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于新陈代谢和教育转型的关键时刻，而教育转型是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工程。本文将以教育转型为视角，评析戊戌维新的历史功绩。
一、悠悠万事，唯兴学为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连续不断地在民族抵抗战争中惨遭败绩，蒙受一系列割地赔款、订立不平等条约的奇耻大辱。甲午战败，更使国人痛心疾首。“鸣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中国之病，久矣重矣，然而，“善医者，必先审病源。”如果不能找到“病弱之原，则亦虽欲救之而不得所以为救之道”（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12—13页。）。“自强保种”的警钟，发愤图强的呼号，震憾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灵，迫使他们苦苦思索：中国贫弱之源何在？救亡之道又何在？
最初，林则徐、魏源等人从鸦片战争时期中外战舰、火器的力量对比与强烈反差中作出诊断：船坚炮利不如人乃中国“致弱之原”，并且开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药方。作为“师夷长技”的延续，曾国藩、奕、李鸿章等洋务领袖，先是主张以“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注：《曾文正公全集》第一册，《奏稿》卷十四，第181页。）；继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了“自强以练兵为要， 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2、10页。）的大政方计。 可贵的是，开风气之先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已说到：“人但知船炮为西夷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透过船炮之类有形的器物，魏源敏锐地觉察，西方各国是借助科学技术和教育来施展人的“耳目心思之力”，制造各种器械，驾驭“风力、水力、火力”，才能取得“夺造化，通神明”的功效（注：引文均见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倡导科技兴国的思想先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对西方资产主义国家了解的加深以及洋务工业、民族资本的逐步发展，一些独具慧眼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工商不发达乃中国贫弱之源。王韬指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关键即在“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注：《弢园文录外编》，第300、299页。）。陈炽也认为：“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券”（注：《公司》、《庸书·外编》卷上。）。薛福成则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期间，根据自己的观察，比照中国的锢疾，反复强调：“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注：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47、16—17页。）上面提到的“商 ”，大致包含了“工”；而在工和商的关系上，又认为“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注：《薛福成选集》，第540页。 ）。一时间，重商主义抬头，“商战论”成为知识精英对抗西方侵略的应激性反应，似乎中国只要“振兴商务”。“发展工商实业”，便能去贫弱而致富强。引人注目的是，钟天纬1881年即已指出：“夫治国全在人才，求才须由学术。”“中西学问消长之机，亦即国势盛衰强弱之所由判。”如果不废除“空言无补”、“坏尽人才”的科举制度，“仍以诗文之工拙为去取”，那么，“欲望举世砥砺讲求经济也难矣”（注：钟天纬：《刖足集》外篇，第90页，内篇第68页，外篇第84页。）！甲午战前，郑观应更在大倡“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同时，着重指出，“富强之基”不在器，而在人，无论“兵战”、“商战”，必须“有人才而后可与人争胜”。因此他认为：“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注：《郑观应集》上册， 第261页。）并在《盛世危言》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注：《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救亡图存的神圣召唤，使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杰出代表的维新志士醒悟：政治制度不如人乃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诚如梁启超所言：“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以公车上书为前锋，变法维新的狂飙席卷神州。
然而，在寻找中国“富强之原”时，维新志士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战略眼光盯住教育。康有为强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任何一个国家，“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30、131页。）；“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而后智开而才足”，“民智而国富以强”（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12、311页。）。从历史反思和中外比较中，康有为深刻地意识到，19世纪末是“列国并立”、“争雄角智”的时代，普鲁士战胜法国，日本战胜中国，关键都在教育。“普胜法后，俾士麦指学生语之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以百业千器万技，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也。”“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在他看来，“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因而在奏折中注血顿首恳请皇上：“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第306—307页。） 梁启超则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着重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页。）观察国内，他认为民权兴衰与民智高下成正比，因而“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41页。）放眼世界，他也认为列国纷争，根本在于人才竞争，“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4页。）归根结底，梁启超把兴学养才、广开民智视为中国救亡之道、富强之本。对西学深有造诣的严复，从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出发，强调社会机体的进步离不开个体细胞的更新，只有每一个国民的素质提高了，国家才能走向富强。1895年他就在《原强》一文中指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任何国家“强弱存亡莫不视此”，“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他把民力、民智、民德视为“自强之本”，而三者之中又以民智为“富强之原”。万流归宗，严复认为：“中国处今，而欲自存于列强之中，当以教民知学为第一义。”（注：《严复集》第4 册，第908。）
