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玉[1]2000年在《论汇率波动对跨国经营企业价值的影响与对策》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系统分析了汇率波动对跨国经营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 首先对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进行分析，介绍几种汇率预测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将前人的人民币汇率预测模型进行优化，使其预测效果更好。在此基础上展开汇率波动影响跨国经营企业价值的分析。 接着由股利模型得出跨国经营企业价值模型，使对汇率影响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成为可能。 然后由跨国经营企业价值模型展开汇率波动影响跨国经营企业价值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理论分析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中国跨国经营企业价值将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贬值而升高。实证分析通过一个经过优化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上述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证实。 最后，简要分析了跨国经营企业面临的三种外汇风险：交易风险、会计折算风险、经济风险。并就每种风险阐述相应的规避措施。
袁媛[2]2013年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财务风险管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而采取的重要举措。然而,在改革的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一些关键环节有待加强,其中,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较为突出且影响深远的一个。汇率市场化改革不仅关系到汇率的定价权及人民币升值贬值,更关系到金融调控机制的形成及完善,甚至关系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及经济转型。目前,中国正处于由政府主导的固定汇率制度逐步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过渡的转型期。人民币汇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相对稳定之后,逐步形成了有升有降双向波动的态势,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其波动日益加剧和复杂。主要表现为人民币一改单向升值或贬值的趋势,而表现出不规则的上下波动,且波动的幅度不断变化、波动的频率不断加快。从固定汇率到逐步实现市场化,汇率的波动性增强给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不同主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上述主体尚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汇率波动的态势之时,频繁且难以预测的汇率波动会影响各主体的判断并引发其财务风险。从政府的层面看,汇率波动主要影响政府的外汇储备价值。在近几年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的大背景下,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外汇储备出现大幅缩水,不仅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价值缩水,其实际购买力也随着美元指数的不断下降而降低。从企业的层面来看,汇率波动会引发折算风险、交易风险和经济风险。其中,折算风险是指企业在编制报表把外币折算为本币时,由于汇率变动使企业合并报表价值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交易风险是由于汇率波动使得企业收入减少或支出增加,给企业带来的实际经济损失。经济风险是由于未意料到的汇率变化引发公司未来现金流的变化,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的价值,经济风险主要依据有经验人员的经济估算,主观性较强。本文主要分析的风险是未预料到的汇率波动给企业带来的交易风险。由于交易风险的存在,在过去几年间许多风险管控能力较差的涉外企业损失较大,利润中很大比例由于汇率波动而蚕食殆尽。对于个人及家庭而言,汇率波动也会给其经济活动带来一定影响,影响其外币资产价值或投资收益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汇率波动及其导致的财务风险,都已成为各主体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各主体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财务风险管控问题给予高度重视。由于资产负债表报表中的数字一一对应主体的经济活动,所以资产负债表不仅是主体财务信息的反映,更是主体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因此,在进行财务风险管控时,可以将资产负债表作为重要的管控工具,从各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风险管控开始着手。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通过分析央行资产负债表,可以了解外汇储备的数量、结构和期限信息,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构建参考指标体系,以便主体发现外汇储备配置过程中的不合理而可能导致的汇率波动风险。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重构企业资产负债表是进行汇率波动风险管控的可行方式,通过外汇资产负债表,企业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较为轻松的发现外汇敞口大小,再以预算的形式对外汇风险敞口进行总体把握,利用金融或非金融工具对预算外敞口进行缩减,并通过决算预算对比分析查找损失原因,从而为未来的风险管控工作提供经验。对个人及家庭而言,通过资产负债表设置相关的指标并以此构建指标体系,可以帮助个人及家庭测算风险大小、衡量资产配置的合理性,从而为其降低或化解风险提供参考依据。当然,要想提升风险管控的效果,单依靠各个主体自身能力的提升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继续优化外部市场环境,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推进外汇市场改革等方式来助各主体一臂之力。通过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结合来真正提升经济体中各个主体的风险管控水平,降低由于汇率波动所带来的财务损失。本文共计九章,总体分为三个层次,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展开。第一章-第三章为提出问题部分。其中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理论基础。第三章旨在界定以人民币为轴心的汇率波动群的概念,文章打破传统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将人民币汇率单纯理解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观念,通过勾勒近二十年人民币对发达国家货币、对发展中国家货币、对周边国家货币、对投资集中和贸易增长较快国家货币汇率的波动图,让读者直观地认识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真实态势。第四章-第五章为分析问题部分。