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才人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基督教研究学者素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江山论文,世纪末论文,素描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39（2009）06-0001-07
在中国，对基督教的研究，是反映中国整体的思想潮流甚至社会状况的一面很好的广角镜。这不但是因为，基督教研究同其他“敏感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一样，直接受到社会思潮、时代变迁甚至政治形势的影响，而且更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即基督教本身，其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同中国整体的思想气候、社会变迁和政治形势紧密联系的。这就好比一个角色的命运如果同全剧的情节相关联，对这个角色的研究就必然会反映出全剧的梗概。所以，正如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相当集中地折射出了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的基督教研究事业的发展演变，也相当集中地折射出了中国的思想发展甚至社会发展的历史。
一、背景
1.20世纪初叶到中叶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正处于整个中国史上空前未有的巨变挑战之下。同西方列强的激烈冲突，导致了国内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的反思以及国内各阶层的动荡，由此而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态或发展。在所有这些重大事态或其发展后边，都可以看到基督教发挥着极其复杂和深刻的作用，由此，必然引起一些思想有足够的宽度和深度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对基督教的反思，从而导致基督教研究的萌芽和发展。
同西方列强的激烈冲突，至少从现象上看，还包括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反复出现的所谓“教案”，这就同基督宗教的在华传播有直接的关系。教案的发生，当然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士绅阶层和家族宗法制度）有关，与当时朝廷对“洋教”和列强的政策以及许多官绅对朝廷政策的不满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基督宗教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必然在堪称最大教案的义和团运动之后，即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反思。这些人士之中，颇有站在极端的民族主义或混乱的阶级斗争立场猛烈批判基督教者，以1920年代初期“非基运动”中的部分知识分子为代表。但其“宣言”、“通电”之类言论，多为激愤之辞，简化或丑化的谩骂居多，同“基督教研究”的距离，不啻霄壤！
清末新政的先声即戊戌变法，其中也有不少基督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李提摩太（R.Timothy,1845－1919）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同包括光绪皇帝在内的维新派之交往，以及他们的政治言论而发挥作用。而辛亥革命的领导人物和积极分子，有不少本身就是基督徒。除了孙中山本人和黄花岗烈士中人等众所周知者，还应该指出，在国民党内，虽然有人激烈反对基督教甚至主张“打倒宗教”（如叶声、袁业裕、张振振等），但也有人本身就是基督徒并主张“信仰自由”（如王宠惠、张之江、钮永建等），更不必提蒋介石、冯玉祥、孙科等许多军政要人，本身也是基督徒。至于新文化运动，它所集中反映的思想气候和社会潮流，也同基督教在民国初年推广新式教育、创办现代医疗、倡导习俗革新、开创新闻出版等等有关。
于是，本身就参与上述重大事件的一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自然会对基督教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产生兴趣，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自然也会有种种不同的声音，既有胡适之等人理性中立的看法，也有李大钊等人激烈抨击的观点，还有陈独秀等人表示赞赏的言论。
至于堪称基督教研究的著述，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陈垣等人为代表的史学家们的著作，主要是对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例如唐朝和元朝）或某些教派（例如景教和也里可温）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考据；另一类是以吴雷川、赵紫宸、谢扶雅、王治心、徐宗泽、方豪等人为代表的教内学者们的著作，其中既有历史研究（例如王治心、徐宗泽等的著作），又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例如吴雷川、赵紫宸、谢扶雅等的著作），还有关于基督教的人物、教会、教义、神学、哲学、以至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和社会观点等方面的著作，堪称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其学术广度和深度，就总体而言，远胜于教外学者。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学者既赋有基督教信仰，又具有在学术上求实、公正、严谨的精神，富于学术良知，堪称一代人文学者之楷模。阅读他们的著作，读者可以发现，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不但丝毫无损于其学术素质，反而是其学术素质之强大的内在保障。那至少是他们成为那个时代基督教研究主力的内在动因。