由上可见，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在将近60年时间里，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寻找西方富强之基和中国贫弱之源，千方百计探索救亡之道和振兴之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震聋发聩的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在19世纪末，几乎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兴学养才”、教育兴国的呼声。“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此为大。”（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0页。）这个认识，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热烈追求，顺应了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化转变的历史潮流。
二、教育改革的建议与决策
19世纪末，以维新志士为代表，全国涌动着一股要求变革的浪潮。仅以教育改革而言，“1895年公车上书后的一年半左右时间里，主张兴学的奏折至少有20份。报刊杂志也以鼓吹兴学为重要内容，《知新报》、《集成报》、《时务报》、《利济学堂报》、《浙学新报》等，在此期间刊登的有关文章分别为139、127、53、49、35件”（注：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530页。 ）， 合计403篇。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先后发布一百多道上谕，其中， 有关教育改革的上谕约占三分之一。上述报刊呼吁、丹墀政议、 朝迁谕令，涉及教育改革的各个方面。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在传统教育体制下，科举是学校的灵魂，学校是科举的附庸。如果不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那么，在官本位制和“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利益驱动下，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根本无法在中国立足。
从著名的公车上书开始，康有为一再奏请光绪皇帝改革科举制度。1898年6月17日， 他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用策论析》中力陈：“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由于科举制度“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以至“巍科进士、轮苑清才”中，“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任用此等“不识不知，无用无才”之士为官，国家何以富强？因而康有为尖锐地指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68—270页。）梁启超也强调：“顷者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推求本原，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科举之法不但使士大夫变得愚蠢无用，而且由于士乃民之师，以致中国这“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为此，他建议光绪皇帝“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1—23页。）。严复则在《救亡决论》中，痛斥八股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他认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只有“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中国才能“救亡”、“自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注：《严复集》第1册，第40—43、50页。）。
正是在国家危亡的压力和维新志士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因时通变”，迈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第一步。1898年6月23日发布“停止八股， 改试策论”的上谕，“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以“励实学而拔真才”。6月30 日下令，将经济岁科归并正科，各省生童岁科立即一律改试策论。7月6日传旨：“嗣后一切考试，均著毋庸五言八韻诗。”7月19 日更在上谕中强调：“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实学而黜浮华。”其后又在上谕中表示：“朝廷造就人才，惟务振兴实学”，明体达用之才一经殿试，即可量为授职。（注：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47—49页。）至此，盘踞中国千余年，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第一次受到了来自皇帝谕令的批判和否定。不塞不流，堵住了八股取士这条路，新式学堂才有可能在中国推广。
第二，开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近代学制。
甲午战前，以郑观应为杰出代表的一批先进人士，已经对引进西方近代三阶段学制提出了具体构想。1898年6、7月间，康有为更在《请开学校折》和《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就开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近代学制，向光绪皇帝提出了除旧布新的系统建议。
康有为开宗明义就说，譬如治病，废除八股只是“吐下而去其宿疴”，“广开学校”才是“补养以培其中气”。他在详细介绍欧美各国尤其德国及日本发展学校教育的盛况后，建议光绪皇帝“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下令全国“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府立专门高等学、大学，京师设大学，尽力“广开学校，以养人才”。康有为十分注重建立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和普及义务教育，奏请皇帝下令全国：“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工费，上法三代，旁采泰西，责令民人子弟，年至六岁者，皆必入小学读书。……其不入学，罪其父母。若此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庶几风化可广，人才大成，而国势日强矣。”为适应广开新式学堂的需要，康有为建议“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设立图书仪器馆，“编辑中外要书”；而要完成如此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则“非设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也”。这是康有为革新中国传统官制，变动中央六部行政架构，设置独立的近代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重要建议。然而，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迅速发展近代教育，经费从何而来？康有为设想的对策，一是改各省书院为中学堂，改各地淫祠诸庙为小学堂，旧瓶新酒，充分利用原有的办学资源及经费、公产；二是节省和清查各种“溢款、陋规、滥费，尽拨为各学堂经费”；三是“特旨”奖赏捐资兴学的绅商；末了则提出：“皇上若欲速收成效，非大增经费，不能奏功。”（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05—307、311—313页。）此外，康有为还奏请光绪皇帝下令：“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学堂”，开农会，办农报，“兴农殖民”，以求“变贫壤为腴壤，化小种为大种，……易少熟以多熟”，“而富国本”。（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49页。）
