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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进入21世纪，呈现出新的形势。一方面，经过对传统目录学的批评与反思，广泛吸收新的学科方法，借鉴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成果，正确看待目录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重新认识目录学在信息传播与学术文化中的价值，使得目录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目录学体系能够逐步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浪潮再一次将目录学置于新的环境之中，目录学面临着以先进的信息技术替代传统的书目工作方法或者将传统目录学方法与现代书目情报技术结合的选择，目录学也面临着书目工具的异化、二次文献概念的淡化、书目情报体系与文献体系的合一化，书目情报的数字化保存等方面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目录学工作者意识到，只有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创新，才能将目录学推向前进，目录学也就始终有了时代感和社会作用。因此，目录学研究不仅关注现代目录学的发展，也重新唤起了对古典目录学的兴趣。
1 书目情报理论的成就
在中国目录学长期致力于“史”和“书目”的研究热情之中，以武汉大学彭斐章教授为首的一批目录学家倡导现代目录学的研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力求建立现代目录学的理论体系。书目情报理论就是现代目录学研究的最大收获。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重视书目情报的研究，到90年代建立了书目情报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书目情报理论是在借鉴前苏联的书目情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从1987年彭斐章等翻译出版苏联科尔舒诺夫的《目录学普通教程》，介绍和研究科尔舒诺夫的书目情报成为现代目录学的重要课题。笔者在《国外书目情报理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2年第2期）概述了国外的书目情报研究的主要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目录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一批目录学研究者特别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目录学教授和博士生们并没有照搬国外的理论，而是紧密结合我国的书目工作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一个重要学派。
书目情报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主要有以下方面。
（1）书目情报基本理论与现代目录学研究基点的确立。目录学研究者就书目情报概念展开了讨论，提出了书目情报概念的种种认识，如“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关于文献的能反映文献存在的效用信息”，“利用二次文献传递的知识”，“为传递和利用文献信息，经过分析和综合处理并用于浓缩和记忆的知识”等，反映了对书目情报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为，书目情报的提出，确立于目录学研究的基点，准确地说，是确立了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基点。肖希明《论目录学理论体系》（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年第3期）说“书目情报是目录学最基本的概念，是对全部书目实践的本质概括，是目录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点”。彭斐章教授明确提出要以书目情报作为现代目录学的研究基点“[1]。
书目情报基本理论问题包括书目情报结构与功能、书自情报传播等问题的研究。有柯平的《文本书目情报的研究》（图书馆，2003年第4期）等。
（2）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1990年彭斐章教授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我国书目情报理论研究较早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不仅探讨了书目情报应用的许多问题，揭示了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的规律，开辟了新的领域；而且通过向全国几百个单位的读者进行问卷和跟踪调查，获得了读者书目情报意识与书目情报行为的研究结果与结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掀起了国内的书目情报服务调查研究之风，一批成果陆续在杂志上发表。此后，彭斐章教授等又进行了深入研究，相继出版了《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1996年）、《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2000年）。
（3）书目情报系统研究。书目情报研究是书目研究的发展，书目情报的提出使书目活动上升到书目情报活动，书目系统、书目工作系统上升到书目情报系统。笔者的博士论文《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对书目情报系统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发展，包括书目情报系统的功能、书目情报系统环境的分析与运行机制、书目情报系统的发展路向等问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意义”（汪波语，《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P235），被认为“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是近年来我国目录学研究中的一项可喜收获”，其“价值集中表现在为我国的目录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对现代目录学的对象、概念体系、内容范围、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提供了非常有参考意义的理论和见解”（周文骏教授语，转引《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P235），该博士论文于1996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被评为“目录学研究领域新的开拓”（肖希明书评，《图书馆》1997年第5期），“现实与学术的合璧”（郑建明书评，《图书情报工作》1998年第4期），是“本期内目录学理论综合的最佳作品之一”“为中国目录学迎接新世纪作了十分周到的精神准备”[2]。
