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组织同形现象及其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机制论文,现象论文,组织论文,场域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章编号】1003-8418(2016)03-0039-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36/j.cnki.jshe.2016.03.009 组织同形现象是指不同的组织之间在目标、结构、性质、行为等方面呈现出相一致的特性的现象，即组织之间多样化水平降低，同质化倾向加剧。这种发展趋势将严重阻碍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在高等教育场域中，是否会发生组织同形的现象，引起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与发生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澄清的问题。本文梳理了关于高等教育场域中组织同形现象的相关研究，并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出发挖掘了其发生的深层次机制，以期厘清上述问题，解释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组织同形现象，并为有效规避院校之间同质化倾向加剧、多样化水平降低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一、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组织同形现象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对于组织同形现象的讨论成为组织社会学领域的一个中心问题，不同学派都不约而同地将研究的焦点指向对组织同形的阐释。其中，学者们也针对高等教育场域内的组织同形现象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伯恩鲍姆用实证的方法测量并且评价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1960年至1980年之间多样性的变化。他发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在1960年拥有141类高校，而在1980年拥有138类高校。这说明，在1960年至1980年当中，尽管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急剧扩张，但是其多样性水平却并未提高，甚至产生了轻微幅度的下降，出现明显的组织同形现象。他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一出乎预料的结果主要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很难再持续不断地提高。第二，“高等教育系统在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依赖着大量的资源供给，而这些资源主要是对已经存在的高等学校的形式(比如社区学院)的复制与模仿，而并未创建新的院校类型”[1]。第三，政府对高校进行管理所采取的强制性或规定性的政策限制了高校进行创新的实践活动，会导致权力的集中，带来高等教育形式、价值、结构的趋同，从而引发了组织同形[2]。 莫菲复制了伯恩鲍姆的研究，考察了1972年至2002年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水平。尽管他所进行的研究与伯恩鲍姆的研究在时间节点上有较大的差距，但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在这些年当中，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水平几乎未发生任何变化，一直处于“零增长”的状态[3]。 伯顿·克拉克在针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跨国研究中发现了组织同形的痕迹和院校“学术漂移”的现象，即声誉较低的院校总是希望通过模仿声誉较高的院校来提高自身的实力以适应市场的需求，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地位，于是它们会不断地向地位较高的院校的学术形式、学术风格、课程设置、教学标准、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标准靠拢，使得院校之间不断趋同，出现了组织同形的现象。这可以从美国的四年制公立学院的升格、英国的技术学院的升格以及澳大利亚一些普通高等院校的升格的过程中找到例证[4]。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高等教育组织形式呈现出这样的发展趋势：四年制的公立学院转变了原有的仅从事教师培养或本科生培养这些“不受欢迎的”职能，逐渐获得了大学地位。众多的院校从师范学校转变为师范学院，而后转为州立学院，最后晋升为州立大学。在英国，政府有计划地促进院校分化和高等教育系统自发产生的院校分化的现象都在逐渐减少，许多类型的院校冲破了等级森严的高等教育结构，纷纷升格为大学，并朝着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标准靠拢。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学院最容易发生职能的转变。它们同样也像美国的一些院校一样，放弃了其原有的职能，停止了先前提供的服务，而是提供原本由大学所承担的服务。“例如，半工半读的学生以及不修学位、只拿文凭或证书的学生都遭到了排斥”[5]。“在英格兰的曼彻斯特城，不那么受欢迎的工学院的职能先后被一些学校承担，继而又被它们一一抛弃”[6]。在澳大利亚，高等院校职能转变的现象也频繁出现。一些“二流的”院校开始逐渐参照“一流的”大学标准设计自身的发展战略，逐步与那些一流大学趋同化发展[7]。 胡斯曼等人于2007年开展了一项对10国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的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总体来说，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与其多样性水平并无直接联系，也就是说某一系统中的高等学校的数量再多也并不能说明该系统具有较高的多样性水平。胡思曼等人的研究表明，政府的某些政策法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系统保持已经存在的多样性水平，比如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以法律的形式设定的界限，包括一些国家的双轨制等，非常有利于帮助系统维持其多样性水平；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些政策法规却可能导致高等教育系统的趋同化发展，比如一些由政府发起的院校合并的政策法律等，往往会引发高等学校的组织同形现象。因此，我们不能够笼统地判断教育管理部门出台的政策法规是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还是趋同化发展，必须对不同国家不同环境下出台的政策法规进行具体分析。教育管理部门应该赋予高校一定的自治权，但同时有必要对高校进行适当设限和干预，比如通过控制学术保守主义或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高校类型进行明确划分以阻止组织同形现象的发生[8]。 