光绪皇帝几乎全部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并陆续发布上谕。6月 11日，他在《明定国是诏》中宣布：“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第15页。）7月10日下令各省督抚，“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第9页。）在7月5日、10日发布的上谕中决定，对于“能独力创建学堂”或“措借巨款”者，“予以破格之赏”，或“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鼓励”。各省士民若有著新书、制新器，“足资民用者”，也要给予奖赏，准其专利。有鉴于“事属创始，首贵得人”，7月29日，光绪皇帝在催促各省抓紧设立中学堂、小学堂的同时，谕令各省督抚在绅士中，“选择品学兼优能孚众望之人”，管理学堂一切事宜，“以专责成而收实效”（注：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第55—56页。）。从6月 20日至9 月12日，光绪皇帝为振兴农工，诏令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各省挑选年幼聪颖学生赴日本矿务学堂学习；各铁路扼要之区及开矿省份，增设矿务学堂；京师设农工商总局，各省府州县皆立务农学堂，“以植富强之基”；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有志上进、略谙日英文之聪颖学生，报派游学日本；命出使英美日等国大臣，劝导华侨创立学堂，兼习中西文字；准梁启超在上海设立翻译书馆，培养翻译人才；令孙家鼐议奏设立京师武备大学堂及医学堂事宜；著各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谕江阴南菁书院“照省会学堂之例作为高等学堂”，使“学堂农会相辅而行”，“参用西法树艺五谷果蔬等项”，以期“一举两得”。（注：散见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916、920、922页。）
第三，革新教育内容，“兼习中学西学”。
借鉴欧美日本以教育为治国之本、富强之原的经验，维新志士和开明官员反复奏请光绪皇帝革新教育内容。1896年6月， 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建议：府州县学以三年为期，“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省学以三年为期，“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桑、兵、矿、时事、交涉等书”；京师大学之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1898年6月17日， 康有为以国家正值“多难之秋”，建议皇帝“宏开校舍”，“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7 月3日，康有为在赞美泰西各国教育发达、中小学遍地的同时， 建议在中国也实行强迫教育，责令六岁子弟皆入小学读书，“教之以图算、器艺、语言、文字”（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71、311—313 页。）。对于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梁启超主张“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页。 ），带有明显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色彩，相当典型地反映了戊戌时期教育内容革新的指导思想。
光绪皇帝的上谕，虽然没有具体谈及课程内容，但却总体上采纳了上述改革建议。7月10日传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 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各地大中小学以及“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庶几全国“风气遍开，人无不学，学无不实”。（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0，第9页。）于是，一向被视为“异学”、“偏学”、“末学”甚至“异端邪说”、“雕虫小技”的西学，堂堂正正地被列为中国各级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正式课程。
第四，“参用泰西学规”，设立京师大学堂。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向皇帝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是李端棻。1896年6月12日，他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 国家要“究通变久”，要“自强”，就必须“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培养大量人才。李端芬认为，传统教育可以培养出擅长“考据、词章、帖括”的人才，却难以造就懂得“格致、制造、农、商、兵、矿诸学”的人才；只有“远之得三代庠序之意，近之采西人厂院之长”，以官书局、大学堂为经，以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游学为纬，才能造就各种“奇才异能之士”。他建议，京师大学“不宜因陋就简”，办学经费应酌量动用国库；学生可从30岁以下举人中挑选，京官则自愿入学。李端棻颇为自信地表示：只要采纳了这些建议，“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注：详见《光绪朝东华录》（四）， 第 3791—3791页。）
光绪皇帝很重视这份奏折，当即交总理衙门议复。8月， 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向皇帝奏呈了6 点建议：1.“宗旨宜先定”。“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2.“学堂宜造”。3.“学问宜分科”。4.“教习宜访求”。5.“生徒宜慎选”。6.“出身宜推广”。他认为，上述六事，“准今酌古，原始要终，实已兼包中外”；若“循名责实，慎图始终”，必能“海宇倾风，贤才辈出，师师济济，为国干城，内政外交，永不必借材异地”（注：详见《皇朝经世文编》第六册，第17—20页。）。光绪皇帝赞同这些建议，然而总理衙门以经费困难为由，使创立京师大学堂的构想搁浅。
1898年1月29年， 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奏请：“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并在内廷设学校局，专管兴学事宜。（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11、215页。）同时，御史王鹏运也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为此，光绪皇帝在2 月15日发布上谕说：“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需开办。其详细章程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妥议具奏。”（注：详见《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041页。）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理衙门仍然虚与委蛇。