书目情报理论研究对目录学特别是现代目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这一理论将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从传统目录学的书目观转向现代目录学的书目情报观，从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书目情报理论的产生既是现代目录学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和认识飞跃，又是现代目录学基本理论真正确立的一个标志。其二，书目情报理论拓展了现代目录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直接促成了以书目情报理论为基础建立现代目录学体系，加强了目录学与情报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联系，借鉴新的学科知识与方法，以丰富目录学的研究。其三，这一理论对目录学研究者的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影响，把研究者的视线从具体的书目文献引向书目文献中的情报，增强了书目工作者的情报意识，导致了研究方法的更新，促进了目录学研究和书目工作的信息化与科学化。
书目情报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目录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王友富的《80年代以来我国书目情报理论研究之进展》一文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将书目情报理论归纳为书目情报基本理论、书目情报服务研究、书目情报系统和书目控制理论四个部分，评价这一理论是“20世纪目录学理论的伟大变革，它的出现与发展结束了国外目录学以具体书目成果为核心的历史”。济南大学的秦明和吴家玲说：“书目情报理论的提出，一定意义上为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从有关书目情报服务的研究看，其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①突破了传统的界限，不再以文献整体为反映对象，而是以知识单元为揭示对象，真正体现出了书目的情报特征；②服务对象已由传统的读者转向当代的用户，其专指性更强；③书目情报服务提供的不仅仅是书目、知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且具有一定价值的情报。在书目情报理论的指引下，目录学理论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这一革命结束了目录学以具体书目成果为核心的历史。”[3]李文华《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主要成就之管见》（现代情报，2003年第6期）“书目情报理论把传统目录学研究对象的二维空间‘书目——文献’，扩充到三维空间‘人——书目——文献——人’，突出了一切活动‘以人为本’的人文观”。北京印刷学院王京山博士认为“书目情报概念引入目录学后，目录学的许多概念为之一新，书目情报服务、以书目情报为逻辑起点的书目控制研究等为目录学输入了新鲜血液。书目情报概念既是对20世纪目录学的一个深入总结，又为新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4]。
在越来越多的对书目情报理论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之时，亦有不同的“看法”。湖北经济学院图书馆刘国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书目情报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如《剖析书目情报理论：对书目情报理论的理性批判》（图书情报工作，1998年第5期），并与该馆的另两位同志发出了比较激烈的批评。王心裁在《图书情报工作》2000年第2期发表了《目录学学术批评与科学研究理性：对刘国华有关批评文章的一种回应》。“在目录学界，书目情报理论尚没有因为质疑声音的增多而动摇其地位”[5]。“我们呼吁争鸣者树立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遵循应有的原则，以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繁荣书目情报理论研究”[6]。
2 应用目录学的发展
目录学在20世纪经过两次大的开放的过程产生了两次大的飞跃：20-30年代的开放将中国传统的古典目录学与国外目录学融入了一个新的整体，目录学的理论性增强；80年代以后，现代目录学理论建立起来，目录学将许多研究整合为有多个分支学科组成的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关注着这样一个现实：目录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目录学忽视新技术方法的研究，目录学缺乏创新，长此下去，目录学的就失去了生命力；一些目录学研究者对目录学的前途存在着种种疑虑；对目录学的教学与研究也从80年代的热情降到了低点。也就是在此时，应用目录学的提出极有现实意义，目录学研究者在目录学的转向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北京大学的朱天俊教授在1983年就提出“目录学是致用之学”的思想。他的《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摒弃目录学空谈和历史的赘述，强调目录学实用方法，特别是增加计算机在书目工作中的应用，使目录学贴近了现实。作者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目录学，从它是致用之学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目录学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文献的来源与积累，文献的认识与鉴别，文献的揭示与记录，文献的检索与利用；而“应用目录学”亦称实用目录学，阐述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与文献情报工作中的应用，着重讲述揭示与记录文献的方法。
武汉大学的彭斐章教授及其博士生从目录学的矛盾说出发，认为：读者对特定的文献信息需求将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方面，目录学的研究内容将更注重研究读者，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将更加强调目录学的应用性。他们也提出“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致用是目录学的生命线”，还提出目录学应用性增强的结果，目录学家的作用将是“知识矿工”[7]。