罗兹比较了1960年至1980年间英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其研究表明，这些高等教育系统都呈现了趋同化发展的趋势。他认为这是由两点原因造成的：第一，这些年间这4个国家内高等学校学生入学人数不断增加，而教育方面的财政资源不断紧缩，高等学校之间竞争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了院校趋同化发展的现象。第二，在这些国家当中，学术专业团体作为影响政策和行政管理制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对高等教育场域的多样性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学术界的专业人士往往规范并垄断了其领域内的专业活动，成功地捍卫了他们自身的学术规范和价值，但是这明显抑制了系统分化的过程，降低了系统的多样性[9]。在英国和法国，学术专业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化发展。 斯科尼克在对加拿大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过程进行研究时得到了与伯恩鲍姆和罗兹相似的结论，认为导致加拿大高等教育系统组织同形的原因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加拿大各省限制性过强的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第二，学术专业人士在价值与规范方面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强有力的主导作用[10]。 马森与波特曼在荷兰高等教育系统变化的实证研究中通过大学的“发展规划”来考察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水平。研究表明，大学并不能有效地制定具有指导意义的、区别于其他院校的发展规划，大部分院校的发展规划都大同小异，因而大学最终会呈现趋同化发展的趋势。他们认为，政府强有力的管制和学术专业人员(特别在是质量调控制度方面)的影响力是造成组织同形现象和系统多样性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11]。 米克分析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变化，发现院校呈现趋同化发展的趋势。米克认为学术价值与学术规范对高等教育系统施加的强有力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学术漂移的过程均抑制了高等教育系统多样化水平的提升[12]。例如，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由于科学研究比教育教学更加受到重视，因此大学所获得的资助普遍高于学院，面对竞争和挑战，地位较低的学院就不得不通过努力成为地位较高的大学而争取获得更多的经费和资源[13]，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由此就逐渐形成了学术漂移的现象，院校之间出现了趋同化发展的趋势。 里斯曼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历程形象地描绘成爬行类动物的运动过程。爬行类动物的身体和尾巴总是丝毫不差地沿着头部运动的位置和方向向前运动。他认为，地位较低的高校会通过模仿其他机构，特别是那些著名的具有较高声望的研究型大学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种模仿的行为导致了高等教育场域中出现组织同形的现象，降低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高校将全部朝着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发展。另外，学术价值与规范也是院校同质化发展的一大驱动力。教授专业权力的提升主要建立在日益增强的专业主义和高等教育机构所尊崇的大学学院模式的基础上。因此，高校往往会忘记自身的最初使命，都一齐朝着以成就、竞争、评价等学术价值与规范为主要考察标准的典型的国家精英主义高校模式的方向发展下去[14]。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呈现了高等教育场域中出现的组织同形现象，并且分析了造成这些现象的一些外显的原因，主要包括：强制性的政策法规、限制性过强的管理、院校之间的竞争、学术规范与价值对高校的约束等。 二、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组织同形机制 总体来说，由于不同的作用机制，系统中通常会产生两种类型的组织同形：组织社会学中的种群生态学派认为组织为追求效率会形成竞争性的同形；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组织为追求存在的合法性会形成制度性的同形。这两种同形现象并存，而其发生机制不同。笔者分别对上述两种组织同形现象的发生机制进行辨析，挖掘它们共同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场域中组织同形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一)竞争性同形的机制：竞争性机制 种群生态学派强调组织所处的“技术环境”，更多地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组织的运行。在技术环境中运行的组织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协调和控制其技术过程方面，以追求效率作为其优先原则，通过提高组织绩效来应对环境的动荡和不确定性[15]。组织为了争夺有限资源而展开的竞争推动组织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相似的回应，组织在“竞争性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竞争性同形”。 种群生态学派强调环境是组织成功或者失败的重要决定因素。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种群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通过不断的变异、选择和保存来发展和进化，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当资源稀缺时，组织之间会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组织的主要追求目标是“效率”，组织要考虑如何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最大限度地争取资源。只有那些具备更强实力、能够不断获取资源的组织才能在竞争中得到生存的机会[16]。一方面，只有当组织具备与其他对手相同或者相当的实力时，才能捍卫自己的地位，保证自己免于遭到环境的淘汰。因此，组织面对竞争会采取与竞争对手相同或相似的行动予以回应。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淘汰掉了那些不能适应环境的、较弱的组织，因此使得留存下来的组织自然而然地趋于同形。 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同样遵循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高校之间的竞争使得环境条件与高校的结构特点产生了特定的联系。近年来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规模都在不断扩张，这进一步加剧了竞争的趋势。