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两次改革的主要特点及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主要特点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730 （1999）05—0005—12
不少学者在阐述当代中国改革史时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注：刘吉主编.社会主义改革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8.）。实际上，新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从1956年就开始起步了，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的开端。以1978年为分野，当代中国历经两大改革时期。 研究1956 —1978年第一次改革和1978—1999年第二次改革的主要特点及其历史经验，对于面向21世纪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础上，1956年我国初步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对于当时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但它对地方和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毛泽东觉察到了这一问题，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总结我国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提出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从其内容可以看出，这一报告已“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43.）。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和周恩来所作的报告都谈到了改进经济体制的问题；陈云的大会发言明确提出了工商业生产经营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工农业生产以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统一市场以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的体制改革构想。理论界和学术界认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探索（注： 杨先材等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点[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298 —311.）。
1958年我国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左”倾错误在经济领域严重泛滥起来，在所有制结构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取消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营，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和需要，向国家经营“升级”和“穷过渡”；在分配制度上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和“大锅饭”，挫伤了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管理权下放过头和失度，造成经济秩序混乱。这是一次不成功的体制改革尝试（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93.）。
60年代初，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我们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一方面，加强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把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宏观管理权收归中央；另一方面，纠正“共产风”，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取消公共食堂。当时体制改革的最大举措是农民群众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体制，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 %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但在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突然转变了态度，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会议撤销了由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包产到户的改革实验被压了下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陷入十年内乱，经济体制的变动受到运动的冲击和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同“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从多方面的整顿入手，对国民经济和经济体制进行调整，开始比较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虽然邓小平1976年又被打倒了，但他领导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整顿取得了成效，成为1978年开始的第二次改革的预演。邓小平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255、372、371、148—149、364、373.）
研究1956—1978年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曲折历程，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二十年间的改革之所以时常中断，其重要原因是受到凡事都问姓“资”姓“社”的困扰。1956年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改革构想未能得到实施，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一大二公”模式和公有制形式的升级。60年代初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探索受批判，乃是因为未区分坚持制度与改革体制的问题。1962年8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还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087.）这就把本属于体制方面的问题当成了制度问题，因担心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而反对包产到户式的体制改革，致使改革迈不开步子甚至半途而废。
总结1956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和第一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第二次改革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划分了制度与体制这两个范畴，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推进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僵化的体制必须改革，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在新时期第二次改革的过程中，虽然也遇到“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但由于我们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了改革与制度和体制的关系，使得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健康推进。
新时期改革的发展需要解放思想，体制问题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问题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对此不应搞无谓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体制改革应该大胆地试和闯。1978年农村开始搞家庭承包时，许多人不同意，对家庭承包是否还算社会主义有疑虑，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早上回到解放前”。针对这些担心和疑问，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 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C].人民出版社，1994.315.）。在邓小平讲话的推动下，中共中央1980年9 月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肯定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1979年，我国兴办经济特区，这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又是邓小平站了出来，坚定地支持办特区。到了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C ] .人民出版社，1993.255、372、371、148—149、364、373.）
改革是制度改良与体制革命的统一，这就决定了体制革命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在坚持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上进行，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人用“三次思想解放”概括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认为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2年破除姓“社”姓“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注：马立诚、凌志军.交锋[M ]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424—425.）。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诚然，“两个凡是”必须推倒，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却不能笼统地“冲破”。在改革的性质、方向和根本道路上，不能不问一问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问题。
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C].人民出版社，1993.138—139、297、373、364.）1991年江泽民说：不进行改革， 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注：中共中央文件选编[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719.）邓小平1992 年南方谈话批评了凡事都问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凡事都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了。恰恰相反，就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138—139、297、373、364.）
1997年江泽民所作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集体、混合经济中国有和集体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可不以纯粹公有的形态存在，而是可以在混合经济中生存和发展，这是我们党对公有制经济存在形式提出的新认识。有人误以为这就是冲破姓“公”姓“私”了。其实，江泽民明确阐述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思想，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针对少数人的误解或歪曲，1999年6 月底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积极探索能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允许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国外有些人就以为中国要搞私有化了。而我们有的同志也产生了类似的错误认识，结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国有资产已达八万多亿，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如果头脑不清醒，随意地加以处理，比如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注：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9—07—01.）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决不能动摇的。