在界定研究对象之后,第四章开始对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国内国际因素进行分析,有别于分析常规的利率、物价等因素,本文所指出的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双顺差、国内国际经济的周期波动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引发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理论阐述和指标体系构建以实现对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波动趋势进行大致判断。第五章分析了汇率波动对政府、企业、个人及家庭等各主体的影响,主要是不利影响分析。无论是汇率上升还是汇率下降,预料之外的汇率波动都可能给国家、企业及个人带来损失。第六章-第九章为解决问题部分。第六章到第八章分别阐述了政府、企业、个人及家庭管控汇率波动的资产负债表风险的具体措施,主要是从制度建设、技术升级、强化监督等方面入手,各主体都有符合其自身特点的管控方式,但是主要媒介和工具都是资产负债表。第九章阐述政府在宏观层面需要采取的配套措施,如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缓解人民币单方面升值压力；发展壮大国内金融市场并不断创新金融工具,最终实现对各主体风险管控的辅助支持。
吴祥佑[3]2009年在《论汇率利率联动与寿险经营稳定性》文中提出利率是货币的对内价格，汇率是货币的对外价格。利率的变化对寿险经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汇率则会通过与利率的联动间接地影响寿险的经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独分析汇率或利率影响寿险经营的意义不大，必须从汇率、利率联动的视角来探讨开放条件下寿险业的经营。本文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在定性研究界定清楚了变量间关系的基础上，主要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测度了汇率、利率联动对寿险承保业务、投资业务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有机地将金融学的基础理论、保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技巧结合起来，构建了刻画我国寿险承保业务、投资业务稳定性的数学模型，并用大量的数据资料进行了实证检验。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简要地介绍了汇率、利率联动的基础理论与实现途径，并用日元汇率、利率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建立了分析日本利率受美元汇率、利率决定的VAR模型。第二章：分析了日元汇率、利率不规则联动对日本寿险业的冲击，探讨了日本寿险保费收入长期低迷、投资收益急剧下降、破产风潮迭起的外部成因，还利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数据进行了跨国面板数据分析，揭示了汇率、利率联动影响寿险经营的普遍性。第三章：分别基于我国寿险业年度保费收入、月度保费收入构建了反映汇率、利率联动影响寿险经营的ADL、VAR及ARIMA模型，还利用中、美、日、韩、新五国的数据进行了跨国面板分析，揭示了我国寿险业面临外部冲击的脆弱性。第四章：分别以不同公司、不同险种的保费收入进行了跨公司、跨险种的Panel data分析，还分别从寿险退保率、保单质押贷款率的角度分析了寿险承保业务的稳定性，识别了我国寿险经营的薄弱环节与薄弱者。第五章：考察了汇率、利率联动对寿险投资的影响，分别构建了寿险投资的VAR和ADL模型，分析了在不同汇率、利率条件下寿险业的资金运用策略，利用不同公司历年的资产结构数据，对面临汇率、利率变动时不同公司的资产结构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还以不同公司、不同投资策略下的投资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了汇率、利率联动对寿险投资收益的影响。本文的新颖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1)突破了传统寿险风险分析单独研究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的局限，从汇率、利率联动的视角对寿险业所面临的利率、汇率风险进行了综合风险分析；(2)利用日元、人民币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分析了人民币重蹈日元覆辙的可能性，并对寿险保费收入进行了跨国面板数据分析，揭示了汇率、利率联动影响寿险经营的普遍性；(3)注意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汇率、利率联动对寿险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的影响，测度了不同因素的影响方向、力度与期限；(4)重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结合，既分析了汇率、利率联动影响寿险经营的国际验验，又分析了我国整体寿险业经营的稳定性，还分别从公司、险种、退保率、质押贷款率、投资收益率等微观的视角考察了我国寿险经营的稳定性；(5)注重分析加入WTO、人民币汇改等制度变迁的冲击，并进行了严格的断点检验，避免了传统保险建模引入虚拟变量的主观性；(6)分别从寿险投资额、寿险资产结构及投资收益率的角度考察了汇率、利率联动对寿险投资业务的影响。
俞开江[4]2009年在《人民币“双率”调整与我国贸易收支平衡调控研究：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贸易收支平衡对一国外贸发展至关重要,过大的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均不利于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自1994年以来逐年累积的巨额贸易顺差使我国面临日益增多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影响贸易收支平衡的因素十分复杂,其中,汇率主要通过价格因素直接影响一国的进出口,还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间接影响一国的进出口,进而影响贸易收支;而利率除通过汇率途径影响贸易收支外,还会通过外贸企业融资成本途径影响进出口,从而影响贸易收支。汇率和利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复杂性就使得双率协调对于保持贸易收支平衡稳定增长显得尤为重要。200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同时升值,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和贸易收支大幅度下滑,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措施也引起部分学者的质疑。因此,研究“双率”(汇率和利率)的组合调整对一国的贸易收支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如何利用“双率”政策组合有效促进我国外贸的稳定发展和贸易收支的适度平衡,既有理论价值,更具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围绕人民币双率调整与我国贸易收支平衡调控,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全文由8章组成。第1章导论,概述了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论文的结构安排。