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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1.2 文献标识码：A 现在人们普遍同意，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德性知识论。其中一种形式的德性知识论认为，知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德性有重要的关联。这种责任主义的品质知识论(responsibilist character epistemology)把它对认知规范的说明建立在主体需要承担的责任这类认知品质上。另一种形式的德性知识论则更亲近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同时认可一组更广泛的能力，这组更广泛的能力受限于感知、内省等基本能力。在知识论研究领域，这种传统的二分非常误导人，下面的讨论将对此提出挑战。 在其近作《探询的心灵》①一书中，J.贝尔(Jason Baehr)在假定接受了这种二分的同时，进一步论证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讨论路径，并对诸竞争路径进行了详细批评。他反对我的德性可靠主义，指责我的德性可靠主义可悲地忽略了责任主义的、能动的理智德性。与其他责任主义者不同，他认为品质知识论只能在诸如怀疑主义和知识的性质这类传统知识论问题上取得非常有限的成功。鉴于知识论的问题比这些经常出现的问题更多，因此他建议关注他偏爱的品质的、责任主义的、能动的德性知识论。在他看来，与过去相比，这种知识论使我们能更好地在知识论中定位知识论的品质特征，并因而把知识论和伦理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德性可靠主义者不仅忽视了责任主义的、能动的理智德性(这些理智德性对超越传统的知识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们甚至忽略了责任主义的德性在处理这些传统的问题上(一旦我们认为人类知识的水平比通过简单的诸如感官知觉等机制所达到的水平更复杂时)是多么重要的。 由于贝尔在他的书中彻底而又充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因此它是我们展开讨论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尤其重要的是，我将讨论他对我的替代方法的批评，并提出一种辩护。我认为，在讨论我的观点时，贝尔的这本书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对此，我将加以说明。然而，我的目标是超越辩论，概述德性知识论并揭示这个领域中更全面的现状和前沿观点。 贝尔主张，在传统知识论研究人类知识的性质、条件和限度上“……理智德性这个概念的确应处于次要的或配角的位置”。此外，其理智德性是指责任主义的、能动的、品质的理智德性，而不是可靠主义的才能。在他书中的第四章，他得出如下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德性可靠主义者……必须扩大他们的关注点，不仅要包括人类认知的更呆板的、或能力本位的维度，而且还要包括更积极的、自愿的，或品质本位的维度……我们已经看到，不这样做的代价是可靠主义者无法解释包含……作为人类的我们最关心的大部分知识的可靠性。 在回应中，我将捍卫四种主张。 第一，从一开始，德性可靠主义一直在关注那个扩大了的领域。 第二，责任主义者已经提倡一种与众不同的责任主义的、品质本位的理智德性概念，然而它是不完全的和不充分的。② 第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种积极的、自愿的理智德性。它是可靠能力的理智德性的一个特例。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回应是，我们最好把责任主义者强调的这种责任主义的、品质本位的理智德性，理解为是可靠的能力的理智德性的一个特例，作为其辅助。 在解决这个传统核心问题上，一种真正的知识论的确会把主要角色分配给这类责任主义的和可靠主义的理智德性。为什么要如此做，我的一个推测是：从皮浪主义到笛卡尔主义的传统知识论中，处于中心的这种知识是高层次的反思的知识。这种知识需要主体的自由自愿的认可，或相应的倾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可靠主义框架曾经一直默默地，而且现在确实越来越多地(实际上是明确地)给这条主体的、自主的路径一个显要而中心的位置。这个中心位置要么是责任主义者(贝尔)断然否认的，要么是责任主义者(扎格泽博斯基)没有成功提供的。 因此，我的主要论点是，可靠主义的、能力本位的德性知识论必须以责任主义的、能动的理智德性作为其核心，用一种更积极的大联合的方式，更宽广地加以理解。③ 然而，在我们讨论这一论点之前，在此我们将对贝尔书中提出的具体批评进行反驳。 一、品质理论与能力理论 我们将先引用一些早期讨论文本，用来证明责任主义的能力从一开始早就出现在德性可靠主义中。这里引用的两个相关段落是从众多此类段落中挑选出来的。 第一段早期的段落④： 注意：天赋理性的人不仅仅有野兽所能获得的那种动物知识。因为即使知觉信念像以往那样直接来源于感官刺激，人们仍然可能没有感知到这些相反证词的迹象……即使对刺激作出的反应是最直接的，但如果人们也听到或看到可信的相反证词的迹象，那也会改变人们的反应。理性动物的这些信念因此似乎从未出自无辅助的内省、记忆或感觉。因为至少理性一直是一个沉默的伙伴，这个伙伴观察着其他相关材料，并且它的沉默是人们产出信念的一个起作用的原因。 同样的观点坚持了许多年，直到我们产生了下面的观点： 我说信念形成的“机制”或过程，有时说“输入/输出机制”，但我想明确否认任何暗示，即这些是简单的或模块化的……机制能够是近似反应力的某种东西，也能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中央处理的能力，后者使一个敏感的批评者能够基于复杂的和透彻的思虑去“决定”如何评估一个工作。⑤ 当然，这种意图总是想解释各种知识，包括那些熟练的艺术批评者、科学家、数学家或侦探在内的各种能力知识，而不只是小鸡分拣者⑥之类的能力知识。⑦ 引用的这些段落应该已经消除了这种的观念，即德性可靠主义被限制在边缘的或模块化的或自动的信念形成机制中。那么，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德性可靠主义的确排除了我们认知生活中的这种更复杂与积极的自主维度呢？可以从贝尔的书来考虑这个问题： 当知识论者提供对能力德性的详细刻画时，他们很难避免谈论品质德性，在这个事实中，品质德性与能力德性之间的紧密逻辑联系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在讨论关于能力德性的可错性时，索萨指出，个人认知能力的可靠性可能被个人的理智行为影响。