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纳扎尔巴耶夫的民族政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政策论文,巴耶夫论文,试析纳扎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苏联解体，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开始探索各自的独立发展道路并研究民族理论政策，力图顺利解决本国遇到的民族问题。其中，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其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涉及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反思和评价原苏联的民族政策问题，并同时告诫哈萨克斯坦各民族，要团结起来，为本国的稳定和发展而共同努力。由于纳扎尔巴耶夫在苏联后期曾担任原苏联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他能从地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经历反思苏联时期的民族关系问题并努力结合本国实际提出政策。其中的一些分析认识不无道理，值得认真研究。
一 对原苏联民族关系及其政策的基本评价
纳扎尔巴耶夫在其《探索之路——自传·反思·立场》（原苏联实施改革时期出版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和《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等书中的许多部分都谈到他对苏联解体问题的认识。对他认识的核心分析，我们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从苏联的民族理论、政策看问题，并认为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他提出苏联联盟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关系问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更为主要的原因，并认为这个体制方面的原因是一般研究者们所没有注意到的。
（一）批评苏联时期的极权主义思想，总结其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在对原苏联民族政策分析评价方面，批评苏联时期的极权主义思想，总结其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为了解决好本国出现的新问题，纳扎尔巴耶夫首先反思总结原苏联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理论和政策。他把维护社会稳定、消除民族隔阂等问题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将寻求民族和解和国家稳定作为本国社会发展的第一模式。他提出必须学习如何解决复杂棘手的民族问题的方法，逐步稳妥地解决自己的民族问题。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总结苏联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经验教训时指出：“我想重点谈谈原苏联民族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不论怎样难以置信，但国家领导层理论上的薄弱是造成民族关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在权力的最高层和学术界里，直至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没有人希望认真地研究民族问题……今天许多人忘记了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所颁布的苏共民族政策纲领通常是老生常谈的宣言，具有严重的肤浅性质……造成悲剧的原因当然是复杂而深深刻的，因而在研究许多民族国家的经验时，我认识到了一个简单不过的事实，即没有根本性的理论纲领，没有对形势的深刻的理论性思考，就不能制定出民族政策”（注：〔哈〕纳扎巴耶夫著，陆兵、王嘉琳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18～19页。）。纳扎尔巴耶夫认为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他具体指出：在民族与阶级的问题方面，“本世纪的现实具有说服力地表明，阶级优先于民族的理论是有缺陷的。因为在该理论中，整个民族运动都被看作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现象……把几种不同类型的民族运动混为一谈是公式化错误。照我看来，问题在于民族运动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注：〔哈〕纳扎巴耶夫著，陆兵、王嘉琳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19～20页。）他客观地指出，几种不同类型的民族运动可以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一些是反现代化类型的民族运动，该类民族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和维护传统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为基础的。有一些民族运动具有宗教色彩；而有一些是甚至进行犯罪活动。还有一些是具有完全合理的民族性质的、包含现代化潜力的民族运动。由此，他提出苏联联盟中央公式化地、不加区分地看待不同性质的民族运动的政策是错误的。例如，在实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把哈萨克游牧生活方式定为“具有与社会进步相抵触的落后的性质”，大规模开展让哈萨克民族放弃民族生活传统为目的的运动。纳扎尔巴耶夫认为这样的政策判断是不合时宜的，不实际的。因此，在原苏联没有人对下述主要的问题作出明白的回答：寻求什么途径使国家摆脱政治危机、族际间关系危机及其他一系列沉重社会危机所加剧的经济危机。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原苏联的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