北京师范大学倪晓建教授（现任首都图书馆馆长）1998年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因特网的精粹信息开发利用研究》，2001年出版《信息加工》（武汉大学出版社），将信息加工划分为六个子系统，即描述性信息的加工、浓缩性信息的揭示、周遍性信息的处理、鉴选性信息的提取、研究性信息的撰写、相关性信息的组织。作者指出：信息加工的目的是解决信息激增与用户利用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属于目录学的范畴。该成果从当今信息社会文献特点及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对各种信息加工方法从基本概念、特点、作用、加工步骤、技术应用等方面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同时对各加工方法的发展现状及前景作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因特网环境下目录学方法的应用与创新，建立了新的目录学方法体系。
应用目录学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目录学教育。以1982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为标志，目录学的“论、史、法”体系成为目录学教学的经典，目录学作为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的地位使得目录学知识成为图书馆工作者的必备。到了80年代中期，中央电大图书馆学专业开列《目录学》以及彭斐章等编著《目录学》1986年出版，将目录学教育推向了高潮。然而，到了90年代由于图书馆学专业的困境以及目录学教育改革的滞后，一些教学单位将目录学从专业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甚至停开目录学课程，使目录学教育面临着重大挑战。90年代出版的4部目录学教材是目录学教育改革的尝试，这4部教材是：倪晓建的《书目工作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采用，朱天俊的《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在北京大学采用，郑建明的《当代目录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南京大学等校采用，柯平的《文献目录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在郑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校采用。这些教材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目录学的方法为中心，体现目录学的实用性。
200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目录学》是1986年《目录学》的修订版，不仅各章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而且综述单列一章，目录学方法占有较大篇幅。该书的前言中指出：目录学是一门智慧之学，目录学是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科学，目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最近，由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的目录学教授合编的《目录学教程》被列入教育部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面向21世纪教材”，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共九章：目录学基础理论；中国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外国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文献揭示与组织；书目文献编纂；书目控制；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它吸收了近20年的目录学研究成果，阐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现了实用目录学的体系，将对目录学教学与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倡导目录学应用，在书评学、近代目录学研究等方面卓有建树的北京大学孟昭晋教授将专科目录学教学、文献检索课教学、中西文工具书教学，以及文献学、文摘索引等纳入目录学的教育体系，体现了应用目录学的思想，是十分有价值的。
3 网络信息资源的目录学探索
2001年6月29日，由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办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目录学”学术沙龙，在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图书馆举行。会议由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乔好勤教授主持，林庆云等15人参加了会议。学术沙龙紧紧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一是目录学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二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目录学研究；三是网络信息资源目录控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问题。乔好勤教授总结说：对网络信息目录的研究，也可叫网络信息目录学或称网络目录学。过去有地方文献目录学、文学目录学、医学目录学等，网络目录的研究当然也可以叫网络目录学。这一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把目录学推向新的阶段。“目录工作实践活动已进入网络信息目录控制的新阶段，目录学研究的重点应该尽快转移到网络信息目录工作及其检索工具上来。目录学研究者应该积极参与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开发和利用这一庞大的世纪工程，找准自己的活动领域，真正把目录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网络目录学阶段”[8]。
