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四发展哲学（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笔谈论文,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重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危机的哲学根源
当代世界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以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高速度和高节奏迅猛前进，然而恰恰是在发展最为辉煌的阶段，人们对发展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并且不断追问这样一些问题：人类应往何处去，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发展的现状及后果，发展应以何为价值尺度，发展的合理性等等。毫无疑问，对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的主流话语，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思考，而且也是摆在人类面前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哲人们却对“发展”本身提出了质疑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发展自身出现了危机。在现时代，发展几乎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物质力量，发展的目标由原来的“以人为本”转变为“以物为本”，即发展不再是人类完善自身的手段，发展就是目的本身，人则成为发展的工具。这种发展态势带来一系列的危机，如自然环境的恶化、技术统治的加强、核武器的威胁、人的日益加重的奴化状态、心灵的空虚、道德的沦丧等等……实际上，20世纪对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论人们从何种角度切入，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解决发展所带来的危机。90年代初，我国学界及理论界展开了关于发展问题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这次讨论更多地偏重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虽然这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直接关联，但却使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探讨趋于实证化，并流于表面。笔者认为，虽然对发展问题的探讨是应现实状况所提出来的，但要回答与解决这一问题，却必须要回到理论本身。只有在理论上弄清导致发展危机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它。
从根本上讲，发展危机是由理性自身的嬗变造成的，危机的根源在于理性由全面的、普遍的理性演变成了残缺不全的、片面的实证理性、工具理性。在这种理性观念指导下的发展观体现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片面的发展观，这是导致发展危机与人的存在危机的根源。
完整意义上的理性范围既包括客观领域中的东西，也包括主观领域中的东西。在这里，理性具有一种普遍性。胡塞尔说：“理性是认识论（指真正的认识论，即理性的认识论）的主题，是关于真正的价值（指作为理性的价值的真正的价值）学说的主题，是关于伦理行为（指真正的善的行为，即从实践理性出发的行为）学说的主题。”[1] 也就是说，理性不仅研究客观的事实，同时人的理性也赋予客观的事实以意义，其中包括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超验问题。
在这种理性观念影响下的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科学观，或者就是一种全面的科学观。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即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寻找智慧，这是求知的最高境界。在全面的科学观那里，把对智慧、理想或精神境界的追求看作是科学的根本目的与动力。同时这种科学观认为，正是在对科学的不断探求中，人们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体现了一种崇高精神。因此，许多科学家认为，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这就是科学的文化蕴意。科学的精神价值就在于，它用创造性的工作所产生的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贡献。全面的完整的科学观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积极主张“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更应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精神追求。惟有如此，事实与意义、功利与理想才能统一起来。
在这种状况下，与此相一致的是发展体现为一种全面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所追求的是：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性及其社会向着“终极的善”趋近。在这里，发展意味着不断展现历史丰富的可能性，争取全面地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发展不仅是科学物化的力量，而且指道德和智慧的提升。也就是说，发展以人为目的，向着人的无限潜能靠近，并以人的最终完美为目的，发展只是人自我实现的手段，而不应以发展为目的。后者蜕变为“为发展而发展”，这实际上是“发展的异化”。
但是，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随着它所带来的实用效果更为显著，全面的科学观渐渐地演变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就是说，理性已渐渐转化为单纯的技术理性。17世纪的弗兰西斯·培根明确地强调科学知识的实际效用。在他看来，科学的合法的真正目标应当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培根强调的是科学的工具价值和功利性，实际上，这的确对科学的进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促使科学同社会需要特别是同生产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赢得了民众的普遍关注甚至是崇拜。