（二）联盟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关系向题。纳扎尔巴耶夫在评价苏联解体问题时将原因归于联盟中央和地方共和国的关系，并通过联盟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分析来阐释原苏联民族政策问题。“我还要谈一个非常重要而很少被人们探讨过的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在研究经济时，我相当清晰地看到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民族问题，不如说是苏联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问题。”（注：〔哈〕纳扎巴耶夫著，陆兵、王嘉琳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23页。）他将联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简要表述为：我们的经济就曾建立在这个公式之上。企业、地区和共和国的全部利润一文不剩地交给联盟。之后联盟中央开始分配预算、资金和资源。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若与财政部长有良好的关系，可以拿到100万（卢布）以上的追加拨款。若同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局局长有交情，将会得到水泥、金属和木材。而从大家的锅里倒给你的，那意味着给某人少分了一些，谁也不曾用心思考，谁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统治在道义上坑害了一些领导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必须服从这些不成文的法规、奴颜婢膝、奉送礼品、迎合讨好、吃吃喝喝，否则，不但自己，而且共和国、部门和企业只能糊口度日。可到哪里搞到钱呢？为此需要想方设法，到处寻找。这就是腐败、行贿、贪污的根源。这种体制把多少人推向了犯罪道路！”（注：〔哈〕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王嘉琳译：《探索之路——自传·反思·立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109页。）很显然，这种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计划体制不可能，也不会调动各地方共和国的积极性。
纳扎尔巴耶夫认为，联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体制关系是由中央对地方的3种监督方式来保障的，并认为这些监督方式事实上并不具有民族性质。第一种监督是通过行政管理层次设置的，是通过复杂的行政划分来保障的，而且表现为各级管理机关的相互作用。这种行政一区域的监督复杂、层次多，但是对贯彻决定有效率。第二种方式是通过经济政策进行监督——“以统一的所有制形式、财政体制、经济运行结构和经济机制为基础的经济政策。集中计划体制造成了地区的这种或那种专业化。由于不同的经济专业化，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另一个地区的协助，简直就不能生存，从而加强了整个体制结构的牢靠性和稳定性。”（注：〔哈〕纳扎巴耶夫著，陆兵、王嘉琳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24页。）第三种方式是文化一体化。它通过两个强有力的手段来推行：“首先，对人的意识进行意识形态加工；第二，语言政策。”（注：〔哈〕纳扎巴耶夫著，陆兵、王嘉琳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24页。）中央对地方监督的核心是行政计划命令性体制，并导致在分配领域由于联盟中央垄断了分配和再分配全苏的资金、资产、商品的权力，也给该体制自身造成危害。“各共和国生产的所有物品、产品统由联盟中央垄断支配。无人知晓下一步分配给谁什么和分配多少”。因此，在联盟中央和地方共和国的经济利益分配会加剧各加盟共和国的抗争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还引起了一些共和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化，为民族间冲突增添了新的内容，并开始提出谁欠谁的和谁靠谁生活的问题。类似的误解和算计乃是联盟中央夺取了分配和再分配全苏内的资金、资产、商品交换体制种下的恶果。”（注：〔哈〕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王嘉琳译：《探索之路——自传·反思·立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172页。）纳扎尔巴耶夫对原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经济特点进行分析后认为，它独特的原料走向造成哈萨克斯坦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指标上都低于全苏的平均水平。在由此导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就是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的严重冲突。
原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一系列重要经济改革。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实施市场化，各地方共和国对外贸易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各地方间的经济交往关系日益频繁，慢慢出现建立跨地区的统一市场要求和进一步加强国际经济联系的问题。这种变革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联盟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体系。地方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出现要求改变严格的集权体制，以获得更多市场经济自主权。但是，经济发展体制方面的自主要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同时萌生了民族关系问题的性质。
二 研究哈萨克斯坦民族问题，努力构建民族和睦团结关系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仍然面临复杂的民族问题，同时担心会遇到来自其他民族主义自我动员的压力。这是独立后的中亚各民族国家的共同忧虑。因此，如何重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这些国家独立后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使哈萨克斯坦保持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了几项保障民族和睦团结的重要政策。
（一）制定新宪法，建构哈萨克斯坦多民族公民国家。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曾经为建立什么样国家体制而进行过讨论。有部分人主张建立联邦制，实行民族自决。哈萨克斯坦政府批驳了滥用扩大民族自决理论的提法，认为这可能导致民族分立，破坏国家统一。为此，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修改了苏联时期的本共和国宪法，将原来规定的“哈萨克斯坦是享有主权的哈萨克人的国家”修改为“我们是共同命运造就的哈萨克斯坦的人民……”的宪法性短语，从而明确哈萨克斯坦的多民族性事实。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塑造新的哈萨克斯坦公民已经成为关系我们国家基础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之一。我们正在向政治统一、公民团结的方向努力。而且哈萨克斯坦民族不是以什么新的民族联合体的，而必须以多民族公民联合体的形式出现”（注：〔哈〕纳扎尔巴耶夫著、哈依霞译：《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100页。）。同时，还颁布了《哈萨克斯坦公民法》，以求建立新公民身份并培养新国家的公民认同意识。
