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一大疑狱 刘鹗被捕流放案试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大论文,史上论文,近代论文,案试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小说名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于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六月，在江宁（南京）被秘密逮捕。先捕后奏；不经审理，预定重罪；立即起解，严密押送，流放新疆，旨令“永远监禁”。翌年，刘鹗因脑充血逝世于迪化（乌鲁木齐）狱中。
“刘鹗为何被捕？”或者更确切而问：“清廷为何突然逮囚刘鹗？”成为近代史尤其近代文学史上一大疑狱。
诚然，数十年来，对此疑案，已有过不少解释（注：如罗振玉《刘铁云传》谓：“于是（晋矿）事成而君‘汉奸’之名大噪于世”；“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罗氏说，谓“上书请铁道，又主张开山西矿。既成，世俗交谪，称为‘汉奸’”；“后数年，政府即以私售仓粟罪之，流新疆死”。阿英《晚清小说史》复录鲁迅语同。胡适《老残游记序》全录罗《传》，并谓刘鹗一生有四大事，即河工、甲骨、晋矿、仓米；为后两事，“他得了许多诽谤”；晋矿事，“本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愦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了”；“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均见刘德隆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收录）蒋逸雪《刘鹗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第一版）谓：世续、袁世凯“两人素衔鹗”，丁未（光绪卅三年、1907年）即欲“借浦口购地事，密令逮问”；至戊申岁，“袁世凯欲报宿憾，卒罪之以擅散太仓粟及浦口购地事，密电两江总督端方缉捕，旋戍新疆”；又谓“外传端方与鹗有争古玩之憾”云云。至若刘鹗后人（如大绅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亦大抵重在世、那（桐）、袁等“衔宿怨”之说。又，海外学人，如美国马幼恒，则谓鹗“自己不拘小节的性情和他在各种尝试的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不断误解”，以及“他所办的企业，尤其是那些过牵涉到外国人利益的企业”，“使他经常成为被诽谤受攻击之对象”，“日益积累的敌意和对他名誉的诽谤，最后导致他1908年被不合理地判决为流放新疆，并于次年在那里逝世”（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只是仔细推敲，却似犹多未为圆满。
兹于刘鹗遭捕一案试作解析，冀求揭出历史真相。允当与否，俟盼方家指正可也。
清廷外务部档案：刘鹗被捕详情
刘大绅（刘鹗之子）撰《关于老残游记》文（以下简称“大绅文”），第六节记《游记作者被祸始末》，有自注语谓：“闻于王孝禹先生，及近年从端氏售出文件中，觅得此案往返电稿，与故档所记，亦均为袁陷也”。蒋逸雪《刘鹗年谱》（以下简称“蒋《谱》”）“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五十三岁”条下，附载“端方与袁世凯及外务部往还电，计五件”。又，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以下简称“刘《编》”），收录上揭大绅文，注内并补录“当时，端方、袁世凯、外务部为此往还电文凡五件”，亦即蒋《谱》所载之五件，唯字句小有出入。
按，故宫档案之今犹存于台湾省者，近年渐见整理发表。其中有清廷外务部关于捕拿刘鹗之收发文电，计共得十七件。内十二件皆为蒋《谱》、刘《编》等所失收；另五件虽已见载于蒋《谱》、刘《编》，文字亦略有异同，可据以核正。
清廷外务部此宗档案文献，所录时间起自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迄于同年七月初六日。前后短短仅十九天，而密电火急，如梭往还，今存者即已达十七件之多。更且所涉级别之高与地域之广，上至面奏慈禧太后（借光绪帝名义）谕旨，中央机构执行则有军机处及外务部、度支部、法部，行省地方传知遵办则有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河南巡抚、陕西巡抚、新疆巡抚。刘鹗遭捕及押解之全过程，固然详细尽录于斯，而清廷官方对该案之极度重视态度甚至焦躁紧张心态，并从中透露无遗。
依据档案等史料，刘鹗被捕及押往新疆情形，可依时编列如下：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道员杨文骏到宁，谒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面述时任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之袁世凯意旨，嘱拿革员刘鹗解京。
端方发篠（韵目代日，即十七日）电，致“北京袁宫保”。告已聆杨文骏“面述尊谕”；而提出刘鹗来宁具呈声明报效地亩事，反问“是否即行捕获，请示遵行”；并提出“就获后，应如何奏明起解，并解交何处，乞示”。
六月十八日
袁世凯收到端方篠电后，将之归入外务部本日公文收档。
六月十九日
外务部发急电致端方，谓已悉篠电；列述刘鹗罪状三（一戊戌垄断晋滇矿利，二庚子盗卖仓米，三上年私运韩盐）；命端方“密饬查拿、先行看管；获后电复。俟酌定办法，再（由外务部）电达”。
当日端方收到外务部此电。
六月二十日
端方发号（廿日）电，致“北京外务部”。告十九日来电已悉；“革员刘鹗，已派巡警总监何道黻章带同委员许炳璈设法在宁拿获，交巡警局看管”。再询：“应如何办理，候电示只遵。”
当日外务部收到端方号电并予入档。
六月二十二日
外务部上奏折，附片专陈刘鹗罪状，“贪鄙谬妄，不止一端”，列举戊戌矿、庚子米、上年盐三款，谓“均系营私罔利，勾结外人，贻患民生，肆无忌惮，若任其逍遥法外，实不足以惩奸慝以儆效尤”。奏报“现接准南洋大臣端方电称，‘该革员因浦口议开商埠，来宁具呈报效地亩’。经臣等电复密饬查拿、先行看管”；请示“应如何惩办之处，伏候命下，即由臣部电知南洋大臣遵照施行”。
折上，军机大臣面奏谕旨：“外务部奏已革知府刘鹗贪鄙谬妄、不止一端、请旨惩处一片。革员刘鄂违法罔利，怙恶不悛，著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该犯所有产业，著两江总督查明充公，办理地方要政。该部知道。钦此。”
当日，军机处遵录谕旨，片交外务部、度支部、法部及两江总督、新疆巡抚，传知遵办。
当日，外务部发“至急”电，向（江督兼）南洋大臣端方、新疆巡抚联魁先行转告鹗案已经奏明得旨，本日军机处录旨交片传知遵办事；“希钦遵办理”；并告“原奏（即外务部请旨惩鹗奏片）另密咨”。
六月二十三日
外务部发出密咨，向南洋端方、新抚联魁咨送军机处恭录谕旨交片，附钞外务部原奏，以备“钦遵办理”。
当日，端方发漾（廿三日）电，致军机处、外务部，请代奏前接外务部电、业经饬员将鹗拿获看管缘由；告本日奉到电旨，“谨即遵旨派员将刘鹗解往新疆永远监禁，并查明产业充公”，“起解日期另行咨报。”
当日，端方向外务部发送咨文，咨报“革员刘鹗起解日程”；“兹经饬派巡警局参事候选知县赵椿林、副将李东武，管解该革员刘鹗，于即日起程解赴湖广督部堂衙门，投候饬派员弁接解前进，取道河南陕甘，赴新疆抚院衙门投收，听候饬发永远监禁”。
当日，端方并分咨湖广总督、陕甘总督、河南巡抚、陕西巡抚，咨请“一体饬派员弁接解前进”。
六月二十四日
外务部收到端方漾电并予入档。
当日，新疆巡抚发电致外务部，告二十二日外务部来电收悉；“革员刘鹗容俟解到，谨遵照办”。
六月二十五日
端方派员登乘福安官轮押解刘鹗赴鄂；并咨请鹗督派员接解前进。
日本驻沪总领事永泷，电致端方，“据本国人（日人）郑永昌电禀，刘鹗前因盐务贸易，尚欠伊银四十万元，恳请电商北京缓解，以免巨款无着”。端方电复永泷，“告以刘鹗系奉旨饬拿要犯，业已起解，未便转请”。
