舆论”及“公众文化”等则容易使教育改革受到更多的思想束缚。所有这些，都使得欠发达地区的整个社会环境在支持教育改革的广度、力度及深度上都难以同发达地区同日而语。
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总体来看，由于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基础本就优于欠发达的地区，且由于发达地区的教育改革所可获得的社会支持通常会多于、优于欠发达地区，这就容易出现同样的教育改革在发达地区进展相对顺利、成效相对明显，而在欠发达地区却进展迟缓、成效甚微这样差异悬殊的格局。其结果，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教育发展水平差距便不仅不见缩小，反而更为扩大。如此一来，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的地区差异也就成了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不减反增的一个重要致因。
衡量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有无明显缩小，是否大致均衡(若为国家层面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便是各省之间教育发展水平差异有无明显缩小，是否大致均衡；若为省、市、自治区层面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便是各地市间教育发展水平差异有无明显缩小，是否大致均衡；以此类推)。倘若经过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为扩大，那就无法断言这一改革取得了成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视为一种失败。因此，千方百计调动欠发达地区相关社会支持要素(可能是“政府的职能方面”、“经济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方面”及“公众与社会群体的影响方面”中某一方面的要素，也可能是几方面要素兼而有之)支持教育改革的热情，想方设法增强这些要素支持教育改革的能量，促使不同地区之间对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广度、力度及深度逐步达到大致均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推进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一项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五、政府的责任与教育界的作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推进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自身系统，另一个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社会支持系统，⑥两者缺一不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能否顺利推进与深化并最终获得成功，不仅取决于改革的自身系统是否科学、合理，而且取决于改革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否有力、有效，亦即是否完整、谐和、适度并大致平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过程，应当是改革的自身系统与改革的社会支持系统各自不断完善且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
对于这样一种社会支持系统的形成，整个社会都负有责任，而笔者此处尤为强调政府的责任与教育界的作为。
首先，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现代国家里，政府不应当、也不可能包办一切。且我国当下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转变政府职能，变“大政府”、“全能型政府”为“小政府”、“服务型政府”。因此，指望完全由政府对影响教育改革的各种社会支持要素发号施令，进行构建、协调、整合，无疑有悖转变政府职能的初衷。更何况，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即便是强势政府，对有些社会支持要素(诸如家长、社会舆论、公众文化等)也无法颐指气使、随心所欲。
但与此同时，就我国当下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而言，在完整、和谐、适度及大致均衡的社会支持系统形成问题上，政府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至关重要。政府对于其他社会支持要素虽然不能颐指气使、随心所欲，但却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调整相关(虽非全部)资源分配等手段，引导其他社会支持要素对教育改革予以支持的正确方向，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社会支持要素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借此来推动其他社会支持要素在教育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⑦譬如，政府可以通过改变人才评价、人才使用及劳动用工制度，推动“人才市场”对教育改革的有序支持；可以通过调整相关政策及管理办法，降低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的门槛，推动“社会投入”对教育改革的积极支持；可以通过加大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推动“社区”对教育改革的有效支持；可以通过强化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过程，推动“专家”、“家长”及社会各界对教育改革的合理支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教育界自身也并非无可作为。
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教育界迄今普遍持有一种比较消极的观点，即认为教育在整个社会中总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教育工作者只能尽力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至于改变外部社会现状，既属分外之事，且也无能为力。正所谓“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其结果，在争取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方面，每每会有一种“望天收”的心态，更遑论努力推动形成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系统！
这样的心态显然难以应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挑战。面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艰巨任务，教育界有必要采取“内外结合”的行动方式。即不仅需要对改革本身进行总体设计，而且需要在争取改革的社会支持方面总体谋划，以促使完整、谐和、适度并大致均衡的社会支持系统早日形成。当然，教育界毕竟做不了社会的主，社会也不可能唯教育界之马首是瞻。但无论如何，由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需要外部社会给予前所未有的完整、适度、谐和及大致均衡的支持，需要一个与改革进程关联呼应、有机的社会支持系统，因而，教育界、尤其是教育改革者自身也就不能只是“消极等待”外部社会的变化，而应“积极推动”外部社会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主动干预外部社会而积极推动社会变革，促使外部社会对教育改革的支持逐步形成完整、适度、谐和及大致均衡的系统，也已成为改革者为推进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而不得不付出艰苦努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最后需说明的是，笔者给本文规定的主要任务只在于论证一个完整、适度、谐和并大致均衡的社会支持系统对于推进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必要性，并强调政府的责任与教育界的作为。至于如何具体构建这样的社会支持系统，拟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究。
①本文未像人们在论及教育发展制约因素时多半采取的那样，进行所谓“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之类的惯常区分，因为按照那样的区分，影响教育改革的某些社会支持要素难以恰当归类。
②同“完整的社会支持”具有相似意涵的一个概念是“全社会支持”。关于“全社会支持”的问题，有识之士早有述及，譬如：周敬思.教育改革呼唤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J].现代中小学教育，1995(2)；蔡克勇.社会支持和参与教育——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趋势[J].高教探索，2002(1)。相关法律也早有规定(譬如，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条，1995年3月13日颁布)。笔者之所以提出“完整的社会支持”，意在着力强调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社会支持要素缺一不可，并通过区分图1所示各项支持要素，为进行教育改革社会支持的具体研究(而非笼统议论)提供多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线索。
③国家层面上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为一种尝试，始自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譬如，1987年，教育部便分别在部分地区启动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和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为重要议题被列入国家教育改革议事日程，则始自于上世纪90年代。譬如，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积极推进农村教育、城市教育和企业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同经济、科技的密切结合”。教育部也分别于1995年与1997年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
④或许由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教育改革和发展所获社会支持比较贫乏的缘故，教育研究鲜有探讨社会支持的“度”的问题。本文提出对于教育改革的“过度社会支持”这一概念，主要受经济学相关研究的启发。譬如：屈芳芳，解艳.金融过度支持与我国房地产泡沫理论研究[J].经济视角，2010(1)。
⑤参见雍天荣.警惕群体逆反心理催生“伪改革”[J].领导科学，2013(22)。
⑥在我国教育研究(而非心理研究)中，“社会支持系统”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始现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譬如：冯晓霞.中国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J].学前教育研究，1997(3)。教育改革(而非单纯的教育发展)研究明确述及社会支持系统问题，则要更晚一些，譬如：吴景芝等.试论课程改革的社会支持系统[J].科学·经济·社会，2004(1)。需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不仅数量微乎其微(笔者以“篇名‘改革’+关键词‘社会支持系统’”的组合方式查询“中国知网”，所得教育改革研究论文总共只有6篇)，且所述“社会支持系统”或者过于笼统，难以展开具体研究，或者所列支持要素存在重要缺漏，难以视为“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
⑦陈华.基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教育社会支持变迁[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