第2章就“汇率变动、利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贸易收支平衡调控”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第3章概要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双率”调整的协调性与贸易收支的变化;第4章首先从微观视角将企业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构成要素归为劳动力工资成本、生产投入品价格成本和资本利息成本,通过构建企业利润最大化模型,求解企业出口价格和国内市场销售价格的要素成本函数,并通过企业的加总求和推导出一个行业和一国的出口影响因素,从微观视角全面分析了影响一国进出口的主要因素。其次,通过进出口方程的理论模型分析影响一国不同行业、不同市场竞争结构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推论汇率和利率变动对一国贸易收支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双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第5章从一国出口需求与供给均衡、进口需求与供给均衡的视角出发,推导出一国贸易收支影响因素的实证方程,利用协变模型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总量、国别贸易收支和商品类别贸易收支的影响。第6章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变量,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证明汇率、利率、贸易收支和外国直接投资变动之间的循环传导机理。实证分析了在外国直接投资的传导路径下,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产生的影响,并与没有外国直接投资传导时的双率变动的相关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第7章在5、6两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的DD-AA模型和TB模型的拓展,研究并探讨了促进我国外贸的稳定发展和贸易收支的适度平衡的人民币“双率”政策组合。论文的主要结论:(1)贸易收支与相对国民收入水平、人民币汇率、人民币相对利率、劳动力相对工资、生产投入品相对价格成反比,与外国直接投资成正比,各变量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大小依次为相对国民收入水平、人民币汇率、外国直接投资、人民币相对利率、劳动力相对工资和生产投入品相对价格。(2)人民币“双率”变动对贸易顺差国的影响要大于对逆差国的影响,对竞争性越强的商品类别的贸易收支影响越大。(3)“双率”升值时,加工贸易型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贸易收支的下降有缓冲作用;“双率”贬值时,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额下降有缓冲作用,长期则有放大效应,外国直接投资在“双率”变动时均能起到缓冲贸易收支波动的作用。(4)在当前世界经济衰退背景下,促进我国贸易收支平衡发展必须在下调人民币“双率”的同时,注重双松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政策实施重点应放在对我国贸易收支贡献较大的机电行业、轻工业和纺织服装业。本文的创新之处:(1)研究了“双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从微观视角将企业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构成要素分解为劳动力工资成本、生产投入品价格成本和资本利息成本,通过构建企业利润最大化模型,得到企业产品出口定价模型。利用出口供需均衡和进口供需均衡条件,将产品出口价格的影响变量纳入一国贸易收支方程中,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变动如何影响我国贸易收支,较之过去仅研究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更加完善合理。(2)研究了“双率”变动情况下,加工贸易型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贸易收支有平衡稳定增长作用。将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国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的主体变量纳入一国贸易收支影响因素的实证方程,通过研究“双率”变动对其在长短期的不同影响,发现加工贸易型外国直接投资在“双率”变动时都有缓冲贸易收支波动的作用(“双率”升值时,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的下降有缓冲作用,“双率”贬值时,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额下降有缓冲作用,长期则有放大效应)。(3)研究了“双率”调整对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和贸易收支均衡的动态调整作用,探讨了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保持我国贸易收支平衡稳定增长的“双率”协调政策及其实施重点。利用实证分析结果中“双率”对贸易收支有实际影响这一结论对传统的DD模型(产品市场均衡)和TB模型(贸易收支均衡模型)进行拓展修正;利用货币分析法,将一国的货币供给分为国内基础货币供给和主要由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收支产生的外汇储备货币供给两个组成部分,对传统的AA模型(货币市场均衡)进行拓展,并将上述三个拓展模型纳入同一个框架分析一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较之过去那些不考虑利率影响贸易收支及外汇储备供给影响货币市场均衡的相关分析更为合理。
刘英[5]2013年在《我国外向型产业空心化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特别是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外向型产业压力骤然增加。一方面，国外市场需求的减少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致使外向型产业企业的内外融资能力下降。我国的外向型产业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低端，定价能力低，因此无法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快速上升的生产要素成本，进而出现利润持续下降甚至严重亏损，造成企业的内源融资减少。同时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外商大量撤资，外资流入的减少对困境中的外向型产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向型产业企业将资金从生产中抽离，投入可能牟取暴利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如股票市场甚至高利贷市场。其结果是我国的部分外向型地区和部分外向型行业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值增速下滑、投资减少和就业减少的现象。如果此现象愈演愈烈，未来我国或将步日本、美国的后尘，陷入空心化危机。