然而，随着实证科学不断取得成功，宗教日渐衰微与形而上学维度被消解。于是人们产生了一种看法，惟一真正的科学是实证科学。理性只表现为实证理性，人们试图依靠实证科学的力量建造尘世天国。然而实证科学只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局限于经验范围内。在实证科学那里，把科学等同于可由经验验证的事实，这样就完全摒弃了科学中蕴含的精神追求与理想色彩，此种科学只看到事实与物，而忘却了人本身，完全舍弃了主观方面的问题。科学退化到单纯的经验领域内，失去了原有的全面性。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发展体现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单纯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终极目标是追求经济的增长与物质财富的累加，这种目标几乎成为人类生活中的惟一目标，它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宗教、文化、哲学等领域，一切都融合到技术—经济世界中。不可否认，在过去的二百年时间里，发展是以几何基数递增的速度增长着的，人类积累的财富远远地超过了以往整个人类历史所创造的财富。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人类的幸福感不但没有增强反而远去了；人类的道德感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堕落了；人不但没有感到自身力量的伟大反而日益感到渺小；自然环境不但没有更美反而恶化了……
可见，实证理性的泛化导致了两个直接后果：发展危机与人性危机。以实证科学原则为指导的发展观就是我们前面所说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片面发展观，它体现为对物的直接追求与占有，体现为对自然资源无止境的索取与开发，人类所赖以生存的水、空气、植被、土地等正面临深深的危机，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根本性威胁。与此相随的另一个后果是人性的危机。实证科学支配着整个世界观，意味着普遍理性已经完全演变为实证理性。“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1]而人如果失去了信仰与理想，就意味着失去了动力与目标，失去了精神世界，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身的统一性、整体性，其结果是人自身堕落到一个纯粹物化的存在层面，丧失了完整意义上的自我。
要想克服种种危机，其首要条件是“人必须意识到自身”，意识到自身的总体性、完整性，从现存的物化状态中摆脱出来，认识到科学不仅是对“事实的研究”，更是一种“理性的启示”。发展的危机与人自身的危机都提醒我们，不能让我们自身停留在实证理性建构的片面的物理世界中，人必须恢复自我，即只有当他作为一个总体的存在时，才能恢复信仰、理想，找回生存的动力与意义，克服自身与发展的危机。可以说，20世纪哲学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就意味着对恢复理性的全面性的渴望；而20世纪对人的总体性与全面性的关怀与重建，也就包含了人们试图要克服自身危机的努力。
实际上，人在意识到自身危机的同时，也就从内心深处焕发了一种拯救自身的力量。他将站在一个新的总体的高度，即作为一个总体的人，重新审视人、自然、社会等的现状。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从片面的发展观中摆脱出来，并且会看到仅仅依照经济判断社会进步的程度，无疑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思维方式。单纯的经济主义忽略了社会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而经济的发展只是这一整体中的一个要素，决不是全部。因此，“无论是科学的成就，还是工业技术的进步都不等同于真正的人类进步。科学和技术仅仅是现存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尽管取得了那些辉煌的成就，其他要素，甚至社会整体本身可能都在倒退”[2]。
可见，作为总体的人，我们必然重新思考发展的尺度问题，人们已经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发展必须以“人的总体性”，即人的全面进步为尺度。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观”就是以此为衡量进步的标准的。在他那里，发展的最高衡量标准只能是人自身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增长尺度、科学技术尺度等等，归根到底都是要服从人自身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新发展观蕴涵着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意义，它力图克服与改变传统的单纯经济发展观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在新发展观那里，人是最高的目的与绝对价值，只有这样，物质需要与终极意义才能在人身上实现最高的统一，总体的、完整的人才能生成。这种最高的统一使我们追溯到新发展观的最终的人本意义：发展是人的发展，是人不断地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的过程，发展就是人不断趋近于善与美的过程。于是，发展的哲学应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
不可否认，面对着人类的根本危机，从经济学、社会学、未来学等的立场，提出具体的解决途径，这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些只是对于“结果”的治理，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一层面，新的同质性的困境将又会出现。只有认识到导致危机的根源，从哲学上深刻地揭示出其逻辑嬗变的过程，同时勾画出人类走出困境、获得全面发展的途径，才能真正有效地克服危机。总之，我认为，使发展走向深层研究是哲学应该做的必不可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