直到6月11日， 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下令：“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不得敷衍因循”；6月26 日再次发布上谕，警告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毋再拖延”，否则“即从严惩处不贷”（注：详见《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041页。）时，大臣们才无可奈何地让梁启超代他们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于7月3日“恭呈御览”。
梁启超所拟《章程》，“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共八章五十四节。针对中国知识界“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的流弊，和洋务学堂“浮慕西学”，“仅教语言文字而于各种学问皆从简略”的通病，《章程》强调，京师大学堂必须以“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为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则“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作出如下规定：第一类是所有学生都要通习的“普通学”课程，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等10门；第二类是每人各选一门的“专门学”课程，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含法律学）、高等地理学（含测绘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含医学）等10门。此外，每个学生还要在美、法、俄、德、日五种语言文字中自选一种，与普通学课程同时并习。教学采取班级授课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考试“依西例，用积分之法”区别学生功课之高下。聘用教师，“宜取品学兼优通晓中外者，不论官阶，不论年龄，务以得人为主”。经费使用“采用西法”，开列常年预算表，按表支出经费，力戒化钱愈多成效愈少，杜绝舞弊与官场积习。对招生也作了改进，除吸收愿入学堂的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道府州县以上官员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外，还吸收由各省中学堂学成并领有文凭、咨送来京肄业的学生。 名额设500人，“宁缺毋滥”； 分为6级，递升黜降，“宁严毋宽”。学堂另立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章程》还规定：设管学大臣一员，总教习一员。管学大臣不仅要办好京师大学堂，以为各省表率，而且要管好各省学堂。京师大学堂由此一身而二任，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注：散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654—664页。）
就在7月3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振兴实学”，决定“参用泰西学规”，设立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并将原设之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总教习总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士，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注： 《德宗景皇帝实录》 卷419，第 13—14页。）孙家鼐走马上任不久，在8月9日向光绪皇帝奏呈了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具体计划。随后，清政府据孙家鼐推荐，任命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规定京师大学堂开办经费为银35万两，常年用款为银20余万两，由户部指定以华俄道胜银行中国政府存款利息支付。
京师大学堂名义上正式成立了，管学大臣和中西学总教习也任命了。正当筹办计划逐步展开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和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在9月21日发动戊戌政变，扼杀了19世纪末中国进行改革、 谋求发展的最后一次机遇。
三、戊戌维新：中国教育转型的分水岭
戊戌维新是在反抗外敌、改革现状的大背景下，以欧美日本为榜样，以国家富强和近代化为目标的一次没有取得成功的资本主义的全面改革。正因为如此，戊戌维新“虽骤起而卒蹶，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30页。）作为戊戌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变法百事”中最急切的大事，教育改革虽然也免不了“骤起而卒蹶”的历史命运，然而在近代史上，戊戌维新却是中国教育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分水岭，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里程碑，因而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第一章。这是因为：
第一，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是中央政府第一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自上而下推行的一次“拨旧开新”的学校制度的变革。
回顾既往，尽管洋务派在京城和各地办的三十几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开了中国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新教育的先河；尽管格政书院、万木草堂、湖南时务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带有更多近代教育的色彩；尽管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基本上是西方教育模式在中国的移植和翻版；而且上述带着不同办学动机的学校，都程度不等地主动引进或被动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新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与管理样式，从而在中国封建教育神圣不可侵犯的世袭领地上打开了星星点点的缺口，成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滥觞。但是，归根结底，它们却游离于中国传统教育主流体制之外，只是作为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补充物或对立物而存在。从全国范围考察，从官方决策、教育体制和办学实际分析，主导整个中国教育的仍然是私塾、书院和科举制度。也恰恰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显示了自己特有的“拨旧开新”（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2页。）的历史定位。
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在学校制度上要把传统的、规模狭小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私塾、蒙馆和大小书院，按照西方近代学校制度逐步改革成为大、中、小学的三阶段学制。在教育内容上，它要把传统的背诵四书五经，只重人伦教化，摈除自然科学的残缺不全的教育，逐步改革为“兼习中学西学”，力求“振兴实学”，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比较全面的教育。在教育功能上，它虽然还没有甩掉传统教育的精英主义和为科举取士培养后备官员的旧套，但已注意到从开发民智、提高民族素质的高度来普及国民教育，并从具体国情出发，采纳了康有为改书院淫祠为学堂的建议；注意到从“变法自强”和“植富强之基”的高度来“兴学养才”，以期造就既懂中国“圣贤义理之学”，又能“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的“通经济变之才”。（注：《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第15页。）