当日，端方发径（廿五日）电，急致“北京袁宫保”（袁世凯），并请转致“邸相”（奕劻、那桐）。告派员押鹗乘轮发解赴鄂，及日领来电、已经电复情形。建议：“惟查该犯素与外人勾结往来，踪迹诡秘，现虽电复日领，难免不复来干涉。若由一处派员长解，治装远征，不无耽延。拟请钧处（外务部）电知沿途经过鄂豫陕甘各督抚，预派妥员，一俟该犯解到，即日接护押解前进，以期妥速而免枝节”。
六月二十六日
袁世凯接到端方径电。
六月二十七日
外务部将端方径电归入本日收档。
外务部收到新抚联魁廿四日来电，归入本日收档。
外务部发电致湖广总督、陕甘总督、河南巡抚、陕西巡抚、新疆巡抚，转知端方径电；命此二督三抚，“希即预派妥员，于该犯解到时，迅速接护，妥慎押解，勿稍延误为要；并电复”。
外务部发电答复端方，“径电悉。刘鹗事，已电鄂甘豫陕新各督抚预派妥员，接护妥速押解”。
六月二十八日
湖广总督陈夔龙，发俭（廿八日）电致外务部，告廿七日来电收悉，“已派委文武妥员，候刘鹗一到即解行。铁路中阻，饬按驿前进；并电豫抚派员赴交界接解”。
河南巡抚林绍年，亦有勘（廿八日）电致外务部，称接悉外务部廿七日来电；“已由司派请补孟县奎印豫左右营管带杨树德，带兵二十名，即赴信阳候，接护押解”。
六月二十九日
外务部收到陈夔龙俭电、林绍年勘电，予入归收档。
七月初一日
新疆巡抚联魁收悉外务部六月廿七日来电。
七月初二日
晨，刘鹗自宁被押解到鄂。
当日，鄂督陈夔龙发冬（初二日）电，致外务部，告“官犯刘鹗，今晨由宁解到。当派文武妥员又警察兵二十，即时起解由驿赴豫”。
当日，外务部收到陈夔龙冬电并予入档。
七月初三日
新抚联魁致电外务部，谓六月廿七来电接悉，“已饬派文武员弁，计期驰赴甘新交界伺候接解”。
七月初六日
外务部收到新抚联魁初三日来电，并予入档。
外务部收到江督端万六月廿三日咨报“革员刘鹗起解日期”之咨文，并予入档。
八月十五日
刘鹗被押解至甘肃平凉。
八月二十七日
刘鹗被押解至甘肃兰州，因制服食物等，获准暂留十日。
九月初七日
刘鹗被押自兰州起身，续解前进。
九月十九日
刘鹗被押解抵至甘肃凉州，“因委员家住在此，耽阁五日始行”。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
刘鹗被押解到达新疆迪化，发交入狱永远监禁。
综合档案等史料，其中反映袁世凯、端方及亦奕劻、那桐、慈禧等人对于刘鹗之态度殊可注意。
六月十七日，道员杨文骏至宁谒见端方，面述袁世凯意旨，嘱端方捕鹗解京，标志袁世凯必捕必惩刘鹗之决心已然下定，且付诸实行矣。同时，又透露袁氏自始即拟潜隐幕后。
袁氏必捕必惩刘鹗之心，始终不变。而于捕鹗手法，前后三变。初则借杨文骏传言，欲令端方主动出头捕鹗。遭遇端方“太极飏”（端方篠电）挡回，遂改作由“外务部”出面。六月十八日，将端方致已个人之篠电归入外务部收档，十九日以外务部名义发电端方，述鹗罪状、令端捕鹗。端方接外务部十九日电，然后捕鹗；但号（廿日）电，仍再询“应如何办理”。袁氏得端方号电，迟两日后，乃以外务部名义上折请旨。奏章内述鹗案此次缘起，仍推之于端方，谓“现接准南洋大臣端方电称”云云，而后“经臣等电复密饬查拿、先行看管”。有意隐去自己首先派杨传言一事不提。又，如何惩办一节，复请旨“即由臣部电知南洋大臣遵照施行”。折上，得奉严惩谕旨，于是袁氏“钦遵”大旗在手，放胆行事，由外务部传电两江、湖广、陕甘三督及河南、陕西、新疆三抚，皆命遵照严办鹗案矣。
端方于鹗案态度，则前后凡有四变。其初飏电，于袁有委蛇之心，于鹗存回护之意。继犹勉强执行，号电是也。及接谕旨，始转为认真办理，漾电是也。迨至日领来电干涉，于是表现强硬态度，且向袁及庆邸（奕劻）、那相（那桐）献策，积极主动，径电是也。
就外务部职官而言，奕劻为外务部总理大臣，居首；那桐（东阁大学士）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居次；袁世凯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位居第三。故袁世凯得端方篠电，隔一日，改以外务部名义复电；继得端方号电，迟两日，始由外务部出名（须由庆、那、袁联署）上奏；再继得端方致袁、并祈转致“邸相”之径电，又迟二日才复。其间中隔时日，即袁氏必须与庆、那商酌而后决定也。庆、那之于鹗案，与袁氏意见一致，并此可见。
及外务部折既上，即面奉谕旨，廷寄密发，严惩重办，慈禧在鹗案中，最高决策，亦强硬决断如此。
另不容忽视者，则为日本驻沪总领事永泷久吉(Hisakichi Eitaki)。为鹗被捕事，竟至直接出面（以其级别非低之正式外交官身份），发电干涉，表明日本政府对捕鹗之事关注极切，急欲解救。然而发电又仅致端方，所述则仅据其本国人郑永昌之禀，盐务贸易、追债为由，所求亦只“恳请（端方）电商北京缓解（从缓押解北行），以免巨款无着”。是归之于商务私债，措辞亦未敢强硬。热急之心，终于只能出为趑趄之步、嗫嚅之言。则内中别有隐情，气虚理馁，不言而喻。
外务部奏章：刘鹗“钦定”罪款辨析
刘鹗被捕流放一案，其中最关键之文件，以常情论之，按理当为外务部六月廿二日所上奏章（此件蒋《谱》、刘《编》均失载）。
盖杨文骏六月十七日至宁向端方“面述”者，犹仅为袁世凯私意。既非正式公文，未足为确据，故端方敢发飏电，袁虽碰“软钉子”而亦莫奈何。及十九日外务部致电端方，述列鹗罪、令端捕拿，则属公文，端方无可推诿，遂饬捕鹗；然毕竟尚是部（外务部）文，未经“奏明”，故端方号电，仍询“应如何办理”云云。唯至廿二日外务部奏片既上，得奉上谕，于是钦遵定案。譬之于司法程序，则上谕者，此案上终决判词也；外务部奏章，则为终决判词所依据之正本公诉状也。故谕旨下发施行，外务部奏片并随附钞为凭。刘鹗之钦定罪案，即以外务部所奏之罪款作准也。
外务部奏列刘鹗罪款，详录如下：“已革知府刘鹗，即刘铁云，于光绪二十四年间，朦混山西巡抚胡聘之允许福公司借款办矿，并希图承办云南矿务。经山西京官邓邦彦、云南举人沈祇章等，先后联衔具呈都察院代奏，以该员垄断矿利，贻祸晋滇，请查拿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各折片。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明办理，钦此’。历经查拿未获。本年正月十一日奉上谕，‘已革知府刘鹗，胆大贪劣，狼狈为奸，著永不叙用’等因，钦此。伏查该革员贪鄙谬妄，不止一端。当庚子之乱，更名来京，盗卖仓米。上年夏间，复在韩私设盐运会社，购运辽盐出境。种种行为，均系营私罔利，勾结外人，贻患民生，肆无忌惮，若任其逍遥法外，实不足以惩奸慝而儆效尤。”（注：台湾省“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1960年台北精华印书馆影印本，第168至177页。）
概括言之，外务部奏章所列刘鹗罪款具本有三：戊戌垄断矿利，庚子盗卖仓米，丁未走私辽盐。兹为逐款分析，以观是否确凿。
其一，戊戌垄断矿利罪款。
以晋省矿务而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日，总署上奏《遵议山西省路矿办法并改订章程疏》。首述迭接军机处二月初八日、廿四日、三月初六日、十四日，其四次交片（传知山西京官两次联衔具呈都察院代奏，与左都御史徐树铭、晋抚胡聘之、御史何乃莹先后分别具奏各折片，所奉谕旨）情形。继则批评刘鹗参与、由晋抚胡聘之所订之“原订借款章程，利息既重，国家应得馀利，几同虚指；税课等项，概未声叙。似于各国开矿程式尚多遗漏，自应酌量增减以濬利源。”但同时又批评“山西京官原呈，谓‘将潞安、泽州、沁州、平定三府一州典与洋人’；均属言之过甚。即山西京官两次公呈将合同章程逐层辩驳，亦多附会，无以折服洋人。何乃莹奏请‘停借洋款’，固属正办；惟泰西各国，率皆经营路矿以驯致富强；晋省煤铁矿产之富，久为西人所羡，若深闭固拒，转恐利权旁落，何如豫为之地，犹得操纵自如；现在中国商情，集股不易，仅用土法开采，实系难成。”然后该《疏》陈奏：“臣等公同商酌，晋省路矿业经奉旨允借洋款开办，果将合同章程斟酌妥善，于国于民均有裨益”；“臣等遂博考西国矿路章程，与义商罗沙第、俄商璞科第将原定章程，逐一增改”详细情形。《疏》上，得旨如所议行（注：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校点，中华书局1958年第一版，总第4091至4092页。）。