有趣的是，他所描述的这种行为正是关于某些理智品质美德和恶德中的…… ……此外，品质德性的应用通常表现在某些能力德性的运行中，并且部分地由某些能力德性的运行所构成。另外，正如索萨的文章所说，能力德性的可靠性经常涉及一种或多种品质德性。因此，基于能力德性(而非品质德性)是信念“来源”这一点，从原则上把品质德性从可靠主义的理智德性领域中排除出去的企图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⑧ 这种归于我的限制性观点很可能需要修正，而且它从来不是我的观点。这种认定是基于没有支持的引用，而且只在这些例子简单地“暗示”什么上使用。这些例子被我用来当作解释简单知识的明显案例。它假定这种观点被限制在各种诸如简单知觉、内省或记忆知识的例子中的能力。然而，在我发表的论著中没有这类明确的限制。我已经证明，被引用的段落(正如贝尔上面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作出这样的限制。然而，因为被认为实施了这样的限制，这些段落被(令人吃惊地)用来证明我的观点的缺陷。尽管如此，我的德性可靠主义从来没有排除能动的能力。 相反，正确的结论是，这种限制观不是我的。我限制的不是能力而是例子。我关注那些简单得足以揭示更完全确定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是任何知识理论都必须解决的。在不太简单的知识例子被强调时，其他问题当然可能出现。然而，重要的是，首要地而且坦率地说，它已经足够挑战尝试首先要处理的更简单的例子。⑨尽管我一直承认知识有动物的和反思的两个层次，然而，正如所发生的那样，我当下的计划是发展我的德性知识论中的更多能力的和反思的方面。⑩ 是什么可能导致对我的观点的误解呢？在某种程度上，原因可能出现在贝尔的如下注释中： 正如我下面注意到的那样，索萨称之为“反思的”或“人类的”知识有一个额外的要求，即谈论的这个人对已知的信念有一种“认知的视角”，它包含一组额外的、连贯的关于这种原始信念的来源与可靠性的信念。然而，在这里，我们关注索萨对德性成分的分析。［黑体为后加。引用出自《视角中的知识》］。(11) 在这里，贝尔把他对我的观点的讨论限制在动物的成分上，置反思的成分而不顾。当这种做法被随意地不予考虑之时，德性可靠主义被认为忽略了知识论中积极的、能动的、责任主义的方面，这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 德性可靠主义遗漏了能动性吗？至少它遗漏了参与深思熟虑和有意识的思考，或权衡理性的有意识的、有意向的、自愿的能动性吗？根本没有！如果德性可靠主义的动物方面渴望成为对所有人类知识的一种说明，那么它至多犯了疏忽之罪。(12)但它没有这样的野心。相反，它一直被加入到一种对更独特的人类知识即反思的那种知识的说明中。 根据能力德性知识论(Competence Virtue Epistemology,CVE)，贝尔列出了他认为是任何理智德性必须满足的形式条件： (根据贝尔的说法，)什么是理智德性(What Intellectual Virtues Are,WIVA)依赖于CVE：在一定条件下并且对某些命题来说，［理智德性是］个人素质，是一种获得真理和避免错误的可靠手段。 在解释为什么人们会获得真理上，理智德性需要发挥关键的或重要的作用。贝尔把这种观点归功于J.格列柯(John Greco)。 贝尔侧重于能动性的德性。在他看来，这些德性有某些独特的特征： a.它们是在有意向的能动性中运用的德性。 b.它们是通过重复的能动性发展出来的。 c.它们承担所有者的个人价值。 d.它们有助于能动性的成功。 e.在知识论中，它们关注有意进行的探索行为。(13) 由于它关注诸如知觉、记忆和推理这类传统的能力，因此德性可靠主义被说成是忽视了品质特征，诸如开放思想和理智勇气。这些特征被认为具有上面所列出的能动性的德性的五个特点，且满足了能力德性知识论所接受的形式条件(上面的WIVA所阐明的)。在一定条件下且对某些命题来说，这些被忽视的品质特征的确是一种获得真理和避免错误的可靠手段，而且它们的应用能最明显地解释，当这些品质特征起作用时，为什么这个主体会有正确的相信行为。 能力德性知识论(德性可靠主义)有过错吗？ 根据贝尔的理智德性观(WIVA)，依据定义，可靠主义的理智德性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些特征：(a)这些特征的展现可靠地产生了真信念；(b)在解释人们为何如其所是地获得真理上，这些特征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那个文本中确实是这样阐述的，这种阐述关注的是与认知相关的信念产生的来源。还有我早期写的如下段落，可能会误导性地暗示我赞同这种阐述： 我们已经认为知识是出自理智德性的真信念，这种信念是由德性理由正确地产生的，而不只是巧合。(14) 虽然后来我坚持这种知识观(15)，但是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德性可靠主义上，我对理智德性的说明仍然有别于WIVA，现在我将加以说明。 能力德性知识论旨在解决两个柏拉图问题：《泰阿泰德篇》中知识的性质问题，《美诺篇》中关于知识的独特价值的问题。对于知识定义问题，能力德性知识论主张知识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的正确性体现了相信者的相关能力。因此，相关的能力(相关的可靠主义的理智德性)必定是可以用来建构知识的能力。我所说的知识是：正确的信念，通过能力的运用获得的成功的信念。然而，关键是适当地限制“通过”。当一个信念的正确性源自于建构知识的那种能力，那么它不足以可靠地使某人处于认知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可以运用的确建构了知识的那种能力。 可能有人认为，诸如开放思想或理智勇气这类德性可能是直接建构知识的德性。贝尔因此宣称，可靠主义的能力本位观忽略了它应有的责任主义的德性，因为它们在解释主体如何正确行事时也是重要的。而且实际上，人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责任主义的德性能够提供主要解释，尤其是在真理必须通过复杂而又能胜任的努力获得时更是如此。(科学家、新闻记者或侦探)对真理勇敢和开放的追求，可能让人发现其他人不能发现的真理。贝尔所反对的任何形式的可靠主义的德性知识论，对知识的要求只在于认知主体信念的正确性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以某种方式来源于某种理智德性的运用。这种理智德性通常是一种可靠的获得真理的手段。如果一种德性知识论忽略任何实际帮助人们获得真理的包括开放的思想和理智的勇气在内的责任主义的德性，或者宣布与它们无关，那么它就是失败的。 