2.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
众所周知，在这大约30年的时间里，由于明显的社会政治原因，基督教整体而言处于逐步萎缩的状态。外国传教人员全部离境，中国神职人员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不遑宁处，教堂、教产被占，教育、学术、出版、慈善机构全部锐减，越来越多的信徒甚至不敢表明自己的信仰。从“大跃进” （1958－1959）时期各地大搞“无宗教县”，到“文化革命”（1966－1976）期间全国彻底消灭宗教，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在劫难逃。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任何基督教研究可言。教外公开出版的书籍报刊，偶有提及基督教者，全都众口一词地斥之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传教士全被指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帮凶”或“间谍”，至于信徒，则不是“反动”就是“落后”，甚至被斥为“洋奴”或“走狗”，后来干脆称为“牛鬼蛇神”，划归彻底扫荡的对象。这样的判断、论断和相应的做法，当然同作为客观严肃的学术事业的“基督教研究”，相距十万八千里。
总而言之，基督教研究在这一时期之消失，既反映出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首先是宗教学，还有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因政治气候而枯萎的情况，也反映出其研究对象即基督教本身的处境，及其后来从中国社会上的消失，从而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大陆在那30年间的思想气候、社会剧变和政治形势。
二、第一代学者：从宗教到政治，从革命到反思
尽管总体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形势略如上述，但是生活在那一时期的千百万从事各种各样学科的学者之中，毕竟会有一部分人，不管人数比例是如何微不足道，会对基督教研究有个人的兴趣。然而最为奇特的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表露出这种兴趣、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教外人士，而只有在“文化革命”前尚能勉强存在的政府认可的教会内少数领导人物和教内学者。至于教外学者，则多数是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允许宗教重新活动的1970年代末期，才开始通过反思以往的荒唐岁月，而产生这种兴趣的。所以，我们对这一时代的学者特点的总结，按时间顺序分为两个阶段，同时也就已经表明，他们分属于两个极不相同的社会群体。
1.从宗教到政治
如前所述，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教会同整个社会一样，经历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在很多时候甚至是“暴烈”（毛泽东语）的革命。教会在一场接一场“政治运动”中，同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部门一样，其精力、时间、资源甚至基本的关注对象，都日甚一日地被拉向了党和国家领导发动的“运动”或“斗争”——“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大跃进”、“反击右倾”、“社教四清”……最后是“文化大革命”！除了同其他部门一样被抛入每一场政治运动之外，教会还由于“先天的”弱点——与党的意识形态的无神论和唯物论在思想领域相对立，在历史上有同西方国家或“帝国主义侵略者”千丝万缕的“关系”等等，所以，教会在所有的“运动”中，不得不展开更严酷的内部斗争。因为所有的“有神论者”、“唯心论者”和“里通外国者”随时都有挨整的可能，所以，依靠政治上向党“靠拢”以求自保，几乎成了求生之必须。
当时大多数的教会领导人物和教内学者，尽管从来就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并由此期盼革命带来社会的改善，但在1949年以前和20世纪50年代最初的时光中，还能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或注意力放在宗教事务上，也至少部分地放在基督教研究上。然而，在上述情况之下，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再继续如此已经日益困难，甚至逐渐变成不可能了。因为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思维的统治地位，已经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导中，而且无所不在地控制了所有的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
