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报纸舆论导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论论文,导向论文,新课程改革论文,报纸论文,高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是某种公共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公开表露”。[1] 舆论的英文是public opinion，译为民意、公共舆论、社会舆论。1937年，社会心理学家欧尔波在《舆论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迈向舆论科学》一文，认为舆论不只是“共识”，还包括分歧以及不同意见在“人数、强度和稳定性方面”的“比率”。高中新课程改革(以下简称“高中课改”)一开始，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报纸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报道改革中出现的教育新闻和事件，对其进行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可以为课程政策制定甚至教育政策执行提供一些参考。
一、谁在引导课程改革舆论
笔者以“高中课程改革”为关键词在慧科中文报纸数据库①进行检索，由于高中课改从2004年开始进入实验区，因此，本文将检索时间确定为2004年9月1日至2011年4月1日，共检索出高中课改的报道2333篇(见表1)。
2004年9月，全国只有海南、广东、山东三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高中课改，报纸媒体报道相对较少。2007年，第一批高中课改毕业生面临高考；除了2005年新增江苏省，2006年新增福建、辽宁、浙江、安徽四省和天津市外，陕西、湖北、黑龙江、吉林四省和北京市加入高中课改行列，报纸媒体的报道相应增加，社会大众对其重视程度也逐年提高，相关报道也呈现增长趋势。
在慧科中文报纸数据库中共检索出报道高中课改的报纸媒体359家。其中，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报纸分别为32家、93家和234家，对高中课改的报道比例分别为12.96％、28.78％、58.26％(见图1)。
图1
各级报纸对高中课改报道所占的比例(％)
那么，这些媒体是如何报道高中课改的呢?在大量报道中，是谁发表了意见和观点?在反映公共议题时，舆论主体的出场情况是考察舆论导向的重要变量。根据对本研究的媒体样本进行分析，本研究将舆论主体预设为七类，即政府代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教育研究者(教育理论工作者、教研员)、媒体从业人员(记者、编辑和评论员)、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这些舆论主体通过发布新闻、发表文章、接受采访、评论讨论或者读者来信等多种方式，借助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
教育是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同时，也涉及社会大众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利益诉求。在高中课改中，必然牵涉包括教师、学生、学校管理者和政府等多方的利益。从表2可以看出，在各级报纸媒体中，舆论主体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媒体从业者和政府，接下来是学校管理者以及科研人员。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比例小一些。教师与学生身处教育活动的发生现场，本应最有话语权，但他们在报纸媒体上发表看法或意见的机会较少，其利益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反映。这是高中课改中新闻报道的不足之处，也与整个国家改革过程中新闻报道的总体状况相一致。在高中课改过程中，到底是应适应这种状况，还是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主导课程改革的相关部门和人员需要进行思考。作为业务性很强的课程改革，是沿袭长期以来的报道传统，还是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舆论建设路径，也应是课程改革总体设计题中的应有之义。如此，才能克服路径依赖，促进高中课改的深化。
谁应成为课程改革的舆论主体?我国的课程改革政策由中央制定，各地负责宣传落实，这样能够保证课程改革的效率，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在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图景是媒体充当宣传角色。因此，舆论主体以行政官员以及为行政部门代言的媒体记者为主，很少考虑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从表2可以看出，政府代表、媒体从业者和学校管理者这三个舆论主体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媒体三个层面上的话语权分布分别为：63.9％、77.0％、73.5％，占据话语主导权，声势浩大地主导着课程改革的舆论，反映出课程改革走的是顶层设计的策略，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在课程领域充分体现了国家的社会控制特点。
然而，在权力逐渐分化、下移的时代，课程领域的权力是不是也需要分化?又如何分化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相应的市民社会的发育与完善，为我们思考课程领域的权力格局变迁提供了一个有效视角。课程领域包含着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利，国家权力以命令与服从的绝对硬性方式以及指导与被指导的相对硬性方式运行，社会权力以讨论与协商的方式运行，个人权利则以理性与自主方式运行。表2显示，体现社会权力的专家声音和体现个人权利的教师、学生和家长声音占比过小，说明高中课改还在行政体制的框架内运行。到底课程权力是一种行政权力还是以专业自主权为特征的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利，或者，课程权力中哪些属于行政权力，哪些属于社会权力，哪些属于个人权利，则是以后课程改革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作为教育领域中相对微观的领域，强化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利的话语权应是完善课程改革的方向，特别是要探索如何引导激励、资助支持真正发生教育活动的地方采取的“自下而上”的课程改革策略。
二、舆论导向及其三个维度
高中课改初期，出现的问题相对较多，对其负面报道也较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高中课改经验的积累，负面报道的比例逐渐减少(见图2)。
