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科学理论指导美国史研究——解读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中引录的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规律的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论述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以下简称《崛起》）（注：《美国的崛起》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是一本研究17到19世纪末的美国史专著，著者一再宣称它是自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多年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之一，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导言中第三节第二目中那段引录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历史规律的论述。因为该书是以它为指导思想。反复钻研后，我认为：作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时间发表的四种不同著作中抽出一些论述，内容虽都至关重要，但侧重点各有所不同，硬把它们拼凑成为“多样性统一”历史规律，窃以为不可。对此，本文谨提出自己的看法，对该书的内容则不予置评。
《崛起》写道：“古今中外历史家、政治思想家对历史的发展轨迹有着许多表述。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规律作了最精辟最简要的概括：‘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般历史规律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但是，也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多样性：‘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注：《崛起》第20—21页。）
必须指出：《崛起》擅自改变原著作原文用词并随意剪裁，犯有根本性错误：首先，把恩格斯一人在1895年致康·施米特信中的话当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提出的历史规律。（在本文第二节中作了解读）。事实上，马克思早于12年前（1883年）即已逝世，两人根本不可能再在一起提出共同意见了。且《崛起》作者对恩格斯的见解，掐头去尾，又不加注使读者无法理解，笔者也花了许多时间，才查证到的。其次，第二次摘录马克思引文，也采取了截肢术，前面删去马克思提供的生动例子，后面删掉一句很重要的话“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以致使马克思原文意义含混不清，难于理解。第三，将恩格斯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完整的论述，精辟的见解，腰斩成两段，原文并不长，却分别嵌入在《崛起》相隔两页的文字之中（一截置第20页，一裁置第22页），并断句取义，将恩格斯原文用以代替“这种差别”的“它”字，擅自换为“历史的多样性”。
其实，恩格斯原文在自然段的第一句开宗明义就指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同的，”并作了论证。为避免文字重叠，下面前后相继使用“这种差别”和“它”字是顺理成章的。按理不应出现此类误读、误导。
恩格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序”中说：“研究科学问题的人，最要紧是对于他所要利用的著作，学会照著者写这个著作时本来的样子去研读，并且最要紧是不把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包括进去”。忠实于原文，引用文字应有根有据，这是我们研读经典著作应有的态度。《崛起》的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不严肃的，不科学的。
笔者现将《崛起》上引经典著作原文分成四个命题，按前后顺序加以介绍和解释。
第一，“多样性的统一”。
“多样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到9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为科学研究正确的方法提出的，并未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导言》是马克思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是他一篇没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导言》的要点以后都纳入马克思的经典巨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之内。《导言》是1902年在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的。（注：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4页注81。）
在《导言》第三部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着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十七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常用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马克思倡导的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批判是和对他自己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阐述交叉进行的。马克思并未全盘否定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但批评它的严重不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但却抽去其中本质的属性，如谈人口时，抽去阶级这一本质的属性；谈阶级时，抽去雇拥劳动、资本等本质属性；谈资本时又抽去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本质属性，以致所谈空洞无物，什么也不是。再如他们“从民族、国家、若干国家开始”也是一样，“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需要、交换价值等等，更把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形成各种经济学体系。马克思批评这一条道路因为没有经过思维行程中的科学抽象，“蒸发”出来的仍然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这种研究方法抛开事物本质的区别，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如生产一般、劳动一般等等，这种抽象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然后把各种的经济范畴按表面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肤浅的联系进行分析和综合。马克思指出：这种方法“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注：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至于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方法则与上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截然相反。马克思强调科学抽象。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注：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页。）科学的抽象与非科学的抽象泾渭分明，其区别在于：前者抓住了对象的本质内容，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而后者则抽去了本质的东西，对事物作出片面的扭曲的反映。科学抽象的运用对一切研究工作都是关键。