这些改革以及相关章程的具体规定，无疑是和近代教育的基本精神——注重国民基础教育及学科人才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及科技发展的需要相吻合的。上述改革虽然还没能付诸实践便被扼杀于襁褓之中，但它毕竟意味着“兴学养才”、“变法自强”已成为新的教育国策。可见，作为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标记，百日维新确实成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分水岭。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轨迹考察， 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又为1902年、1904年清末新学制（即壬寅、癸卯学制）的出台作了演习，为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打开了通道。
上个世纪之交，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以流血政变扼杀了戊戌变法，以辛丑条约换取了儿皇帝宝座的苟安一时。但是，面对汹涌澎湃的民主革命怒涛，为了欺骗民众，却被迫检起了前不久还以刀予相向的“变法维新”的旗帜。1901年1月29日，逃亡西安的慈禧发布上谕， 宣布推行“新政”，以求“改弦更张”。壬寅一癸卯学制的出台，就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戊戌时期的教育改革和清末新学制的主要内容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后者只是前者的延续和具体展开。以学制改革的理由而言，1902年8月15 日（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七月十二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中强调的是：“值智力并争之世，为富强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902页。）。从立学宗旨而言，1904年1 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一月二十六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进呈重订学堂章程中要求的是：“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26页。）。两者如出一辙。至于清末新学制的学校系统，几乎全盘照抄日本1900年的学校系统，因而与康有为“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的建议完全一致。可见，戊戌时期的教育改革，的确是为尔后清末新学制的出台创造了条件，进行了一次演习，提前化解或者缓和了本来难以避免的震荡。
科学制度将学校教育与选官制度合而为一，它不仅维系着王朝庞大的官僚系统，而且维系着整个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势必激化新学与旧学之争，并由新旧学之争而触及最敏感的各个不同社会集团既得利益的再分配，引发追逐功名仕途的文人学士的恐惧与憎恨。因此，光绪皇帝敢于走出这一步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事实上，当废八股改策论的上谕发布时，“守旧之徒相顾失色，有窃窃然议阻此举者。”（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17页。） 御史文悌等“奔走谋之，聚议将联名翻国是，复八股”；直隶士人中，有的甚至因生路被断企图行刺康有为。（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四），第 148页。）政变之后，清政府虽重新恢复科举制度，然而它已是强弩之末。既然八股时文无用无实、祸国殃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然“聪明英锐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脑，以问津于此亡国之物”（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三）第157页。），既然形势不饶人，连张之洞、 袁世凯也在1903年3月联名上奏：“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 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105页。）所以， 王朝危亡的阴影， 迫使清廷在政变7年之后，又不得不将已经恢复的科举制度，最终亲手送入坟墓。如果说，这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那么，“百日维新”就是对它的致命一击！
第三，“百日维新”仅存的一颗火种——京师大学堂，后来不仅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而且以新文化运动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巨大贡献，彪炳中国近现代史册。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临朝，光绪帝幽禁瀛台。 六君子人头落地，“百日维新”烟消云散。新政所有改革措施被全部废除，唯独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正如民国元年梁启超归国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所说：“戊戌变法成绩，西后推翻无遗，可留为纪念者，独一大学堂而已。”（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二。）从孙家鼐到张百熙，学堂主管恪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但是，知识宝库的大门毕竟打开。尤其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后，科学、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一发而不可收，古老的高等学府生机盎然，朝气蓬勃，逐渐担负起人类进步与科学发展推进器的重任，成为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动力源。一个大学的名字，和自己祖国的命运如此紧密地经纬般地交织在一起，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京师大学堂被保留时，清朝统治者决没有想到它是新教育的一颗“火种”；更没有料到日后星火燎原时，新教育竟是旧政权的催命符。今天，当人们庆贺北京大学百年诞辰时，寻源究委，不能不缅怀戊戌维新创立京师大学堂的历史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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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郑观应的名言千古不朽，鞭辟入里地揭示了教育、人才、国运三者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当然，教育近代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滚动发展的社会系统工程，决非轻而易举，一蹴可就；何况，那时中国全面进行教育改革的主客观条件者还没有成熟。平允而论，百日维新时期，教育改革尽管匆促上阵，急于求成，新旧杂糅，措施不够完善，对困难的严重性也估计不足，但它毕竟不是对传统教育的重复或修补，而是继往开来，拨旧开新，努力以西方近代教育为参照系，寻找中国教育的新路向、新模式，以适应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文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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