2002年在首都图书馆召开的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座谈会上，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书目控制成为目录学研究者们重要话题。大家认为这一课题是目录学新的生长点。符绍宏指出：网上的webbibliography、网络资源导航、web of webs就是目录学的方法。吴华说：当代目录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网络信息资源的书目控制，提出建模拟实验室。
3.1 电子资源编目与组织
司莉、彭斐章、贺剑峰的《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目录学的创新和发展》（图书情报工作，2001年第9期）从网络信息资源类型特点入手，阐述网络信息资源组织的超文本、搜索引擎、指引库、元数据和图书馆编目几种方式与目录学应用问题，提出目录学创新与发展的新知识增长点。司莉的博士论文《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揭示及其优化研究》（2003）深入分析了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揭示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与方法。而关于电子资源编目或网络资源编目的研究不断深入，如刘秀华的《网络信息资源编目之探讨》（图书馆建设，2003年第3期）、赵晓玲的《网络数据库中电子期刊与馆藏期刊的编目整合》（图书馆建设，2003年第6期）等。
关于文后电子文献的著录由于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并未涉及，因而是近几年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有严定友《网络文献著录规则初探》（出版发行研究，2000第1期）、杨海平等《网络参考文献著录研究》（大学图书馆报，2001年第1期）等。
周维彬在《索引结构——从目录学角度看万维网信息资源组织结构》（图书情报工作，2003年第12期）认为过去的索引理论无法解释和包容网络信息环境下出现的“网站索引”、“教案资源索引”、“课件索引”、“数据库索引”、“文件索引”、“地图索引”、“新闻索引”等与索引相关的新概念对象，提出要对索引理论进行创新。
3.2 电子书目情报服务研究
洪光宗《电子目录服务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5期）认为，目录学在20世纪历经两次飞跃，随着Internet的发展，目录学在应用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即网络目录服务，它在Internet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X.500电子目录是目录学知识在网络上的应用，由三个模型组成，即信息模型、目录模型和安全模型。与数据库服务相比，目录服务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可实现一些特殊的功能。从网络的角度论述书目情报服务的新形式与方法，成果较多，如邓小昭《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服务》（情报资料工作，1999年第2期）、韦景竹《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用户需求研究》（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3年第3期）等。
3.3 知识组织的目录学研究
张洪元《知识组织智能化与目录学在当代的发展》（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1年第2期）认为知识组织智能化是书目工作与目录学发展在现代遇到的新课题，提出要深入研究计算机条件下的书目工作，理清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书目工作而又充分体现其知识组织内核：一是加强文献揭示方法研究；二是加强书目工作实践理论研究；三是加强书目工作计算机应用研究；四是加强传统书目方法与现代书目方法的结合研究。
3.4 书目情报工作的电子化与网络化
彭斐章等认为，书目情报工作的电子化、网络化是21世纪中国目录学的重要特征。电子化已取得很大成就，而网络化主要有三层含义：书目情报产品在传统的印刷、卡片形式外出现了电子版、网络版；书目产品传输的网络化；读者通过网络使用书目情报产品[9]。广东中山图书馆的莫少强在《数字图书馆元数据和资源共享的研究与实践——网络环境下目录学发展的新课题》（图书情报工作，2002年第1期）分析MARC在网络环境下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都柏林核心的中文全文文献元数据格式，介绍超星数字图书馆按该格式进行大规模中文文献元数据标引和实现资源共享的成功实践。武汉大学的贺子岳和司莉《网络检索工具发展新思维》（情报学报，2003年第1期）从目录学的角度探讨了网络检索工具的发展，认为网络检索工具实质上就是一种目录，因而把网络检索工具作为目录来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指出了网络检索工具与传统目录的联系和二者结合研究的意义，总结了网络检索工具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作者就其发展方向提出新的见解：①网络检索工具应纳入书目情报系统研究之中；②功能多样化发展；③充分揭示网上资源；④做好网络检索工具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工作；⑤类型多样化；⑥利用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制度管理网上信息资源。
3.5 书目控制研究
笔者1996年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书目控制的经济学与我国书目控制的经济效益研究》，2001年出版了《文献经济学--文献、书目控制与经济学》（中国书籍出版社）。该项成果将经济学与书目控制相结合，探讨了书目控制的经济现象及其规律，这一研究在国内外尚是首次；提出书目控制经济学的新概念，并建立文献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独创性；在文献生产、文献商品、文献电子化、各类型文献书目控制、网络环境下书目控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笔者认为，在网络环境下，书目控制的研究早已从图书的书目控制发展到文献的书目控制，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书目控制是书目控制的重点与方向。网络信息资源的书目控制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般网络资源的书目控制，通过搜索引擎、网络资源导航等解决；第二层次是网络出版物的书目控制，通过网络目录、网络文献评价系统等途径解决；第三层次是网络知识与学术资源的书目控制，通过网络知识提炼与加工、知识挖掘等技术与智能的综合方案解决。张静的《论因特网信息资源的书目控制》（情报杂志，2003年第1期）说明了因特网信息资源实施书目控制的必要性，并从选择控制、描述控制、检索控制和规范控制四个方面讨论了因特网信息资源的书目控制。
4 古典目录学研究的突破