至于刘鹗，于当年（戊戌）二月初八日，都察院代奏山西京官首次公呈，所奉上谕内，先已得旨：（山西京官）“原呈所指方孝杰、刘鹗二员，声名甚劣，均著撤退，毋令与闻该省商务”（注：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校点，中华书局1958年第一版，总第4091至4092页。）。故戊戌四月廿日总署《遵议山西省路矿办法并改订章程疏》中，奏报与洋商罗沙第、璞科第议改章程时，声明已在“方孝杰、刘鹗两员奉旨撤退后”，于原章程“并将刘鹗、方孝杰所立公司名目一律删除，统归山西商务局承办”（注：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校点，中华书局1958年第一版，总第4091至4092页。）。
就滇省矿务而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廿六日，云贵总督松蕃遵旨复奏筹办滇省矿务情形，谓：“现拟遴委熟悉矿务之员分赴各属，先将旧有金银各厂会同各该地方官一律查勘明确，分别何处可办、何处不可办。再设法筹办官本，在于矿苗最旺之处认真开采，以期得款较巨；一面广集商股，加委妥员，逐渐扩充办理；并将锡铁各厂亦次第兴办。云南地处边瘠，兵燹后实少富商大贾，若不先发官本，商民仍多观望，必致日久无济，徒误事机。且查云南矿务，从前承平之时，均系用本地工匠开采煎炼，历著成效。此次亦拟不设机器厂，不用外洋矿师，以节糜费而杜后患，务使开一分利源、中国既得一分利益。”折上，下户部知之。（注：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校点，中华书局1958年第一版，总第4070至4071页。）
是知光绪二十四年间，“晋省路矿，业经奉旨允借洋款开办”；刘鹗参与之“原订借款章程”，失在“尚多遗漏”，“应酌量增减”；山西京官等攻讦，则“均属言之过甚”、“多附会”、“深团固拒”之论。刘鹗获咎，仅得旨斥“声名勘劣”、“著撤退，毋令与闻该（晋）省商务”之处分而已。皆已由钦命定谳。又，滇省矿务，当年三月已奏准不设机器厂、不用洋矿师，而以官本官办、土匠土法为要在案。
然则外务部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廿二日奏章所指，刘鹗“于光绪二十四年间朦混山西巡抚胡聘之允许福公司借款办矿，并希图承办云南矿务”，及引山西京官、云南举人等呈词，称“该员垄断矿利、贻祸晋滇”等罪款，洵为“言之过甚”、“附会”不实之辞，不能成立。
又外务部奏章接续有谓，“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明办理，钦此。’历经查拿未获。本年（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一日奉上谕，已革知府刘鹗胆大贪劣、狼狈为奸，著永不叙用等因，钦此。”此所谓“查拿”云云，“查”则有之，“拿”则纯属空造。有总署所奉“查明办理”之旨，有刘鹗所得处分仅止“撤退”之旨。即迄至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一日，是日上逾全文如下：“谕：开缺山西巡抚胡聘之，前在巡抚任内，昏谬妄为，贻误地方，著即行革职。其随同办事之江苏候补道贾景仁、已革知府刘鹗，胆大贪劣，狼狈为奸，贾景仁著革职、永不叙用，刘鹗著一并永不叙用，以示薄惩。（注：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秀，中华书局1958年第一版，总第5843页。）”是在胡聘之案内又牵连而及，而所得处分，仍只在已经革职之外，再著永不叙用，确系“薄惩”而已。唯独此时尚未有命“拿”之旨。倘有，外务部奏章焉有不引之理？又何必此时再作奏请？不辩自明矣。
其二，庚子盗卖仓米罪款。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七月廿日攻进北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京师太仓，亦尽为所占。
清廷留京之王公达官，厚颜无耻，公然向外国侵略者求粮乞食，在是年九月刘鹗入京之前，据时任总税务司之英人赫德(Robert Hart)所记，即至少有三次。
八月初一日，大学士昆冈等总署堂官，与赫德等会晤时，递交《节略》。首条即“求总税司订期约同昆中堂诸公往拜各国大臣，表明中国此次系因拳教相仇，中国内乱，致使各国派兵前来保护，深为抱歉之意，以资联络”；继则“婉词致谢”、“致谢之意”、“城内居民经各国妥为保护”、“各国已到之兵刻下弹压地面，居民安堵，实深感激”云云。连篇累牍，极尽奴颜婢膝之态。其言求粮乞食者，有曰“现在日本兵护住东西华各门”，“请总税司转商设法开禁，准大内人役购买食物”；又曰“请总税司转求各国大臣设法保护运粮车辆入城，并猪羊食物求设法保护进城，以资救济”云云（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年新一版，第28至29页。）。
八月十八日，赫德《致领袖公使葛络干（西班牙驻华公使，Bernardo J·de Cologan）函》，有谓“我提请您注意的另一件事，是某些在北京有声望而没有权力的中国官员拟来访我，商谈指派一批殷实商人去各地为北京采办煤、粮等物。他们一定会请求特别保护这些商人的。这个办法可以很容易地为军队和居民取得供应，因此可否请您和各国公使设法使各国的将领们注意此事。我接见这些官员以后，再详细说明拟议的步骤，并且设法安排一切细节。”（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年新一版，第63页。）
闰八月初一日，赫德《致庆亲王（奕劻已于八月初十日回京）函》：“敬启者，招商运米一事，前数日曾面见恽、贾大人商酌，以王爷之意欲由上海多购米石，惟此法实有碍难之处。刻闻某仓内存有上中下三色米约一万万斤，按照一百六十斤为一石，核计约有六十余万石，若中国现欲赎回，可按每三百五十斤付洋银六元三角，则每石约银二两馀，约共合银一百二十万两，可分四季归清，每三个月付银三十馀万两，惟头批银必须先付。目前复见恽大人，已将此事情形面请转禀王爷，昨由恽大人遣同文馆生徐文志来称，王爷愿照办理，应付之银，保定府库内尚有存款即可拨用云云。惟此巨款仍须由汇丰经手，不若由王爷特派一人或恽大人或他员专为经理。至总税务司帮同料理一节，亦须由王爷特备硃文交下，以凭与汇丰商办一切，令知还款实有着落，且此事必须于初五日以前付信，若初五日无确信，则此项米石即早定转卖他人矣。应如何办理之处，即请速为酌夺示复遵行为要。专是布泐，须颂日祉。”（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六：《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年新一版，第33至34页。）
是初则为昆冈等乞允放行运粮车辆入城；继则“北京有声望而没有权力的中国官员们乞允派商赴外采办粮煤；及庆邸至京后，“欲由上海多购米石”；而皆以有“碍难之处”未能果行。驯至于所谓“赎回”仓米。赫德致庆邸函所语“某仓内”“此项米石”云云，即京师太仓存米也。
其时强占京城之外国侵略军“买卖当时抢劫所得各物之贸易，极为隆盛。各处商人，尤其是来自美国者，早已到此经营，获得巨利”（《瓦德西拳乱笔记》）。赫德充掮客欲与庆邸“贸易”者，则太仓存米“六十馀万石”，“每石约银二两馀，约共合银一百二十万两，可分四季归清”，“惟头批银必须先付”。而款项“须由汇丰经手”，由赫德“与汇丰商办一切”，则赫德者英人也；汇丰者英国银行也。而庆邸奕劻“愿照办理”。赫德且声明“此事必须于初五日以前付信，若初五日无确信，则此项米石即早定转卖他人矣”。是“此事”性质之为“贸易”、为“买卖”，昭然若揭。