与1956—1978年第一次改革相比较，我国1978—1999年第二次改革的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一方面把制度与体制区分开来，在制度和方向上分清改革姓“资”姓“社、姓“公”姓“私”问题，而在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上解放思想，不搞改革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无谓争论；另一方面，把制度与体制联系起来，坚持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以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我国新时期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
二
1956—1978年我国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从其方案和思路看，只能算是一种局部性体制“改进”，在广度、深度和创新性上都难以避免地带有较大的局限性。
首先，第一次改革的内容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未能解决经济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建国初期形成的经济体制的确存在中央集权过多、地方缺乏发展经济的主动权和积极性的问题，所以，权力下放，给予地方一定的经济管理权是必要的。但后来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存在两个教训：一是权力下放过头，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仅限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实践已经证明，权力下放并不是越多越好，经济管理也不是越分散越好。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基本建设投资权是不能随意下放给地方的，扩大地方管理权限不能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政府宏观调控必不可少。
经济体制改革仅仅靠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是不够的，中心环节应是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1956年的经济改革把着眼点主要放在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对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60.）。“大跃进”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但“大跃进”的高指标和上级机关的生产计划层层加码，使得企业自主生产变成了一句空话；企业由于未形成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机制，造成了新的混乱；改革未打破企业内部“大锅饭”和“铁饭碗”，职工仍然缺乏动力和压力，企业仍然没有生机和活力。由于未能触及企业内部深层次的利益关系，也就难以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这个问题在1978年以前长期未能得到解决。
其次，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对象主要是经济体制，对其他领域涉及不多。1957年，国务院下达《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这些文件虽然也涉及进一步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职权，但主要是“改进”经济体制。60年代初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批准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以及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改变农村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都属于改革经济体制的范畴，较少涉及政治体制问题。“文革”运动致使我国经济政治体制都曾发生重大变动，但严格地说，那已不是体制改革，而是以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的政治动乱。1974—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和改革的对象也主要是经济领域，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很难触及政治体制。所以，1956—1978年的改革比较单一，领域不宽，缺乏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改革的配套运作。
再次，第一次改革的目标不够明确。1956—1978年的改革之所以断断续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目标明确的总体设计，因而在改革举措上经常出现反复。1956年提出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为补充，1958年又要取消这些补充。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陈伯达等人主张废除商业和货币，消灭商品生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针对这一错误观点，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2 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两次谈到要发展商品生产，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商品交换关系（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43.）。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已是要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张和政策还是时常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斥之为“资产阶级法权”，诬之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从宏观上看，1978年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算不上“改革”而只是“改进”，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是对计划经济的修补，同时在要不要以市场调节为补充的问题上，表现出政策的变化无常和改革目标的不确定，改革当然也就难以顺利推进。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当代中国第二次改革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展开的，有着总体设计和可操作性方案，因而呈现出不同于1956—1978年第一次改革的新景观。
第一，新时期第二次改革是重点突破式改革。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把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为我国改革的重点。从1978年底开始，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城市进行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试点；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把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把价格体系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1992年“十四大”以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等等。新时期第二次改革始终紧紧抓住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心和主旋律，而且从一开始就触及和解决经济主体的责权利、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等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第二，新时期第二次改革是整体推进式改革。我国的改革以经济改革为重点，但并非像有的人所说的只搞经济改革而不搞其他改革。社会结构是多层次的，体制改革具有广泛性和全方位性，改革的内容除了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的改革等；改革会引起生活方式、思想道德观念等重大变化，促使体制转轨。我们党打倒“四人帮”之后，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改革。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科技、教育领域的改革也相继展开。1985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90年代中期以来又加强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改革提供政治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255、372、371、 148 —149、364、373.）江泽民也强调：“我们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需要相互协调，配套进行。”（注：中共中央文件选编[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718.）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 如果没有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深入推进并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
第三，新时期第二次改革是市场化取向的体制创新式改革。学术界认为，前苏联改革近半个世纪，最后还是失败了，归根到底是因为始终没找到改革的目标，一直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上作文章，最后步入了死胡同，其惨痛代价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否定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连社会主义制度也抛弃了。我国1978年前的第一次改革局限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某种行政性分权，结果没有成功；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构想，在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因为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的作用，政府指令性计划指标层层分解下达执行，把企业经济活动管死了，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既可不受市场和供求变化的影响，也不受竞争和优胜劣汰规律的约束。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必须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改革沿着以市场为取向的道路前进（注：杨启先.我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几点经验[N].光明日报.1998—12—11.）。