在古典目录学研究领域，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展。
4.1 对传统目录学精神的深刻揭示。
王京山《中国传统目录学“辨考”与“致用”的辩证思考》（图书与情报，2002年第2期）认为，中国传统目录学有其优良传统，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这与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同时中国传统目录学又是致用之学，它要服务于文化学术研究和读书治学的现实需要。因此今天的目录学研究应采取辩证的态度，在注重致用的同时发扬我国传统目录学的长处。徐寿芝，傅荣贤《以文献为本位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图书馆，2002年第3期）认为，文献是古代目录系统的基本结构本位，凝聚着目录的基本特征。只有从古代文献的特征、以及不同目录学家对文献的不同态度出发，才能对中国古代目录学做出具有解释力的说明。薛新力《中国古代目录学中的创新求变精神》（西南民族学院学校，2002年第8期）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充满了创新求变精神，文章从书目类型、文献分类、著录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探讨，指出其创新求变都是为着适应学术文化的发展变化和文献典籍自身的发展变化。华南师范大学的夏南强和张炯认为：在文献与日俱增，计算机的运用已较为普遍的今天，我国古代目录学的精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用“叙录”的方法揭示图书文献的思想，不仅没有过时，更应该发扬光大[10]。
4.2 关于古典文献与目录的研究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程千帆全集·第三卷·校雠广义·目录编》。李致忠释评的《三目类序释评》2002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王国强的《中国古代书目著录中的互著法和别裁法》（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提出明代高儒编制的《百川书志》是最早发明别裁法的书目，也是最早采用互著法的书目；祁承
和章学诚关于互著别裁法阐释的宗旨有所不同，一为便于检阅文献，一为辨考学术源流；互著别裁法是中国文化的整体观特质所孕育，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结果；作为文献著录的有力的辅助方法，互著别裁法具有备著述之源流和供检阅之方便等价值。近几年来对古典文献与目录的研究不再是一般的系统介绍，而趋向于深入地剖析，如王霞的《从中国古典目录辨析中国古典小说的渊源与分类》（新世纪图书馆，2003年第5期），盐城师范学院的傅荣贤《〈七略〉目录学整体观刍议》（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5期）论述《七略》目录体系的最大特色在于其形式和内涵双重层面上的整体意识，这种整体观是汉代哲学整体思维的产物，它模铸了后世“依刘向故事”的所有中国古代目录学，成为最具民族特色的一个目录学取向。
4.3 关于目录学史与文献学史的研究
继乔好勤的《中国目录学史》（1992年）之后，陆续有著作问世，如余庆蓉和王晋卿的《中国目录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是“90年代中国目录学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成果之一”（乔好勤序）。柯平的《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认为学术界关于“校雠学即文献学”之论并不全面，校雠学和目录学都是古代的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至汉开始分流。校雠文献学注重文献的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注重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的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滨州师范专科学校门庭的《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本特征》（滨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认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三个基本特征：重文献整理而轻应用；重文献描述而少推理；重文史而略技工。
断代目录学的研究一直是目录学史的主流。一些研究者对宋代目录学从图书目录整理、目录学著作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如湖南大学邓洪波的《北宋时期的图书整理与目录工作》，汪新华、拓夫的《从目录学名著看宋代目录学的成就》，李之亮、毛建军的《略论高似孙在文献整理方面的主要贡献》等。张琰《孔子与郑樵目录学思想异同浅论》（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分析孔子和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在“兼收并蓄”与“详今略古、存佚皆取”的收书原则、“分门别类”与“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编次思想、“述而不作”与“泛释无义”的揭示旨趣三个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表现了我国古代目录学搜求广深、重视分类、精究提要的传统特征。明清目录学研究成果较多，如王国强的专著《明代目录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6月）集中了作者多年来关于明代藏书史与目录学史的研究成果。钟瑛的《论明清官修书目的时代特征》（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年第3期）总结了明清官修书目的时代特征是：维护皇权的极端专利心态和对异己思想的禁止；讲究实际，强调务实；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学术大总结和大发展。胡春年《简论明清时期目录学的发展》（图书馆学研究，2002年第12期）从明清时期官修目录和私家目录的发展状况，论述了当时目录学所取得的成就。王锦贵《论章学诚的目录学知识创新》（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年第4期）分析了章学诚的目录学“创新”是乾嘉目录学“显学”的重要原因，通过研究历史为今天的目录学指明方向。至于近代目录学的研究，有傅金柱的《但开风气不为师——浅谈梁启超的西学目录学思想》（图书馆建设2002年第3期）等。
5 现代目录学家的研究