然而，贝尔的反对意见并没有切中我自己的那种德性可靠主义，因为与我观点有关的理智德性或能力不只是那些理智德性或能力，即运用它们就可以通过探索行为可靠地帮助人们获得真理的能力。相反，它们是可以建构知识的能力，这些可靠地帮助我们寻求真理的能力(因此也是对为什么能获得真理的主要解释)，可能容易在不建构知识上运用。它可能正好不能成为那种建构性的能力。 例如，一位科学家可能很自律地遵循一种健康的养生方法。与她的虚弱与抑郁的竞争者相比，她的健康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她做出了她的发现，这甚至可能成为主要解释。 或者，它可能按照另一种方式起作用。某些人甚至以营养不良和抑郁为代价，执着地追求真理，从而获得真理，而他们健康的竞争者却不能获得。即使这样的执着是产生不健康的关键，在用其他方法无法作出解释上，健康的确可靠地导致了真理(纵使我这样说)，然而这种个人素质(执着)的运用很难建构知识。通过所有探究者可能有的和运用的能力更直接与知识的获得相关，长时间的高强度专注、一心一意的避免干扰，这些东西可能使探索者处于一种处境，或使她达到一种心境或获得某些技能。通过一个危险的航行达到遥远之地，或通过观察夜空，她可能会获得重要的数据，但没有巨大精力投入到经年累月的持续关注之中，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关键不在于达尔文或布拉赫(16)的伟大行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简单例子就足够了。假设一个神秘的、密闭的盒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想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找到答案呢？当然，我们只需打开盒子。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我们将运用某些能力，甚至可能运用诸如坚持不懈和足智多谋之类的品质(如果箱子锁上了，或者盖子被粘住了)。也许这些品质(在某些情况下，以及在某些组合中)的确会引导我们可靠地获得真理，然而，这些理智德性的运用不一定建构知识，而且通常不会建构知识，即使这种运用的确间接导致我们获得真理时也是如此。 对照一下。当我们设法打开盖子，并去看里面有什么时，通过获得一个知觉信念，比如说，盒子里有一条项链，我们可以立即知道该问题的答案。该信念清楚表明存在着某些认知能力以获得视觉经验和信念。在没有反面迹象的情况下，也许这种复杂的、建构知识的能力首先导致事情看上去在感知上是怎样的，并最终导致事情确实如此的信念。体现了这种能力的信念，尤其是其正确性体现了这种能力的信念，的确建构了知识，至少建构了动物的知识，甚至可能建构了完备的知识(包含反思的知识成分)。 旨在解释人类知识的德性知识论的主要兴趣就在于这种建构知识的能力。其他重要的认知特质，如思想开放、理智勇气、坚持不懈，甚至一心一意的执着，都的确是一种更宽泛的知识论感兴趣的东西。它们当然值得认真研究。但对传统知识论来说，它们并不是使人着魔的关键。与德性可靠主义的中心兴趣点“建构的”理智德性相比，它们只是“辅助的”理智德性。 我把理智德性分为两类：一类理智德性的表现有助于让你处于知道的状态，另一类理智德性展现于信念的正确性之中因而建构一些知识。在我看来，只有当能力是一种正确相信的倾向时，它才能建构知识，这种能力展现于信念的正确性之中。当某人旨在实现某些目标时，一般地讲，能力是成功的倾向，而正确相信的能力就是这样一个特例。 二、责任主义的德性知识论：贝尔与扎格泽博斯基 这里简述一下这种相互冲突的分歧所在。 J.贝尔和L.扎格泽博斯基(Linda Zagzebski)都持有一个高调的理智德性概念。对他们来说，这些品质特征承载着个人的价值。它们是内在推动的。这些有德性的品质特征表现在必须由追求真理的德性所推动的行动之中。在他们看来，(至少在重要部分上)从这样一种德性得来的信念，必定来自于表现在主体寻求真理的行动之中。 扎格泽博斯基相信，这种品质本位的责任主义知识论能够有助知识论传统问题的解决。知识论传统问题的核心就是定义知识。事实上，对扎格泽博斯基来说，强调这种动机成分，解释了知识的独特价值，这种价值高于一切可能会在相应的纯粹真信念中发现的价值。因此，她提议，知识最好被理解为是通过这种责任主义的理智德性所正确获得的信念。(17) 然而，对贝尔来说，这条路径被人们一看就知的简单反例(如一种痛，或来自天空的一道闪电)困扰。这些反例是人们不能不知道的，无需深思熟虑，且不为对真理的爱所推动。 扎格泽博斯基的回应是： ［我的定义］……并不排除通过感官知觉得到的容易知识。如果一个人相信她看到了一个可轻易认出的对象，通常情况下她也知道她看到了这个对象，只要在她的环境中没有迹象表明，她不应该信任她的视觉，或者不应该信任她对该对象之下的概念的理解。(18) 她把这种观点推广到证词，并假定可以推广得更远。(19) 然而，贝尔则强调如下观点：(20) ［假定我在一个停电的晚上工作到很晚］……正如可能的那样，我受到了房间里的灯光已经改变这种知识的极大影响……人们不可能认为，在相关的、动机的意义上，我“信任我的感觉”，这是不合情理的……再者，这类知识似乎根本不涉及或隐含认知者的能动性。 这条批评路线至少在以下范围内似乎是正确的。如果这个信念根本就不是有意向的能动性的产物，那么我们不能把房间变暗这个信念的适当性解释为没有疏忽的能动性问题。这种能动性对品质知识论来说是重要的。的确，动机与能动性相关，而不是与被动的反应相关。 可能的回应是，尽管个人根本没有积极的干预，然而对火车头停在某条轨道上，他却可以采取一种能动性的信任。即便如此，假设在列车长干预的关键时刻，个人不去干预，这是没有疏忽的，可自由选择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仍是可以值得信任的。不幸的是，这不会出现。问题是，在批评者所极力主张的这些例子中，没有自由去干预那些看起来显然是一个信念，甚至是一个知识的例子，就像房间变黑这种知识一样。 结果就是这样。由于它们的动机成分，如果我们把责任主义的德性限制在能动性的和对行动者的个人价值产生影响的德性上，那么贝尔认为基于这些德性我们不能建立一种传统的知识论就是正确的，而扎格泽博斯基的不同想法则是错误的。用这些术语，甚至知识也不能得到说明。然而，在我看来，扎格泽博斯基认为传统知识论可以建立在责任主义的德性上是正确的，而贝尔的不同看法则是错误的。他们两人都出错的地方在于假定责任主义的德性必须包含行动者的个人价值，必须包含通过检查的动机那种德性。 此外，在这里，不能把我的观点看作纯粹术语上的而不加考虑。按照一种有趣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方式，我的主张是，建立一种责任主义的德性知识论的相关自然类型不只是以下两种：(a)非能动性的能力，和(b)包含个人价值的、在动机上合适的、能动性的德性能力。