新时期我国第二次经济改革正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崭新思想，1980年又指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C].人民出版社，1994.247.）考虑到改革探索和思想解放都需要时间， 所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当时没有公开发表。1982年党的十二大关于经济体制的表述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年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客人提问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255、372、371、148—149、364、373.）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方针。到了90年代初，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日趋成熟，先后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255、372、371、148—149、364、373.）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为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推行市场化改革到明确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奋斗，这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的体现，也是新时期第二次改革胜利发展的奥秘所在。
三
改革应该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中进行，改革的目的应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事关改革成败得失的一个全局性课题。1956—1978年的第一次改革未能解决好这个课题，所以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1978年以来第二次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就在于从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等层面上为改革定位，找到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现实途径。
（一）新时期改革在党的基本路线中的正确定位
1978年以前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抓革命、促生产“两上中心”和坚持社会主义“一个基本点”。“两个中心”经常打架，制度革命与体制改革相互混淆，“革命”与“生产”都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严重冲击了改革事业。严格地说，在当时的政治路线中没有改革的位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澡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决定了党和国家只能是“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也不能搞两个中心了；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两个基本点”再也不能搞成一个基本点。在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中，改革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一方面，改革与开放相互联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改革开放为四个坚持注入生机活力和新的时代内涵，四个坚持为改革开放提供政治方向、政治稳定等方面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与四个坚持这“两个基本点”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一个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关键是要发展经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包含了发展、稳定与改革的关系的规定：“一个中心”求发展，“四个坚持”保稳定，改革开放出活力，要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把握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地位。
（二）新时期改革在党的基本方针中的正确定位
1978年以前的我国第一次改革受到两大难题的困扰：一是如何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党一再犯“左”的错误，阶级斗争逐渐成为各项工作的纲，改革往往不是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而是服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这样，改革就偏离了“发展”的目标。改革需要稳定的环境，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引起的社会波动，对改革造成不良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的变动更是在极不正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致使体制变动不仅不可能成功，反而使原有的经济体制遭到了严重破坏。（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57.）
新时期我国第二次改革高度重视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正确处理。人们都注意到邓小平关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其实，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有三个“压倒一切”的任务。1985年6月， 邓小平提出的第一个“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改革”。他指出：“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130、149、237.、284、286、331、364.）1985年10月和1987 年6月，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发展”。他说：“我们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130 、149、237.、284、286、331、364.）1989年2月、3月、10月和1990年12月，邓小平四次谈到的第三个“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定”。他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130、149、237.、284、286、331、364.）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强调改革、发展和稳定，是因为这三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目的，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动力，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为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稳定是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等什么事也干不成。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取得的共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揽全局，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于1995年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注：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下）[C].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248.）；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的要求（注：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下）[C].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454.）；1999年又果断而稳妥地处理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法轮功”非法组织，从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不动摇，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
（三）新时期改革在党的基本纲领中的正确定位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事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尚没有成熟的科学理论指导，1956—1978年我们党未能制定出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纲领，其第一次改革不可能提出明晰的改革思路和周密的改革方案，改革措施的提出及其操作也不够慎重，经常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新时期我国第二次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其经济纲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纲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纲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必须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来实施。1978年以来我国的第二次改革就是在实施党的基本纲领中定位的。实施党的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既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又要允许、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动摇不得，这是中国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改革就是要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里就体现着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精神。在分配体制的改革上，既要讲部分先富和效率优先，又要讲兼顾公平和共同富裕。部分先富和效率优先是发展的要求，兼顾公平和共同富裕是稳定的需要。邓小平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138—139、297、373、364.）所以，把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结合起来，从部分先富走向最终共富，是新时期第二次改革必须着力解决的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重要任务。
实施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有一个改革战略选择问题。我国新时期第二次改革没有采取前苏联那种500天计划、 休克疗法等激进式改革战略，而是从实际出发，坚持渐进式改革路线。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由易到难，逐步到位。农村、沿海和体制外改革先行，既是要暂时绕开计划经济体制控制较严的改革难点，也是为了便于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试验。新时期第二次改革之初的改革思路是农村、沿海、体制外改革求活，城市、内地、体制内改革求稳。当农村、沿海和体制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后，就要启动和加快城市、内地和体制内改革，特别是要展开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争取在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我们就能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促进中，实施党的基本纲领。
纵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第一次改革是第二次改革的重要准备，提供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改革是对第一次改革的发展和超越。邓小平改革理论体现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新中国50年建设和改革，特别是第二次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世人瞩目。在这世纪之交，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199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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