这种转变的外部标志，是神学院和修院急剧减少，师生数目锐减①，宗教方面的公开出版物日益萎缩，几至消失；即使在那几本寥若晨星的宗教杂志中，为适应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而写的东西也占了大量篇幅；即令在那几篇凤毛麟角般的学术文章中②，也可以看到对政治需要的关注或适应政治需要的说法。所以，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基督教研究学者，基本上都是教内学者，而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关注，基本上都经历了从宗教转向政治的过程。
2.从革命到反思
与教内学者的经历相似的是，教外学者尤其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30年间，总体而言，也都是越来越多地关注“政治运动”，而不是自己的学术研究。即使在从事专业领域的研究时，他们也不得不“政治挂帅”，即必须以党或政治领导的政治要求，来统率学术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结论，因为若不如此，轻则会被批判为“只专不红”③，重则被挂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在日益严峻的社会政治氛围中“靠边站”（即被贬斥），直到在“文化革命”中遭受严酷的迫害和非人的折磨。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相当数量的学者或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即20世纪50年代在20至30岁者）确实满怀着对新社会的希望和热情，真心实意地投入了当时所有那些“革命”的政治运动；他们在当时无孔不入的宣传鼓动下，确实也真心实意地认为，以往所有的学术著作、学术研究，甚至中国的和外国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遗产，都是“落后”、“唯心”、“反动”的“糟粕”、“鸦片”、“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应该与之进行“彻底的决裂”（马克思语）。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们至少要公开表现出同意党的这个基本主张，即是说，一切非中国（和非阿尔巴尼亚）式马克思主义的，或者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的文化（包括学术），全都应该斥为“帝、修、反”（指西方国家、东欧集团和世界上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封、资、修”（指传统中国文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的所有共产党治下的文化），必须予以扫荡。
一句话，数量巨大的知识分子和各学科学者，确实都以政治立场主导学术立场，全心全意地拥抱“革命”思想、“革命”运动，至少在“革命”中投入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但是，“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亲身经历的空前灾难，使他们不得不反思这种“革命”的意义何在。从毛泽东去世（1976年）前后开始的反思④，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把目光重新投向曾被说成是“水深火热”的“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文明，重新投向曾被相信为一片漆黑的“往昔”，尤其是传统的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约10年间，在这方面的反思和开放的方向，主要是朝向西方，具体表现为开始翻译和阅读西方的人文、社科和哲学著作，由此而有所谓“弗洛伊德热”和“萨特热”等在年轻人当中的兴起。
在这种“从革命到反思”的总趋势中，有极少数学者开始注意到了“西方”“传统”的主流，即基督教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更少的一些人利用已有的可怜资源和所在单位少有的学术环境，留下了一些基督教研究方面的初步成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复三，唐逸和付乐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徐怀启，杭州大学的胡玉堂和陈村富，北京大学的杨适，南开大学的于可等人。这些成果，有些现在看来过于偏颇（如赵复三的某些著作），有些似乎仅仅限于介绍（如付乐安的某些作品），但都应归咎于那个时期的思想禁锢和学术封闭之限制，其程度也许是现在的年轻学者难以设身处地想象的。
也许，这一时期最有历史意义的成果，是郑建业、赵复三和高望之等主持，而由教内外学者参与撰写的《宗教辞典》（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基督教辞条，以及陈泽民和刘建主持，也由少数教内外学者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罗竹风任编委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8）基督教辞条。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上第一次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和学术规范的方法介绍基督教的严肃出版物，为后来者提供了进行研究的有用工具和升堂入室的踏实门槛。
这些成果本身反映出的反思，也许不很深刻甚至不很明显（程度当然因人而异），但是，这些成果（包括其中“革命”痕迹还很刺眼，观点还很僵化，表述还很简化的那些作品在内）的出现本身，基督教研究的“复活”本身，的确是知识界整体“从革命走向反思”的结果。