我们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认为后者是值得强调的一个范畴或种类。我们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认为在渴望解决传统知识论的问题的责任主义中，它是值得强调的。不管这一切，至少也有或替代地有以下的认知种类：(c)能动性的德性。这些显然超出非能动性的能力。因此，它们超出了可靠主义对这些能力的限制。因此，我承认它们可以被合理地认为是“责任主义的”理智德性，在这种意义上，行动者在运用它们上是认知负责与能动负责的，然而，如果他们有疏忽则是不负责任的，如果他们运用相互矛盾的倾向甚至可能是邪恶的。换句话说，它们是行动者之为行动者的特征或能力。并且，这些是有意识的、有意向的行动者本身的特质或能力。 三、德性知识论：作为一种可靠主义的责任主义 为了逃离责任主义的绝境，我们必须先清楚知识论不是伦理学的一个部门。一种极高认知地位的、确定的知识，可以由一种代表糟糕的浪费时间的可悲状态获得，就像某人用一个上午来确定他们的咖啡袋里还有多少颗咖啡豆一样。 此外，这种情形非常适合现有的某些知识特例，这些特例是杰出的成就，并且这些杰出的成就需要(在某个问题上)对真理有一种令人钦佩的爱，并愿意用长期的辛劳和牺牲去追求它。它也与这个事实兼容：拥有某类知识，对于各类知识来说，是任何繁华的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此外，拥有某类充分的知识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我们并不需要特别认识到那类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或甚至是非常可取的。 与所有此类知识无关的是，仍然存在有一个独特的认知评估维度，它与所有这些广泛的伦理(或审慎)关注是不相关的。此外，在这个认知维度里，对真理的爱，如果有一点作用的话，那么最多也是无足轻重的作用。对冲基金经理、废物处理工程师、牙医和他们的接待员在普通的工作日中都能获得很多知识，尽管事实上他们所追求的与他们工作相关的真理只与它们的工具性价值相关。他们需要它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爱真理。对包括医生和律师在内的一般服务专业人士来说，这似乎确实是真的。与对职业地位的渴望相比，在他们的职业活动中，经常驱使他们的，是想要去帮助别人或者试图谋生的欲望，而不是对真理的爱。 公正的、高尚的动机必须与有意的、自愿的能动性区分开来。当某人致力于获得成功时，他并不需要亲近接受高尚动机，而且这些成功努力也不一定由之构成。对高尚动机而言，它依据他们是怎样好的一个人，来确定行为者的个人价值。在工作生活中，即使专业人士不公正地、热情地追求真理，实际上经常是有意地、自愿地追求真理。除了让他的犯罪成为可能的事情外，刺客甚至可能不渴望得到任何关于他的刺杀对象所处地点的真理。的确，如果他认为在那个时刻错误的信念会让他更有效地对付他的目标，他会尽情地赞赏他如此相信的东西，会很高兴他的确这么做了，并没有任何遗憾。由于是能动的，他对真理的追求处于责任主义评估的完整范围。在相信好像他知道的那个所处地点上，他知道受害者的所处地点，这在认知上仍然比他仅仅正确地相信更好，当然在认知上也比他错误地相信更好。同样，尽管有这种蓄意谋杀的意图，他的射击可能是一个极好的熟练的射击，从而比一个不熟练的射击(无论成功与否)更好。(也就是说，作为一次射击，它是优秀的；它是一次优秀的射击。无论如何，它不必成为一个更好的实体，或者一个碰巧发生的更好的事情。) 总之，一旦我们区分这种比较性评价(认知表现评估)，这种评价涉及我们现有的知识，这些知识在(相关种类的)价值上优于纯粹的真信念，这种评价消除了任何企图，即让个人值得称赞的动机成为关键，这个关键指的是在一种广义的意义上个人认知能力可能是个人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我们的刺客可能具有的这种射击能力一样。广义的“个人价值”不是什么责任主义的、品质知识论者心里所想的，至少不是贝尔心里所想的。刺客不是一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好的射手。是的，一个更成功的人，在任何与道德评估密切相关的意义上却不是一个更好的人。 我们现在来谈论第二个区别，这个区别在知识论中将有助于适当地容纳责任主义。 在某种抽象的水平上，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信念”：一种是隐含的、功能的；另一种是明确的、有清醒意图的。在给予责任主义恰当的知识论地位上，正是后者需要探讨。这是因为清醒的推理选择和判断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的理性本质。我们也正是通过这类选择和判断而达到了人的功能水平，这种水平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哲学的成就。因此，这种判断是清醒的并得到了理性的支持，它正是从皮浪主义到笛卡尔主义的知识论传统的焦点。然而，不只有意识的、有意向的判断这种行为处于核心，因为通过扩展，处于核心的还有基于考量的相关判断倾向。 不过，虽然我们在这里不关注功能性的隐含信念，然而我们通过有意识的意向性信念所得到的东西应该覆盖了所有信念，无论这种信念是意向性的，还是功能性的。这种覆盖的关键将是一个思想，即功能性信念仍然以真理为目标，或者以足够准确和可靠的表征为目标。例如，通过心理的或生理的目的论，功能信念可能在功能上以真理为目标。这将使思考功能信念也成为一种行动，即使当它仅仅是隐含的，而不是在意识上有意向的。总之，我区分功能信念的目的是为了专注于那种的确产生了有意行动的那种信念。 有意向的信念是什么？它的结构怎样？在努力正确回答一个特定问题里，我们专注于断言以及作出相应断言的倾向。考虑一下对一种合作性的社会物种来说这些东西的巨大重要性。从本质上说，它们似乎需要集思广议和共享信息。对集思广益来说，最复杂的情形就在于治理一个国家；同样，对信息共享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尤其表现在科学的探究中。 这样的断言主要是有意识的和有意向的。例如，如果你在头脑中把一列数字相加，你看来似乎可以得到某种结果。然而，如果问题足够复杂，那么在作出相应的断言中你可能仍然犹豫不决。你可能先拿出纸和笔，或者一个计算器。最终，一致的结果可能会提供足够的证据，使你同意(可能真的是正确的)。你会同意，只有等到有足够强的证据时，才作出断定。(21) 我们专注于这种有意向的、判断的信念。它的结构怎样？判断性信念可以定义为某种断言的倾向。这种倾向怎样？首先让我们把判断p看作某种努力获得p是否正确的断言。因此，如果有人如此努力的话，判断性信念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在努力获得p是否正确的判断倾向。 