（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培养哈萨克斯坦民族历史意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是哈萨克斯坦另一项促进民族团结的措施。哈政府曾将1997年定为“民族和睦与政治流放殉难者纪念年”。纳扎尔巴耶夫认为，“经过对1997年所经历过的一切进行反复缕析，我感悟到……毫无疑问，这项决定对我们的国家，对全体哈萨克斯坦人民都是十分必要的。我坚信这一决定已经铭刻在了千百万同胞们的脑海里了。通过这样的活动，他们能再次回忆起广大人民在极权主义统治时期所经历的劳而无获，忍气吞声的艰苦岁月，能够体验到因分歧而造成的流血冲突，进而更加珍惜哈萨克斯坦民族大家庭今天的安宁与和睦。”（注：〔哈〕纳扎尔巴耶夫著、哈依霞译：《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112页。）为此，在哈萨克斯坦开展了一系列以民族历史为主题的重大文化历史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突厥斯坦城建立1500周年；穆罕默德·海达尔·杜拉提诞辰500周年；库尔曼哈孜诞辰175周年；阿合买提·巴依吐尔逊诺夫诞辰125周年；昂拉克战役270周年；哈萨克汗国建立550周年；霍尔乎特诞辰1300周年等。计划出版少儿丛书《我的祖国哈萨克斯坦》、三卷本的《哈萨克文化百科全书》、九卷本的解释辞典《哈萨克人》、丛书《哈萨克斯坦历史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及文献》等。其目的在于建构哈萨克斯坦的统一民族认同。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民族统一问题不是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一个民族的统一，而是哈萨克斯坦各民族的统一。他认为这是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的一个要点。
（三）建立哈萨克斯坦民族代表大会制度。从哈萨克斯坦近年来的实践看，民族代表大会制度是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实施民族政策比较独特的一种制度，是其他独联体国家所没有的，也是解决哈萨克斯坦国内民族关系的一项积极措施。纳扎尔巴耶夫指出，世界上那些具有崇高威望的国际组织总结了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和睦融洽的经验之后认为，建立民族代表大会制度是可取的。他甚至希望中亚其他国家考虑借鉴哈萨克斯坦的这个经验。在哈萨克斯坦第四次民族代表大会上，各政党、各民族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签订了旨在维护哈萨克斯坦各民族和睦团结的《全民公约》，向全体哈萨克斯坦公民发出了加强团结和睦的呼吁。
（四）建立民族文化中心，发展各民族传统文化。纳扎尔巴耶夫在评价苏联时期民族政策中对待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一些教训时指出：“我甚至要说，中亚国家的民族文化问题一向未在传统的苏联民族学说范畴内加以思考。尤其是未认识到家庭制度的影响，宗教、教派制度的影响，传统的权力结构对原苏联这片广阔地域的民族和社会进程发展的影响”。“我深信，只有在对其他民族文化持尊重态度的情况下，才可能有真正的公民和睦。哈萨克人已深刻地掌握了俄罗斯文化。可遗憾的是，十分丰富的哈萨克文化仍旧是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所有民族一无所知的秘密，这是不应该的。哈萨克文学、语言、民间创作、音乐——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每个人的潜能。熟悉和接受独具特色而丰富多彩的欧亚文化的一支——哈萨克文化，是对那个在最困难的岁月里，在自己的土地上给其他民族提供栖身之地的民族表示尊重的标志。正是这种相互尊重的进化运动，是通向民族间关系和谐的必由之路，而另一种选择——是混乱和相互仇视。”（注：〔哈〕纳扎巴耶夫著，陆兵、王嘉琳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第19页、23页。）认识到苏联时期民族政策中的这些缺陷后，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借鉴美国的经验，允许各民族建立文化中心，发展各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目前，该国已建立了100多个民族文化中心，以保护和实现每个民族发展民族文化的要求和愿望。这些民族文化中心在促进族际和谐方面收到较好的效果（注：参见常庆《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变化与社会问题》，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2期。）。民族文化中心是为发展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的群众组织。苏联时期是不能建立以民族为特征的群众组织的，特别是不能提民族文化自治。
（五）采取稳定的移民政策，妥善解决民族迁徙问题。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也面临复杂的民族移民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原苏联在20世纪30～40年代对少数民族产生怀疑并强制少数民族迁徙、驱赶他们到哈萨克斯坦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解体，使独联体国家之间出现向独立的本民族国家迁徙的跨境移民现象。
在哈萨克斯坦的移民问题中，主要涉及俄罗斯族人和德意志族人。为此，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和德国进行谈判，寻求解决民族移民问题的办法。关于俄罗斯的民族移民的主要问题是设法使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族人继续留在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指责俄罗斯政府提出的俄罗斯族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地位降低的说法，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困境使得俄罗斯不能让大批俄罗斯族人返回老家。在“德意志人问题”（注：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俄罗斯在解决当年遭驱逐的德意志人的问题上就存在一个如何恢复德意志人在遭强制迁徙时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聚居区域的问题。1992年2月，俄罗斯总统又重新发布命令，规定在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流域的伏尔加格勒州试图建立德意志人自治专区，并逐步恢复德意志民族的自治共和国地位。但是这些措施目前在实施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里已经居住着一些其他的民族，这些措施又将带来涉及其他民族之间关系和区域的重新划分问题。参见《俄罗斯消息报》1992年5月15日。）上，纳扎尔巴耶夫一边“马不停蹄地与俄罗斯和德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或磋商，寻求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另一边加紧与德意志族群众的广泛接触，力求掌握更多情况，为顺利解决问题创造条件。”