然则，倘论庚子在京“勾结外人”、“盗卖仓米”，当首罪庆王奕劻。以下昆冈等总署堂官，及“恽、贾大人”等，并皆“随同办事”、“狼狈为奸”者也（注：当时京中事，初以崑岗等总署堂官为首；及奕劻八月初十日抵京后，即由奕劻为主（李鸿章抵京在闰八月十八日）。那桐（时官侍郎）亦在派充留京办事大臣之列。又，奕劻经赫德手，向占据太仓之外国侵略购仓米事，似未购成。缘因总价百廿万两，且“头批银（卅余万两）必须先付”，奕劻以为“应付之银，保定府库内尚有存款即可拨用”。然保定城中、直隶藩司之库“存银十六万余两尽失”（奕劻李鸿章致行在军机处电，光绪廿六年九月壬午日，《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565页），即系英国侵略军所劫；天津则“司道局各库存银六百余万、招商局存米四十万石，尽资外人”（刘坤一张之洞奏折，光绪廿七年八月癸丑日，同上总第4770页）；北京则“户部银三百余万，内帑倍之，尽以资敌”（李希圣《庾子国变记》，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版，第149页）。赫德八月十九日寄伦敦、致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函谓，京城“所有的衙门都被抢劫一空。庆亲王（奕劻）也得向邻居尽量张罗，才借到二千两。现在他来找我想办法，我只得向汇丰银行洽商，从我和衙门朋友的存款中，每月借给他一万两。”（《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11页）是购仓米事，奕劻虽欲“愿照办理”，而在“必须（闰八月）初五日以前”仅五天期限内，筹此百廿万巨款，似未能办到。占据太仓之外国侵略军遂亦将“此项米石”“转卖他人矣”。据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光绪廿七年九月初七日、奕劻等《遵
）会议整顿京仓办法折》（见《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773页）奏称，“京师自遭兵燹，各仓为洋人占据。经臣奕劻屡向催索，始得陆续交还”，则皆已空空然，“仓庾积储无存”焉。）。
刘鹗庚子入京，系响应上海救济善会之倡议，志愿执役，为充前驱；并捐银万二千两，愿专作救济北京之用。主其会者，为陆树藩。北上抵津，陆在九月初五日，鹗在初九日。由津赴京，则鹗发于十二日，陆行于廿日。至京后，鹗办救济事有三，曰接运被难官商出京，曰掩埋，曰平粜。前一事，似由陆为主办理，鹗参与；后二事，则陆创议发端，而鹗具体承办。而凡此诸事，一则公开登报，一则先行禀明。陆树藩《救济日记》，记在京时，屡至贤良寺，且两晤李鸿章。九月三十日，记“午后到贤良寺，谒见傅相，蒙奖在津所办各事甚妥，并腲以勉力行善。”十月初九日，记“晨起，至贤良寺合肥相国处辞行，蒙以办事能干、颇有胆识奖许，并由济急会（按是为盛宣怀主办之会）拨助银二千两，电谕上海招商局再拨两轮来津候用，临行谆嘱明春必须来京接办。”陆又谒见奕劻。十月初五日，记“往谒庆邸，出门未见，相遇于途，前后有日本兵三人保护，路过后门，城门尽毁，不胜故宫离黍之怨。庆邸府门口有日本兵持枪守护，李中堂所寓贤良寺门口有俄国兵守护”，云云（注：陆树藩《救济日记》，见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丛书、《续编》第365种与第366种合册、左舜生辑《庚子拳乱资料》收录，第13至35页。）。刘鹗辛丑春夏间在京有致陆树藩书三通，于登报及禀明二节，亦述之再三。其一函云，“掩埋、平粜两事，原系阁下创议发端，故初办时，禀合肥相国，已申明系阁下之意”；又一函云，“好在合肥处禀明，新闻社又复登报，处处有根”；再一函云，“弟本无恒产，仅有公司股票数千磅而已”，’前于禀合肥相国禀中，亦声明以此作抵”（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95至297页。）。
是刘鹗庚子在京赈济之举，既禀明、复登报，固光明正大而办。然则外务部奏章所指“更名入京，盗卖仓米”罪款，其中“更名”掩饰身份、潜赴“入京”、暗中行“盗”之义，已非事实。
再就购仓米，办平粜事，具体而论。刘鹗辛丑春夏间致陆树藩函，报帐有曰：“善举（按应包括掩埋、平粜二事）约用银两万五千余两”；“尚存米七千石，时价值银一万五千两”（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95至297页。）。依此计算，可知：
一、刘鹗所报每石米之时价为银二两略余（注：以“银一万五千两”，除以“米七千石”，得商为每石米时价约银2.14两。）。按庚子闰八月初一日赫德《致庆亲王（奕劻）函》，称太仓米卖价为“每石约银二两余”。又据奕劻等辛丑九月初七日奏呈《整顿京仓办法清单》所定章程，“各仓收米时，每石给入廒费银二分；放米时每石给过斛装费银二分；平日挑晾看守，每年每米一石给公费银一分”。依此合计，每石米又须加费收（籴）、放（粜）、储（挑晾看守）银五分。则刘鹗所报每石米之时价，并无虚假，且未将籴粜储等加费计入；与奕劻“愿照办理”之购价，亦相一致。
二、刘鹗购仓米、办平粜，其米石总数，在二万石以下（注：“善举约用银两万五千余两”。按“善举”应包括掩埋、平粜二事在内。即略去掩埋勿计，假设全用于平粜，此二万五千两衣时价折米石之数，为一万一千六百余石。另加“尚存米七千石”，总米石数亦未能超出二万石。）。比较奕劻欲购太仓米石数“六十余万石”，真所谓区区小数耳。
是购仓米于外国侵略军，奕劻等与刘鹗，其事固同。每石米之购价亦同。即奕劻等定款由汇丰经手，与刘鹗之欠借华俄、汇丰之款（辛丑春夏间致陆树藩函），亦同。且米石总数，奕劻等“愿照办理”之数远比刘鹗之不足二万石为巨。而奕劻等毫不受惩，却专惩刘鹗；更由奕劻为总理大臣之外务部出奏指控并主持严惩刘鹗；其颠倒是非、显违情理，亦臻极矣。然则外务部奏章所指称刘鹗庚子“勾结外人”、“盗卖仓米”罪款，殊应著无庸议。何况刘鹗之购仓米，乃为平粜办赈乎！
其三、丁未走私辽盐罪款。
此条罪款，外务部光绪卅四年六月十九日致端方电谓，“上年六月，据驻韩总领事马廷亮禀，韩在甑南浦私设盐运会社，合同内载华人刘铁云、刘大章均为发起，又勾结外人营私罔利，迄未悛改”（注：台湾省“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1960年台北精华印书馆影印本，第168至177页。）。外务部同年六月廿三日奏章，改定作“上年夏间，复在韩国私设盐运会社，购运辽盐出境。种种行为，均系营私罔利，勾结外人，贻患民生，肆无忌惮”（注：台湾省“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1960年台北精华印书馆影印本，第168至177页。）。
按刘鹗先与日人郑永昌（Nagamasa Tei，光绪廿二年至廿七年任日本驻天津领事）开设盐公司，事在光绪卅一年乙巳。大绅文，谓“至天津与郑永昌先生创设海北公司，制炼精盐，运销朝鲜。至上海，与杨让堂先生创设海运航船，往来大连、日本、沿岸贸易，均垂成而败。”蒋《谱》“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四十九岁”条曰：“九月，与郑永昌合设海北公司于天津、制造精盐。”“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五十岁”条下，记“春，赴日本游历”；“秋，复游日本”；“本年两度赴日，意向仓收米时，每石给入廒费银二分；放米时每石给过斛装费银二分；平日挑晾看守，每年每米一石给公费银一分”。依此合计，每石米又须加费收（籴）、放（粜）、储（挑晾看守）银五分。则刘鹗所报每石米之时价，并无虚假，且未将籴粜储等加费计入；与奕劻“愿照办理”之购价，亦相一致。
二、刘鹗购仓米、办平粜，其米石总数，在二万石以下（注：“善举约用银两万五千余两”。按“善举”应包括掩埋、平粜二事在内。即略去掩埋勿计，假设全用于平粜，此二万五千两衣时价折米石之数，为一万一千六百余石。另加“尚存米七千石”，总米石数亦未能超出二万石。）。比较奕劻欲购太仓米石数“六十余万石”，真所谓区区小数耳。
是购仓米于外国侵略军，奕劻等与刘鹗，其事固同。每石米之购价亦同。即奕劻等定款由汇丰经手，与刘鹗之欠借华俄、汇丰之款（辛丑春夏间致陆树藩函），亦同。且米石总数，奕劻等“愿照办理”之数远比刘鹗之不足二万石为巨。而奕劻等毫不受惩，却专惩刘鹗；更由奕劻为总理大臣之外务部出奏指控并主持严惩刘鹗；其颠倒是非、显违情理，亦臻极矣。然则外务部奏章所指称刘鹗庚子“勾结外人”、“盗卖仓米”罪款，殊应著无庸议。何况刘鹗之购仓米，乃为平粜办赈乎！
其三、丁未走私辽盐罪款。
此条罪款，外务部光绪卅四年六月十九日致端方电谓，“上年六月，据驻韩总领事马廷亮禀，韩在甑南浦私设盐运会社，合同内载华人刘铁云、刘大章均为发起，又勾结外人营私罔利，迄未悛改”（注：台湾省“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1960年台北精华印书馆影印本，第168至177页。）。外务部同年六月廿三日奏章，改定作“上年夏间，复在韩国私设盐运会社，购运辽盐出境。种种行为，均系营私罔利，勾结外人，贻患民生，肆无忌惮”（注：台湾省“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1960年台北精华印书馆影印本，第168至177页。）。