对比实用性断言，作为一种手段，它们被用来减少认知/情感的失调，或者增强将提高表现的自信，或诸如此类。在我们的观念中，后者不是恰当的信念。它是一种“制造的信念”或模拟的信念。(22) 把真信念与制造的信念区分开来的是什么？这种区别涉及主体的意图。在制造的信念中，个人在追求某种非认知的、实践的目标中作出断言。相比之下，在判断和判断性信念中，个人在本质上以获得待解答的问题的正确答案为目标。也许，这是这种区分的所有吧。 迄今为止，我们得到了关于判断的部分说明：判断是在关于正确认识p的努力中进行的某种断言，判断性信念因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相应的倾向：如果某人如此努力的话，那么在这种努力中，判断就是获得正确认识p。 假设反思知识就是所谓的知识，而且假设反思知识的最高层次，即引起哲学家独特兴趣的部分，是获得了有意识的、能动性的、判断性努力的知识。这是从皮浪主义者到笛卡尔及其以后的知识论传统中的核心知识。它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用正常自动处理的方法隐含地获得的那种知识。相反，它的确是或者至少可以经受住有意识的反思与细致审查的知识。包括在这里的这种达不到要求的知识不只是这种自动获得的隐含信念。明晰和有意识的判断也是缺失和低级的，如果这种判断仅仅反映未经检验的假设，这种假设被吸收在特定文化中隐藏的说服者的力量之中。这些判断的产生可能是意愿的、明晰的与有意识的，但仍然达不到要求，因为主体没有努力和正确努力，这个主体甚至在倾向中缺乏这种理性的必要手段。 四、传统中的责任主义的德性理论 皮浪主义者的中断缺乏认可的信念。如果我们把反思知识定义为恰当认可的动物性知识，那么即使持续进行探索，皮浪主义者也缺乏那种认可，因而进入悬置判断的状态。此外，他们允许他们的功能性显现来统治他们的生活：他们接受依赖表象的生活。来自竞争性矢量显现的功能性显现指导着他们的日常行为。这是他们明确提倡的生活准则。然而，他们在判断上不会支持任何此类显现。结果性矢量很少或从不成为认可的根据这个事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们更乐于悬置有意识的认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仍然是怀疑主义者(处于持续性的质疑或探询状态，很少或根本没有稳定的判断或判断的信念)的原因。(23) 对皮浪主义兴趣的认可是能动性的。关键性的能动表现与能力因此致力于最基本的知觉知识。功能性的感知显现是我们不得不进入的被动状态。然而，对它们的认可却仍然是自愿的、能动性的。(24)而且，对把这些功能状态提升到反思的、判断的知识水平，这种认可是必需的。 然而认知的能动性不仅在二阶的认可判断中可以找到，而且在它们相应的一阶判断本身中也能找到：不是在功能性内省信念或知觉信念中，而是在相关的判断和判断性信念中。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信息和区别提出。 a.如果有的话，作为任何目标的一种手段的纯粹的和简单的断言。(无论它是否是对自己或他人的断言，这通常是一种自由的行为。) b.努力正确回答“是否问题”(whether problem)的断言。 c.努力正确回答，且也能胜任地、足够可靠地，甚至适切地回答的断言。 当这样说时，考虑一下对自己的这种断言，或者对他人的断言。对严重依赖理智协作与协商的物种来说，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行为。而且，人们正是期望这种行为服从社会规范。 考虑上面b项。这种断言可兼容于猜测：游戏节目的竞争者的确在断言，甚至也许是关于他们自身的断言，而且在作出这种断言时在努力使回答正确，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赢得奖品。只有在c项中我们才有判断。当有人诚实地(这种诚实是理智的诚实，并不意味着纯粹公正的)面对一个问题时，判断信念是这种判断的倾向，而且这并不单单只有一个原因。因此，某人可能寻找经济回报，或者专业认可，甚至是减少认知失调。 对皮浪主义者来说，只有适当的认可才能超出我们所有人之外，除非我们能够合理地回答怀疑主义的质疑。因此，即使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简单和被动地接受给予物，仍存在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知识(反思性知识)，它需要能动性。即使在我们(被动地)看来一条［缪勒－莱尔(Mueller-Lyer)］线比另一条要长，这个认可问题仍然需要解答，而且可以通过探究来解答(正如皮浪式的怀疑主义者所作的研究那样)。这种认可甚至与一阶问题相匹配，在一阶上，有意向的能动性再次成为必需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靠主义的能力知识论是一种更为激进的责任主义的品质知识论。 它可能遇到如下反对的意见： 你真的认为，皮浪或笛卡尔或任何其他正常的人拒绝认可，比如说，台球上的因果关系的问题或者哭闹的孩子是否悲伤？我不会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他们可能会说“我不同意”，但我认为这些都只是空话。 对我的批评者，我的回答是，当我们评估他们表面展示的立场时，指责哲学家撒谎或自我欺骗、或粗心、或空谈，都不是合理的。他们肯定能够摒弃公开认可与公开断言。当你仔细思考某事时，考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你问自己问题时，有时你不会迟疑吗？在你最终精疲力竭想要敷衍了事时，难道你不会最终直达要点？这就是断言。在我们精疲力竭想要敷衍了事时，我认为没有理由否认皮浪主义者或笛卡尔主义者在诚实地迟疑。这就是他们表明他们打算做的，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必须是在说谎或自我欺骗。也许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不切实际的高标准，或者他们与我们大致持有相同标准，然而却认为在意图断言时我们没有适当地考量怀疑主义的论证。因此，当他们公开拒绝断言时，在严肃的哲学论辩中他们这样做，在他们自身思想的隐蔽处与自身论辩中，他们也这样做。 然而，批评者还有进一步的反对理由： 如果我们的实际生活真的可以在本质上不受摒弃判断的影响，那么这不就是说与这种断言相关的知识的价值或利益是值得怀疑的吗？它只是使之显得毫无意义，反过来，它使我想知道哲学传统是否真的关心这个问题。 回答是：就我自己来说，我相信，有一种人类和其他物种都能够进行的可分离行为，这首先近似地就是在告知真理的努力中严肃的公开断言的行为。其次，这对于语言物种来说有特殊的重要性(这可能有助说明笛卡尔如何使用语言把人类与更低层次的物种如此显著地区分开来)。