当然，这些学者中有教会出身者（如赵复三等），他们也具有某种从革命到反思的经历；还有在“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者（如高望之等），他们也因此而同样具有“反思革命”的需要；也有更老一辈的学者（如徐怀启等），他们研究基督教只是“朝花夕拾”或重操旧业；还有从哲学等专业转向基督教研究者（如杨适等），他们走的是典型的“从革命到反思”之路；最后，其中还有极少数年轻一辈的学者（包括笔者在内的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专业以及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这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学术性的基督教研究机构——毕业的极少数研究生，还有刚恢复的金陵协和神学院研究科的极少数在校生），他们在年纪上不属于那一辈学者，但却赶上了那一辈人的“反思”大潮，参与了刚刚复活的基督教研究工作。
三、第二代学者：从了解到理解，从寻求到收获
第二代学者包括上面提到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参与了第一代学者的工作的少数年轻学者⑤，但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约在20多到30多岁的研究生）。他们当中，极少数人是全国仅有的两三个宗教系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则是各大高校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以及其他系科毕业的研究生，更少一些人还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这些学者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主要力量。
我想，这一代学者的特点，也可以总结为两点：
1.从了解到理解
基督教研究在中国复活之后，全国数量极少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批判的对立”（实际上来自金陵神学院的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除外），到“客观的了解”，再到“同情的理解”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在不同学者身上的进程快慢有别，方向略有差异，但总体的趋势却大致如此。
我们所谓“第二代学者”的情况，表面看来也大略如此。但是，由于他们比起“第一代学者”来，受到僵化意识形态浸泡的时间较短，由于他们年纪较轻而思想活跃，更由于他们已往生命中一半以上的岁月，是在所谓“革命”“政治”造成的物质匮乏和精神危机中度过，他们全部中途辍学，亲身从生活艰难、矛盾纠结的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地挣扎过来，同时他们那不亚于老一辈的怀疑、苦闷和彷徨，却因为年纪尚轻而未导致彻底的绝望，并未完全泯灭光明的憧憬和美好的理想，……凡此种种，都使他们对“新鲜的”、“外来的”事物，包括基督教，不会抱有“第一代学者”那么严重的“批判的对立”的态度。正相反，这一代学者对于基督教，正如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想一样，是抱着一种急于“了解”的态度，因为，正如这一领域之外的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在探索着个人或自我的精神出路，在探索着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出路⑥，就他们对基督教的研究兴趣而言，这种探索自然采取了尽力“了解”基督教的途径。
然而，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逐步全面、逐步深入，这一代学者就总体而言也从“客观的了解”，程度不同地走向了“同情的理解”。我认为，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是基督教本身魅力的深度和广度，足以使不带偏见的学者得到可供心智畅游其间、乐而不疲的理解空间；二是这些学者自身的前述特点，尤其是其生存经验的丰富性，或者也可说其生存经验的深度和广度，足以使他们获得或者“磨练”出来的理解力，比“僵化意识形态受害者”（这种人在上一代中为数更多）要宽阔得多；三是在他们开始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年代，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社会上下、国内国外的注目，其中蕴含的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精神等方面的深远意义，自然也必然要求他们对之有多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理解。这就使这一代学者在基督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就总体而言，不论在数量还是质素上，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第一代学者”。
2.从寻求到收获
这一特点完全可以用来描述这一代学者的整体，也的确属于这一代学者的总体特征——他们以对个人和民族的精神文化出路的认真寻求始，以基督教研究方面超越前辈的丰富收获终。
但是，这一节想强调指出，就第二代学者中可以被称为“文化基督徒”的那部分人而言，“寻求”和“收获”是具有另一层含义的。
这就是个体生命的寻求和收获，对基督信仰的寻求和收获。
由于这里涉及的是属于个人私事的宗教信仰问题，深入或具体的描述是不可能做也不应该做的。所以我只想从思想文化角度指出三点：第一，这种从寻求到收获的个人经历的发生，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根源；第二，这种个人经历的结果，具有相当深远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意义；第三，这种个人经历尽管各不相同，但也具有不少的共同之处。