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及升值预期的视角，深入分析外向型产业空心化的成因，这对于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中关于产业空心化的定义、成因分析、危害、度量指标、数值分析等方面进行梳理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从以下方面展开研究：首先，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在给出外向型产业的研究性定义后，为了使研究对象更为具体和明确，本文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从我国全部省、市、自治区筛选出九个“外向型地区”，从制造业全部行业中选出七个“外向型行业”，作为外向型产业空心化的最终研究对象；进而给出本文对外向型产业空心化的定义及空心化的六个量化指标，并以第一个指标为例，通过数学推导详细的阐述了指标变化趋势的具体含义（详见附录A-G）；在此基础上，按我国实际经济数据，分别计算了九个外向型地区和七个外向型行业从2000年至2011年历年的空心化指标，分析其12年间的变化趋势；此外，为了考察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不同的外向型地区和外向型行业中空心化的程度，本文在九个外向型地区和七个外向型行业中，按照企业规模和类型，分别计算了大中型企业、小微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空心化指数，并就其12年间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然后，将6个指标的结果进行汇总，最终给出不同的外向型地区、外向型行业以及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空心化程度及趋势的综合判断。其次，基于本文对外向型产业的定义，提出了与以往文献中不尽相同的外向型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因素：外贸出口增长减缓、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减缓，房地产价格高涨、股票指数的波动、生产成本的增加。从理论上分析和阐释了上述因素与外向型产业空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并得出结论：当外向型产业的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减缓、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涨、生产成本的上升会造成外向型产业的产值、利润、投资、就业增长下降，引发甚至加剧外向型产业的空心化、使空心化效应得以强化。进而，结合我国实际经济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对九个外向型地区和七个外向型行业的空心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均支持前面的理论分析。由于上述引发外向型产业空心化的大部分因素均会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巨大影响，而我国又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及持续升值的预期中，因此本文在综合整理了汇率变动对贸易出口、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影响的基本理论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后，从理论和数理模型角度分别探讨了人民币升值对外向型地区及外向型行业空心化的贸易传导机制、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及资产价格传导机制。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上述三个机制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验证了上述三个传导机制的合理性。本文最终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确实会通过对贸易出口、外商直接投资、资产价格的影响最终引发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现象。但是，必须注意到，产业空心化现象真正的根源在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为无论是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还是外向型产业空心化现象的出现都是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以增加出口来拉动GDP的增长模式曾使我国经济维持了近10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培育了大量的外向型企业。但是，任何经济增长模式均存在发展规律和生命周期，不可能维持经济永远持续增长。随着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扩大，长期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积累了巨大的升值压力，而人民币汇率一旦升值，反过来会通过出口、外商直接投资、资产价格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外向型经济，限制外向型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致使其不可避免的逐渐出现空心化现象。由于人民币汇率因素属于外部环境，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具有客观性，因此不能只寄希望于继续维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模式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立足于让那些面临空心化或已经开始空心化的产业逐渐转型，同时引导那些难以为继的外向型企业转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从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的战略转型，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健康发展。
印梅[6]2014年在《国别视角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汇率行为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005年7月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当时我国贸易收支失衡的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汇率制度改革以后的贸易收支效应问题也得到了持久、广泛的关注。明晰汇率制度、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确切关系，无论是对汇率制度的完善、汇率调节还是对促进贸易收支均衡、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考虑了相关文献中尚需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之后，通过理论分析、历史分析以及实证分析从国别视角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制度转换、汇率行为变化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并基于研究结论对现行汇率制度下的汇率制度完善、汇率调整与贸易收支均衡等问题提出建议。首先本文构建了汇率制度、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分析说明汇率制度主要通过汇率行为作用于贸易收支。将研究汇率制度与贸易收支的关系转为研究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关系。理论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价格是链接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的重要桥梁；基于汇率弹性推导的判定条件与基于供求价格弹性的判定条件具有共通性，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其次，本文通过历史描述与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制度与贸易收支关系的紧密程度、贸易主体对汇率行为的重视程度根据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变化。