再次，在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活动中，我们需要这样的断言：为了集思广益和信息共享，我们需要人们愿意公开断言。而且(出于具体原因和完善论证的原因)我们需要他们真诚地(总的来说)这样做，在这里，真诚在本质上涉及个人判断与公开断言的合作。所以，个人断言在目前的途径上也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的推理)这可能被扩展到与这些公共的和个人的判断行为相符合的倾向。假设这样的判断和判断的信念被看作是可以从功能信念分离开来的(这只是一个信任度的问题，而且，在把它与行为连接起来上，它可能是隐含的，而且在功能上可以被理解)。这难道没有让判断变得徒劳，并且构成了对哲学传统的可疑的关注吗？在判断和判断性信念对社会的(特别是语言的)物种来说是如此至关重要的这些特殊方面上，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下面是休谟对上述批评者的批评： 如果一个皮浪主义者可以承认任何事情的话，他必须承认，如果他的原则得到普遍地、稳定地流行，那么所有人类的生命就必然会消失。……的确，这样不幸的事件是不必怕的。自然总是强大到原则不能胜过。尽管一个皮浪主义者可以通过他深奥的推论，使他自己或别人陷入暂时的惊讶和困惑中，可人生最初的和最没有价值的事情会驱散他的一切怀疑和顾虑，使他在行动和思辨的每一方面，都与其他派别的哲学家，甚至同未曾致力于哲学研究的人们，处于同一种态度中。(25) 当然，如果皮浪主义的生活规则要求悬置日常生活中个人和公众的断言，它必须面对一种严厉的反对理由。假定集思广益和信息共享十分重要，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我们的福利怎么能不受到巨大的伤害呢？对此问题的回答需要对这种生活规则做出一种适当的解释。至少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可逃离休谟可怕的结果。根据这种解释，从严肃的哲学辩论或沉思出发，皮浪主义者可以降低他们的“足够胜任的和可靠的判断”的标准。(26)因此，他们可以把日常判断与(理智上)严肃的判断区分开来。他们现在可以继续判断性断言，并在日常语境下公开声称世间之事，而在严肃的判断中他们仍然悬置这些事情。(27) 反对那种悬置因而是愚蠢的或空洞的，就是去追求反哲学的庸俗主义。认真对待哲学的我们不应该很快放弃对真理的热爱，转而喜爱那些能满足日常喧嚣的东西。在这些篇章中，休谟看起来也是思虑重重，他表面上赞同放弃，实际上处于深奥的怀疑主义思考中。(28)我不能确定如何最好地解释这种表面上的庸俗回应，然而，它应该成为最后的选择，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如此轻易地投入一种肤浅的常识的怀抱对爱智者(爱智者毫不考虑里德主义者或摩尔主义者的常识)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吸引力。 对皮浪主义生活规则的进一步辩护，应该替代性地或补充性地把合格的断言与深思的断言区分开来。甚至在哲学的语境中，当我们与他人或我们自己辩论时，当我们尝试提出观点时，我们可能非常需要合格的断言。类似地，在日常交流中我们也作出这类合格的断言。对我们所说的事情，我们不承诺深思熟虑了，尽管我们仍然愿意使它足够胜任日常思考和信息共享的目的。 因此，即使当我们进入一种严肃的辩论或沉思的语境中，我们仍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行为：合格的断言行为和深思的断言行为。即使在我们探讨某种观点的语境下，我们仍然可以执行前一种行为。在极端情况下，合格的断言行为甚至可能混有纯粹的假想，并让我们从中得出结论。虽然我们不准备深思熟虑地去断言，然而如果我们确信我们断言的东西有很多理由支持，那么合格的断言行为仍然可以成为某种更重要的东西。 正如皮浪知识论一样，笛卡尔的知识论是对判断性认可观所作的一种思考练习。当笛卡尔强调把判断的自愿能力与被动的理解能力区分开来时，它也涉及到能动性的、自愿的同意。然而，笛卡尔清楚明白地意识到，缺乏能力和可靠性的判断是认知不充分的。因此，从第三沉思开始，当他最终获得他所认为的真的确定性(我思的确定性)时，他问自己，什么给了他这样的确定性，他发现，离开了清楚明白的知觉，找不到合理的答案。他因此在没有论证的情况下断然宣称：清楚和明白从来没有给他最终发现的确证性，除非任何不为真的东西都不能够如此清楚明白。没有再比这更干脆的对可靠主义的支持了。 由于这个原因，在许多其他人眼里，笛卡尔是一位德性可靠主义者，一位百分之百的德性可靠主义者，因为对笛卡尔来说，信念的适切性是核心，反思知识也是至关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也是最伟大和最明显的德性责任主义者，因为对他来说，判断的自愿能力是最重要的、正面的和中心的。 在结构上与笛卡尔知识论结盟，我自己的“AAA”(29)、动物的/反思的德性可靠主义，其核心也承认能动的、自主的、责任主义的认知德性的重要性。(30)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专家的知识与普通人的知识之间的不同。专家的判断提高了标准。同样，我们可以把激进的怀疑主义与温和的怀疑主义区分开来。 激进的怀疑主义者应用到普通断言的标准超出普通的社会认知规范。如果他因而按照高标准指导他的日常生活，他实际上就是一位社会的反叛者。他违反了使人类进行社会协作的规范。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反对和谴责他的理智行为。 相比之下，温和的怀疑主义者只把他的高标准应用于严肃的哲学辩论或沉思的语境下专门的断言中。在日常语境中，他会继续与大众谈论并思考。这甚至可以采取深思的断言这种形式，然而它可以替代地或补充地采取合格的断言这种形式。这种区别将表现在什么是“足够可靠的”上。正如这样做的标准的确会通过完美的日常转换把日常语境转换为专业语境一样，它们从日常语境转换为严肃的哲学语境也是如此。哲学家将恰当地用这种能力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怀疑主义的焦虑，这些焦虑在日常生活中不会也不应该麻烦我们。 因此，我们的确承认有一种实用主义的侵入。在研究室或研讨室与市场之间的这种相关的差异是主要由实践关注点构成的。因此，实践关注点对我们的断言是否足够可靠产生了影响。然而，我们侵入的等级不需要完全进入相信者的特定实践语境，该相信者的信念等待进行认知评估。社会认知规范可以从这种特定语境中抽象出来。(31)虽然如此，然而，这条路径接受更高阶的实用主义的侵入，这为各类有见识的专业知识留有余地，也为适当沉思的笛卡尔式的同意与日常生活中个人必须满足的同意之间的差异性留有余地。 总之，我们要清楚的是，各种重要的探究德性对建构知识能力的获得与运用起辅助作用。