按刘鹗先与日人郑永昌（Nagamasa Tei，光绪廿二年至廿七年任日本驻天津领事）开设盐公司，事在光绪卅一年乙巳。大绅文，谓“至天津与郑永昌先生创设海北公司，制炼精盐，运销朝鲜。至上海，与杨让堂先生创设海运航船，往来大连、日本、沿岸贸易，均垂成而败。”蒋《谱》“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四十九岁”条曰：“九月，与郑永昌合设海北公司于天津、制造精盐。”“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五十岁”条下，记“春，赴日本游历”；“秋，复游日本”；“本年两度赴日，意向与外人。与之略作辩论而退。旋至财政处，见史都护，云昨日已商过将军，非不愿准，不敢准耳。若能得本初一函，得矣。晚间至钱绍云处，知禀已驳，托其抄出，批云：‘盐务为国家专利。察阅所禀各节，于全国课税诸多窒碍，未便准行。合同发还。’”（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09至273页。）
按以上为一阶段，盖迄至乙巳九月廿五日，刘鹗之组公司，办盐务，虽亦有与外人商贾及使领等密谋、“密合同”之类，然毕竟来“谒将军”禀请而行。即行之不果，禀帖遭驳，而大要犹未失为正办也。
而赵尔巽之驳回刘鹗，言“盐务为中国利权，不能让与外人”，又批文曰“盐务为国家专利”云云，于理于法，亦确是正论。岂止当时，即今日而言，盐务营销，犹必须是国家专利也。
倘刘鹗即此止步，尚可幸为晚节葆其令誉。奈何刘鹗执迷不悟，九月廿五日以后所记行事，虽仍是盐务，而遂转变性质而为另一阶段，真堕于魔道邪行矣。
《乙巳日记》九月廿六日，在沈（按以下至十月初五日所记，皆在沈阳也。地同不复赘述），记“午前，原合同领得，遂上院挂号禀辞。”
九月廿七日，记“刘秉鲁来谈许久。因思小山，不可不一往晤之。三钟半去，小山相待甚殷；其翻译中岛，旧曾识予也。”“中岛苦留多住两日，从之。回寓见孟松乔来，更不能行矣。”
九月廿八日，记“孟松乔来。忽思与之作小贩，通吉林之盐也。午后又访中岛，拟令荐一人保护盐车。”“晚中岛来请，云其友约明午会也。”
九月廿九日，记“午前至军政署，中岛云田锅君已至，约午后相晤。薄暮，中岛来约至南城下酒馆内聚谈，晤田锅，所议者，即药雨所说之甲乙也。其地不同，似无妨碍。”
十月初一日，记“午前等孟松乔不至。午后访中岛，并复田锅席。薄暮，约之俱来，宴于东升楼，叫金玉、顺宝佑酒。孟松乔寓于本寓。”
十月初二日，记“访大原，议运盐事，定以阿部充选。”又记“松乔出城，纠合田锅事也。”
十月初三日，记“午后至中岛处一行。”
十月初五日，记“决计回京，约松乔来，合同签字。”（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09至273页。）
按，此数日内所记，思与孟松乔“作小贩，通吉林之盐”；访中岛“拟令荐一人保护盐车”；“晤田锅，所议者即药雨所说之甲乙也，其地不同，似无妨碍”；“访大原议运盐事，定以阿部充选”；“松乔出城，纠合田锅”；迄于“约松乔来，合同签字”。亦盐务也，而其实则尽皆勾结外人、私贩私运、越境走私也。
及光绪卅三年丁未六月，复在韩国甑南浦私设盐运会社，合同内载刘鹗、大章父子均为发起。此出于驻韩总领事马廷亮之禀，核以刘鹗《乙巳日记》所自记者，宜当无假。盖继为购运辽盐出境，即刘鹗乙巳十月自记走私销盐之接续加厉也。
是外务部奏章所指称刘鹗罪款三，逐条辨析如上。其首款戊戌矿事，不能成立。次款庚子米事，“更名”、暗“盗”，其义失实；购“卖仓米”，又罪之失公；应无庸议。唯第三款丁未盐事，则自己巳迄至丁未，勾结外人，越境走私，违律犯法，确属有据。
虽然，外务部奏章所指刘鹗罪款，二虚一实；而务必严惩重办，至于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所有产业籍没充公，其量刑之高，又复与唯一落实之丁未走私贩盐罪款，似尚难以相符。尤其秘密逮捕，不经审理，预定重判，即刻发解，严密防范，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则更远出乎外务部奏章所指罪款能予解释者之外矣。是刘鹗一案，该奏章犹然表面官样文章而已，必另有其深层内幕在焉。
高、钟被捕事：刘鹗案之深层背景
高子谷，系刘鹗妻舅；钟笙叔，为刘鹗密友。
刘鹗案发之前四个月，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十七日，钟、高先后在京被捕。此事，孙宝瑄尝详记之。
孙玉瑄，浙江钱塘人，为孙诒经之子、孙宝琦之弟、李瀚章（李鸿章兄）之婿。晚清时，在京任部曹。高、钟亦浙人，与宝瑄同乡贯，颇熟稔。故宝瑄所撰日记（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1983年9月第一版，第1154至1160页，1171页，1173页，1177页，1234页。高、钟卖密事，另据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巴蜀书社1998年第一版，第140页）引徐厚祥未刊稿本《俄使行贿纪实》曰：“李鸿章病死，遗缺由军机大臣王文韶继任。而机密电码改由王文韶孙婿高子固掌管。高受了璞科第之贿赂，把密电泄露给他，日期一长，满清执政者发觉到，往往很机密的消息，俄国都是先知道，因而生疑，由九门副提督（俗称左堂）乌确锦伪装成哑吧，投到高家充车夫，彼时已有洋车，以勤谨得高信任。某日，高派乌确锦送封密电给璞，乌即以此为证物，把高逮捕。依律应凌迟，清政府因王的情面，从宽远配新疆，永不许赎。清津，罪轻者可以赀赎。高子固罪过重，故不许赎。”按璞科第(D.D.Pokotiloff)，即沙俄驻华公使（光绪卅一年五月履任，光绪卅四年二月初五日病殁于任）。又按徐厚祥系于清亡后追记，细节容有出入（如九门副提督扮充哑车夫，事类小说；高子谷被捕于二月十七日，已在璞氏殁后十二天；等等），未能如孙宝瑄之当时逐日确记。虽然，高之图利卖密、汉奸行经，于此可补添一参考史料。），于高、钟被捕事，极为关心，始末毕备。兹为择要摘出，用究刘鹗案之深层背景。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日：薄晚，至杭州馆，絅斋约饮，坐有介轩，伯约、子谷、经才、莘甫、又卿、希洛、笙叔。
二月十五日：至江苏馆。是日，与经才、仲庄、笙叔、彤士等七人公寓同乡。
二月十七日：jiǒng(13)斋过，方闻高子谷被步军统领衙门捕获而去。途遇家人报称，昨日缇骑至仁钱馆，钟笙叔被拘去。
二月十八日：我国与日本捕船之交涉，岌岌可危，几酿衅端，各国罔勿注目。闻辰丸船我国已释放，许在海中高悬日旗，我国鸣炮谢罪。
二月十九日：朱桂卿过谈，始悉高、钟二人被捕之原因。盖外部（按谓清廷外务部）为捕日本辰丸一案，与日使开谈判，日使直揭破我国与驻日李钦差（按谓李家驹，时为清廷出使日本大臣）会商密电。袁项城（按谓袁世凯）大惊，严查泄漏者，得电报学生数人，供出高、钟在外勾通，及种种不法事。乃奏明拿办，并搜出秘籍，凡外部（按谓外务部）所有各项密电本皆备。盖每日得外部（按谓外务部）机密电语，辄译抄出售外国使馆，据称有十四国与之交易者。是故，凡政府秘不宣要件，我国人不知，外国人辄早知之。盖其为此已数年矣。志在图利，甘心卖国，不期吾浙出此人物也，噫！
二月二十一日：南中有专电至，称日本辰丸既被释后，粤人汹汹反对，有与日人不两立之势，省城闭关罢市，张督（按谓两广总督张人骏）电请开阙，日侨皆将离境，恐致决裂。
二月二十四日：诣爽夫许坐谈。又语及高、钟二人事，或云监禁，或云巳就戮，传言皆不可信。
二月二十六日：访吴佩葱，闻高、钟二人谳成，皆发新疆，高永远监禁，钟监禁二十年。
二月二十七日：诣江苏馆，三六桥、许季芗等召饮。六桥谈及前日高、钟二君之行，惨不胜言。二人共坐一无幕车，惟携毡席一束，余无长物。由陆军部官役押送，按站而行，以官犯，故不加刑具。人生到此，亦可哀已！
二月二十八日：粤人争辰丸船事，风波渐息。日（按谓日本国）亦许和平蒇事。国民之福也。
三月二十三日：外间谣传高、钟路毙之说，今乃访闻其事属虚。
三月二十六日：是日，闻沈雨老道及高、钟路毙乃确有其事，闻之颇惊。
四月初四日：至仁钱馆小坐，见钟希洛。闻高、钟事，外间所传仍虚，盖子谷之伯父仲英遣一奴送至太原已归，乃云在正定毕命者，岂非讹乎！