图2
2004年至2011年报道中负面报道比例
图2显示，报纸媒体对高中课改负面报道占比最大的是2004年和2005年，分别高达9.09％和8.00％。2004年9月，高中课改刚进入实验区，所有的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负面报道出现在所难免。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媒体通过对一些问题的选择来引导社会大众关注高中课改；媒体对课改问题的报道，可以促使大家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然后解决这些问题，为以后进入高中课改的其他省市提供经验。
舆论导向分为正方、反方和中立方。正方代表支持高中课改，反方表示质疑，中立方代表只是陈述事实、不带感情色彩。本研究对高中课改的报纸媒体舆论导向作纵向分析，对各年份之间的舆论导向进行比较。根据对报纸媒体样本的分析，得出各级报纸的舆论导向(见图3)。
图3
各级报纸媒体对高中课改的舆论导向
由图3可以看出，对高中课改的报道，不同级别的报纸媒体都有三种态度：支持、中立和反对。三个级别报纸媒体对高中课改的舆论导向相差不大，都站在正面宣传的立场，偶尔会有些反映课改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而质疑的报道。在三种级别的报纸媒体中，相对而言，省级报纸媒体中对高中课改持反对态度的比例最大，但也仅为3.11％，国家级和市级报纸媒体的反对比例分别为2.85％、0.99％。
就舆论导向而言，各级媒体正面声音均占90％以上。这种正面声音过强、中立声音和反对声音严重失衡的现象需引起我们的思考。一项政策出台以后，到底是正面声音占绝大多数好，还是正面声音、中立声音和反对声音保持平衡从而达到百家齐放比较好；到底是前一种状况有利于政策执行，还是后一种状况有利于政策执行，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正面声音过强在于发布相关政策的时候往往提出要坚持正确的舆论方向，坚持正面宣传，这是教育宣传的传统。从上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报纸媒体作为宣传工具体现了对课程改革的宣传职能。然而，课程改革应该怎样才能获得智慧呢?肯定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需要面对社会的批评和质疑。为了对课程改革进行最全面、最可靠的理解，课程改革者需要尽量了解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各种观点。只有不断地将自己的观点与不同的观点加以对照和比较，才能逐步纠正自己的错误，完善自己的见解，这是使课程改革变得更加合理与可靠的途径。只有尽其所能地考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并认真分析和驳倒了各种质疑与批评，课程改革才有可能更为可靠、也更能被大家所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中课改过程中，最能体现宣传职能的报纸媒体出现了反对声音。尽管声音比较微弱，但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说明报纸媒体管理部门的开明。在涉及国家大是大非问题上，加强对媒体的管理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然而，在国家层面上，课程改革则是小事、微观的事情，应该允许各利益相关者发表意见、提出诉求，同时还要组织有关教育专家搭建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以专业身份打捞沉默的声音、搜集社会对于高中课改的舆情，并以专业身份进行鉴别和分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两度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已经开了个好头。反思高中课改，则需要从教育宣传走向舆论建设，即不仅是“我讲你听”方式的宣传，更应是与社会、教师和学生互动的舆论建设。这有可能是课程政策更为有效的执行途径，其基本假设是课程改革是全民的公共领域，而不仅是少数人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决策需要充分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也需要充分发挥公众的智慧，公共领域的政策执行也需要充分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从高中课改的舆论导向看，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还有不短的距离。
三、具体报道的话语导向
本研究通过对媒体样本的具体内容进行话语分析，试图整理出样本媒体对舆论标题和具体文本的语言运用、舆论主题、媒体的新闻价值取向、舆论主体的认识及理念等，并对高中课改的舆论导向进行分析，期望能够对课程改革报道提出一些建议，从而在具体报道中体现出舆论建设的思路。
标题是新闻话语概括性语义的言语表达，它表达的是语篇最重要的话题或主题，即语篇所说的最主要的事情。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它的眼睛，往往就是文章精髓的提炼。透过标题，读者可以大概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一些旨在阐明事实的报道标题会显得比较中性和客观，如，“山东启动新一轮高中课改”[2]、“甘肃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3]、“四川启动高中‘新课改’”[4]等。这些标题采用叙事的风格，即使不看全文，也可以了解到高中课改的最新动向，可以使公众及时了解高中课改政策。有一些报道标题带有很强烈的感情色彩，一看标题就知道作者对高中课改持支持和乐观的态度。如，“朱佩玲：为高中课程改革鼓与呼”[5]“新课改扑面而来”[6]“名牌高校争相来挖‘课改生’”[7]“高中新课改：扬优弃弊 不再只看分数”[8]等。也有一些感情色彩很浓但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标题，如，“江苏‘小高考’提前引发应试效应”[9]“考修马桶是‘打补丁’”[10]“‘高考指挥棒’卡住新课改”[11]等。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出，在高中课改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作者通过语气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希望引起公众的关注。