第一点指的是这一代人生长的处境极其独特，堪称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而空前绝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这一代人生长的处境，即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这30年的中国，是一个由政治领导有意识造成的高度单一的政治社会，从经济生活到文化生活莫不高度政治化，甚至连家庭教育、恋爱婚姻、个人情趣爱好这类高度私人性因而是多样性的事务，也都通过全方位的政治干预而齐一化了。一切民间社团或组织（包括最紧密的传统“家族”组织）经过政治扫荡或社会改造，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横向社会关系的有机“团粒”结构，经过“政治运动”的反复冲洗，剩下的只是赤裸的或无机的“沙粒”式的个体。同时，每一个个体又毫无例外地被纳入了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组织”之中，使得纵向的即上下级的关系主宰了一切人际关系。从摇篮到坟墓，人生纷纭万事，从日常工作到政治社会活动，从每日口粮到“文娱体育”活动，全部都要依赖“组织”，全都纳入了组织要来“解决”的“问题”（在那些年代，加入共产党被称为一个人应该解决的“组织问题”，甚至恋爱婚姻也被称为应解决的“个人问题”）！
在精神文化方面，如前所述，一切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甚至非由当政者主张或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产品，都在扫荡之列；既往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以及当代非马列主义、非毛泽东思想的一切心智产品，从书籍到报刊，从广播到电视，从音乐到艺术，从戏剧到电影，全部从所有人的眼前，耳边和心里扫除！这种情况当然是逐步发展、愈演愈烈的，但是，在这一代学者成长到开始懂事知世的少年时期，上述情况就已经成了铁定的事实和严酷的处境。
这种处境，不可能不在一些人心中激起强烈的内心抗争和热烈的精神寻求。而且，这种抗争和寻求自然会奔向相反的远方，奔向终极的灵性的自由。一座铁屋的对立面不会是另一座铁屋，而是铁屋顶上的蓝天；一种严酷的对立面不会是另一种严酷，而是克服严酷的仁爱。因此，这种寻求会走向基督教信仰，会以得到这种信仰为终极的收获，这几乎是一种必然。
第二点指的是，在儒教作为事实上的国教统治了两千年，后来又由马列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了几十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旧传统”时期国人的宗教权利不平等（除皇帝之外，人皆不得祭天），各宗教的地位亦不平等（儒教之外的宗教，或无法律保障，随时可“灭”，或称“淫祀”、“邪教”，处于社会边缘），而“新传统”时期国人曾自愿或被迫地抛弃宗教，各宗教尤其是“洋教”曾经濒临灭绝的历史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真诚的求索而以基督教信仰为归宿，其意义必然远远超出了个体生命本身，而会有某种思想文化上的影响。
第三点指的是，共同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环境之作用，必然表现在这一代人不同个体的经历中，由此可以有助于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当然，这种论断必须要有大量个人的自我陈述支持才能成立。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些可以观察到的普遍状况显然是会产生作用的。例如，由于在其成长年代或青少年时期中国教会的消失，这一代学者对基督教的最初认识，会更多地来自教会之外；由于同一时期圣经在中国的绝迹，这一代学者对基督教的最初理解，会较少地来自阅读圣经；由于学术比之于宗教，生存的威胁较小，在一定的时期中处境较好，这一代学者对基督教的了解，会更多地通过学术途径；由于知识环境的长久封闭，对教派历史的遥远隔膜，对信仰内核的热切向往，这一代学者较不在意于基督教各宗派的分野，甚至对天主教与新教的分野也不那么看重；由于前述社会思想文化的危机所引起的关注，这一代学者对基督教的关心，会带有更多的人文思想和社会文化情怀；由于中国旧传统中上帝观念的泛化，马列新传统中无神观念的普及，由于在中小学时代就耳熟能详的对基督教负面印象的极其深刻，还有现实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环境的高度复杂，这一代学者对基督教的皈依，会比别的世代经历过多得多的彷徨和挣扎……等等、等等。
四、第三代学者：从学习到专精，从兴趣到委身
这个话题也许不该由我来说，而应由第三代学者自己来说。所以，在此按照会议命题而谈到这个话题，要先向第三代学者即可畏的后生们道歉，因为你们可能会发现这里说的与你们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当然我也得向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即前辈和同辈们道歉，理由同样是我的描述可能片面，因为我对那两代人的了解也很有限。不过，我对第三代学者的了解更加有限，因此错误可能更大。
但是，既然要完成这篇命题作文，我且硬着头皮来总结两个特点罢。当然，第三代学者们可能还有两千个特点，而且其中可能有两百个比这两个更重要。
1.从学习到专精
尽管第三代学者中有一些人的年纪，同第二代学者相差不大，但他们总体上是赶上了邓小平改革的时代，因而同第二代学者被迫辍学多年、“上山下乡”、“摸爬滚打”的经历相比，他们都中断学习不久，或者不曾中断中小学的教育，就进入了已经恢复的高等学校学习。