十年前，笔者在《论当代中国目录学的理论建设》（四川图书馆学报，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四代”说。四代之中，前两代目录学家为现代目录学的创建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笔者认为，姚名达是现代目录学史上继往开来第一人，堪称中国现代目录学之父。以王重民为代表的第二代目录学家开始进行现代目录学的实际建设，特别突出的是用马列主义的方法研究目录学，从而建立了目录学的哲学理论基础。他们把第一代目录学家整理的史料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研究，在古典目录学的系统化特别是目录学大家的思想探索方面取得了突破。这一代目录学家的着眼点始终放在书目上，从文献工作转移到目录工作，从图书说转到目录说，试图建立以目录为中心的新体系。如果说，姚名达是第一代目录学领袖，那么王重民就是第二代目录学的领袖。而第三代目录学家在继承前两代目录学精华的基础上，立志创新，建立适应现代化的目录学体系，真正把现代目录学建立起来。
对第二代和第三代现代目录学家的研究成为近几年来目录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无论是对已故的目录学大家的纪念，还是对当代目录学泰斗思想的探讨，都对现代目录学的总结以及继承目录学的精神具有现实意义。
为纪念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诞辰百年，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人员纷纷撰文，深入讨论王重民先生的目录学思想，评价其在目录学、敦煌学等领域的卓越贡献，探索对现代目录学的指导意义。周文骏的《读〈校雠通义通解〉——纪念先师王重民教授诞辰100周年》（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王重民先生的《校雠通义通解》是其研究中国目录学的力作之一，不仅为“图书目录工作者和学习古典目录学的人提供一部通解式的读本”，而且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目录学史上某些重要人物和有代表性的目录学专著，其中主要对章学诚和《校雠通义》的评价，以及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史发展的认识。《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5期发表了周文骏的《重读王重民先生的两篇文章》。此外，还有王锦贵发表的论文《试论王重民先生的目录学成就》（新世纪图书馆，2003年第3期）、柯平发表的论文《王重民与姚名达的目录学思想比较研究》（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4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姚名达撰、严佐之导读的《中国目录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了《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亦是对王重民先生诞辰百年的最好纪念。
2003年9月18—19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海内外目录学、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界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中国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的目录学家的出席，彭斐章、朱天俊、来新夏等目录学大家的重要讲话，使得这次大会成为目录学研究的一次盛会。
在大会的分组讨论上笔者就“目录学的发展”作了主旨发言，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王重民先生的目录学思想与成就，也要学习王重民先生的目录学求实精神；在当前特别重要的是注意“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目录学具有继承与发展观，目录学研究包括古典目录学研究必须创新。从而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北京大学王锦贵教授分析了目录学面临困境的原因，提出目录学应与时俱进，将重心调整到网络信息、目录工作、数据库检索上。彭斐章等老一辈目录学家在缅怀王重民先生，回顾目录学发展的基础上，对目录学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说：传统目录学方法在数字图书馆中仍然有用，目录学如何发展，发展就是实践。武汉大学彭斐章教授认为目录学有过辉煌的过去，必然有灿烂的未来。北京大学朱天俊教授说：中国目录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学科，不能脱离历史、传统，还要发展，应讲点应用目录学。笔者参加这次大会，深有感触。古典目录学的辉煌历史无可否认，但时代需要的是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与方法，“适者生存”对目录学的变革是有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研究的繁荣，第三代目录学家承继了50年代的目录学精神，引领目录学迈向新的时代，彭斐章先生就是这一代的杰出代表。2000年9月，值当代著名的目录学家彭斐章教授七秩华诞之际，他的学生们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编辑了《当代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一书，既是彭斐章目录学研究与思想的一个总结，又是对现代目录学结晶的一个展示。对第三代目录学家的研究，还有孟昭晋、王锦贵、李国新的《刘国钧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纪念衡如师百年诞辰》（大学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6期）论证刘国钧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对刘国钧在目录学领域的四方面成就加以概述，而以刘编《中国图书分类法》为重点，指出刘以其创新的“九分法”最终结束了“四分法”时代。其以我为主，“为我国之图书作”的精神是图书情报界年轻一代应予发扬的。2002年6月，在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八十初度之际，天津高校图工委等单位联合举办“来新夏教授学术研讨会”，探讨了他在古籍目录学研究上的成就和思想，会议出版了《来新夏教授学术研讨会纪念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6 国外目录学的研究
对外国目录学的研究，学者们的目光主要集中于有着悠久目录学传统的俄国和不断变革目录学的西方。