报纸媒体在报道高中课改中对标题的运用，体现了媒体的基本功能，即对最近发生的事实进行报道、提供信息、指导工作。除此之外，有些报道也很有感情色彩，持强烈肯定或否定态度。然而，课程改革作为专业性强的教育工作，按照一般新闻报道的思路开展宣传工作是不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呢?这样报道能否有助于根本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呢?笔者觉得，高中课改的报道应该体现专业性，要由专业人员从教育本质上报道教育工作。针对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中的一些思想观念问题，《中国教育报》“教育科学版”于2004年至2005年间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有思想深度的新闻报道，就是由专业人员报道教育专业的典型案例②，这一系列报道着重在理论自觉方面唤醒教育界，至今仍然为一些教育理论界人士所研究。如，《基础教育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头脑》《重视能力对轻视知识错》《公共利益：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首要坐标》《中国教育研究需要中国气派》《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等等。其报道的基本思路就是从捍卫常识到超越常识、寻求教育大智慧。其报道的基本追求是：让科学引导教育、让教育引导社会、让学校引导家庭、让社会舆论成为教育健康发展的精神动力。当然，由专业人员报道教育专业，需要培养既懂教育又懂媒体的人才，显然，高等教育体系尚未为此作好准备。媒体也可能尚未作好准备，因为现行媒体已经习惯于培养全面型编辑记者，不重视新闻报道的专业化、行业化，甚至从业人员中还有懂点新闻、不懂教育甚至既不懂新闻也不懂教育的人存在。要将课程改革宣传纳入教育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关行政部门尚需在教育政策决策阶段就要进行议程设置，提前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帮助媒体克服自身的不足。作为战略措施，更应在有关高等院校设置教育舆论专业，培养有助于教育政策执行的媒体人才。
本研究通过对具体文本的话语分析，清楚地看出谁在说，说什么，试图找出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态度和价值观。《从“盒饭”到“自助餐”的革命》[12]这篇报道中作者使用了“亮点”来形容高中课改；用“最爱”来表明学生对待选修课的态度；用“节目主持人”来形象地描述教师的工作；用“主动请缨”和“争做‘学术超女’于丹”来表明教师对工作的热情和上进心；用“翘首以盼”“滋滋有味”来描写学生听课的状态；用“崭露头角”来赞扬学生的成就。这些词很清楚地表达出作者对高中课改的支持和赞扬。《考修马桶是“打补丁”》一文则对高中课改提出质疑，“看上去很美”“打折扣”“值得推敲”这些词语在该文中具体语境的使用，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怀疑态度，同时，“有违教育的初衷和本质”“弊端丛生”则明确表达了作者的否定态度。《课改3年成绩喜人尴尬也多》[13]一文既肯定了高中课改的成功之处，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喜人”、“巨大的变化”和“尴尬”、“流于形式”等词汇分别代表报道的两种不同态度。在《修满144个学分才能毕业》[14]报道中，作者没有使用任何带感情色彩的词汇，只是客观地介绍了长沙在高中课改实施后，学生学分以及学习领域的分布情况。从这些具体报道的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主要运用了文学的手法报道课程改革，少有教育的术语。其实，新闻行业也是一个专业行业、创意行业，教育宣传要想在教育政策执行中发挥作用，有关部门就必须主动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和继续教育发挥影响。
通过对《课改3年成绩喜人尴尬也多》报道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话语权特点。这里，话语权大小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字数的多少来衡量(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对高中课改拥有最多话语权的是记者、政府代表和学校管理者，他们的话语权占比分别为46.06％、16.54％和15.26％。话语权占比最少的是学生、家长及教育科研人员，他们所占话语权比例分别为5.71％、2.56％和0。值得关注的是学生和教育科研人员，学生作为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所占的话语权只有5.71％，教育科研人员的话语权则完全没有体现。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不同。政府担负着管理职能，更多考虑如何通过管理达到组织目标，如何通过管理建立和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如何在管理过程中提高政府的效率，等等。作为政府代表，广州市副市长徐志彪提出要“加快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因为“新课改给广州普通高中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条就是“本科上线人数首破两万”，[15]这是作为官方代表的他所乐见的。告知公众高中课程改革的直接益处，有助于强化公众对高中课改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服。作为课程发生和具体实施的现场，学校更关注的是课程内容的价值、学生未来的发展。由于对学生及学校实际情况的了解，他们对课程安排和课程管理更具发言权。因此，作为学校管理者的校长支持和接受的是“学校老师在教学方式上发生了变化”、“比课改前更重视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课程内容与社会、生活更贴近”和“以考试成绩为主，参考平时表现”的评价方式，但他们也有不太愿意接受的，即“新课程设计的课程管理模式和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学生是高中课改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他们要考虑的是课程内容能否满足其需要，能否为他们将来发展奠定基础。从对学生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学生在欣喜地发现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发生改变的同时，也很头疼地发现学习负担变重了，学习时间更长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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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笔者之一的蒋建华当时任《中国教育报》理论部副主任、教育科学主编，是这项工作的具体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