因此，这一代学者所受的知识教育和基本训练，一般都比第二代学者完备得多。尽管中国大陆的整个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存在种种严重的弊端，因而在青少年时代就脱离了这种教育的第二代学者有着世界教育史上独一无二或空前绝后的创伤兼收获，但是，第三代学者完整的学习经历，毕竟使他们避免了第二代学者的某种“发育不良”或“残缺不全”。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也许比第二代少了一些处身于社会底层的那种痛切的体验，但却肯定比第二代多了一些在校园内读书的扎实的学习。
所以，大致可以说，他们的基督教研究，是始于较为全面的学习，以及由之而来的对西方文化的较为深入的了解。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在于，第二代学者对基督教的接触，多半是通过毛泽东去世后重获出版的那少数西方和俄国的古典文学和哲学著作译本，以及历史书中的片断信息，基本上没有任何别的渠道⑦；而第三代学者在学习时，则已有了一些由前两代学者编写和翻译的基督教书文可供阅读，而且因有较好的外文训练和刚开始开放的极少数外文书籍，而可以从英文（和其他文字）的资料直接了解基督教知识。事实上，他们当中许多人还获得了直接在国外学习的机会，并建立了更多的国际学术联系。
当然，我们都应该注意到，有了好得多的学习条件的这一代人当中，绝大多数并没有选择基督教研究作为终生的志业。所以，在这庞大的学者群体中依然犹如凤毛麟角的第三代基督教研究学者，必定有超乎一般环境和一般条件的特殊理由，而作出了这种选择。我想，这应该还是出于个体的精神追求和对社会文化危机的某种反思。实际上，这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流露得不如第二代学者明显，但却可以从他们对基督教研究的热情投入和坚持不懈之中看出来。
第三代学者们的著作，最明显的特点是逐步走向“专精”，由此而超越了第二代学者们的一般介绍和总体“引进”。他们的研究，已经深入到第二代学者泛泛涉猎的广大领域，从中挖掘出一个一个的具体研究课题，对之进行专精而全面的探讨。此外，他们也开拓了第二代学者一般不曾涉猎的研究领域。这样，他们就以自己特有的前述优势，把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用自己踏实专精的著作，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广阔前景。
2.从兴趣到委身
第三代学者不同于第二代学者的另一个特征，是其中的基督徒所占的比例大大提高了。尽管我们没有也很难进行这一类社会调查或正式统计，但是，这个事实是相关学者圈子内能够普遍感觉到的，而且，它也是近年来大学师生中基督徒增加这个更大现象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个事实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用“从兴趣到委身（或投入，或承担）”来形容。在前述不同于第二代学者所处的环境之中，这一代学者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的方方面面——从有关基督教的历史、教义、思想的书籍和刊物、翻译和著述，到开始开放的“三自教会”的教堂和后来兴旺的“家庭教会”的聚会，甚至还有基督教研究界或宗教研究界的文字讨论和学术会议，凡此种种，都为他们提供了可以观察、可以体验、可以参与，对基督教从产生兴趣到深入认识的条件。（相比之下，第二代学者却是在一片白茫茫大地上求索，甚至连求索的目标都似乎茫然，更不用说对这个目标有任何概念！那似乎是一个盲人在黑暗中寻找，他不知道要找的是什么，心里只有对黑暗的不满、对光明的向往，但他对光明本身却毫无体验！所以，能够驱散他眼前的或外在的黑暗者，又能驱散他眼里的或内在的黑暗者，实在只能是那生命之光⑧！）
在第三代学者所处的较为开放的环境之中，似乎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光照，虽然也许只是微弱的、模糊的、或多或少被遮挡了的光照。正是因为如此，如前所述，同样正在反思社会文化危机、进行个体精神追求的第三代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人，会受到生命之光的吸引，最终从对基督教的兴趣走向某种程度的委身，或者有生命的投入，或者有志业的承担，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这种委身的态度、投入的姿态或承担的精神，必然会赋予他们的基督教研究以前所未有的特点，显示出第三代学者的特色。我相信，往后的世代或历史学家会看到这一点，并作出恰当的总结。在此，我只想说，正如我们在回顾“背景”时谈到的20世纪初叶至中叶的那些基督徒学者一样，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不但丝毫无妨于他们的学术素质，反而是其学术素质之强大的内在保障。
当然，分清信仰与学术的界线，明确基督教研究的学术性质，这是提高学术素质和取得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前提。我相信，第三代学者中具有上述第二项特征的学者，也都具有这样的意识。因为，尽管委身的精神可以提供从事事业的强大动力，但是从事任何事业，又都是需要遵循这项事业特有的方法论原则的。
五、展望
1.问题
尽管并非完全由于学者自身的原因，而主要是由于社会环境中的诸多局限，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本身肯定有不少缺憾或问题。在此姑且列举如下三项：
一是同中国人的现实处境颇有距离。
当代中国人生存处境中的难题，表现为复杂繁多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法律等各领域的重重难题。这些难题都有其宗教或神学的维度。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包括汉语神学，理应针对这种处境、针对这些难题发言，提出基督教的或神学的解释和主张。加尔文说，神的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神学也是从神人关系出发的人学，它必须对人生有益，才会有生命力，所以它不能脱离人的生存处境。中国的基督教研究必须走进中国人的社会处境之中，在尽量充分全面地体察这个世界最大的人群的生存经验之后，为改进他们的生活状况，尤其是灵性生活的状况作出贡献。只有这样，它才应该会也必然会被这个巨大的人群所接纳。可惜，现在我们在研究本来就很少，力量相对很薄弱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方向（例如政治神学、生态神学、道德神学、文化神学以及基督教与经济、社会等的关系方面）投入的力量就更少。