但从历史实践来看，贸易收支都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沿革、汇率调节中着重考虑的因素。随着国际经济联系不断深化，汇率政策服务对象和汇率影响因素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汇率政策对对外贸易的服务意识，但是市场机制下，汇率因素作为影响进出口价格的主要因素之一，却愈加受到微观贸易主体的重视。接着，本文论证了汇率行为与进出口贸易价格的关系。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外币价格上涨，进口本币价格下跌；汇率波动率上升进出口价格均上涨，但影响程度微不足道。比较来看，汇率行为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如生产成本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从国别角度看，人民币汇率行为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本文经分析认为传递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出口国资源、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及进口国资源、产业发展的比较劣势。同时，本文论证了汇率行为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汇率波动增加都将减少贸易收支余额，但汇率行为的影响不及需求因素以及成本因素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供给因素对出口的影响也要超过汇率行为的影响。从双边贸易收支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的调整来看，偏差修正期从3个月至18个月不等。从一个标准差的汇率水平的冲击后贸易收支余额变动的轨迹来看，短期拉升和短期恶化的贸易伙伴数相当。收支余额恶化基本发生在前3个月以内，受到冲击后的一年以内多数双边贸易余额的累积变动显现了增加效应。从进出口贸易额的市场分布来看，我国进出口市场分散度都呈不断递增的趋势，其中进口市场分散程度要高于出口市场分散程度。汇率行为对市场分散度的影响主要在于汇率波动的影响，有效汇率波动提高，进出口市场分散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接着，本文研究了现行汇率制度下的汇率调整与贸易收支均衡的关系。一篮子货币制度下，通过调整基准汇率即可保持本国货币相对于货币篮子的稳定，还能同时实现贸易收支相对均衡。但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人民币汇率的服务对象以及影响因素的多元化使得实际的汇率与贸易收支均衡目标下的汇率偏离的现象成为必然，但一国贸易收支均衡的重要性决定了贸易收支均衡目标下汇率是人民币汇率调整的重要参考，可以偏移，但不能远离。最后，本文经分析认为，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基础依然存在。在这种趋势下，基于上文研究结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完善以及我国贸易收支的调节提出四点建议。第一，人民币宜缓步升值，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既要考虑通过汇率调整促进贸易收支均衡，也要考虑升值对出口竞争力的抑制，为出口结构升级赢得时间。第二，进一步给予投资渠道、便利性等服务，促进资本流出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延缓升值步伐。第三，完善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提高信息透明度，扩大波动区间，放松干预。第四，加强各种措施的搭配与协调，多管齐下，调节贸易收支均衡。
李维刚[7]2012年在《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05年7月人民银行启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进入了对美元的单边升值通道。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以及国际社会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这些资本与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最终形成了2007年国内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与此同时，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因应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并至今先后两次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0.25%的水平下。美国这种只考虑自身利益的行为造成了全球美元的泛滥和美元货币的贬值，同时为未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延伸到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为防止出现经济的硬着路，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并将货币政策由紧缩转为宽松。适应外部均衡的调节再次导致了内部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反弹。基于当前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如何将人民币的汇率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结合起来，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回顾总结内外均衡政策搭配的理论和汇率决定与管理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内外均衡调节之间的作用机理及其调节效果。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初期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并没有像转轨后期那样队外部均衡发挥明显的调节作用；在人民币名义汇率钉住美元时期，对外均衡的调节主要是通过调节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影响实际有效汇率来间接实现的；人民币进入汇改升值后，由于投机与套利资本的进入，扭曲了内外均衡的作用机制，人民币汇率政策制定既需要考虑内部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国际协调。基于人民币汇改升值后套利资本涌入与经济过热的现实，本文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与中国当前经济相似的日本泡沫经济前后的内外均衡政策与汇率波动的作用机理，并对基于巴拉萨-萨缪尔逊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和日元汇率的升值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日元、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都是由于中日相对美国快速增长的生产率差异，这对今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提供了指导方向。综合中日经济过热时期的原因与宏观经济走势的相似性，本文提出日本因应泡沫经济的内外均衡调节与汇率政策对指导中国处理当前局部过热（主要是房地产行业）具有借鉴意义。之后，本文对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程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失调并不是一直保持着高估或者低估，个别时间接近均衡汇率；汇率失调与资本市场因子和产品市场因子的矛盾有关，实际汇率失调程度既取决于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两种相反预期作用的大小，也取决于资本市场价格因子和数量因子内部力量的作用结果。