面对高等教育场域中的资源稀缺问题，高校之间不得不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些竞争包括财力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源的竞争以及生源的竞争，等等。为了在竞争中捍卫自身地位，高等学校就像自然界中有机体一样，需要努力保证自己具备与其他院校相当的实力，从而获取足够的资源以求生存和发展。这种“相当的实力”往往表现为设置相同的学科专业，开展相同的院校活动，采取相同的管理模式，制定相同的规章制度。这导致了院校之间出现了同形的现象。罗兹的研究也表明，不断加剧的院校竞争导致了高校的趋同化发展，这种院校同形现象的发生机制正是“竞争性机制”。 (二)制度性同形的机制：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规范性机制 新制度主义学派强调组织运行的“制度环境”，包括社会的共享观念及规范因素等支撑社会生活稳定化、秩序化的被普遍接受的符号体系及其共同意义[17]。在制度环境下运行的组织受到“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当社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或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后，就成为规范人的行为与观念的一种制度力量，将诱使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18]。正是由于组织对制度理性的遵从导致了场域中出现了“制度性同形”。这一现象是组织寻求合法性的结果。而造成制度同形有三种机制：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 第一，由强制性机制导致的组织同形源于一个组织所依赖的场域中的权威力量或其他组织向它施加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被组织感知为要求其加入或共谋的一种强制力量、劝诱或邀请。场域内居于核心地位的个体，往往会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力量试图去影响其他个体的行为，或者通过其所处社会中的期望压力来迫使其他个体产生同形[19]。“简单来讲，就是没什么好商量的，你就得接受，你不接受就无法生存”[20]。强制性机制刻意或者不刻意地设定了一个组织发展的轨道与范围，组织想要在场域内生存就必须在规定的轨道和范围中运行。 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强制性机制同样引发了院校之间的同形现象。比如，某些国家层面或省市层面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往往会对高校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管理与强制性的干预。院校必须遵守一致性的规章制度，遵从上级设定的发展规划或被强制要求接受外部评估等。这些权威力量所施加的压力为组织的发展划定了特定的轨道，将迫使组织朝着一致的方向发展下去。伯恩鲍姆、斯科尼克等人的研究都表明，强制性的国家层面的教育规划或限制性过强的高等教育管理方式都将导致院校的趋同化发展，降低院校的多样性水平。这种院校同形现象的发生机制正是“强制性机制”。 第二，由模仿性机制造成的同形主要源自不同组织对公认标准的反映和对不确定性的回应，当一个组织的目标模糊不清或当组织环境出现不确定性时，组织不知怎样做才是最佳方案，为了降低失败的风险，组织会对场域中看上去更为成功或更具合法性的类似组织的行为进行模仿。这无疑是一条可利用的、更加保险且更具经济效益的捷径[21]。组织在不断的相互模仿的过程中逐步趋于同形。 在高等教育场域中，模仿性机制同样造成了院校之间的同形现象。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往往设计某些特定的、统一的考察指标来衡量不同类型院校的表现，并对院校表现进行打分和排名，再辅之以一定的资源配置手段。排在前列的院校将赢得更好的声誉、获得更多的资源。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一所院校想要生存下去，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模仿排在前列的院校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降低失败的风险。这种模仿无疑导致了高等学校正在步伐一致地朝着大规模综合性研究性大学的方向发展，却忽视了其他类型院校的特色与价值。克拉克和里斯曼的研究同样发现，不同国家都曾发生过类似的“学术漂移”现象，即声誉较低的院校总是希望通过模仿声誉较高的院校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地位。这种院校同形现象的发生机制正是“模仿性机制”。 第三，由规范性机制造成的同形主要源于场域内的各种专业性团体施加的压力。通常来说，专业化程度越高的组织在结构、制度、文化及管理模式上也会越为相似。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某一专业领域内正规的专业训练造就了该领域中的成员和团体具有相似的专业规范与专业价值；另一方面，这些成员和团体会进一步鼓励、维护并促进这种专业上的相似性。我们可理解为专业规范催生了共享的观念和共享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组织的行为；而组织为了适应制度环境的压力，往往不得不通过调试来迫使自己符合场域内的某种专业行为规范，从而获得专业群体的认可和支持[22]。这种社会化的行动可被视作一种促使组织同形的力量。 高等教育场域属于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场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源自规范性机制的压力，并由此引发了组织同形的现象。一方面，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专业人员从管理者到教师再到研究人员往往都接受过较长年限和专业化水平较高的职业准备，本身就具备相似的职业规范；另一方面，院校中的专业人员往往共享着一致的、希望推动院校进一步专业化发展的价值观念，并在行动中共同支持和维护着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专业规范。这使得院校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这种源自专业价值与专业规范的群体共识及其凝聚力给高等教育系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潜移默化地推动高等院校朝着趋同化的方向发展。米克、马森和波特曼等人的研究都发现，学术专业人员的影响力、学术价值与规范对高等教育系统施加的影响是造成组织同形的原因，而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正是“规范性机制”。 三、总结与讨论 第一，基于高等教育场域的研究表明，高等学校有着向同质化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动力[23]，高等教育场域中会出现组织同形的现象。 第二，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同时对组织产生影响，效率与合法性共同成为组织发展的驱动力，因此，高校追求效率而形成的竞争性同形与高校追求合法性而形成的制度性同形并存(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