八月初三日：是夕，成《玉关怨》古风一首，代高、钟二人闺中作。诗云：空庭多落叶，萧瑟天气凉，蟋蟀鸣前除，白露已为霜。君子远行役，相思天一方，何时复来归，涕下空沾裳。忆君未别时，绸缪共一床，华镫照缇幕，金炉焚夕香。君本慷慨人，奋翼志八荒，愿为鸿鹄飞，不随燕雀翔。胡为自迷罔，淹忽离刑章？故交莫能救，亲戚空嗟伤。昔为园中华，今为粪土英，身名岂足惜，何以答高堂？皇恩本浩浩，送子以远行。二月出郊圻，六月达新疆，盐车困峻阪，匹马度关梁，黄河千里曲，漫漫道路长，溽暑不可避，汗出如流浆。念子征途苦，忧思岂能忘？凉秋八九月，金风动清商，边笳中夜起，塞草日以黄。悲君在万里，岂不怀故乡？如何金玉躯，沦弃于戎羌？悠悠无归期，感念摧中肠。往者不可谏，愁思徒徬)徨。顾得长寄书，慰妾守空房。（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1983年9月第一版，第1154至1160页，1171页，1173页，1177页，1234页。高、钟卖密事，另据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巴蜀书社1998年第一版，第140页）引徐厚祥未刊稿本《俄使行贿纪实》曰：“李鸿章病死，遗缺由军机大臣王文韶继任。而机密电码改由王文韶孙婿高子固掌管。高受了璞科第之贿赂，把密电泄露给他，日期一长，满清执政者发觉到，往往很机密的消息，俄国都是先知道，因而生疑，由九门副提督（俗称左堂）乌确锦伪装成哑吧，投到高家充车夫，彼时已有洋车，以勤谨得高信任。某日，高派乌确锦送封密电给璞，乌即以此为证物，把高逮捕。依律应凌迟，清政府因王的情面，从宽远配新疆，永不许赎。清津，罪轻者可以赀赎。高子固罪过重，故不许赎。”按璞科第(D.D.Pokotiloff)，即沙俄驻华公使（光绪卅一年五月履任，光绪卅四年二月初五日病殁于任）。又按徐厚祥系于清亡后追记，细节容有出入（如九门副提督扮充哑车夫，事类小说；高子谷被捕于二月十七日，已在璞氏殁后十二天；等等），未能如孙宝瑄之当时逐日确记。虽然，高之图利卖密、汉奸行经，于此可补添一参考史料。）
以上摘抄者，为孙宝瑄私人日记，自笔自存，无意发表，故亦无须作伪。又宝瑄出身官宦世家，兼与合肥李氏联姻，交游颇广，讯息灵通。而与高、钟为同乡京官，交谊不浅。闻高、钟被擒后，尝“连日奔驰”，遍谒达官，打探案情，营谋援手；至八月初三夕，犹为撰长诗，有“故交莫能救”之叹。故其所记高、钟事，自必真实不诬，可信也。
当中日两国为辰丸船而起交涉，“岌岌可危、几酿衅端、各国罔勿注目“之际，外务部与日使开谈判，“日使直揭破我国与驻日李钦差会商密电”。“政府秘不宣要件”，竟已先入彼外人掌握中。身为外务部尚书之袁世凯，焉得不为“大惊”！且不止袁也，并有奕劻、那桐，亦外部堂官，位且在袁先也。于是“严查泄漏者，得电报学生数人，供出高、钟在外勾通，及种种不法事。乃奏明拿办”。此高、钟被捕事之起因也。
二月十日，孙宝瑄犹与高、钟等同赴“杭州馆，絅斋约饮”。十五日，犹偕钟等七人在江苏馆“公宴同乡”。毫无先兆迹象也。十六日，即“提骑至仁钱馆”拘钟去。十七日，晨，即又捕高。以孙宝瑄之广通声息，犹须“连日奔驰”，至十九日晚，始访悉高、钟被捕原因；至廿四日，“诣爽夫许坐谈”，“语及高、钟二人事，或云监禁，或云已就戮，传言皆不可信”云云，于如何审讯及定案情形，犹未能确切。而廿五日，高、钟即已“由陆军部官役押送”起行，发解新疆矣。上距被捕之日，才隔八九天。廿六日，孙宝瑄方探明结案判决，为“皆发新疆，高永远监禁，钟监禁二十年”。可知清廷处置此事，拿逮则断然下手，缇骑飞捕，如迅雷不及掩耳；查办则详审（由“电报学生”而及于高、钟）细搜（“搜出秘籍”），雷厉风行；以及成谳之速、判刑之重，更务为秘密，严加看守，军部派押，并即时起解。
而高、钟事之性质，则人证，有“电报学生数人”之指“供”；事证，有中日关于辰丸船交涉，“日使直揭破我国与驻日李钦差会商密电”；物证，有“搜出秘籍，凡外（务）部所有各项密电本皆备”；自供，有“得外（务）部机密电语，辄译抄出售外国使馆，据称有十四国与之交易者”。如此出卖机密，且“为此已数年”，盖确已堕落为汉奸矣。斯可忍，孰不可忍！凡稍存民族大义者，皆绝不能容。是以同乡“故交”如孙宝瑄，亦为叹惜：“胡为自迷罔，淹忽离刑章”。“昔为园中华，今为粪土英”，并亦斥之曰：“志在图利，甘心卖国，不期吾浙出此人物也。”即清廷（包括庆、那、袁主持之外务部）于此事之处置惩办，就民族大义而论，亦允称确当，无可非议。
高、钟事既述明如上，遂可进而究察其与刘鹗案之联系。
阅今存刘鹗诸种日记，记“子谷”、“笙叔”之处，实繁且多，随翻即见矣。刘鹗与高、钟，彼此之间，远非止于一般亲戚友朋，关系极其深密。此联系之一也。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岁初，传言清廷将捕刘鹗，一时风声紧急。刘鹗《戊申日记》（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74至288页。）正月初七日，记“犹楚青来云，接京中密电”；初九日，又记“狄楚青来，云已电告钟笙叔，凡有警信，即密电来告”；初十日，又记“狄楚（青）来函，已得最确消息”云云。此“京中密电”、“最确消息”等，皆高、钟在京所发来也。及高、钟被捕，刘鹗时在江宁，二月二十一日，记“作让堂、楚青二函”。三月初十日，刘鹗自宁返沪；十一日，记“午后狄楚卿来晤谈，问子谷事，渠亦不能得其详也”；十二日，记“杨让堂来，告知一切”；十三日，记“下午晤狄楚卿，议事”（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74至288页。）其作函、问、告、晤、议，宜皆关于高、钟事也。盖岁初为高、钟在都侦讯，事先输告刘鹗，此时则为刘鹗在南筹议善后、谋救高、钟。若合伙同船，风波之际，互相援手，欲挽覆舟。此联系之二也。
刘鹗《乙巳日记》（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09至273页。），二月十六日，记“昨晚接笙叔来电，知泽道事已经外部（按谓外务部）核准，电致驻比使臣（按谓清廷派驻比利时公使），杨诚之小票签字。故午后至晋升栈与高氏昆仲斟酌发笙叔电，嘱其奉旨再电告，并电哲美森，由宝廷译发也”。同月二十四日，又记“午后，高子谷来云，接刘秉臣电，知铜元事已蒙邸允，甚可喜也。昨日接笙叔信，有外部（按谓外务部）电底，函达哲君。‘开封、河南两府：枝路合同，前经本部奏准抄咨在案。兹准盛大臣电称，现在勘路事竣，比公司先售一半借票，总数一千二百五十万佛郎，计分小票二万五千号，每号五百佛郎，票式字句悉照芦汉、正太式样，覆核无讹，即予盖印签字，并代督办大臣签印，发交出售，等语。希照办。外务部。蒸。’”（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09至273页。）此皆出于刘鹗手录自记也。而曰：“外部电致驻比使臣”、曰“外部电底”者，皆国家机密、“政府秘不宣要件”也；且电文内容，事关中国铁道、民族利权；而由钟笙叔自京以电、函私录传来，复由刘鹗、高子谷等接转而“电哲美森”、“函达哲君”。“哲美森”或曰“哲君”者谁？则英国人也，福公司之洋商也。是真偷盗机密，输告外人，“志在图利，甘心卖国”也，而刘鹗乃与高、钟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此联系之三也。
晚清以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吾华，处心积虑，重点专注，尤在东北三省。刘鹗晚年，与日本关系甚深甚密。阅其今存诸种日记，往来京、津、沪间，日本使馆、洋行出入频频，记不胜记，倭人名氏，书不胜书。而刘鹗亦于东三省兴趣特浓。《壬寅（光绪廿八年）日记》（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143至207页。），正月二十一日，在京，自记“撰东三省章程”。癸卯（光绪廿九年）著《矿事启》（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131至133页。），又尝放言：“假使东三省有高子衡、刘铁云其人者，早引商力于内地，俄人虽强，亦断无今日之事，不待智者可知也”，云云。《乙巳（光绪卅一年）日记》（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09至273页。），自记在沪、正月十四日，“晚撰上政务处书”；二月初十日，“濶色政务处禀稿”。旋以文长，楷写不及，为排印之，即在二月间寄发，“密封上呈”于清廷之督办政务王大臣，即庆邸奕劻、军机大臣那桐、瞿鸿