在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与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短期内，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贸易顺差、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的因素；长期来看，决定长期汇率均衡走势的是实体经济的体量因素。据此本文建议，与其重视向长期均衡汇率接近，不如放宽短期波动，稳定短期投机预期，从而实现长期均衡汇率的稳定，为将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另外，名义汇率渐进式的升值要同消除资产市场高估的政策措施相结合。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没有必要硬钉住均衡汇率进行调整,调整力度和成本不但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经济可承受程度相关,更多的还同一个国家整体经济以及国家竞争力有关。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上升，人民币汇率政策还应该包括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参与与协调。本论文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尚未完成、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人民币汇率的协调路径应该是先区域化后国际化。在区域化的措施方面，首先应该加快推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职能，并推动人民币作为部分大宗商品定价的尝试；其次要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扩大人民币的回流通道和投资通道；最后要采取稳定措施，防止人民币的过度投机。综合中国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与人民币汇率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借鉴日本对泡沫经济所采取措施形成的教训，本文就围绕内外均衡的可持续发展和与这可持续发展相适应得人民币汇率政策提出三个建议：一是转变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内部均衡的同时，减轻外部失衡的压力；二是完善货币政策、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三是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高建良[8]2003年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人民币汇率及汇率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探讨的是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中人民币汇率及汇率制度问题。为此,本文分成六个部分,即由六章篇幅来构成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的基本框架。第一章主要是对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性质与影响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现象等问题进行一般性理论概述。第二章阐述的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全球化问题。在这一章中,文本针对金融全球化的兴起、表现形式与基本特征、金融全球化对对世界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危机与防范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第三章是介绍西方汇率决定理论。本章就古典汇率决定理论分别进行了介绍。从第四章开始,本文主要是对人民币汇率以及汇率制度的演变、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分析。在第四章中,本文介绍和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和汇率体制演变的历程,并对80年代以来外汇管理体制与汇率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分析。第五章主要探讨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决定、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调整波动以及政府干预。本文最后一章即第六章探讨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金融不断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改革问题。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这一问题,人们往往是从各自所处的领域、各自的立场以及各自的利益出发来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有着多方面、多层次内容且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理解,因而也就存在着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的不同解释和说明。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我们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它:一方面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经济活动逐步由国内到区域再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样一种分层次演进的动态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从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又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全球扩张紧密相联,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从社会生产力发展角度和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角度两个方面来看待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们对于当今经济全球化本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由于当今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和推动,因而在其性质上明显带有资本主义性质,这也就决定了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通过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来促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从而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的挑战。有鉴于此,当代经济全球化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发展趋势与格局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无疑决定了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可能提供一定