关于俄国目录学的研究，王锦贵在《20世纪俄国目录学发展的特点与中国目录学现实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4期）系统总结了20世纪俄国目录学的特点，其前期发展特点是十分重视书目的教育职能，注重发挥书目在阅读中的指导作用；其中期发展特点是重视目录学学科建设，突出理性层面的系统研究。提出当代中国目录学研究也应当注意发挥书目教育职能，在理论建设上要与时俱进。郑莉莉和韩萍的《社会与经济变革时期俄罗斯目录学发展概况》（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年第5期）则总结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目录学发展的特点：利用综合性学科知识，提高目录学研究水平；出版业的变化对国家书目编制产生的影响；回溯性书目的编制更加完整、全面；发展电子计算机先进技术，实现书目资源储存与利用自动化。
关于西方目录学研究，罗丽丽的《西方目录学史：发展历程与基本文献》（情报资料工作，2002年第6期）从对重要学者的研究、目录学协会的发展和传记性著作这三个角度，综述西方目录学史研究的文献发展情况，是对西方目录学史研究文献发展的一个简要总结。张燕萍的《论信息组织方式的发展趋势——英美目录学发展的启示》（现代情报，2002年11期）从英美目录学的发展史窥见信息组织方式的发展趋势：国际化趋势，标准化趋势，以用户为中心的趋势，技术性趋势，社会合作趋势。提出目录学要以网络信息组织作为新的课题，目录学研究者们应善于目录学原理控制和开发网络信息资源，这既是当代目录学研究的新方向，也是信息组织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生王京山《英美目录学的源流与发展》（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年第1期）叙述：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目录学发端于15～16世纪，有着深厚的技术和实用传统。几百年来，英美目录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外国目录学研究还不全面和深入，缺乏对俄罗斯和英美之外的其它国家的研究，特别是缺乏比较目录学的研究。笔者所作的比较目录学研究也没有系统化，2003年发表的《中西古代目录学比较研究》（津图学刊，2003年第2期）只是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的一个成果。
7 目录学的发展研究
21世纪目录学发展是目录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彭斐章先生认为未来目录学研究与发展将在十个方向上取得进展：目录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目录学的理论体系建设；目录学的量化研究；书目控制研究；书目情报消费研究；书目情报产业化及产业政策问题；目录学的文化研究；国外目录学理论研究；目录学学科思想史；应用研究和分支学科研究。王京山博士在这种指向的启发下，认为21世纪的目录学将呈现出整体化、科学化和实用化的发展趋势，今后目录学的更新与发展的突破口是书目控制研究、书目情报研究、网络信息组织管理与利用研究、书目信息产业研究、专科目录学研究[12]。
目录学如何发展，首先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王锦贵提出目录学要与时俱进，“我们应该从行动上冲破以书籍为载体的传统目录学的局限，立即把重心调整到网络信息目录工作及其检索工具上来，也就是说，诸如数字化的数据库，控制网络信息的目录工具网络目录，以及相关的搜索引擎等先进事物，应当从现在起成为当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1]。其次，目录学必须坚持走现代化的道路。这包括理论的现代化和应用的现代化，既要引入新学科和新方法研究目录学，又要敏锐地吸收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实现书目工作的现代化。还包括研究者观念的现代化，树立信息化、网络化目录学的新观念，冲破旧框框的束缚，解放思想，创建适应发展需要的目录学的新体系。其三，目录学必须找回自己的定位。任何时代的目录学都要有时代感，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目录学要与其它学科相联系，相互借鉴与渗透，加强学科的融合。同时，目录学也必须保持和发展自己的特色，在信息——文献、用户——读者、治学——阅读、加工——组织等方面显露出它的永恒的魅力。
2002年4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六届学术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目录学专业委员会由倪晓建担任主任，王锦贵、柯平、王心裁担任副主任，王珊、邓小昭、杨河源、吴华、符绍宏、廖璠为委员，彭斐章担任顾问。委员会认真检讨了近年来的目录学研究，畅想了目录学的发展。指出要认清目录学的时代性和重要性，致用务实，如配合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研究书目数据加工与书目控制标准，包括文后引用网上文献的规范、文摘编写标准等。特别强调对目录学重大问题的研究，包括网络信息资源的书目控制，文献与读者利用矛盾及解决方案，传统目录学的现代化，网络资源导航的目录学指导，目录学发展研究，导读研究，专科目录学研究等。委员会计划召开第四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就21世纪目录学的发展展开了新的讨论。
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形势下，书目工作如何发展，目录学研究如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所有书目工作者和目录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今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将在南开大学召开全国第四届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网络 信息 文化”——新世纪书目工作与目录学的发展。包括以下议题：①国内外书目工作与目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②我国书目信息标准化与数字图书馆的书目标准；③网络信息资源的书目控制与网络资源导航；④基于网络的书目情报需求与书目情报服务新模式；⑤信息加工与文献的深层次开发；⑥古籍文献资源与古籍书目资源的开发利用；⑦目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自1983年以来，已举办了三届，在书目工作和目录学发展中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此次目录学研讨会是进入21世纪的第一次大会，也将是全国书目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书业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目录学文献学教学与研究人员的一次盛会，必将对新世纪的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