二是圣经和圣经神学研究相对薄弱。
圣经研究应在基督教研究中占有核心地位，而圣经神学则应在神学研究中处于基础地位。但同第一个问题一样，由于历史社会环境的局限，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总体上在这方面十分薄弱。这显然也是一个问题。现在虽有少数学者已为之投入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仍然同整个基督教研究事业的需要相去甚远。毕竟，前面所谓要对中国人的处境和难题“提出基督教的或神学的解释和主张”，至少是不能脱离圣经神学为基础的基督教神学的。
三是对宗教多元和全球化趋势重视不够。
不论在中国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宗教多元状况和文化多元趋势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也是可见的未来很长时期人类的处境。如何认识这一处境，如何适应这一现实，如何分析和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的基督教研究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
世界文明在物质层面已经趋同，在制度层面正在靠拢，在精神文化层面却歧见丛生，纷纭万千，构成了所谓“全球化一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趋势。基督教，特别是中国的基督教会如何面对这种趋势，如何处理其中的难题，如何为人类的友好团结作出贡献，这也是我们的基督教研究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然而，从现在已有的研究情况来看，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显然太少，学者们对所谓“诸宗教神学”和相关的研究投入的资源和精力都太有限。这也会使中国的基督教研究脱离当代世界的现实。
2.建议
针对第一个问题，又鉴于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关注很多、成绩斐然（如宗教社会学、公共神学、政治神学等方面的成就之大，以及一般神学的适切意识之强），我们应该通过翻译而借鉴之，更应该尽力走出象牙之塔，从国人的生存处境出发，去选择研究课题和进行研究工作。
针对第二个问题，也鉴于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有悠久的传统、巨大的成果，我们也应该先通过翻译而借鉴之，更应该尽力增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以及拉丁文和其他西方语文的教学和研究，以便从原文研究出发，并充分利用西方学者已有的成果，促进中国的圣经研究和圣经神学研究。
针对第三个问题，同样也鉴于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坦然直面的态度、持续对话的努力，我们还是应该先通过翻译而借鉴之，更应该尽力从宗教多元化和全球—地方化的趋势着眼，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宗教，重新审视和研究其他的文化和宗教，认真思考其间的关系，尤其是与基督教的关系，并得出相应的适切的结论，使我们的基督教研究能有益于人类的和平，符合于“爱邻人”的宗旨，实现学术之真与宗教之善的统一。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在中华大地的无数江山之中，在基督教研究的浩瀚领域之内，人才辈出各领风骚是必然的，长江后浪推走前浪也是必然的。回顾既往，由于全社会绝对空前、但愿绝后的是巨大震荡和深重灾难，20世纪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学者们（尤其是这里所说的20世纪中期之后的两代学者），尽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存体验，却只有历尽艰辛得来、又如昙花一现的学术生命，因而多半没有与基督教这个研究对象相称的研究成果，没能对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生存处境提出全面深刻的基督教的解释与回答，只能抱恨终天！
所幸有可喜后生，方得以期盼未来，是所望焉！
收稿日期：2009-08-01
注释：
① 一些有独创神学思想或有深厚宗教素养的教会领袖都已入狱。
② 陈泽民谈“神学建设”的一篇堪称其中的代表作。（《天风》1956年）
③ 笔者在1965年才是初中二年级学生，就因各科成绩优秀而招致批判，并因此增添了老师们挨整的罪名——“喜欢只专不红的学生”！
④ 1976年春天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证明，这种“反思”在毛泽东死之前即已开始。
⑤ 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编撰工作是在1980年代初期开始的，笔者1983年就参与了定稿会，尽管正式出版被拖延到1988年。
⑥ 我想，这比张志刚教授说他们研究基督教是出于“富国强兵梦”的说法，较为宽广，也较为切近事实。
⑦ 笔者1979年春天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督教专业研究生，为此四处努力搜集到的所有相关资料，除了Encyclopedia Britannica之外，就只有《马恩列斯论宗教》和《世界通史》中的几十页论述！
⑧ 《约翰福音》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