张小慧[9]2008年在《我国中小出口企业防范汇率风险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很快,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我国数额庞大的出口贸易中,广大中小出口企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的中小出口企业取得巨大发展。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富弹性。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币汇率不断走向市场化。市场不断主导人民币汇率,广大中小出口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汇率风险。近两年来,人民币每年以约5%的幅度升值,这给中小出口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据中央台新闻报道,2008年仅上半年已经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如果我们的中小企业的数量按照140万算,可能大约就是8.5%的一个比例。由此看来,汇率风险已经袭向我国的中小出口企业。企业如何有效规避汇率风险正成为一种全新的生存技能,也对我国的中小出口企业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挑战。在国际贸易中,企业如果对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认识和防范不足,企业可能遭受巨大的汇率损失。特别是对广大中小出口企业来说,因为自身企业实力和对汇率风险认识的差距,汇率风险对它们的影响更大更难把握。本文以广大中小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对中小出口企业面临汇率风险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中小出口企业特点提出了利于缓解中小出口企业资金困难的贸易融资避险策略及充分利用金融衍生产品、大力促进中小出口企业创新等避险策略。希望能够对我国中小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问题作出一定的理论贡献和提供一定的现实帮助。
刘振林[10]2004年在《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东亚货币合作的兴起和“人民币汇率低估论”等当前国际经济学中的热点问题为导入点,全面阐述了东亚货币合作和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其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第一章从国际货币合作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概念的界定入手,探讨了国际货币体系悖论的制度背景和国际货币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而阐述了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最新发展,分析了国际货币合作中的逆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的观点及当前国际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最新成果,例如原罪论、恐惧浮动论和两极论等。第二章从东亚模式的缺陷、华盛顿共识等入手,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次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障碍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进而运用哈马达图和博弈论方法,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第三章则对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货币合作的进展和困境进行了分析,并从实证角度比较分析了日元、人民币、美元和“亚元”等关键货币的优缺点,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框架与内容,并深入分析了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成本与收益。第四章进一步从汇率制度选择的宏微观经济效应入手,从理论上探讨了汇率制度选择的收益与成本和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必要性,进而从东亚货币汇率制度的最优退出策略的讨论入手,对人民币与东亚周边货币汇率为何不能继续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和自由浮动的原因等进行了研究,并就此提出了在人民币与东亚周边地区货币实行“汇率目标区”的理论假设。第五章则从实证分析角度,探讨了人民币与东亚地区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的平价汇率及相应的成本收益,并运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对东亚地区货币汇率波动的相关性以及人民币的“最优”货币合作对象进行实证探讨,进而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与周边货币建立“货币同盟”的顺序进行了探讨,并就此向决策层提出了几点具有一定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参与东亚货币合作,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利益的人民币制度,抵御金融危机。但东亚实行货币合作也有现实的难点:东亚经济发展不平衡;缺乏轴心国;政治基础比较薄弱等。因此,可考虑先建立区域内的危机防范机构,再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最后逐步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
参考文献：
[1]. 论汇率波动对跨国经营企业价值的影响与对策[D]. 王金玉. 中国农业大学. 2000
[2].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财务风险管控研究[D]. 袁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
[3]. 论汇率利率联动与寿险经营稳定性[D]. 吴祥佑. 厦门大学. 2009
[4]. 人民币“双率”调整与我国贸易收支平衡调控研究：理论与实证研究[D]. 俞开江. 浙江大学. 2009
[5]. 我国外向型产业空心化现象研究[D]. 刘英.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3
[6]. 国别视角下人民币汇率制度、汇率行为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D]. 印梅. 苏州大学. 2014
[7]. 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 李维刚. 上海交通大学. 2012
[8]. 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人民币汇率及汇率制度研究[D]. 高建良. 中国人民大学. 2003
[9]. 我国中小出口企业防范汇率风险对策研究[D]. 张小慧. 苏州大学. 2008
[10]. 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研究[D]. 刘振林. 北京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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