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就是说：研究必须从具体开始，掌握大量材料，运用抽象力，从复杂的现象中抽出最简单、最本质的东西，然后以它为起点分析它的一切特点，内在联系和矛盾运动规律，不断进行分析和综合，由简单上升到越来越复杂的具体。这就是科学研究的具体—抽象—具体的完整过程。马克思所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注：以上引文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107、103页。）这是两种方法的根本区别，两种不同的方法导致不同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不应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经济领域，到生产方式中去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早于1845—1846年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依顺序地由低级过渡到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嬗变学说。到了1858年8月至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发展规律又作出了经典式的著名论述，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一生中两大发现中的第一个发现，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注：以上引文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1881年，马克思在研究人类学和俄国农村公社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论点：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俄国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西方毫无共同之处，因此不必把多样化发展的世界历史简单地嵌入欧洲模式中去。《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概括不能机械地应用到俄国。在一定条件下，俄国“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438页。）马克思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辨证的统一关系，其统一性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性，人类社会历史统一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其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环境不同而发展的各自特殊性。这就是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中存在着统一性。这样，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过渡的历史规律作了更精辟、更全面的阐述，历史唯物论拓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最常见的经济细胞——商品着手，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诸多范畴，生产和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甚至也涉及家庭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资本论》堪称运用“多样性统一”科学思维研究方法的典范。
第二，《崛起》提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般历史规律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
19世纪90年代，德国广泛地流行庸俗政治经济学，大学发出一阵鼓噪声，抹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之间质的差别。这正反映德国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德国学者既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又为封建制度辩护，硬把价值规律、利润率贬为一种虚构。康·施米特也陷入这种偏向之中，恩格斯于1895年3月12 日在伦敦写给施米特一封信，这封信就是针对施米特在这些问题走上岔路作出的解释。恩格斯指出施米特“对价值规律的责难涉及从现实观点来看的一切概念。……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概念和现实“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恩格斯又指出一般利润率也是同样，“它在每一个瞬间都只是近似地存在着。如果利润率有一次在两个企业中分毫不差地实现了，如果两个企业在某一年内得出的利润率完全相同，那么这是纯粹的偶然性，在现实中，利润率是根据各行各业、各个年度的各种不同情况而变化的，一般利润率只是作为许多行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竟想要求利润率（比如说14.876934 ……）在每一行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一百位小数都完全是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低为虚构，那我们对利润率和经济规律的本质就误解得太不象话了——它们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注：以上引文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5、516页。）上述引证， 显然说明恩格斯丝毫没有如作者所指出的在谈论一般历史规律。只要有一点辩证法的思维方法，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上引恩格斯这段话的涵义。利润的性质，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是同投入生产的资本相比的表现为全部资本的产物的剩余价值。利润率是以百分数表示的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全部资本的比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使企业内部和不同企业之间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平均利润率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之一，也是《资本论》认识和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运动规律的要点之一，向我们提供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范例。
历史上社会现象中往往出现一些特殊现象。例如我们通常都认为一年有365天。其实，它是一个近似值， 因为实际上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所用的时间为365.2422天，并不是整整365天。 为了解决这个实际困难。公元前46年儒略凯撒历法引入闰年。（注：儒略历法一直使用到16世纪。 但到了1582 年发生问题。 因地球绕日公转一周实际时间是 365.2422天，也不是每四年增加额外一天解决得了的。真实长度365.2422和近似长度365.25天的微小差异累计起来已达10天。为了消除这个差异，罗马教皇格雷果改行新历，将1582 年10 月4 日的次日定为格雷果历10月15日，中间取消10天。可参考黄秋斌《历史上的10天为何不翼而飞》，载1996年4月29日《光明日报》。）每四年增添额外的一天。 难道我们能把一年365天这一近似值称为历史规律吗？！ 这正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徒托空言，而是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史学研究者从搜集大量史料开始，到剖析具体史实，都要作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达到历史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规律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可是，科学的抽象思维是“最美的花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2页。）。难道可以认为它是虚构的吗？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第三，《崛起》提出：“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这段引文见诸马克思1877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但《崛起》引用这段文字时，前后均有删节，又不对历史哲学加以必要的解释，使读者坠入五里雾中。其实，马克思著作原文引喻得当，说理清晰，并不难懂。原文举古代罗马平民遭遇的实例：在古代罗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些原来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但是，结果“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与此同时，他们“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注：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1页。）上面我引述的马克思原著的话，并不难理解。 我认为，如果我们从历史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抽象思维，认真观察和思考，对古代罗马农民被剥夺的具体情况和过程与欧洲封建社会末期的具体历史环境中的重要情节分别加以研究、分析和比较，而不是囫囵吞枣，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而作出圆满的答案。