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种辅助的认知德性可能仍然是一种综合的个人恶德。这在对偏执疾病例子的分析中已有提示。 比较P.高更(Paul Gauguin)的例子，他为了艺术抛弃了家人。在逃往塔希提岛中，高更可能行使了艺术的辅助性德性，可想而知，他的艺术伟大到足以证明他考虑的一切行动的合理性。认知的成就当然可能是非常类似的，而且在类似上是可评价的。 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同方面，在其中美学和知识论享有自主权。在它们自身的范围内，艺术的和认知的表现是可以恰当评估的，这种艺术的和认知的领域与这类表现相关。这样的评价自主地来自其他相关领域的价值，以及来自全面的价值或道德的标准。当我们说知识比纯粹的真信念要好时，所谓的优势是认知上的。这种优势必须被自主地理解，以致它不是来自可能依附在这个相信者的动机上(如果有动机的话)的任何道德的或个人的价值。即使某些特定认知的和艺术的成就可以经受附加价值的冲突，正如在高更例子中所理解的那样。 最后，该做一个平和的分手了。我们应该再次乐于认可，在建构知识的德性之外有许多重要的理智德性。我们应该欢迎对这种德性的哲学研究。(32)存在有非建构的辅助德性，它们必须在德性可靠主义的框架内理解。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们之所以成为辅助德性，就在于运用它们能够使我们获得或维持这种完整能力，包括技能、状态与情景，这三者完善了知识建构能力。凭借它们，我们知道了某个特定领域中的问题的答案。(回忆一下：如何安全地在某条路上驾驶，建构这种能力的包括最深处的技能，即使司机睡着了也仍保有这种技能，以及他保持清醒和冷静的状态，还有包含道路足够干燥且没有覆盖一层厚厚的油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理解了建构知识的能力的结构，并能更好地看清哪些辅助的德性使我们获得和执行建构知识的德性，以及辅助的德性如何使我们获得和执行建构知识的德性，那么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那些辅助的能力被视为辅助的认知德性(而不只是一般的道德的或其他实用的德性)。 注释： ①Jason Baehr,The Inquiring Mi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本论述两种形式的德性知识论关系的有洞见的专著，对德性理论有着突出贡献。 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这一点上，责任主义者之间是有争议的。扎格泽博斯基希望且相信责任主义的德性理论可以解决传统知识论的问题，然而，贝尔却宣布，至少在关键的问题上，它失败了。在这里，我支持扎格泽博斯基的看法，也同意贝尔所认为的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达到其目的的观点。然而，与单纯承认其失败不同，我将提出一种更好的对责任主义的说明，这种说明在德性可靠主义的要点上欢迎责任主义。 ③在下面我将把我的观点一般性地描述为“可靠主义的”或“能力”德性知识论。 ④Ernest Sosa,Knowledge in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40. ⑤参见我的《一种德性知识论》(Ernest Sosa,A Virtue Epistem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中的“认知规范”，第4章，注释9。 ⑥小鸡分拣者(chicken sexer)指的是有的农场工人能够在小鸡性别特征尚未成熟之前就识别母鸡与公鸡的能力。——译者 ⑦除了字典中揭示一种“机制”不需要存在于一台机器中外，谷歌搜索会出现“交易机制”、“防御机制”、“处理压力的机制”等。 ⑧这些章节来源于贝尔书中4.2节的总结性段落。 ⑨下面将以认知能力问题作为它的主要关注点，而且将在直接处理附加问题中利用这种区分。一旦德性知识论具有更明确和更自愿的能动性时，这些附加的问题就会产生。 ⑩我现在正全身心地投入这个项目中，当前文本可作证明。 (11)这是贝尔书中第4章的第4个注释。 (12)事实上，即使动物的知识也不必然是排他的，正如在主要文本中应该已经清楚表明的那样，而且在下面的第三节中也会加以强调。 (13)这在贝尔的书中到处可见，例如2.2.1节，第22－25页。 (14)《视角中的知识》(Ernest Sosa,Knowledge in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第277页。顺便说一下，这是《作为恰当信念的知识》(Knowledge as Apt Belief)知识观中最早的表述，所以在提倡它时我不会采用这种表述，这与贝尔第37页中的脚注8相反。 (15)在《一种德性知识论》(Ernest Sosa,A Virtue Epistem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第2章的脚注2中，这一点被强调。这个脚注使这种观点变得明确。这种观点与后一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基本相同，基于对恰当性概念的改进，现在被更好地形式化，并且明确地被放大到包含一般的行为。这种观点所要求的理智德性这个概念与贝尔归功于德性可靠主义者的理智德性是什么有重要的不同。 (16)T.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建立了配有精密仪器的天文台，其精确观测构成了关于天体运动的约翰尼斯·克普勒定律的基础。——译者 (17)很偶尔地，而且也只是在最近，她提出了略有不同的一种观点：表现出这种高级德性的知识的确有相关的独特价值，即使较低层次的知识缺乏这种价值。然而，这对解答美诺问题不会有什么帮助。通过诉诸由爱真理激发的这种有价值的信念，美诺问题并没有真正解答。使通往拉里萨比的正确路径的知识好于纯粹的真信念的东西，不需要依靠这类取得值得钦佩的成就的知识，而且它也没有孕育实用的价值。如果我们把例子换成某人知道哪条路是通往拉里萨的最短的路，这就更清楚了。有两条明显的路，较短的这条可能只有极小的较短距离，以致它的实用价值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此外，通过问一个没有信用或不值得赞赏的路人，个人的知识可能通过最普通的证词来获得。然而，在这个例子中，知道某人相信什么仍然比纯粹由运气获得的正确信念要好。这个道理仍然更好地符合知识论不是伦理学的一个部门这个事实。认知的成就，就像好的射击一样，在任何客观的意义上，都不是非常广泛的、内在的价值。尽管如此，这些好的成就比替代者“更好”。在这种意义上，与不成功的或者只是由运气获得的信念相比，知识是一种更好的成就。