（注：〔哈〕纳扎尔巴耶夫著、哈依霞译：《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149页。）纳扎尔巴耶夫认为，不管“德意志人问题”有多么错综复杂，最终还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哈萨克斯坦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消除苏联极权体制时期的许多错误政策和决议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并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哈从事垦荒的德意志族劳动模范与其他劳动模范同样的待遇和地位，进而减轻了他们的心理压力。此外，哈还根据此间与德国政府签订的有关协议，不断引进德国政府的贷款与投资，德意志族人聚集区的经济贸易事业逐步得到发展。哈萨克斯坦制定了在哈德意志族人可以长期定居的相关条例，并出台了许多旨在发扬德意志语言文化的具体措施。纳扎尔巴耶夫还呼吁周边具有民族移民关系的国家“不要去打扰那些靠自己的智慧全心全意地选择和接受了新的国家、新的公民身份的人们。”他指出，这种关于从文化上帮助自己在海外的流亡人口的，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政治空谈，除了使族际关系趋于紧张之外，没有任何益处（注：〔哈〕纳扎尔巴耶夫著、哈依霞译：《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100页。）。通过这些政策措施，哈萨克斯坦逐步进入了比较稳定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过程。
（六）重视地缘民族关系，加强周边国家间的合作。独立后的中亚国家相互间存在复杂的历史形成的地缘民族关系。在每个中亚国家中都存在几乎所有的中亚民族群体。这种地缘民族关系格局，“使得一个国家的不稳定必然会影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结果便形成了只要一个国家不稳定，其他国家也不会稳定的局面。”（注：〔美〕胡曼·佩马尼著、王振西译：《虎视中亚》，新华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2页。）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有地缘关系的民族，必然会有相同的命运和相同的历史，而共同的命运和历史也必然会带来共同的利益。如果两个土地相邻的民族丧失了共同利益，他们就只有无休止的争吵与摩擦了。所以说，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维系在一起的纽带惟有共同利益。”（注：〔哈〕纳扎尔巴耶夫著、哈依霞译：《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163页。）为此，他向中亚各国政府呼吁，今天把中亚各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等待了几个世纪的独立与解放——我们共同的利益，各国应该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他的这种呼吁旨在将哈萨克斯坦的民族问题与中亚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力图营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三 几点认识
通过对纳扎尔巴耶夫关于苏联民族问题反思的分析研究，我们注意到：
（一）纳扎尔巴耶夫通过反思原苏联在民族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重视哈萨克斯坦民族问题的研究。从纳扎尔巴耶夫的著作中看，他关注的最多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关系问题，几乎把这个问题视为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最重要的问题来研究。他努力寻求建立保证哈萨克斯坦国内政治社会的稳定基本政策途径，将塑造新的哈萨克斯坦公民身份和团结意识作为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首要任务，一些政策措施和认识判断符合哈萨克斯坦实际。
（二）纳扎尔巴耶夫将苏联解体问题的重要原因归于原苏联没有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主要是经济利益的不合理分配，属于他的独到见解。这个分析相当有道理。但他单纯强调联盟的“极权主义”特性，几乎把解决民族矛盾问题中的一切错误作法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和责任完全归咎于原苏联联盟中央一边。他片面强调哈萨克斯坦在集体化、工业化建设时期对联盟的贡献，却很少提及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和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不承认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因得到联盟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而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工、农业基础的共和国的事实。这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三）明确哈萨克斯坦是多民族国家，反对滥用民族自决理论对中亚地区稳定有益。民族自决是原苏联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个敏感问题。纳扎尔巴耶夫的这些观点应当说有积极包容的意义。这是纳扎尔巴耶夫和哈萨克斯坦政府对本国存在的民族自决认识问题明确态度。这一明确态度和制度安排不仅对哈萨克斯坦稳定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中亚地区的稳定也是有益的。
（四）强调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区分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民族运动，批评原苏联公式化地、不加区分地看待不同性质的民族运动。他的认识是有道理的。在苏联改革时期，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极为复杂，经济关系的利益冲突有可能具有民族关系的形式，市场化、现代化的动员，有可能是触及民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经济利益关系等多方面变迁和对转型的理解，有些是正常的表现，有些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要求，有些仅仅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应当细致地、分别研究对待，从而保证国家民族团结的广泛基础。
（五）纳扎尔巴耶夫反思原苏联在实施民族文化政策方面的教训，认识到民族文化在民族交往与关系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他承认并鼓励发展民族文化，力图通过实施多元文化政策，逐步建构哈萨克斯坦民族统一历史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