至于《崛起》上引文字“但是”以后转到另一层意思中去。西方史学思想一般称历史哲学。笔者体会此处指的是黑格尔历史哲学。必须指出：引文删去最后一句“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中译本这句话前面是逗号，并不是句号——笔者）为了理解马克思原话的涵义，笔者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及其历史哲学试作简要介绍于后。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集大成的代表人物。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经过马克思批判的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黑格尔哲学整体结构的中心思想是绝对精神自我辩证发展。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它先于客观物质世界并独立于物质世界而存在发展。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有三个阶段：逻辑阶段、自然阶段、精神阶段。黑格尔哲学体系有三个组成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个组成部分是和上述绝对精神自我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相对称的。历史哲学属于精神哲学范围。黑格尔是按三段式——正题、反题、合题的原则处理他的哲学体系三大阶段的。逻辑阶段是绝对精神发展的第一阶段，最后出现了绝对观念，作为纯粹思维，自在自为地发展着。绝对精神发展的第二阶段是自然阶段，绝对观念将自身异化为自然界，此时才出现空间形式。逻辑阶段是正题；自然阶段是反题，否定了正题。绝对精神发展的第三阶段是精神阶段，绝对观念由异化的自然又重回到本身——绝对精神方面来。此时才出现时间形式。精神阶段是合题，是对否定的否定，正题反题达到统一，是“无反之合。”黑格尔认为合题是深刻的、丰富的，全面的正题，达到了“绝对真理”的完成。
黑格尔凭着思辩、猜想推测的非凡才能，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研究了概念的辩证法，并且猜到事物（现象、自然界、社会）的辩证法。黑格尔哲学中逻辑学卷中提出质量互变，对立统一等辩证思维规律和本质、现象等辩证法基本范畴。逻辑学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精华、革命的部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端重视和高度评价。（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称：“综合地有意识地叙述辩证法一般的运动的形态的，还要算他（指黑格尔——笔者）最早。”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称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恩格斯在总结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过程时所作的评语最具代表性。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63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但是，黑格尔既是有巨大功绩也是有重大败绩的哲学家。关键在于他的辩证法是概念辩证法，头脚倒置，对说明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根本是不适用的。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绝对精神”、“世界精神”是超时空、超自然、超人类、超社会的纯粹思维，自我运动和发展着，它是超历史的。这种前题就是站不住脚的。一切科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物质世界，历史不外是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界的历史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人类所栖身的地球是客观世界微小的一个成员，但它的形成就在40—50亿年之前。自然界的物质性已由地质学、天文学、古生物学等科学的进展所证实。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92页。）自然界充满着运动着的物质、物体，任何物体的存在和运动，都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和占有一定的空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揭示物质运动与时间和空间的密不可分。可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这种概念的自我运动是永远不知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自然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只是概念自我运动的痕迹。黑格尔哲学显然颠倒了现实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至于人类史，它的前提当然是人，人的起源，人的发展和进步。人是社会历史和文化活动的主体。可是，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真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论的工具。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嬗变史的见解很古怪，他认为这与物质生产方式无关，而是世界精神在时间中合理地体现其自身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世界精神最初垂青东方民族，以后转向希腊、罗马民族，最后选择了最成熟的日耳曼民族为其体现者。这分明是贬低东方民族，宣扬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为普鲁士君主制度祝福，这是黑格尔从他哲学家头脑中虚构的先验式的原则。黑格尔自己也承认：他的历史哲学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对世界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嬗变的规律茫然无知，归之于世界精神的选择是不足为奇的，黑格尔创立的三段式，虽然其中包含辩证的因素，也是概念化的先验公式，他用三段式随意乱套客观现实事物，牵强附会，谬误百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本来是在批判形而上学中发展起来的，结果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窒息了他的辩证法，他的历史哲学陷入形而上学，思想混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给予严厉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218页。 ）。马克思剔除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糟粕，使辩证法从神的启示成为人的启示，由头脚倒置变为两脚着地；使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高度统一，大放光芒。
黑格尔哲学企图使客观现实服从于他的概念运动，历史的真实性被歪曲、被颠倒到如此程度，如果我们仍寄希望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它当作万能的钥匙，来解释古罗马无业游民和日耳曼无产者形成的原因这样严肃的问题，那岂不是南辕北辙，永远达不到目的吗？！