诸人也。其时正当日俄战争接近尾声。鹗上书以谓，“日俄之和局，指顾必成，即中俄之危机，指顾必动”；俄必将出兵侵我新疆，“必在日俄战未停之先”；而英为与俄争，亦必“先取西藏”、“然后直趋长江”；于是“法德诸国，乌肯默然，群起而晓晓，瓜分之势，不成何待？”“故稍有知识者，皆知今日为中国存亡危急之秋也”；“今日者，实兴亡之关键也”。何以挽救？关键何在？鹗谓，唯“开放而已”。如何“开放”？鹗谓，“开放之法有二”。首曰建邦国。立新疆全省为一国，联内外蒙古为一国，分东三省为一国，各以亲王王其地，仿丹麦、荷兰、瑞士之例，名为永远局外中立之国，万国共同保护。置各国顾问官，经理财政学务等事，为翼清四藩，以藩国所出、供藩国之用，不患不足。屏藩既立，而蚕食之患立杜，俾内地得缓图教养，以致富强。此策之上也。次曰质地借款。以新疆质诸美，蒙古质诸英，西藏质诸法，各借款一万万，其地之财政，即令出款之国暂理，十数年借款还清，地仍归我。有此十数年之闲暇、三万万之巨款，以兴学养兵、经营工商，而富强之基已立，收回故地，亦无虑强邻之侵扰矣。而东三省即质诸日本。日本费二三万万之资财、十余万人之身命，始得夺回东三省，夫岂肯徒手还我哉？且日后防俄之兵，未能尽撤，又必有养兵之费，故不如质银一万万，作为津贴后费，其他归其经理，则防兵之费，出诸其地，日本亦必乐从，质款偿清，地仍归我。此策之中也。云云。（注：刘鹗《上政务处书》，转引自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巴蜀书社1998年第一版，第181至185页。）鹗之献策如此，救国乎、卖国乎？尤其于东三省之所谓“开放”，果为吾华计耶、抑为彼倭谋耶？进观夫《乙巳日记》（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09至273页。）四月廿七所记：“昨闻吴印臣云日本海军大胜，闻之甚喜。今早阅报，云计伤俄舰十九只之多，犹恐未尽确。午后遇狄兰士，云适间传单，俄舰第三队全军覆没。今日股票已复至十八个半先令，前日落至十六先令也。”又，廿八日所记：“早起读报纸，俄舰第二队沉六只，获四只，第三队全军覆没。午后闻第四队已回西贡矣。喜甚。并知俄海军司令官已为日本所获，此真非常之辱也。李少穆云，俄有遣黑海队长之说，愈谬矣。”连日书之，“甚喜”、“喜甚”，欢欣似此，又为谁欤？其年冬，沈阳之行，欲办盐务，初犹禀呈于盛京将军，既遭驳，乃铤而走险，勾结日人，志私贩盐，上文已述。丙午（光绪卅二年），两赴日本，“意向不明，或谓为行销精盐，或谓为出售古物，未知孰是”（蒋《谱》）。丁未（光绪卅三年夏），在韩发起盐运会社，则仍继续勾结日人、走私辽盐。为清廷驻韩总领事马廷亮获悉，禀报朝廷。及戊申（光绪卅四年）岁初，有清廷欲捕之讯，日人（郑永昌、御幡）急电传警，促“速避往日本”；刘鹗遂匿居于日本洋行，托庇焉；并与日本驻沪领事署村山往复密商“案情并布置之法，意见相合”；正月初十日，接“狄楚（青）来函，已得最确消息，枢廷蜜（密）电东三省总督云：某某庚子年经都察院具奏，面奉谕首严拿，在逃未获，兹闻在东运动，饬查云云”；正月廿四日，犹起“草热河铁路禀稿”；皆见于刘鹗《戊申日记》（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74至288页。）所自记也。是数年来刘鹗“在东运动”，并非无据，其与日人关系密切，已然引起清廷严重注意。此犹在高、钟事发之前也。随即高、钟被捕，起因即由于为辰丸船而对日交涉，政府机密竟为“日使直揭破”，不仅“袁项城”，庆、那并清廷、慈禧，自皆“大惊”。外交既亟棘手，内奸急需严查，高、钟罪证确凿业经拿获，刘鹗通倭嫌疑重大，于是不容稍纵。此联系之四也。
高、钟事之“严重”过程中，“搜出秘籍”种种，兼之“电报学生”指供及高、钟自供。则刘鹗之与高、钟多年以来秘电密函交相往还串通一气，将“外部电致驻比使臣”、“外部电底”等类“政府秘不宣要件”偷盗泄漏，输告外人，若“电哲美森”、“函达哲君”等等诸多不法情形，势难尽掩。朋比为奸，实系高、钟之合谋疑犯，亦已在清廷洞悉之中。此联系之五也。
有此联系五，故曰：高、钟被捕事，即刘鹗案之深层背景也。亦以是而知，四个月后，刘鹗之为清廷突然逮捕，其实又何尝突然哉！
高、钟事在先，在戊申二月；刘鹗案在后，在六月。历史时间如此，无可更改。至于大绅文，乃谓刘鹗既已被捕，亲友拟救，“方慎重相谋，而高子谷、钟笙叔两先生祸又作，益不敢触当道怒”，云云（注：如罗振玉《刘铁云传》谓：“于是（晋矿）事成而君‘汉奸’之名大噪于世”；“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罗氏说，谓“上书请铁道，又主张开山西矿。既成，世俗交谪，称为‘汉奸’”；“后数年，政府即以私售仓粟罪之，流新疆死”。阿英《晚清小说史》复录鲁迅语同。胡适《老残游记序》全录罗《传》，并谓刘鹗一生有四大事，即河工、甲骨、晋矿、仓米；为后两事，“他得了许多诽谤”；晋矿事，“本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愦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了”；“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均见刘德隆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收录）蒋逸雪《刘鹗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第一版）谓：世续、袁世凯“两人素衔鹗”，丁未（光绪卅三年、1907年）即欲“借浦口购地事，密令逮问”；至戊申岁，“袁世凯欲报宿憾，卒罪之以擅散太仓粟及浦口购地事，密电两江总督端方缉捕，旋戍新疆”；又谓“外传端方与鹗有争古玩之憾”云云。至若刘鹗后人（如大绅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亦大抵重在世、那（桐）、袁等“衔宿怨”之说。又，海外学人，如美国马幼恒，则谓鹗“自己不拘小节的性情和他在各种尝试的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不断误解”，以及“他所办的企业，尤其是那些过牵涉到外国人利益的企业”，“使他经常成为被诽谤受攻击之对象”，“日益积累的敌意和对他名誉的诽谤，最后导致他1908年被不合理地判决为流放新疆，并于次年在那里逝世”（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是反将刘鹗案时间置在高、钟事之前矣，后先颠倒，殊乖史实。岂因记忆有误耶，抑为尊亲而讳耶？张茂先我所不解也，噫！
难逃“汉奸”罪：刘鹗案之实际性质
高、钟事，及其与刘鹗案之联系，揭明知上。长期笼罩刘鹗案之重重迷雾，遂得以逐层廓清矣。
刘鹗案之实际性质，一言蔽之，即高、钟败露事之接续延伸也。至晚而言，自乙巳（光绪卅一年）起，与高、钟合谋同伙盗窃机密输告外人，又勾结日人走私贩盐，此等“汉奸”行径，刘鹗已自记于其《乙巳日记》。而经驻韩总领事马廷亮之禀报、枢廷密寄东三省总督之电报，在丁未（光绪卅三年）夏至戊申（光绪卅四年）初，清廷已然有所觉察并命“饬查”。及高、钟败露，详审细搜之下，刘鹗之为高、钟汉奸罪行之合谋同伙，亦败露难为隐。高、钟业经被捕受惩，于刘鹗必亦予捕予惩，清廷之决心即已下定于斯时也。高、钟之“皆发新疆，高永远监禁，钟监禁二十年”，而刘鹗亦必“发往新疆，永远监疆”，并已预为判定于斯时。既有高、钟事发于前，即有刘鹗案发于后，盖衡之情理则已出于必然，揆之事势则复趋于必臻矣。
诚然，刘鹗欲“以养天下为己任”（壬寅十月十七日致黄葆年书（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99至300页。）），自述“自甲午以后，痛中国之衰弱，虑列强之瓜分，未可听其自然，思亟求防御之方，非种种改良不可”，故尝谋外借洋款，以兴路矿，开通风气，实业救国（癸卯《破事启》）。以此而备受顽固守旧者之非毁，然其爱国初志，因不可诬也。又，历传袁世凯、那桐、世续等“衔宿怨”之说，亦事或有之，盖难为彻究者也。故论刘鹗被捕一案，或旧党攻讦、或宿怨构陷，此两种因素，固未可全予否定。虽然，倘尽归于此两种因素，则亦失当。