但这种一般的优势并不是准伦理的动机问题。它是一种能力的问题，它通常是，而且足够重要地成为一个有意向的、能动性的问题，然而，它也可能只是一个功能的、生理的或心理目的论的问题。 (18)Linda Zagzebski,On Epistemology,Wadsworth Publishing,2008,chapter 5,p.128. (19)比较索萨在《视角中的知识》(Ernest Sosa,Knowledge in Perspective,)第240页中的主张：“一种理性动物的信念因此似乎从未出自无外援的内省、记忆或感知。因为在留意其他相关数据上，理由至少总是一个沉默的伙伴，这个沉默的伙伴的沉默是这个信念产生的原因。” (20)Jason Baehr,The Inquiring Mi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44. (21)这是它(至少对我来说)似乎如此的原因所在，而且在缺少任何表面上可驳倒它的原因时，这也是(我说)它就是这样的原因所在。我发现这种主张不会比下面这种说法更不正确：有时我决定举起我的右手，有时我知道我看见我的右手(向上看它)；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都是这样的，而且，在缺少任何表面上可驳倒它的原因时，它们真的是这样的。 (22)可能值得怀疑的是，这是否共同削减了心理实在。虽然我不完全确定正在谈论的这个问题是什么，然而我的确认为有断言行为这样的东西，而且它可以采取公共断言的形式或个人对自己断言的形式。我认为，对像我们一样严重依赖集体的审慎和信息的共享的社会物种来说，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行动。此外，个人在采取那种行为时，区分各种重要的、不同的目标，似乎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知识论来说，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图，它是个人在执行它时可能拥有的，也就是因而在相关的“是否问题”中可靠地使用它的正确的意图。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确很好地认识到特别关注的特定行为：在努力因而足够可靠地使它正确的断言的行为，判断的行为。与这密切相关的当然是相应的倾向，这是人们可能因而贴上“判断的信念”标签的信念。 (23)我对皮浪主义知识论的说明在第12章中(《皮浪主义的怀疑主义和人的能动性》，也见即将出版的《哲学问题》)。 (24)当皮浪主义者或笛卡尔主义者宣称拒绝认可时，我没有找到充足的理由去指责他们说谎或自欺欺人；当我们可以把这种认可理解为断言的愿望依赖的行为这样一个问题时，也没有找到指责的理由。古往今来，怀疑主义者经常拒绝我们其他人的确竭尽全力断言的东西。至少他们公开拒绝这样做。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到一种断言与个人关联，我认为，作为一名怀疑主义者，甚至没有理由否认个人可以拒绝个人的断言，尤其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在有限的破坏中继续下去时更是如此。 (25)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第七部分。 (26)回忆上面第3节中区分的这三种断言，并注意第三种3c断言的判断需要的是什么。 (27)通过对比他的日常生活的方式来比较笛卡尔在他的哲学沉思中的方法：“就生活而言，我非常远离人们应该只同意被清楚理解的东西这种看法。相反，我认为我们甚至不应该总是等待可能的真理；经常地，在我们没有知识的许多替代者中，我们将不得不选择一个。”(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ume II,J.Cottingham,R.Stoothoff and D.Murdoch tra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106.)。并不十分清楚的是，在这里(在第二组的答复中)他是否选择我在皮浪主义中提到的这种观点，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他的立场似乎与此密切相关。 (28)“对理性和感觉两者的怀疑的这种怀疑主义，是一种永远无法彻底治愈的疾病，而且每时每刻都会作用于我们。然而，我们却可以驱逐它，有时似乎可以完全不受它的影响。在任何系统上捍卫我们的理解力或我们的感觉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努力证明它们是合理的时，我们却更进一步暴露了它们。当怀疑主义的怀疑自然地产生于对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和强烈的反思时，无论是反对它还是遵从它，我们把我们的反思推进得越远，它就总会增长得越明显。只有粗心大意和漫不经心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治疗的方法。因为这个原因，我完全信赖它们……”(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L.A.Sehy-Bigge ed.,Clarendon Press,1975,p.218.) (29)“AAA”即准确性(Accuracy)、熟练性(Adroitness)和适切性(Aptness)。——译者 (30)在最近的几个出版物中，我捍卫了笛卡尔的这种解释。另外，在我的《笛卡尔的知识论》一节(in Dylan Dodd,Crispin Wright,and Elia Zardini eds.,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Scepticism and Perceptual Justific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中，我也捍卫了这种解释。 (31)他们不仅能而且的确从这种特征中提取出来，在题为《知识论的社会根源》这一章中有论证。该章源于《群体知识论》(Jennifer Lackey ed.,Group Epistem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一书中的一篇论文。 (32)赞美他们有洞见的研究。如扎格泽博斯基《心灵的德性》一书(Linda Zagzebski,Virtues of the Mi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和(前面引用到的)贝尔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