第四，《崛起》提出：“但是，也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多样性，‘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此处“历史的多样性”是作者篡改恩格斯原文杜撰的，拙文前面对此已作了解读，不赘述。就字面理解，恩格斯原文大意是：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虽有根本不同之处，但这种差别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同样是受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恩格斯这段话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名言，有深刻的内涵，仅仅从字面了解是不够的，必须领会它的深层底蕴。这就要求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哲学范畴有准确的认识。基于个人粗浅的体会，拙文试图对上述恩格斯名言作出一些探讨。
在哲学史上，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以外，还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或和唯心主义结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16世纪开始，由于生产水平较前提高，自然科学进入分类研究阶段，一直延续到18世纪。英、法哲学家相继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移入哲学领域，发展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自然界是提供辩证法的试金石，自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日益增加的资料，证明自然界是始终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着的。有些自然科学家自发地倾向辩证法、唯物主义，努力认识和掌握自然界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取得了突出的科学成就。达尔文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达尔文（1809—1882）多年从事有机界、动植物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发现被确定为某个物种，在一定时空中运动和发展过程中，某些必然性状机能逐步退化，变成该物种内可有可无的性状，久而久之，必然转化为偶然性，成为新物种。反之亦然。每个物种的内部各个个体之间，存在无数偶然性的差异，在物种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复杂的内因和外部条件的影响，原来偶然性的差异增长到突破该物种的特性时，就形成了新物种，由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达尔文这一发现给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最有力的打击。科学史上许多新发现都是科学家从物种偶然性的变异中逐步探索才发现其背后的必然性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和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既承认必然性的客观性，也承认偶然性的客观性，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必然性偶然性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必然性和偶然生的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原理既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和思维，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却有不同。在自然界中，发生作用的是各种盲目的、不自觉的动力（撇开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不谈），而一般规律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之中。无论在自然界无数的偶然现象中或在那些可以证实自然界偶然性内部仍存在规律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可是，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则不相同，进行活动、起作用的是人；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人具有思维能力，他们的活动都有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恩格斯在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不同于自然发展史这种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对个别事变史研究的重要性后，着重阐明这种差别“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崛起》将“这种差别”改为“历史的多样性，”很明显，是曲解恩格斯原话的内涵的。
更重要的是，恩格斯的论述并没有在此打住，他在下面还继续作出精采的论述。社会历史活动是由大量的人们参与的，各个人有自己自觉的期望的目的，但有些既定目的或不切实际或缺乏实现的手段，其结局只有少数人的预期得以如愿以偿，许多人预期的目的都难以兑现；在大多数场合下甚至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恩格斯指出：“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同的状况。”然而，“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令人遗憾的是，《崛起》恰恰把恩格斯对历史领域偶然性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这样十分重要的论断撇开，而将其放到近两页后面作为作者的历史观泛论的脚注。
人类社会历史是由人们谱写的，历史规律是通过人们错综复杂的有意识的活动表现出来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科学规律的发现就更困难一些。因而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者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认识思想特别混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前，形而上学者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成是毫无联系、绝对对立的两极。由此产生两种极端相反的错误认识。一种观点断言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纯粹的必然性，否认偶然性的存在，实际上只能把必然性矮化，甚至神秘化而导向宿命论。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另一些哲学派别则肯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纯粹的偶然性，偶然性支配一切。在历史领域内则宣扬“偶然论”，似乎人类历史发展是由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历史不过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这些唯心主义者否认偶然性中隐藏着客观规律性，陷入不可知论。有些更炮制英雄史观，强调少数人头脑中偶然迸发的思想火花照亮了黑暗的大地，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上述恩格斯的话，就是针对偶然论者的错误的观点提出的论述，深刻中肯，启发人们深省。
马克思主义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法对我们的启示是：正确估计形势，从纷纭多变的现象中，牢牢掌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防止和克服不利因素导向必然性的轨道。做好各项工作，以达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
走笔至此，全文结束。对如此严肃的理论问题，笔者本不敢妄加评论。然而，“让科学理论指导美国史研究”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任重道远，笔者略尽棉薄，责无旁贷。拙文中如有不妥，任何误读、误导都将导致负面影响，因此，敬请读者、专家、同行和《崛起》作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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