夫判案定谳，终须以罪行事实为根据。外务部奏章所指罪款三，“戊戌矿”、“庚子米”，此二款不实不公，可不计；其第三款“丁未盐”，则确属有据，勾结日人、走私辽盐，已可确定汉奸之罪。高、钟事发。刘鹗之与高、钟同谋合伙，盗窃机密、输告外人，并确属有据，更无逃汉奸之罪。其遭捕受惩，罪有应得也。
刘鹗为太谷学派中人。而戌申正月，太谷学派此时之掌门人黄葆年，自苏州传文，予刘鹗、令自责，曰：“蒙难艰贞，负罪引慝，君子之所与也。怨天尤人，倒行逆施，君子之所不与也。呜呼，岂独君子不与也哉，天将厌之矣！”（注：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74至288页。）言辞之重，岂无谓哉？
刘鹗其初立志也，欲外引商力，以实业救国。而其后行事，至于失内外之别，丧民族之格，走私、卖密，甘为洋人效力，真“倒行逆施”，“天厌之矣”。所谓靡不有初，鲜克能终；昔为园中华，今为粪土英也。
清廷之于刘鹗案之种种处置，其原因遂亦一一可解：
不作审讯、预定重判，盖由驻韩总领事马廷亮之禀报，已然知悉其勾结日人、走私贩盐情形；更由高、钟事之详审细搜中，已然审知其为高、钟汉奸卖密罪之同案犯矣。
突捕、秘不宣、严加防范、即行起解、发往新疆、永远监禁、籍产充公等等，则皆与高、钟大体相同，以同案共犯又同罪也，又缘因关系外交，为避外人干涉故也。况且日领永泷果然发电干涉，以外交官之正式身份，而又仅仅借口私债，是恰从反面更坐实刘鹗汉奸之罪。
袁及庆、那等，决意捕惩刘鹗，旧党思想或宿怨心理，此等因素，或者有之，却并非主因。庆、那、袁皆外务部堂官；袁兼尚书，且具体主办。外务部之职责，即对外交涉也。而以辰丸船之对日交涉，“扵扵可危、几酿衅端”之时，“我国与驻日李钦差会商密电”、“政府秘不宣要件”，竟在谈判席上为“日使直揭破”。外交大失败、外务部大失职，一至于斯！于公，则辱国格，挫民志；于私，则尤为外务部堂官之奇耻大辱。而追根查源，即出于高、钟伙同刘鹗之盗卖机密。袁及庆、那身为外务部堂官，其痛恨刘鹗之心达何程度，可想而知矣。虽私恨，亦公愤也。盖汉奸之罪，千夫所指，举国讨之也。
而及至实行捕拿刘鹗之际，袁及庆、那却又宁居主持之实，而力避出己之名。始则传言欲端方主动，出头饬捕；不得已，然后改以外务部名义发电饬捕；又不得已，然后以外务部上奏请旨。而奏章内，述缘起则推称起因于端方，“现接准南洋大臣端方电称”云云；论惩办，并仍欲假手于端方，请旨“即由臣部电知南洋大臣遵照施行”。尤其指控刘鹗罪款，绝不提盗卖机密事。仅罗列昔年别款上闻（“浦口地亩”事，因端方已提出刘鹗报效，故无法再提；乃举“戊戌矿”事，以恰可接续戊申正月十一日处分胡聘之案上谕而发；“庚子米”事，因庚子“西狩”为慈禧及诸旧党最狼狈不堪事；“丁未盐”事，则提示勾结日人也），借以炽煽慈禧及诸旧党仇恨。则伪因盗卖机密罪款，倘若提出，势必涉及辰丸船交涉，是自揭外务部“阿Q头上疮疤”也。官场老手若袁及庆、那，自决不肯为之。
而慈禧亦未必糊涂，即刻面谕，重惩刘鹗，“发往新疆、永远监禁”之判，与高、钟若出一辙。并有恐涉外交、再启衅端之忧虑，故宁肯以别罪惩之。即日本领事永泷来电干涉，亦惟借口私人债务。实则彼此皆心知肚明，刘鹗案之要害乃在汉奸卖密之罪，亦即高、钟事之必然延续也（注：光绪廿七年辛丑四月廿一日，奕劻、李鸿章自京师电致西安行在军机处：“翰林院检讨吴式钊，前经掌院奏参，交本籍监禁。昨据义使为之解说，尚未及办；兹又据英萨使函称，‘吴式钊为本国福公司聘用，无故被羁，请咨行该省释放’等语。查英、义福公司前请采办晋豫煤铁，经总署奏准，嗣汴抚奏调吴式钊前往联络。该衙门不知原委，辄加参革，迹近诬罔。可否饬下云南督抚，即日释放，以昭公道。请代奏。”此电既经代奏，“军机大臣奉：‘吴式钊著加恩准其释放’。”（《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671页）刘鹗与福公司关系之深，比较吴式钊，有过之无不及。然而戊申被捕之时，英、义两使，不风出头救援；却有日领永泷发电，公然以外交官身份干涉，而又仅电致端双方，仅借口与郑永昌之私人债务，即电文措辞亦未敢强硬。清廷及端方，于永泷来电，则复以婉词而坚予拒绝。固然由于戊申之与辛丑，时势不同；而关键尤在鹗案性质，已远非吴案可比。鹗与高钟合伙卖密，清廷确据在手，理直气壮。英、义两使遂未敢启喙；况且鹗此勾结最深者已为倭人。日本政府虽极欲救（敌日领永泷干涉），并心虚理馁（故干涉力度未敢放肆）也。）。
戊申（光绪卅四年）腊月，刘鹗被押解抵达新疆，发入迪化狱中，即与先已押至之高、钟同囚。翌岁己酉（宣统元年）三月，狱中致毛庆蕃书，有谓“适同狱高君携有石印《二十五子》，借其《内径》，潜心研究”云云（蒋《谱》（注：如罗振玉《刘铁云传》谓：“于是（晋矿）事成而君‘汉奸’之名大噪于世”；“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罗氏说，谓“上书请铁道，又主张开山西矿。既成，世俗交谪，称为‘汉奸’”；“后数年，政府即以私售仓粟罪之，流新疆死”。阿英《晚清小说史》复录鲁迅语同。胡适《老残游记序》全录罗《传》，并谓刘鹗一生有四大事，即河工、甲骨、晋矿、仓米；为后两事，“他得了许多诽谤”；晋矿事，“本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愦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了”；“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均见刘德隆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收录）蒋逸雪《刘鹗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第一版）谓：世续、袁世凯“两人素衔鹗”，丁未（光绪卅三年、1907年）即欲“借浦口购地事，密令逮问”；至戊申岁，“袁世凯欲报宿憾，卒罪之以擅散太仓粟及浦口购地事，密电两江总督端方缉捕，旋戍新疆”；又谓“外传端方与鹗有争古玩之憾”云云。至若刘鹗后人（如大绅文，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亦大抵重在世、那（桐）、袁等“衔宿怨”之说。又，海外学人，如美国马幼恒，则谓鹗“自己不拘小节的性情和他在各种尝试的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不断误解”，以及“他所办的企业，尤其是那些过牵涉到外国人利益的企业”，“使他经常成为被诽谤受攻击之对象”，“日益积累的敌意和对他名誉的诽谤，最后导致他1908年被不合理地判决为流放新疆，并于次年在那里逝世”（见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此“同狱高君”，即高子谷也。又，己酉五六月间，有《七迭同狱钟君笙叔饯宋侍御芝栋之乌孙原韵，用以自嘲，亦相嘲也》律诗二首（注：刘蕙孙标注《铁云诗存》，齐鲁书社1983年第一版，第52至53页。），“皈依净土日和南”、“辜负良朋惠脱骖”云云。曩曾合伙作奸，今则同陷囹圄。日诵和南，“自嘲”、“相嘲”耶，或确为忏悔耶？史料匮乏，无可详究。及至是年七月初八，刘鹗即以病遽发而卒于狱中。
要之，拙稿所论，唯止于刘鹗遭捕一案而已。陈述其被捕及流放之详情，辨析其钦定罪款之虚实，揭示高、钟事之为其深层背景，探究其盗卖机密汉奸行径之真实性质。然而，尚非综论刘鹗一生也。犹忆十数年前，熊德基前辈先生赐函，尝论及黄濬其人，垂诲略谓：黄濬以汉奸通敌而遭诛，罪有应得也，惟其所撰《花随人圣
摭忆》一书，犹有其史料价值，则不必因人废言可耳，云云。是于刘鹗亦宜作如斯观。《老残游记》，晚清一代名著之地位，自有公论定评，固弗必以刘鹗之有汉奸行径而废也（注：尤可慨叹者，如刘鹗《乙巳日记》九月廿九、十月初三、初四、初五等日，自记撰述《老残游记》卷十一、十五、十六之情形。而此又恰正是刘鹗勾结倭人、走私贩盐之同时也。“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此陈寅恪阅《花随人圣庵摭忆》之题诗。倘移借而予《老残游记》，正相仿佛。）。即就行事而言，治河、筑路、办矿、设厂等等，至于书画、贝布、泥封、甲骨之学，成就不一，亦各犹不无贡献，并皆当实事求是而予分析，而后参定其一生言行之应褒、须贬，总论功过，庶几允焉。则厚望于学界诸君子之续为努力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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